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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修同志是20世纪我国文博考古界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他祖籍山东黄县，1908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青年时代，他向往革命，改名王鹏，靠亲友的帮助和自己的艰苦奋斗，半工半读进入中学。在家乡民众教育馆主编《黄县民友》，宣传革命思想。“五四”运动后，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他联合一批青年同学，于1927年辍学去东北农村，租田垦种，计划组织一个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新村，但终无成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修投奔延安，并于1938年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公学学习结业后，根据他的特长和工作需要先后到晋西南、晋西北，编辑出版《五日时事报》，集编辑、印制和刻写等全套工作于一身。1945年解放军收复东北地区，王修随军前往，负责文博，考古和图书资产的征集、保护，管理和研究工作。从1953年到1954年，王修先后任旅大满铁图书馆馆长、东北政治委员会教育部社会教育处处长兼东北图书馆馆长、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常委兼办公处处长等职。在此期间，他遵照党的方针，政策，抢救出大量珍贵的古籍文物，还广泛搜集到故宫流散在东北地区的各种珍本书籍字画，其中包括珍贵的《清明上河图》和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等，使大量历史文化遗产幸运地保存下来，据统计积书100余万册，抢救文物四五万件。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王修参与筹建东北博物馆和东北图书馆，使之成为全国藏书和文物较多的馆。在建馆的同时他还创立了一套能够有效发挥图书作用。扩大流通量、便于群众和新闻记者利用以增强社会效益的管理条例和方法。
1954年至1966年王修调到“关内”(泛指山海关以南地区)工作。12年间他由黑龙江的瑷珲到云南的腾冲，在三大区、四省区的六个单位任职，随地而安，厥尽天职。在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员期间，他做了大量中国古史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在中国农业出版社任副总编辑时，他一心埋头于农书的整理和研究，编辑r中国古农书及记载有关古代农业生产内容的文献书目；在任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时，他曾深入基层发掘和整理传统的优秀地方剧目，推陈出新，发展社会主义新文艺，并自编潮剧剧本，以渊博的知识和踏实的学风，赢得了云南文艺界的尊敬。
1966年10月，王修由西北局文化部调至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任副所长，时任所长是武伯伦，但实际工作都由王修负责。这是我们相识之始。
王修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位忠厚的长者，虽然我们出身经历不同，但相与言谈却很合得来。我们同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宿舍，因其热情好客，人缘也好，在他那里聚会，既无定时，也无定规，更无类分。有亲友，也有过去的领导、革命同志、机关工作时的同事。其新朋好友之有过往者，常来西安看望他，我能记得的有东北的林枫、西北的马文瑞，还有广东的吴南生。
1966到1976年，这十年是我们和王修风雨同舟的一段时期，相聚的时间最多，经历的时代变故大，事业的波折也较多。从1967年起，“文化革命”的火开始烧到领导干部身上，群众组织也风起云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起来两个战斗队：一是“红革会”，倾向支持王修和我；一个“燎原队”，反对王修，但人很少。对王修的情况大家了解不多，所以只是一般性地批斗了两次。我由于支持“红革会”，在1968年被揪出来批斗了一次，并管起来，每天扫一次地，一月买一次粮，别无他事。但和王修同志还联系。
到“整改”阶段，文教社科文化系统八九个单位集中起来在陕西省教育学院和统计学校一起进行学习，由军宣队和工宣队组织领导，每个单位派一组工宣队师傅主持运动(多为工厂来的，有干部也有工人)。当时这个阶段也叫“斗批散”，对干部，应批判的批判，应处理的处理，群众通过政策讨论和思想批判接受教育。不必要的单位就取消，不到一月的时间，这个工作就结束了。省哲研所由于所长李致祥自杀，宣布取消。省考古所因工作需要，予以保留，人员一半留下继续工作，另外一半下放锻炼。
留下来的同志随即着手成立革委会，王修为主任，工宣队师傅为副主任，组织落实政策诸事宜。过了几天，工宣队把我叫去，宣布了对我审查的结论：“石兴邦的副所长是假的，因为没有任命状，但责任不在他本人”。这时王修同志站出来说：“我还没有见过这样落实政策的，明明是真所长，怎么是假的!”他不同意。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因为这两位工宣队师傅认为考古所有发展前途，想长期留下去。不想叫我当副所长。但是他们这些行径及其他一些做法，不顾群众的意见，引起了大家的反感，在生活会上几乎是群起而非之。他们一看形势不妙。就通过军宣队。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合并到省博物馆文管会。三个单位合起来办公，由一个革委会管理。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省博物馆文管会合并办公的消息公布后，王修同志立刻和我们几位同志在一起研究，提出了几点统一认识：(1)在哲研所被取消的形势下，目前维持合署办公的现状，但各干各的工作；(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不会取消，更不会长期和博物馆合并到一起，要保持考古研究所名义存在；(3)省考古研究所的资产(包括图书、设备等)保持完整，不要拆散，以备后用。就这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一切仍原样地保存在那里，没有受到任何损减。
在合并初期，气氛很好，省考古所同志的到来，很受博物馆同志的欢迎。博物馆女同志多，考古所小伙子多，搞展览抬桌子搬东西，由考古所的小伙子承担，博物馆增加了一批好帮手。当时在这个集合体内，有王仁波、周伟洲、陈全方，袁仲一等刚毕业的研究生(现在都成为著名学者)；有在陕北下放锻炼的北京知青优秀分子王岐山、吴永琪等年轻人；还有西北大学毕业的代应新、韩伟、王学理、禚振西、魏京武、吴梓林、李诗桂，以及年轻的书画艺术家高峡、薛所柱等同志，组成充满活力的一个集群。
当时大家聚集在一起办公，多在大房子里进行，分了几个摊。我们几个老年人武伯伦、王修、徐锡台在一起，有时陈孟东以及几位行政老干部也来，在武老的小房子里，各人按自己经历和认识，结合当前情况，自由自在地谈天说地。
那时每周有一两次政治学习时间，有时谈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一次王修、武老和我在一起，谈起学理论的问题，希望多学些经典著作。我请两位前辈结合自己的亲自经验，讲一下以提高大家学理论的兴致。他们谈了些意见，提出些要求和要点叫我讲。在一次学习会上，我用了半个多小时讲了马列主义对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后来引起大家对学习马列主义的认识和重视。
我们在武老房子的聚会谈 论，有人反映到领导那里去，引起当时一些在职领导同志的看法，便在房子门口横放了一棵大树枝干，把路挡住，相当长的时间，人进不去了，以后聚会就少了。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省博物馆文管会合并后，配合生产建设的工程仍在进行。我被派往文物发现地点作发掘工作，并配青年人崔汉林协助，在白鹿塬边发掘了一具完整的犀牛骨架，我们将犀牛骨架用木箱很完整地拿回来，还写了一个简介和评价。接着又派我和魏京武同志到洛河滩水利建设工地去发掘，在洛河滩头清理发掘出一具完整的纳玛象骨骼。
“文革”的斗批阶段，1970年“四人帮”提出“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在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提出结合具体情况“批彭批石”，把彭克柔和石兴邦作为儒家者流列入批判。这一阵过去后。“评法”要落到行动上，有人提议发掘杨家湾周勃的墓，“文革”初期在该墓地发掘了一批陪葬坑，出土了3000余件人。马陶俑，当时认为，汉代名将周勃及其子周亚夫乃法家者流，将墓葬整个挖出来，作论证，古为今用，既可以获得一批好文物，也可用之壮法家的声威。于是又命我和原来发掘陪葬坑的屈鸿钧、骆忠如等参加，以咸阳博物馆为主，我负责业务咨询工作。还有当时在成阳博物馆工作的马建熙、孔哲生、王丕忠等同志，后来李毓芳从旬邑调到咸阳也参加了发掘，从1970年开始到1976年才结束，断断续续发掘了五六年，在墓道内发掘了两坑大型陶器，在墓道外发掘了一坑木质车马模型，墓坑被大火焚烧过，玉衣片已被烧成石膏的样子。
杨家湾汉墓是“文革”期间著名的考古发掘工地，“文革”后期恢复工作后，全国许多同志来西安都要参观这里。从这些同志处，我得知了不少文博考古界的情况，诚一幸事。1975年，了解到王冶秋同志恢复了工作，就到北京向他汇报了情况，他拨付了两万元发掘经费，才将杨家湾工地发掘完毕。
文物考古界的“文革”结束得较早。首先开展的业务活动是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接着《文物》与《考古》两大学术期刊复刊发行。引起社会关注。尹达同志也恢复了工作，1972年叫我去北京参加杂志的编写工作。工作开展得愉快和谐。特别是秦俑坑发现后，王冶秋同志专门来西安传达聂荣臻元帅提出将秦俑坑建成军事文化博物馆的意见，十分鼓舞人心。我也有幸参加了秦俑博物馆的筹建研讨会。
但是我在外面参与业务工作。在我们省内的文物考古联合体中，出现了一些埋怨和不满。要开展工作很困难。我就向王修同志提出回中科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该所归入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去，他同情地同意了我的想法。恰好夏鼐和王仲殊两位所长来西安作调查研究，我籍此机会向他们谈了想回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愿望。
1976年初，我如愿回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正好这个时期该所和山西省文物工作队联合发掘下川遗址，这个遗址属细石器文化遗存，很重要，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方面派我参加这项工作。由当年起一直到1979年，每年“五一”过后上山，“十一”以前下山，每年要在山上留待将近半年时间。
在这期间，我很少回陕西，与王修同志靠通信联系。偶尔回去相见，谈关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问题。后来1978年我转到临泾发掘自家文化遗址(前仰韶文化遗存)，有多半时间在西安地区，大家又能常见面了。这时王修已离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到省文物局当副局长了。但他终究是在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恢复起来并开展工作后，才离开岗位。而1980年陕西省的学术期刊《考古与文物》得以创刊。王修也功不可没。
1978年，陕西省省委决定恢复考古研究所和哲研所业务活动。1980年哲研所改成哲学社会科学院，省考古所仍属陕西省社科院管，命王修同志主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恢复工作。他接到指令后，即刻选调了所中楼宇栋、魏京武，吴镇烽等骨干，筹商研究所的恢复工作，当即决定了几条：1、合并后现在的同志，原则上都回省考古所，不愿回考古所的留文管会工作；2、下放干部首选有真才实学的业务人员。3、筹划新所址的建设；4、及时开展配合经济建设中的考古发掘研究任务和工作……
在他的领导组织和支持下，考古所很快恢复了业务工作，停止的工地和工作站址恢复正常。建新址的地方也选定了。之后接任的李圣庭同志基本按王修在职时确定的规划和模式，进行考古所的重建和后续工作，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发展到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王修调到文物局后，省委为了照顾他特别在省老干部修养所给他批了一套居室，条件好得多了。我们也常去那里要和他聚会，但毕竟离得远了，相对去的次数和机会就少了。而他离休后还关心着文物界的事情，有时在通话和通信时都提及有关问题，任何重要文物的出土，他都关注。法门寺地宫珍宝面世后，他不止一次去看，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对佛经也涉猎过。
王修具有丰富的文史、艺术、文物、考古专业知识和涵养，长于古代书画的鉴赏，对古代农学、文学、诗词、戏剧等文学领域有深厚的功力，并长于书法绘画和篆刻，隶书造诣很深。
他在书画方面的修养尤其深厚，仅齐白石先生的画作就收藏了不少，而且多是名作。常有艺术界人士来家里拜访，王子云、何正璜夫妇就常来他那里欣赏齐白老的画。另一方面他也和学术界人往来，常有人给他赠书、赠画，他都珍藏之。有时他热情来了，也送别人，以作纪念。但在西安这多年中，他自己作书画赠人不多，也不常作。有时兴来，作书画以自娱。有一次我问他说“王老，听您谈书论道。实在获益无限，您能否给我写一幅字，有以教之。”他说：“我好久不握笔了怕写不好，试试看吧。”过了好几天，他拿出写的隶书对联示我。我一看喜出望外，是一幅古隶，其文曰：“心逐长空思旷阔，胸吞华岳欲从容”，意在鼓励我胸怀宽宏一些。然后，他又拿出一张最近的画，也给了我。画的是一只雄纠纠的猫头鹰，坐抓在一枝横长的树枝上，睁着双眼雄视周遭，右边写了赞颂辞：标题是：“问天下鼠辈几许”，下面的解释是：“猫头鹰公，一年食鼠千余头，厥功甚伟，此公犹豪愿包食天下老鼠，壮哉!柿园主人写之以助其威!癸亥夏日，柿园王修。”这张画他没有写我的名字，是他有所感而画。取出来给我，也许是有意配合这副对联的。我把这个画看来看去，若有所悟地顺口说；“王老，我看这个猫头鹰很像您的样子”，他哈哈笑了。实际这就是他个人心态与思想的自画像。
王修将他的书斋称为“柿园”，他自称柿园主人。齐白石先生闻其名而思其形，听孩子讲王修的情况，凭想像给他画了一幅柿园主人像，还确实有些像他，十分耐人寻味。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把书斋称为柿园。他说取“柿有七德” 之义，在木本果品中，柿子的色和味都是迷人的，古人对柿有很高的评价，谓柿有“七德”(或为“七绝”)；一德耐旱长寿，不怕冷；二德多荫凉，枝繁叶厚；三，四德无鸟巢，少虫害，抗菌能力强；五德枝叶经霜变红而不落；六德果实甜蜜可餐，柿饼可医病；七德叶片落后不枯。他的寓意，是作革命要有柿子的品德，真正给人民作出贡献。
1969年9月30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举行游行。正好我刚解放参加游行队伍，感到特别兴奋。同路的一些工人师傅说：石先生今天参加游行有特殊意义，应该写一篇好文章庆祝一下。这一下激起我的文思，作了青年时代(特别中学时代)喜爱的新体诗一篇，来赞颂毛泽东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有30多行，并想用大字报形式发表出来，开头一句就是：
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路线啊，那是多么的光辉灿烂啊……
我确实费了心力，挖尽了脑海中的储备，自己读起来觉得还像个样子，写好稿子后，请王修同志过目，希望他给予支持和指导。他看后半晌，哈哈大笑说：你现在还作这诗!“啊!啊!”那是三十年代，那些小资产阶级文人(包括诗人)常用的口气，不是无病呻吟，就是狂呼呐喊，内容可以，形式旧了!后来我和他谈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文学流派的情况，他也喜爱读那些诗文，在青年中多有影响，他是否作诗我没问，使我吃惊的是他对当时文坛上的情况相当熟悉。
王修的人生是豁达开朗的，凡是到他那里去的人，故知或新交，他都热情接待，有时在餐馆，有时就在家里自己持勺炒几个菜以待。他常说，我这里是开茶馆，接待天下贤士道友。那里实际上是一个讨论会场，议事厅和交流中心，学者来了谈学问、文史、书画、艺术，领导来了谈时事政策，朋友来了谈往事……我们在他那里举行了几次“联欢会”，人多了就请楼宇栋同志掌勺炒菜，其乐融融。“文革”后期有一个时期，楼宇栋的岳父张伯驹先生来西安休息，住在他的横上，很方便，两位书画贤哲坐在一起，谈书论画十分相得，偶尔我也参与其中静听高论，获益实深。张老还给我惠赐一份墨宝，当时成为我们考古小院一椿人文盛事。据我了解，王修的工资大体三分之一接济老伴和孩子，三分之一就用在应酬接待上。他又是一个慷慨好义之人，每逢年节，要为过去患难与共、经济上困难的亲戚和朋友汇款接济，据楼宇栋同志说，经他手汇出的不下数十笔，数额虽不大，但其忠厚之心，令人难忘。但他自己自奉甚俭，有病自己看医书买药治病。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已。
王修很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对专家学者，敬若嘉宾；对青年学生，尽力帮助提拔。在政治上关心青年同志的进步，在业务上排疑解难，创造各种便利的工作条件，并对其业务亲自指导，一字一句地为青年修改文稿，在年事已高、并离开工作岗位后，还接收青年同志拿来的文稿和作品，不厌其烦地仔细阅读，字斟句酌地查阅资料，为之改正，或提出修改意见。这样经他出版的文学论著不知多少。他觉得给天下英才以提拔亦人生之一大乐事。
自1960年代后期，王修同志从西北局调至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后，我们相处的20多年里，对我个人来说，不论在政治、业务和个人的德业修养方面，都从他那里获益良多。我深知他为人襟怀坦白、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文革”中，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敢于横眉冷对，表现一个革命者的公忠大义。值王修百年诞辰之际，记之以为纪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修投奔延安，并于1938年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公学学习结业后，根据他的特长和工作需要先后到晋西南、晋西北，编辑出版《五日时事报》，集编辑、印制和刻写等全套工作于一身。1945年解放军收复东北地区，王修随军前往，负责文博，考古和图书资产的征集、保护，管理和研究工作。从1953年到1954年，王修先后任旅大满铁图书馆馆长、东北政治委员会教育部社会教育处处长兼东北图书馆馆长、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常委兼办公处处长等职。在此期间，他遵照党的方针，政策，抢救出大量珍贵的古籍文物，还广泛搜集到故宫流散在东北地区的各种珍本书籍字画，其中包括珍贵的《清明上河图》和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等，使大量历史文化遗产幸运地保存下来，据统计积书100余万册，抢救文物四五万件。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王修参与筹建东北博物馆和东北图书馆，使之成为全国藏书和文物较多的馆。在建馆的同时他还创立了一套能够有效发挥图书作用。扩大流通量、便于群众和新闻记者利用以增强社会效益的管理条例和方法。
1954年至1966年王修调到“关内”(泛指山海关以南地区)工作。12年间他由黑龙江的瑷珲到云南的腾冲，在三大区、四省区的六个单位任职，随地而安，厥尽天职。在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员期间，他做了大量中国古史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在中国农业出版社任副总编辑时，他一心埋头于农书的整理和研究，编辑r中国古农书及记载有关古代农业生产内容的文献书目；在任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时，他曾深入基层发掘和整理传统的优秀地方剧目，推陈出新，发展社会主义新文艺，并自编潮剧剧本，以渊博的知识和踏实的学风，赢得了云南文艺界的尊敬。
1966年10月，王修由西北局文化部调至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任副所长，时任所长是武伯伦，但实际工作都由王修负责。这是我们相识之始。
王修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位忠厚的长者，虽然我们出身经历不同，但相与言谈却很合得来。我们同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宿舍，因其热情好客，人缘也好，在他那里聚会，既无定时，也无定规，更无类分。有亲友，也有过去的领导、革命同志、机关工作时的同事。其新朋好友之有过往者，常来西安看望他，我能记得的有东北的林枫、西北的马文瑞，还有广东的吴南生。
1966到1976年，这十年是我们和王修风雨同舟的一段时期，相聚的时间最多，经历的时代变故大，事业的波折也较多。从1967年起，“文化革命”的火开始烧到领导干部身上，群众组织也风起云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起来两个战斗队：一是“红革会”，倾向支持王修和我；一个“燎原队”，反对王修，但人很少。对王修的情况大家了解不多，所以只是一般性地批斗了两次。我由于支持“红革会”，在1968年被揪出来批斗了一次，并管起来，每天扫一次地，一月买一次粮，别无他事。但和王修同志还联系。
到“整改”阶段，文教社科文化系统八九个单位集中起来在陕西省教育学院和统计学校一起进行学习，由军宣队和工宣队组织领导，每个单位派一组工宣队师傅主持运动(多为工厂来的，有干部也有工人)。当时这个阶段也叫“斗批散”，对干部，应批判的批判，应处理的处理，群众通过政策讨论和思想批判接受教育。不必要的单位就取消，不到一月的时间，这个工作就结束了。省哲研所由于所长李致祥自杀，宣布取消。省考古所因工作需要，予以保留，人员一半留下继续工作，另外一半下放锻炼。
留下来的同志随即着手成立革委会，王修为主任，工宣队师傅为副主任，组织落实政策诸事宜。过了几天，工宣队把我叫去，宣布了对我审查的结论：“石兴邦的副所长是假的，因为没有任命状，但责任不在他本人”。这时王修同志站出来说：“我还没有见过这样落实政策的，明明是真所长，怎么是假的!”他不同意。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因为这两位工宣队师傅认为考古所有发展前途，想长期留下去。不想叫我当副所长。但是他们这些行径及其他一些做法，不顾群众的意见，引起了大家的反感，在生活会上几乎是群起而非之。他们一看形势不妙。就通过军宣队。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合并到省博物馆文管会。三个单位合起来办公，由一个革委会管理。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省博物馆文管会合并办公的消息公布后，王修同志立刻和我们几位同志在一起研究，提出了几点统一认识：(1)在哲研所被取消的形势下，目前维持合署办公的现状，但各干各的工作；(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不会取消，更不会长期和博物馆合并到一起，要保持考古研究所名义存在；(3)省考古研究所的资产(包括图书、设备等)保持完整，不要拆散，以备后用。就这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一切仍原样地保存在那里，没有受到任何损减。
在合并初期，气氛很好，省考古所同志的到来，很受博物馆同志的欢迎。博物馆女同志多，考古所小伙子多，搞展览抬桌子搬东西，由考古所的小伙子承担，博物馆增加了一批好帮手。当时在这个集合体内，有王仁波、周伟洲、陈全方，袁仲一等刚毕业的研究生(现在都成为著名学者)；有在陕北下放锻炼的北京知青优秀分子王岐山、吴永琪等年轻人；还有西北大学毕业的代应新、韩伟、王学理、禚振西、魏京武、吴梓林、李诗桂，以及年轻的书画艺术家高峡、薛所柱等同志，组成充满活力的一个集群。
当时大家聚集在一起办公，多在大房子里进行，分了几个摊。我们几个老年人武伯伦、王修、徐锡台在一起，有时陈孟东以及几位行政老干部也来，在武老的小房子里，各人按自己经历和认识，结合当前情况，自由自在地谈天说地。
那时每周有一两次政治学习时间，有时谈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一次王修、武老和我在一起，谈起学理论的问题，希望多学些经典著作。我请两位前辈结合自己的亲自经验，讲一下以提高大家学理论的兴致。他们谈了些意见，提出些要求和要点叫我讲。在一次学习会上，我用了半个多小时讲了马列主义对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后来引起大家对学习马列主义的认识和重视。
我们在武老房子的聚会谈 论，有人反映到领导那里去，引起当时一些在职领导同志的看法，便在房子门口横放了一棵大树枝干，把路挡住，相当长的时间，人进不去了，以后聚会就少了。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省博物馆文管会合并后，配合生产建设的工程仍在进行。我被派往文物发现地点作发掘工作，并配青年人崔汉林协助，在白鹿塬边发掘了一具完整的犀牛骨架，我们将犀牛骨架用木箱很完整地拿回来，还写了一个简介和评价。接着又派我和魏京武同志到洛河滩水利建设工地去发掘，在洛河滩头清理发掘出一具完整的纳玛象骨骼。
“文革”的斗批阶段，1970年“四人帮”提出“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在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提出结合具体情况“批彭批石”，把彭克柔和石兴邦作为儒家者流列入批判。这一阵过去后。“评法”要落到行动上，有人提议发掘杨家湾周勃的墓，“文革”初期在该墓地发掘了一批陪葬坑，出土了3000余件人。马陶俑，当时认为，汉代名将周勃及其子周亚夫乃法家者流，将墓葬整个挖出来，作论证，古为今用，既可以获得一批好文物，也可用之壮法家的声威。于是又命我和原来发掘陪葬坑的屈鸿钧、骆忠如等参加，以咸阳博物馆为主，我负责业务咨询工作。还有当时在成阳博物馆工作的马建熙、孔哲生、王丕忠等同志，后来李毓芳从旬邑调到咸阳也参加了发掘，从1970年开始到1976年才结束，断断续续发掘了五六年，在墓道内发掘了两坑大型陶器，在墓道外发掘了一坑木质车马模型，墓坑被大火焚烧过，玉衣片已被烧成石膏的样子。
杨家湾汉墓是“文革”期间著名的考古发掘工地，“文革”后期恢复工作后，全国许多同志来西安都要参观这里。从这些同志处，我得知了不少文博考古界的情况，诚一幸事。1975年，了解到王冶秋同志恢复了工作，就到北京向他汇报了情况，他拨付了两万元发掘经费，才将杨家湾工地发掘完毕。
文物考古界的“文革”结束得较早。首先开展的业务活动是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接着《文物》与《考古》两大学术期刊复刊发行。引起社会关注。尹达同志也恢复了工作，1972年叫我去北京参加杂志的编写工作。工作开展得愉快和谐。特别是秦俑坑发现后，王冶秋同志专门来西安传达聂荣臻元帅提出将秦俑坑建成军事文化博物馆的意见，十分鼓舞人心。我也有幸参加了秦俑博物馆的筹建研讨会。
但是我在外面参与业务工作。在我们省内的文物考古联合体中，出现了一些埋怨和不满。要开展工作很困难。我就向王修同志提出回中科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该所归入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去，他同情地同意了我的想法。恰好夏鼐和王仲殊两位所长来西安作调查研究，我籍此机会向他们谈了想回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愿望。
1976年初，我如愿回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正好这个时期该所和山西省文物工作队联合发掘下川遗址，这个遗址属细石器文化遗存，很重要，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方面派我参加这项工作。由当年起一直到1979年，每年“五一”过后上山，“十一”以前下山，每年要在山上留待将近半年时间。
在这期间，我很少回陕西，与王修同志靠通信联系。偶尔回去相见，谈关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问题。后来1978年我转到临泾发掘自家文化遗址(前仰韶文化遗存)，有多半时间在西安地区，大家又能常见面了。这时王修已离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到省文物局当副局长了。但他终究是在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恢复起来并开展工作后，才离开岗位。而1980年陕西省的学术期刊《考古与文物》得以创刊。王修也功不可没。
1978年，陕西省省委决定恢复考古研究所和哲研所业务活动。1980年哲研所改成哲学社会科学院，省考古所仍属陕西省社科院管，命王修同志主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恢复工作。他接到指令后，即刻选调了所中楼宇栋、魏京武，吴镇烽等骨干，筹商研究所的恢复工作，当即决定了几条：1、合并后现在的同志，原则上都回省考古所，不愿回考古所的留文管会工作；2、下放干部首选有真才实学的业务人员。3、筹划新所址的建设；4、及时开展配合经济建设中的考古发掘研究任务和工作……
在他的领导组织和支持下，考古所很快恢复了业务工作，停止的工地和工作站址恢复正常。建新址的地方也选定了。之后接任的李圣庭同志基本按王修在职时确定的规划和模式，进行考古所的重建和后续工作，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发展到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王修调到文物局后，省委为了照顾他特别在省老干部修养所给他批了一套居室，条件好得多了。我们也常去那里要和他聚会，但毕竟离得远了，相对去的次数和机会就少了。而他离休后还关心着文物界的事情，有时在通话和通信时都提及有关问题，任何重要文物的出土，他都关注。法门寺地宫珍宝面世后，他不止一次去看，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对佛经也涉猎过。
王修具有丰富的文史、艺术、文物、考古专业知识和涵养，长于古代书画的鉴赏，对古代农学、文学、诗词、戏剧等文学领域有深厚的功力，并长于书法绘画和篆刻，隶书造诣很深。
他在书画方面的修养尤其深厚，仅齐白石先生的画作就收藏了不少，而且多是名作。常有艺术界人士来家里拜访，王子云、何正璜夫妇就常来他那里欣赏齐白老的画。另一方面他也和学术界人往来，常有人给他赠书、赠画，他都珍藏之。有时他热情来了，也送别人，以作纪念。但在西安这多年中，他自己作书画赠人不多，也不常作。有时兴来，作书画以自娱。有一次我问他说“王老，听您谈书论道。实在获益无限，您能否给我写一幅字，有以教之。”他说：“我好久不握笔了怕写不好，试试看吧。”过了好几天，他拿出写的隶书对联示我。我一看喜出望外，是一幅古隶，其文曰：“心逐长空思旷阔，胸吞华岳欲从容”，意在鼓励我胸怀宽宏一些。然后，他又拿出一张最近的画，也给了我。画的是一只雄纠纠的猫头鹰，坐抓在一枝横长的树枝上，睁着双眼雄视周遭，右边写了赞颂辞：标题是：“问天下鼠辈几许”，下面的解释是：“猫头鹰公，一年食鼠千余头，厥功甚伟，此公犹豪愿包食天下老鼠，壮哉!柿园主人写之以助其威!癸亥夏日，柿园王修。”这张画他没有写我的名字，是他有所感而画。取出来给我，也许是有意配合这副对联的。我把这个画看来看去，若有所悟地顺口说；“王老，我看这个猫头鹰很像您的样子”，他哈哈笑了。实际这就是他个人心态与思想的自画像。
王修将他的书斋称为“柿园”，他自称柿园主人。齐白石先生闻其名而思其形，听孩子讲王修的情况，凭想像给他画了一幅柿园主人像，还确实有些像他，十分耐人寻味。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把书斋称为柿园。他说取“柿有七德” 之义，在木本果品中，柿子的色和味都是迷人的，古人对柿有很高的评价，谓柿有“七德”(或为“七绝”)；一德耐旱长寿，不怕冷；二德多荫凉，枝繁叶厚；三，四德无鸟巢，少虫害，抗菌能力强；五德枝叶经霜变红而不落；六德果实甜蜜可餐，柿饼可医病；七德叶片落后不枯。他的寓意，是作革命要有柿子的品德，真正给人民作出贡献。
1969年9月30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举行游行。正好我刚解放参加游行队伍，感到特别兴奋。同路的一些工人师傅说：石先生今天参加游行有特殊意义，应该写一篇好文章庆祝一下。这一下激起我的文思，作了青年时代(特别中学时代)喜爱的新体诗一篇，来赞颂毛泽东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有30多行，并想用大字报形式发表出来，开头一句就是：
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路线啊，那是多么的光辉灿烂啊……
我确实费了心力，挖尽了脑海中的储备，自己读起来觉得还像个样子，写好稿子后，请王修同志过目，希望他给予支持和指导。他看后半晌，哈哈大笑说：你现在还作这诗!“啊!啊!”那是三十年代，那些小资产阶级文人(包括诗人)常用的口气，不是无病呻吟，就是狂呼呐喊，内容可以，形式旧了!后来我和他谈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文学流派的情况，他也喜爱读那些诗文，在青年中多有影响，他是否作诗我没问，使我吃惊的是他对当时文坛上的情况相当熟悉。
王修的人生是豁达开朗的，凡是到他那里去的人，故知或新交，他都热情接待，有时在餐馆，有时就在家里自己持勺炒几个菜以待。他常说，我这里是开茶馆，接待天下贤士道友。那里实际上是一个讨论会场，议事厅和交流中心，学者来了谈学问、文史、书画、艺术，领导来了谈时事政策，朋友来了谈往事……我们在他那里举行了几次“联欢会”，人多了就请楼宇栋同志掌勺炒菜，其乐融融。“文革”后期有一个时期，楼宇栋的岳父张伯驹先生来西安休息，住在他的横上，很方便，两位书画贤哲坐在一起，谈书论画十分相得，偶尔我也参与其中静听高论，获益实深。张老还给我惠赐一份墨宝，当时成为我们考古小院一椿人文盛事。据我了解，王修的工资大体三分之一接济老伴和孩子，三分之一就用在应酬接待上。他又是一个慷慨好义之人，每逢年节，要为过去患难与共、经济上困难的亲戚和朋友汇款接济，据楼宇栋同志说，经他手汇出的不下数十笔，数额虽不大，但其忠厚之心，令人难忘。但他自己自奉甚俭，有病自己看医书买药治病。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已。
王修很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对专家学者，敬若嘉宾；对青年学生，尽力帮助提拔。在政治上关心青年同志的进步，在业务上排疑解难，创造各种便利的工作条件，并对其业务亲自指导，一字一句地为青年修改文稿，在年事已高、并离开工作岗位后，还接收青年同志拿来的文稿和作品，不厌其烦地仔细阅读，字斟句酌地查阅资料，为之改正，或提出修改意见。这样经他出版的文学论著不知多少。他觉得给天下英才以提拔亦人生之一大乐事。
自1960年代后期，王修同志从西北局调至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后，我们相处的20多年里，对我个人来说，不论在政治、业务和个人的德业修养方面，都从他那里获益良多。我深知他为人襟怀坦白、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文革”中，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敢于横眉冷对，表现一个革命者的公忠大义。值王修百年诞辰之际，记之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