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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金不如存木、炒股不如炒木”，在越来越多的人还在纠结到底是炒房还是炒股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已经找到了一个更能攫取暴利的投机对象——红木。有人用养老钱囤家具，有人用买房子的钱囤原木……个体的疯狂凑成整个行业的疯狂。但事实是，中国国内已基本没有红木原生树，对珍惜木材的无休止欲望几乎完全依赖进口。最终，为别人带来无可挽回的毁灭。
从危机到疯狂的轮回
2015年的第一个季度即将结束，边疆小城景洪也即将迎来它每年最热闹的时候——傣历新年泼水节，即便如此，作为彰显版纳文化旅游特色的红木一条街此时却依旧冷清，大量的红木商品静置于尘土之下，乏人问津。唯有门口那些超级巨大、乃至无法放进室内的木雕彰显着这里曾有过的“辉煌”。这条长达3公里的红木街与周边陆续被开发的村子里总共分布着上百家工厂和商铺，以经营红木根雕、家具、工艺品为主，涉及老挝、缅甸的红酸枝、花梨木、黑檀、柚木等木材。在2012年12月开街后不久的2013年6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CITES公约 ）将我国国标规定的33种红木树种里的7种列入管制物种。从此，这条红木街经历了不可思议的疯狂：木材价格呈几何级数蹿升，进木材的速度跟不上销售的速度，连多年积攒的碎料、差料都能掺在好木头里一并倾销掉，基本上零库存运营。彼时，不仅是西双版纳，境外木材原产地、国内各大红木原料集散地、家具生产加工基地以及家具卖场也正在经历同样的疯狂。
红木市场如此这般如过山车的动荡始于2005年。那一年的年初，国内红木家具的价格开始被快速拉升，各种关于红木稀缺性、收藏价值的说法充斥市场，从2005年至2007年，红木价格在短短两年内上涨近10倍。2007年10月，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展出的一套老挝红酸枝家具，标价高达8000万，而2003年之前，一套顶级红木家具不过百万。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红木价格一度狂降，很多人的货积压在手上，急于周转资金之下纷纷低价甩货。2010年起又开始回升，这一年，中国经营红木家具的公司数目增加了40%，直到2013年达到又一个巅峰。从2014年下半年起，红木市场又遇消费“寒流”。文章开头的一幕也正是全国大多数红木商户现在的境况。这一轮轮暴涨暴跌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原因？
始作俑者：唯材质论
中国的建筑与家具史几乎是一部木文化的历史。作为最容易获得、最容易加工、与人性最为贴近的自然材料，木材从古至今就是中国人构建诗意栖息家园的不二选择，可以说中国人的实木情结是与生俱来的。 隋唐以来，随着垂足而坐逐渐普及，人们的生活重心提高，室内家具得以长足发展。明嘉靖以前，中国的古典家具大多是漆木家具，其胎骨主要是楠木和杉木，没有细木家具，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硬木家具、红木家具。到了明代万历年间，随着海外硬木的流入才在江南富豪与文人间开始了硬木家具的制造和流行，并最终成就了中国家具历史的最高峰。
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花梨木家具图考》是最早研究中国硬木家具的著作，其所谓的“中国花梨木家具”涉及到的用材包括有多个不同的红木品类，这本书打开了中国红木收藏的大门。1971年，美国人安思远又有一本研究黄花梨家具的著作《中国家具》问世，一股世界范围的中国家具收藏热逐渐蔓延。后来，中国学者王世襄在其著作《明式家具珍赏》中，进一步强调了明式家具即黄花梨等硬木家具的狭义定义。按照著名收藏家、学者赵祖武先生的见解，明式家具即硬木家具的观点是导致唯硬木论的思想基础。《中国古典家具价值汇考》里的《明清家具定级标准评分表》更进一步将材质种类和大小置于考量家具价值的前列，将文化性、艺术性和创造性放在微不足道的位置，从而演绎了一套唯材质论、唯红木论的评价体现。这种评判标准导致人们认为家具价值的高低取决于木料，这是一个将学术概念偷换成商业概念的误导。纵观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直至清代前期，包括统治阶级在内，做家具大多使用软木，到了明清时期，除了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老百姓也用家具，这类家具在欧洲称为Provincial Furniture，意思是指王城外的家具，即民俗家具，这部分家具很少用所谓的“红木”，而是就地取材，难道他们就没有价值？
中国的红木家具收藏热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萌芽，当时只是一些有识之士的小范围购买，一套红木家具两三千块钱。到了90年代，一些文化界和演艺界人士开始关注红木家具，市场上出现了红木家具消费热潮，使红木家具开始涨价，达到每套1万元到2万元，随之出现了以投资为目的的红木家具购买热，每年增值10-30%。到了21世纪，古董家具的稀缺结合投资市场的急切需求，促使很多人开始炒新家具。古董收藏界的“唯材质论”在此依然适用，这些新作、乃至臆造的仿古家具也尽可能使用名贵的木材，继黄花梨、紫檀的商业灭绝之后，大红酸枝又被定义成“被严重低估”的品种，进而坐上了最具投资价值的“宝座”，33种红木国标的制定为这场追逐游戏设定了更多的猎物。
讽刺的是，国人将大量低俗臆造的仿古家具陈设于厅堂之时，大量珍贵杂木古家具被外国人轻松地带出国门，直至欧美市场饱和，剩下的那些只能在风吹日晒中等待被砍做烧柴。这种风气使古代传统家具制造中大量使用的榆木、杉木、榉木等木材都成了不受欢迎、甚至代表“廉价”的材质。 从绝世艺术沦为恶俗道具
物以稀为贵，这一点在红木家具上的体现从古至今尤为一致。以小叶紫檀为例，此木在明代为皇家所重视，开始大规模采伐。到明末，南洋各地的优质紫檀就已经基本采伐殆尽，这些珍贵木材制成的家具从而成为皇族贵胄显示富贵的标志。据史料记载，清代也曾派人到南洋寻找紫檀木材但大多粗不盈握，曲节不直，根本无法使用。之后，其地位更被抬高，成为皇家专用。至清代中叶以后，红木家具已是相当流行的高档家具，几乎成为许多家庭体现财富的象征。尽管在“文革”时期，很多明清家具被当成“四旧”销毁，或者在“全民大炼钢”的浪潮中灰飞烟灭;但红木家具身上的尊贵烙印却从未磨灭。
时至今日，由于环境和社会因素，包装成为重要的行销方式，一套红木家具成为打造成功形象不可缺少的道具。于是乎，一大批不计成本、向“皇家风范”靠拢的红木家具应运而生，一木作、独板、花纹对称……穷其奢技，价格更是动辄上千万。为了彰显贵重，一种名为“大板”的商品颇受欢迎，这种大板越大越好，在西双版纳景洪红木一条街，宽两米、长七八米、厚十几厘米的大板极为常见，这样的桌子为坐在两边的人带来极大的交流障碍，极不实用，全为摆谱。君不见，各种以接待达官贵人为主的会所，没有点像样的红木家具装点，简直无法见人。在这里，红木家具与字画、瓷器、茶、玉器共同构成达官贵人的“雅好”新宠，而所谓雅好无非就是雅贿的一块遮羞布。
在西双版纳，不止一位红木商人吐露了反腐力度加强与其生意冷清的直接关系。不过，他们并没有闲着，因为那里还盛产另外一种奢侈品：普洱茶，三月底清明前正是一年当中普洱茶最好的时候，内地茶商蜂拥而至。为了接待来看茶的客户，景洪三川根艺加工厂的老板赵云川示意记者尽快结束采访。因为卖茶才是他眼前的主业，一斤上好的老班章可以买到几千块钱。我国红木家具行业年产值达数百亿元，生产企业有上万家，像西双版纳这样，红木不行还可以倒腾茶叶的地方并不多，更多的从业者开始考虑红木产业未来的支撑在哪。
正如普洱茶的奢侈品化一样，红木也正在走上同样的道路。奢侈品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具有完全的手工、精湛的技艺、艺术的设计、完美的品质、历经实践沉淀的久远美誉、象征文化的传承等特征。而红木家具似乎完全符合以上定义。2011年年初，国际知名奢侈品品牌爱马仕将红木家具列入了其产品系列。当红木圈椅出现在爱马仕上海展厅时，红木家具第一次与奢侈品拉上了关系。10月，红木家具集体赴澳门参加“2011首届国际奢侈红木家具展”，积极向奢侈品方向靠拢。世界奢侈品协会在《2011-2012世界奢侈品协会官方报告蓝皮书》中预测：在中国，最先进入世界除茶叶、白酒、玉器之外，就是红木。此后，一小部分品牌开始走“高大上”的极品路线，备受高端人士追捧。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越来越多的红木家具都自称奢侈品，只是其奢侈得往往只是价格。就算是精工细作的真奢侈，也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这种奢侈，称之为媚俗或许更为合适。
红木走私，公开的秘密
我国是一个森林资源匮乏的国家，但却是全球第二大木材消耗国和第一大木材进口国。中国国内已基本没有红木原生树，蓬勃发展的红木行业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原料，中国是唯一对红木设有专门海关编码的国家。
卷着上述国家。执法不力与腐败相结合，加上中国不断飙升的需求使利润丰厚的红木贸易得以蓬勃发展，并且把大片森林转化成了冲突区，有组织犯罪集团控制了红木贸易，武装砍伐者和护林员之间暴力甚至致命的冲突让双方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大红酸枝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目录列为全球极危物种。由于其稀有和珍贵，使得采伐这种树的行为更像是偷猎野生动物。在泰国东南部的国家森林保界记者组织的成员，已年近五十，但他一直活跃在揭露非法伐木者罪行的前线。在2012年，他就因为曝光Kratie省的非法木材走私被当地政府逮捕。这一次，他和其他五位记者一起发现有23辆牛车把非法红木运往越南，在回程的路上，TaingTry被一颗子弹射进了额头。事后有三名嫌疑人受到了指控，他们分别是，Ben Hieng，Mondulkiri省Keo Seima地区的警察局长，Khim Pheakdey，金边的一名军警， La Narong， Mondulkiri的士兵。这足以反映柬埔寨现在非法砍伐问题的严重性，犯罪者与当地的政府、军队相互勾结，法律沦为一纸空文。
在老挝，有很多到处寻觅红木的越南和中国商人。通常，从老挝发运的大红酸枝能不受阻拦地跨境进入邻国越南，要么在越南加工，要么（在大多数情况下）继续运往中国。越南不要求从老挝流入该国的原木具有任何合法性证明——只要缴付税费即可，老挝未能执行针对大红酸枝采伐和出口的法律管制，政府官员与商人的串通一气是一个关键因素。 2013年9月，该国 财政部长承认，当局“可能在与商人合作”出口受保护的木种。2014年， 负责打击腐败的政府机构透露，它处理的大部分案件涉及政府官员参与非法木材砍伐。政府监察和反腐败局副局长警告称，腐败可能导致政权垮台。 产出国有关大红酸枝和其他珍稀树种的法律，以及更广泛的有关林业和木材贸易范围的法律，都充斥着漏洞和矛盾，其中许多已被贸易商人和官员无情利用。那些不受安全机构或政府后台保护的当地人所违法砍伐的大红酸枝，要么在被查扣之后作为法定清偿物拍卖，要么被成功走私出国。
尽管被列入公约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但在现实中，姗姗来迟的此举对于保护大部分仅存的大红酸枝而言很可能已经“太少和太迟”，在被批准列入公约时，有一个“注释五”限制，将CITES管制措施的适用范围局限于原木、锯材和胶合板。其他所有产品均免于遵守CITES认证、许可和配额制度。“注释五”条款已经在实际操作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洞，为不受监管、监督和非法的半成品贸易提供便利。这条注释，也允许某些国家在国内拍卖被查扣的非法木材。通过政府查扣和拍卖将非法木材纳入进入正规贸易的做法，是系统化和腐败的，并在规避老挝、越南和柬埔寨所有旨在保护物种的现行贸易禁令的施行上扮演关键角色。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经常举行这样的拍卖活动。这些木材随后被制成成品或者半成品后出口到全球市场，不受CITES约束。EIA的调查表明，这样的拍卖过程显然受到腐败行为的侵蚀，其生成的文书被用于“洗白”数量大得多的非法木材。
在大红酸枝被近乎砍伐殆尽之后，中国对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两种木材的大量需求使缅甸又成了新的非法砍伐和走私重灾区，实际上，缅甸中央政府与各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的连年战乱早就给一些不法商人提供了可乘之机，红木特别是缅甸花梨多年来是缅甸佤邦、掸邦等军阀的一项战争来源。2015年3月，缅北战事烽烟又起，很多西双版纳的红木商人都把放在缅甸的工人和大象往回撤，而景洪红木一条街的一位从业经历超过20年的当地商人却告诉记者：“我有我的玩法，他们都往回撤人，而我越是打仗越要派人进去，世道乱才能捡到大机会！”
尽管近年来红木供应来源扩大至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但中国仍严重依赖东南亚的红木木材来源。在贫困和潜在动荡的国家，如马达加斯加、老挝、缅甸和塞内加尔，这股红木潮对当地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甚至可能威胁政治稳定。上述只是众多红木原产地非法砍伐和走私情况的缩影，但却能管窥全貌。
投机阴谋的牺牲品
从珍爱到收藏、从收藏到投资、再从投资变投机，这句话准确地道出红木在中国当下的境遇。濒临灭绝的红木不仅被当成恶俗的伪装道具，更变成了资本炒作的对象。在上述合法或非法进入中国的木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原木，有些原木并没有被制作成家具，而是被层层堆积起来等待升值。在这个过程中，上中下游各自为政又环环相扣，上游原材料价格滑落到几乎是高峰的一半时，下游投资者又开始下一波的炒作。发展至今，从过去的按套论价，变成按斤甚至按克论价。
红木炒作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与股市、楼市的低迷乃至整个经济形势都有密切的联系。幕后推手是一批掌控热钱的职业炒家，与炒股、炒楼一样，他们悄悄地进入一个资源独占性的领域，大量地囤积其中最好的产品，当然，是以非常低的价格。随后，他们可能用一年，也可能是更长一些的时间来包装概念，热炒其稀缺性和收藏价值，掀动行业的超常发展，大量下游投资者进入，形成整个红木家具产业上下游的投机。今天4万元一吨买进的木料，后天就能6万元一吨卖出，对商家来说吸引力可谓巨大。不少红木厂家囤积居奇，恶意炒作红木价格，手上聚集大量红木木材，却不加工，指望着囤积红木就能多赚几桶金。为了获取更多利益，不惜砸重金订购更多的木材，结果订购的木材还没运到，价格就开始猛跌，此时真是进退两难，如果不进货定金也无法收回，进货的话注定是赔本买卖，只能进来囤着等候行情的再次上涨。时间的流逝对商人而言，就意味着贷款期限的步步逼近，唯一的办法就是低价抛售。不过有聪明者，竟然将危机变成商机。在景洪，笔者听说了这样的故事：所谓买涨不买跌，有商人在行情高涨的时候借钱进木头，做成商品标上高价，此时行情已开始下坡，临近还款日莫名失踪，引来债主一阵恐慌，过后现身解释称欠赌债被困，债主纷纷上门要债，答曰：钱没得还，货可以拿走，标价10万作价5万，其实成本只有1万，债主明知被计算也不愿欠债人万一有个好歹落个一分钱也捞不着的结果。如此一来，所有库存一笔“售”空，高额获利后宣布破产！真是一出好戏啊。
原木炒作带动家具价格的上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红木家具的保值、增值性，从而使得红木家具成为投资和投机的对象，甚至有人称“炒股不如炒红木家具”。在红木炒作最疯狂的时候，一些买家把红木家具买回去不是为了用，而是大床上摞中床、中床上摞小床，床下摆满红木小件。40平方米的屋子里放的红木家具，比家具城200平方米的店面里摆放的都要多。这还花了一些运费，更有甚者运费也省掉了，前文提到的“大板”，在北京的红木市场也极常见，因为太大，有的买家买了之后却并不运走，放个几个月就又直接卖掉。
从古至今红木家具使用者不是大官就是大款，可今天很多普通消费者也加入了红木消费大军，何况有商家“溢价回购”的承诺，如此一来相当于有了变现的渠道，而且利息远远高于银行，何乐而不为？于是一些退休人员拿着退休金、郊区农民拿着土地补偿金来买家具。可是，一不留神就买到了假货。
泡沫下的欺诈与伎俩
红木市场如此火爆，造假手段层出不穷。2014年，北京某红木企业接连举行两次新闻发布会，称2013年12月15日至2014年1月17日间，与福建仙游的木料商达成了小叶紫檀的购买协议，陆续购买其小叶紫檀原木。返京后，经鉴定发现并非合同约定的小叶紫檀，总价值达1500万。实际上，红木市场中一直存在假紫檀以及相关产品，一个李鬼被拆穿，又会来一个新的，不法商家在全世界范围寻找能以假乱真的木材。一个久经沙场的红木企业老板都能被骗到如此程度。何况是毫无专业知识的普通消费者？ 红木家具的造假手段首先是以皮充肉。国标的5属8类红木明确指心材，原木心材外面的部分称边材，边材的密度、硬度远不如心材，制成家具后使用年限和内在品质大打折扣。其次是偷梁换柱。能看得见的地方用贵重木材，看不见的地方用其他木材，常见手法是将颜色或纹理相近的木材混用，然后按照贵木材的价格定价。另外，熏、烧、蒸、涂、抹，各种针对皮色、纹理的化妆术更是花样百出，据说还有一种售价几百万的贴皮机器，通过在类似红木的硬木甚至非木质板材上贴上红木薄板，在像桌面一类的大面积平面上尤能以假乱真。一些商家还利用纹理特征比较接近的木材蒙骗消费者。非洲产的卢氏黑黄檀最初进入中国时曾与印度“小叶紫檀”混淆，林科院相关部门通过研究和检测恢复其本来面目“大叶紫檀”即卢氏黑黄檀，卢氏黑黄檀价格只是紫檀的几分之一。还有一种冒充小叶紫檀的木材叫科特迪瓦榄仁木，也有人称其为“非洲小叶紫檀”，其并非红木，原料价格每吨仅万元，比起真正紫檀每吨百万余元的价格，相去甚远。有的虽没有明着骗，却在名字上做文章企图瞒天过海，例如把巴西花梨当花梨木，非洲紫檀当紫檀木。假料与真料相比，每吨原料相差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制作成家具或装饰物，以真料价格出售，其谋利空间可想而知。
在制作工艺上，整体缩小家具原有尺寸较为常见。长缩短，弯变直，厚变薄。如圈椅座面的大边一般在三个半厘米，市场上有许多不到此尺寸，有甚者只做一个半厘米。这样可以大大节省木料，降低成本。榫卯结构是中国传统家具的灵魂，一些从缅甸老挝进口的家具根本没有榫卯，国内有些厂家用机器流水作业，家具各部件的连接从外表看有榫卯，实际内部根本没有传统的严丝合缝的榫卯结构，全用化学胶封堵。这样也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传统家具用胶一般是黄鱼鳔，便于家具的拆卸和修复。现在的化学胶将家具结构锁死，很难再拆开。烫蜡、上漆更是精工细作的活计。不同材质的家具用蜡也不一样，如川蜡、蜂蜡等天然蜡，都是为了保持木材原有的质朴本色。很多家具厂家为了花钱少，见效快，采用找色的办法用如英国蜡、石蜡、地板蜡或鞋油蜡，这些蜡会让家具缓慢变色失去原有味道。所谓“三分料、七分工”，木料只是艺术的载体，没有艺术水准的家具只能停留在使用层面，根本不具备艺术品升值的空间。但红木家具市场的鱼龙混杂并没有影响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就像炒股、炒楼一样，很多人义无反顾地做着发财梦。
有人在木材、家具上做手脚，有人则在销售手段上做文章。在景洪一条街的走访中，尽管没有什么来买红木的客人，但来店里喝茶聊天的人倒是络绎不绝。每天光茶叶和水就要消耗掉几百上千块，但老板们似乎乐得如此，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就是积累人脉，而人脉就意味着客户。很多红木商人在经营红木的同时还投资了茶馆和会所，来的都是客，买不买红木不要紧，带朋友来喝茶、吃饭就可以，久而久之，总会有人对会所里面摆放的精美家具产生好奇，继而受到“红木文化”的熏陶，掏钱购买是迟早之事。为了卖出更多家具，商家可谓绞尽脑汁。2013年，中国银行中山分行便与广东某家具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进行“买红木分期付”服务。该服务贷款额度最高为200万元，提供3期、6期、12期和24期四种分期还款方式。2014年，一家名为草根投资网的B2C网站联合东阳优质红木家具企业推出短期融资产品“红木宝”。
需求急速上升而红木资源日益减少，围绕着红木展开的商业模式正在拓展，这个仍在膨胀的泡沫给红木出产国带来愈加不可挽回的影响。
疯狂的尽头是自掘的坟墓
当下的“红木潮”并未说明中国的富裕阶层在复兴悠久的文化传统。自2009年以来，市场投机是驱动红木产业增长的最大因素之一。当某种红木越是稀缺，其价格就涨得越高。值得尊敬的文化传统就被如此当作投机的掩护。
尽管有证据表明红木产业存在泡沫，但仍有不少地方政府在大力推动红木产业的发展。广东的东莞大岭山、顺德龙江、中山大涌、广州鱼珠木材市场、深圳观澜;广西的防城港东兴、凭祥、崇左;云南的德宏瑞丽、西双版纳景洪;福建的仙游、莆田;浙江的义乌、东阳;江苏省的苏州、南通;山东的潍坊、临沂;湖南的株洲;甘肃的天水;湖北的红安;河北的大成、香河、正定;山西的运城;东北的大连、长春、新滨;陕西的咸阳。以上所列是目前中国以红木产业为支柱、以及正在向红木重镇进军的地方，几千家企业分布其中。这样的红木产业中心仍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红木加工和零售企业不断增多，北京、上海、天津作为红木家具终端销售的重镇也一直保持着稳中有升的节奏，进而继续推高对稀缺红木资源的需求。
红木是红木行业赖以生存的根基，但这种资源不仅濒临灭绝且涉嫌走私。因此，对一个正在系统化摧毁自身供应链的行业进行大力扶持的做法，仿佛是一场“自掘坟墓”式的狂欢，对于正在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崛起”的中国而言，这着实令人费解。
在景洪的红木街，几乎每家的厂院里都存有大量堆积如山的原木和锯材，抬头仰望这些被竖立起来、高达数米的没头没脚的粗壮躯干，彷如置身死去的森林，灰白的树皮经过岁月的冲刷更显沧桑，历经几百年的生长终落到如此下场，让人心中不免生出无限悲凉。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回归”是必然的，能够代表本民族文化的传统家具的市场会越来越大。从资源的角度看，红木家具行业现在的规模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持续的，红木产业的老路已经走到尽头。
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指引下，以普通材取代珍稀品种，以快速再生的人工林取代天然原生材是维系实木家具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从设计来看，一件值得收藏的家具应该集形美、工良、材精为一体。但完全照搬古代样式也并不可取，站在传统之上融合时代文化、引入现代设计是中国传统家具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从危机到疯狂的轮回
2015年的第一个季度即将结束，边疆小城景洪也即将迎来它每年最热闹的时候——傣历新年泼水节，即便如此，作为彰显版纳文化旅游特色的红木一条街此时却依旧冷清，大量的红木商品静置于尘土之下，乏人问津。唯有门口那些超级巨大、乃至无法放进室内的木雕彰显着这里曾有过的“辉煌”。这条长达3公里的红木街与周边陆续被开发的村子里总共分布着上百家工厂和商铺，以经营红木根雕、家具、工艺品为主，涉及老挝、缅甸的红酸枝、花梨木、黑檀、柚木等木材。在2012年12月开街后不久的2013年6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CITES公约 ）将我国国标规定的33种红木树种里的7种列入管制物种。从此，这条红木街经历了不可思议的疯狂：木材价格呈几何级数蹿升，进木材的速度跟不上销售的速度，连多年积攒的碎料、差料都能掺在好木头里一并倾销掉，基本上零库存运营。彼时，不仅是西双版纳，境外木材原产地、国内各大红木原料集散地、家具生产加工基地以及家具卖场也正在经历同样的疯狂。
红木市场如此这般如过山车的动荡始于2005年。那一年的年初，国内红木家具的价格开始被快速拉升，各种关于红木稀缺性、收藏价值的说法充斥市场，从2005年至2007年，红木价格在短短两年内上涨近10倍。2007年10月，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展出的一套老挝红酸枝家具，标价高达8000万，而2003年之前，一套顶级红木家具不过百万。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红木价格一度狂降，很多人的货积压在手上，急于周转资金之下纷纷低价甩货。2010年起又开始回升，这一年，中国经营红木家具的公司数目增加了40%，直到2013年达到又一个巅峰。从2014年下半年起，红木市场又遇消费“寒流”。文章开头的一幕也正是全国大多数红木商户现在的境况。这一轮轮暴涨暴跌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原因？
始作俑者：唯材质论
中国的建筑与家具史几乎是一部木文化的历史。作为最容易获得、最容易加工、与人性最为贴近的自然材料，木材从古至今就是中国人构建诗意栖息家园的不二选择，可以说中国人的实木情结是与生俱来的。 隋唐以来，随着垂足而坐逐渐普及，人们的生活重心提高，室内家具得以长足发展。明嘉靖以前，中国的古典家具大多是漆木家具，其胎骨主要是楠木和杉木，没有细木家具，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硬木家具、红木家具。到了明代万历年间，随着海外硬木的流入才在江南富豪与文人间开始了硬木家具的制造和流行，并最终成就了中国家具历史的最高峰。
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花梨木家具图考》是最早研究中国硬木家具的著作，其所谓的“中国花梨木家具”涉及到的用材包括有多个不同的红木品类，这本书打开了中国红木收藏的大门。1971年，美国人安思远又有一本研究黄花梨家具的著作《中国家具》问世，一股世界范围的中国家具收藏热逐渐蔓延。后来，中国学者王世襄在其著作《明式家具珍赏》中，进一步强调了明式家具即黄花梨等硬木家具的狭义定义。按照著名收藏家、学者赵祖武先生的见解，明式家具即硬木家具的观点是导致唯硬木论的思想基础。《中国古典家具价值汇考》里的《明清家具定级标准评分表》更进一步将材质种类和大小置于考量家具价值的前列，将文化性、艺术性和创造性放在微不足道的位置，从而演绎了一套唯材质论、唯红木论的评价体现。这种评判标准导致人们认为家具价值的高低取决于木料，这是一个将学术概念偷换成商业概念的误导。纵观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直至清代前期，包括统治阶级在内，做家具大多使用软木，到了明清时期，除了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老百姓也用家具，这类家具在欧洲称为Provincial Furniture，意思是指王城外的家具，即民俗家具，这部分家具很少用所谓的“红木”，而是就地取材，难道他们就没有价值？
中国的红木家具收藏热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萌芽，当时只是一些有识之士的小范围购买，一套红木家具两三千块钱。到了90年代，一些文化界和演艺界人士开始关注红木家具，市场上出现了红木家具消费热潮，使红木家具开始涨价，达到每套1万元到2万元，随之出现了以投资为目的的红木家具购买热，每年增值10-30%。到了21世纪，古董家具的稀缺结合投资市场的急切需求，促使很多人开始炒新家具。古董收藏界的“唯材质论”在此依然适用，这些新作、乃至臆造的仿古家具也尽可能使用名贵的木材，继黄花梨、紫檀的商业灭绝之后，大红酸枝又被定义成“被严重低估”的品种，进而坐上了最具投资价值的“宝座”，33种红木国标的制定为这场追逐游戏设定了更多的猎物。
讽刺的是，国人将大量低俗臆造的仿古家具陈设于厅堂之时，大量珍贵杂木古家具被外国人轻松地带出国门，直至欧美市场饱和，剩下的那些只能在风吹日晒中等待被砍做烧柴。这种风气使古代传统家具制造中大量使用的榆木、杉木、榉木等木材都成了不受欢迎、甚至代表“廉价”的材质。 从绝世艺术沦为恶俗道具
物以稀为贵，这一点在红木家具上的体现从古至今尤为一致。以小叶紫檀为例，此木在明代为皇家所重视，开始大规模采伐。到明末，南洋各地的优质紫檀就已经基本采伐殆尽，这些珍贵木材制成的家具从而成为皇族贵胄显示富贵的标志。据史料记载，清代也曾派人到南洋寻找紫檀木材但大多粗不盈握，曲节不直，根本无法使用。之后，其地位更被抬高，成为皇家专用。至清代中叶以后，红木家具已是相当流行的高档家具，几乎成为许多家庭体现财富的象征。尽管在“文革”时期，很多明清家具被当成“四旧”销毁，或者在“全民大炼钢”的浪潮中灰飞烟灭;但红木家具身上的尊贵烙印却从未磨灭。
时至今日，由于环境和社会因素，包装成为重要的行销方式，一套红木家具成为打造成功形象不可缺少的道具。于是乎，一大批不计成本、向“皇家风范”靠拢的红木家具应运而生，一木作、独板、花纹对称……穷其奢技，价格更是动辄上千万。为了彰显贵重，一种名为“大板”的商品颇受欢迎，这种大板越大越好，在西双版纳景洪红木一条街，宽两米、长七八米、厚十几厘米的大板极为常见，这样的桌子为坐在两边的人带来极大的交流障碍，极不实用，全为摆谱。君不见，各种以接待达官贵人为主的会所，没有点像样的红木家具装点，简直无法见人。在这里，红木家具与字画、瓷器、茶、玉器共同构成达官贵人的“雅好”新宠，而所谓雅好无非就是雅贿的一块遮羞布。
在西双版纳，不止一位红木商人吐露了反腐力度加强与其生意冷清的直接关系。不过，他们并没有闲着，因为那里还盛产另外一种奢侈品：普洱茶，三月底清明前正是一年当中普洱茶最好的时候，内地茶商蜂拥而至。为了接待来看茶的客户，景洪三川根艺加工厂的老板赵云川示意记者尽快结束采访。因为卖茶才是他眼前的主业，一斤上好的老班章可以买到几千块钱。我国红木家具行业年产值达数百亿元，生产企业有上万家，像西双版纳这样，红木不行还可以倒腾茶叶的地方并不多，更多的从业者开始考虑红木产业未来的支撑在哪。
正如普洱茶的奢侈品化一样，红木也正在走上同样的道路。奢侈品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具有完全的手工、精湛的技艺、艺术的设计、完美的品质、历经实践沉淀的久远美誉、象征文化的传承等特征。而红木家具似乎完全符合以上定义。2011年年初，国际知名奢侈品品牌爱马仕将红木家具列入了其产品系列。当红木圈椅出现在爱马仕上海展厅时，红木家具第一次与奢侈品拉上了关系。10月，红木家具集体赴澳门参加“2011首届国际奢侈红木家具展”，积极向奢侈品方向靠拢。世界奢侈品协会在《2011-2012世界奢侈品协会官方报告蓝皮书》中预测：在中国，最先进入世界除茶叶、白酒、玉器之外，就是红木。此后，一小部分品牌开始走“高大上”的极品路线，备受高端人士追捧。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越来越多的红木家具都自称奢侈品，只是其奢侈得往往只是价格。就算是精工细作的真奢侈，也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这种奢侈，称之为媚俗或许更为合适。
红木走私，公开的秘密
我国是一个森林资源匮乏的国家，但却是全球第二大木材消耗国和第一大木材进口国。中国国内已基本没有红木原生树，蓬勃发展的红木行业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原料，中国是唯一对红木设有专门海关编码的国家。
卷着上述国家。执法不力与腐败相结合，加上中国不断飙升的需求使利润丰厚的红木贸易得以蓬勃发展，并且把大片森林转化成了冲突区，有组织犯罪集团控制了红木贸易，武装砍伐者和护林员之间暴力甚至致命的冲突让双方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大红酸枝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目录列为全球极危物种。由于其稀有和珍贵，使得采伐这种树的行为更像是偷猎野生动物。在泰国东南部的国家森林保界记者组织的成员，已年近五十，但他一直活跃在揭露非法伐木者罪行的前线。在2012年，他就因为曝光Kratie省的非法木材走私被当地政府逮捕。这一次，他和其他五位记者一起发现有23辆牛车把非法红木运往越南，在回程的路上，TaingTry被一颗子弹射进了额头。事后有三名嫌疑人受到了指控，他们分别是，Ben Hieng，Mondulkiri省Keo Seima地区的警察局长，Khim Pheakdey，金边的一名军警， La Narong， Mondulkiri的士兵。这足以反映柬埔寨现在非法砍伐问题的严重性，犯罪者与当地的政府、军队相互勾结，法律沦为一纸空文。
在老挝，有很多到处寻觅红木的越南和中国商人。通常，从老挝发运的大红酸枝能不受阻拦地跨境进入邻国越南，要么在越南加工，要么（在大多数情况下）继续运往中国。越南不要求从老挝流入该国的原木具有任何合法性证明——只要缴付税费即可，老挝未能执行针对大红酸枝采伐和出口的法律管制，政府官员与商人的串通一气是一个关键因素。 2013年9月，该国 财政部长承认，当局“可能在与商人合作”出口受保护的木种。2014年， 负责打击腐败的政府机构透露，它处理的大部分案件涉及政府官员参与非法木材砍伐。政府监察和反腐败局副局长警告称，腐败可能导致政权垮台。 产出国有关大红酸枝和其他珍稀树种的法律，以及更广泛的有关林业和木材贸易范围的法律，都充斥着漏洞和矛盾，其中许多已被贸易商人和官员无情利用。那些不受安全机构或政府后台保护的当地人所违法砍伐的大红酸枝，要么在被查扣之后作为法定清偿物拍卖，要么被成功走私出国。
尽管被列入公约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但在现实中，姗姗来迟的此举对于保护大部分仅存的大红酸枝而言很可能已经“太少和太迟”，在被批准列入公约时，有一个“注释五”限制，将CITES管制措施的适用范围局限于原木、锯材和胶合板。其他所有产品均免于遵守CITES认证、许可和配额制度。“注释五”条款已经在实际操作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洞，为不受监管、监督和非法的半成品贸易提供便利。这条注释，也允许某些国家在国内拍卖被查扣的非法木材。通过政府查扣和拍卖将非法木材纳入进入正规贸易的做法，是系统化和腐败的，并在规避老挝、越南和柬埔寨所有旨在保护物种的现行贸易禁令的施行上扮演关键角色。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经常举行这样的拍卖活动。这些木材随后被制成成品或者半成品后出口到全球市场，不受CITES约束。EIA的调查表明，这样的拍卖过程显然受到腐败行为的侵蚀，其生成的文书被用于“洗白”数量大得多的非法木材。
在大红酸枝被近乎砍伐殆尽之后，中国对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两种木材的大量需求使缅甸又成了新的非法砍伐和走私重灾区，实际上，缅甸中央政府与各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的连年战乱早就给一些不法商人提供了可乘之机，红木特别是缅甸花梨多年来是缅甸佤邦、掸邦等军阀的一项战争来源。2015年3月，缅北战事烽烟又起，很多西双版纳的红木商人都把放在缅甸的工人和大象往回撤，而景洪红木一条街的一位从业经历超过20年的当地商人却告诉记者：“我有我的玩法，他们都往回撤人，而我越是打仗越要派人进去，世道乱才能捡到大机会！”
尽管近年来红木供应来源扩大至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但中国仍严重依赖东南亚的红木木材来源。在贫困和潜在动荡的国家，如马达加斯加、老挝、缅甸和塞内加尔，这股红木潮对当地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甚至可能威胁政治稳定。上述只是众多红木原产地非法砍伐和走私情况的缩影，但却能管窥全貌。
投机阴谋的牺牲品
从珍爱到收藏、从收藏到投资、再从投资变投机，这句话准确地道出红木在中国当下的境遇。濒临灭绝的红木不仅被当成恶俗的伪装道具，更变成了资本炒作的对象。在上述合法或非法进入中国的木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原木，有些原木并没有被制作成家具，而是被层层堆积起来等待升值。在这个过程中，上中下游各自为政又环环相扣，上游原材料价格滑落到几乎是高峰的一半时，下游投资者又开始下一波的炒作。发展至今，从过去的按套论价，变成按斤甚至按克论价。
红木炒作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与股市、楼市的低迷乃至整个经济形势都有密切的联系。幕后推手是一批掌控热钱的职业炒家，与炒股、炒楼一样，他们悄悄地进入一个资源独占性的领域，大量地囤积其中最好的产品，当然，是以非常低的价格。随后，他们可能用一年，也可能是更长一些的时间来包装概念，热炒其稀缺性和收藏价值，掀动行业的超常发展，大量下游投资者进入，形成整个红木家具产业上下游的投机。今天4万元一吨买进的木料，后天就能6万元一吨卖出，对商家来说吸引力可谓巨大。不少红木厂家囤积居奇，恶意炒作红木价格，手上聚集大量红木木材，却不加工，指望着囤积红木就能多赚几桶金。为了获取更多利益，不惜砸重金订购更多的木材，结果订购的木材还没运到，价格就开始猛跌，此时真是进退两难，如果不进货定金也无法收回，进货的话注定是赔本买卖，只能进来囤着等候行情的再次上涨。时间的流逝对商人而言，就意味着贷款期限的步步逼近，唯一的办法就是低价抛售。不过有聪明者，竟然将危机变成商机。在景洪，笔者听说了这样的故事：所谓买涨不买跌，有商人在行情高涨的时候借钱进木头，做成商品标上高价，此时行情已开始下坡，临近还款日莫名失踪，引来债主一阵恐慌，过后现身解释称欠赌债被困，债主纷纷上门要债，答曰：钱没得还，货可以拿走，标价10万作价5万，其实成本只有1万，债主明知被计算也不愿欠债人万一有个好歹落个一分钱也捞不着的结果。如此一来，所有库存一笔“售”空，高额获利后宣布破产！真是一出好戏啊。
原木炒作带动家具价格的上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红木家具的保值、增值性，从而使得红木家具成为投资和投机的对象，甚至有人称“炒股不如炒红木家具”。在红木炒作最疯狂的时候，一些买家把红木家具买回去不是为了用，而是大床上摞中床、中床上摞小床，床下摆满红木小件。40平方米的屋子里放的红木家具，比家具城200平方米的店面里摆放的都要多。这还花了一些运费，更有甚者运费也省掉了，前文提到的“大板”，在北京的红木市场也极常见，因为太大，有的买家买了之后却并不运走，放个几个月就又直接卖掉。
从古至今红木家具使用者不是大官就是大款，可今天很多普通消费者也加入了红木消费大军，何况有商家“溢价回购”的承诺，如此一来相当于有了变现的渠道，而且利息远远高于银行，何乐而不为？于是一些退休人员拿着退休金、郊区农民拿着土地补偿金来买家具。可是，一不留神就买到了假货。
泡沫下的欺诈与伎俩
红木市场如此火爆，造假手段层出不穷。2014年，北京某红木企业接连举行两次新闻发布会，称2013年12月15日至2014年1月17日间，与福建仙游的木料商达成了小叶紫檀的购买协议，陆续购买其小叶紫檀原木。返京后，经鉴定发现并非合同约定的小叶紫檀，总价值达1500万。实际上，红木市场中一直存在假紫檀以及相关产品，一个李鬼被拆穿，又会来一个新的，不法商家在全世界范围寻找能以假乱真的木材。一个久经沙场的红木企业老板都能被骗到如此程度。何况是毫无专业知识的普通消费者？ 红木家具的造假手段首先是以皮充肉。国标的5属8类红木明确指心材，原木心材外面的部分称边材，边材的密度、硬度远不如心材，制成家具后使用年限和内在品质大打折扣。其次是偷梁换柱。能看得见的地方用贵重木材，看不见的地方用其他木材，常见手法是将颜色或纹理相近的木材混用，然后按照贵木材的价格定价。另外，熏、烧、蒸、涂、抹，各种针对皮色、纹理的化妆术更是花样百出，据说还有一种售价几百万的贴皮机器，通过在类似红木的硬木甚至非木质板材上贴上红木薄板，在像桌面一类的大面积平面上尤能以假乱真。一些商家还利用纹理特征比较接近的木材蒙骗消费者。非洲产的卢氏黑黄檀最初进入中国时曾与印度“小叶紫檀”混淆，林科院相关部门通过研究和检测恢复其本来面目“大叶紫檀”即卢氏黑黄檀，卢氏黑黄檀价格只是紫檀的几分之一。还有一种冒充小叶紫檀的木材叫科特迪瓦榄仁木，也有人称其为“非洲小叶紫檀”，其并非红木，原料价格每吨仅万元，比起真正紫檀每吨百万余元的价格，相去甚远。有的虽没有明着骗，却在名字上做文章企图瞒天过海，例如把巴西花梨当花梨木，非洲紫檀当紫檀木。假料与真料相比，每吨原料相差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制作成家具或装饰物，以真料价格出售，其谋利空间可想而知。
在制作工艺上，整体缩小家具原有尺寸较为常见。长缩短，弯变直，厚变薄。如圈椅座面的大边一般在三个半厘米，市场上有许多不到此尺寸，有甚者只做一个半厘米。这样可以大大节省木料，降低成本。榫卯结构是中国传统家具的灵魂，一些从缅甸老挝进口的家具根本没有榫卯，国内有些厂家用机器流水作业，家具各部件的连接从外表看有榫卯，实际内部根本没有传统的严丝合缝的榫卯结构，全用化学胶封堵。这样也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传统家具用胶一般是黄鱼鳔，便于家具的拆卸和修复。现在的化学胶将家具结构锁死，很难再拆开。烫蜡、上漆更是精工细作的活计。不同材质的家具用蜡也不一样，如川蜡、蜂蜡等天然蜡，都是为了保持木材原有的质朴本色。很多家具厂家为了花钱少，见效快，采用找色的办法用如英国蜡、石蜡、地板蜡或鞋油蜡，这些蜡会让家具缓慢变色失去原有味道。所谓“三分料、七分工”，木料只是艺术的载体，没有艺术水准的家具只能停留在使用层面，根本不具备艺术品升值的空间。但红木家具市场的鱼龙混杂并没有影响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就像炒股、炒楼一样，很多人义无反顾地做着发财梦。
有人在木材、家具上做手脚，有人则在销售手段上做文章。在景洪一条街的走访中，尽管没有什么来买红木的客人，但来店里喝茶聊天的人倒是络绎不绝。每天光茶叶和水就要消耗掉几百上千块，但老板们似乎乐得如此，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就是积累人脉，而人脉就意味着客户。很多红木商人在经营红木的同时还投资了茶馆和会所，来的都是客，买不买红木不要紧，带朋友来喝茶、吃饭就可以，久而久之，总会有人对会所里面摆放的精美家具产生好奇，继而受到“红木文化”的熏陶，掏钱购买是迟早之事。为了卖出更多家具，商家可谓绞尽脑汁。2013年，中国银行中山分行便与广东某家具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进行“买红木分期付”服务。该服务贷款额度最高为200万元，提供3期、6期、12期和24期四种分期还款方式。2014年，一家名为草根投资网的B2C网站联合东阳优质红木家具企业推出短期融资产品“红木宝”。
需求急速上升而红木资源日益减少，围绕着红木展开的商业模式正在拓展，这个仍在膨胀的泡沫给红木出产国带来愈加不可挽回的影响。
疯狂的尽头是自掘的坟墓
当下的“红木潮”并未说明中国的富裕阶层在复兴悠久的文化传统。自2009年以来，市场投机是驱动红木产业增长的最大因素之一。当某种红木越是稀缺，其价格就涨得越高。值得尊敬的文化传统就被如此当作投机的掩护。
尽管有证据表明红木产业存在泡沫，但仍有不少地方政府在大力推动红木产业的发展。广东的东莞大岭山、顺德龙江、中山大涌、广州鱼珠木材市场、深圳观澜;广西的防城港东兴、凭祥、崇左;云南的德宏瑞丽、西双版纳景洪;福建的仙游、莆田;浙江的义乌、东阳;江苏省的苏州、南通;山东的潍坊、临沂;湖南的株洲;甘肃的天水;湖北的红安;河北的大成、香河、正定;山西的运城;东北的大连、长春、新滨;陕西的咸阳。以上所列是目前中国以红木产业为支柱、以及正在向红木重镇进军的地方，几千家企业分布其中。这样的红木产业中心仍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红木加工和零售企业不断增多，北京、上海、天津作为红木家具终端销售的重镇也一直保持着稳中有升的节奏，进而继续推高对稀缺红木资源的需求。
红木是红木行业赖以生存的根基，但这种资源不仅濒临灭绝且涉嫌走私。因此，对一个正在系统化摧毁自身供应链的行业进行大力扶持的做法，仿佛是一场“自掘坟墓”式的狂欢，对于正在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崛起”的中国而言，这着实令人费解。
在景洪的红木街，几乎每家的厂院里都存有大量堆积如山的原木和锯材，抬头仰望这些被竖立起来、高达数米的没头没脚的粗壮躯干，彷如置身死去的森林，灰白的树皮经过岁月的冲刷更显沧桑，历经几百年的生长终落到如此下场，让人心中不免生出无限悲凉。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回归”是必然的，能够代表本民族文化的传统家具的市场会越来越大。从资源的角度看，红木家具行业现在的规模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持续的，红木产业的老路已经走到尽头。
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指引下，以普通材取代珍稀品种，以快速再生的人工林取代天然原生材是维系实木家具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从设计来看，一件值得收藏的家具应该集形美、工良、材精为一体。但完全照搬古代样式也并不可取，站在传统之上融合时代文化、引入现代设计是中国传统家具未来发展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