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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中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样本，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职业流动次数对新老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效用。结果表明：职业流动越频繁越不利于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对新老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均具有积极作用，老一代农民工中已婚的、外地农民工更容易实现职业晋升，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更容易实现职业晋升，在社会网络方面，居民互助多有利于老一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居民相熟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有负的效用。因此，打破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局面，规范企业用工制度，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从而提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减少流动;同时，提升农民工教育水平以及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为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奠定良好基础。
关键词：职业流动次数;职业向上流动;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
一、 引言
2012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工众网联合发布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指出：高流动和水平化是农民工就业现状的两大特征，超过60%的农民工对用工单位不满选择主动离开，尤其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更高，“短工化”呈逐年递增趋势。一般来说，农民工进城从事非农工作的初次流动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提升，但后续的职业流动即再次流动基本上是水平的职业流动（李强，1999，林坚等，2007），职业流动次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总体上呈现一种倒“U”型的轨迹（符平，唐有财，2009）。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职业流动次数是否对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起作用？新老农民工又有何差别？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进一步分析职业流动次数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以及代际间的效用。
有关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人力资本因素分析，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层次选择起关键性作用，素质教育有利于农民工向外部劳动力市场流动，专业资格证书有利于农民工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向上流动，拥有城市工作经验对农民工职业选择具有普遍的积极作用（姚先国、俞玲，2006;田北海等，2013）。二是从职业的流动性因素分析，职业流动次数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呈倒“U”型，且女性农民工更容易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符平、唐有财等，2012），变动职业以及职业流动次数增多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均具有负的效用，人力资本的提升、主动的流动方式有助于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柳延恒，2014;明娟，2016），然而，对于运用网络求职、先进信息获取方法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职业流动次数越多越有利于职业向上流动，并且信息获取能力强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越频繁（姚缘、张广胜，2013）。可见，职业的流动次数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本文将在实证分析中进一步验证。
以往研究農民工职业流动主要集中在就业更迭，而非就业质量，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对职业流动方向影响的文献更少。基于此，本文深入研究新老农民工自入职以来，职业流动次数对初职到现职职业类型变动的影响，以往文献中普遍将最后一份工作的职业类型划分成各个不同职业层次作为因变量，而本文结合陆学艺（2004）划分的社会阶层和样本的现实情况将职业类型从高到低划分为：国家管理人员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人员以及军人，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六大职业类型，采用初职和现职之间的职业层次差值作为因变量，较以往研究更加动态化地反映职业流动趋势。
二、 数据说明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中15岁～64岁的劳动力人口，将职业流动方向分为两大类：向上流动和水平流动。依次将国家管理人员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人员以及军人，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从1～6上升赋值，初职类型减现职类型结果为0的表示水平流动，赋值为0，结果为正的表示向上流动，赋值为1。调查问卷设计的婚姻分为未婚、初婚、再婚、离异、丧偶、同居六类，本文将未婚、离异、丧偶归并为单身，将初婚、再婚、同居归并为已婚。居民熟悉程度分为非常不熟悉、不太熟悉、一般、比较熟悉、非常熟悉，居民互助分为非常少、比较少、一般、比较多、非常多，本文将居民不熟悉、不太熟悉归并为不熟悉，居民比较熟悉、非常熟悉归并为熟悉，将互助非常少、比较少归并为互助少，互助比较多、非常多归并为互助多。
在2014年CLDS初始样本中，农业户口样本个体总数为16 532，非农户口和居民户口的样本个体总数为6 975。本文仅使用农业户口的样本，删除掉没有发生过职业流动、初职和现职缺失的样本，最后剩下1 847个样本，老一代农民工1 210个样本，新生代农民工637个样本，从中发现，老一代农民工比新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层次更高，但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流动更加频繁。在个人特征方面，老一代农民工中的男性农民工、本地农民工、已婚农民工占比均超过了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老一代农民工更高，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在工作特征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专业资格证书拥有量多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老一代农民工工作年限是新生代农民工的2.82倍。在社会网络方面，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人际关系更紧密、更团结，同居民之间互相帮助的更多。
职业流动次数与职业流动方向分析。本文对新老农民工从初职到现职职业类型变化的百分比做了比较，老一代农民工中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人员以及军人的比例上升的最为突显增加了24.63%，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的比例下降的最为突显减少了26.03%。新生代农民工中专业技术人员和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人员以及军人的比例上升的最为突显分别增加了8.63%和13.34%，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的比例下降的最为突显减少了21.67%。并且老一代农民工中初始职业主要从事生产制造业以及农、林、牧、渔业，新生代农民工中初始职业主要从事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业以及生产制造业。新老农民工无论是初次就业还是再次流动的职业类型变动都有着较大的区别，这说明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已经产生了明显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脱离农业生产，且更加注重就业质量了。 职业流动次数与职业流动方向的交互分析中发现：老一代农民工随着职业流动次数的增加向上流动的比率呈下降趋势，新生代农民工略有不同，在职业流动的前三次向上流动的比率略微上升，三次以后向上流动的比率开始明显下降，新生代农民工随着职业流动次数的增加，向上流动增加的比率呈大幅度下降趋势。
三、 计量模型与回归分析
1. 计量模型。由于个人特征、工作特征、社会网络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固定的，但农民工可以通过职业流动改变就业境况。因此，本文选取职业流动次数作为关键变量，个人特征、工作特征，社会网络作为控制变量。其模型的函数形式如下：
Occup=？茁0 ？茁1jobnum ？茁2sex ？茁3place ？茁4edu ？茁5marriage ？茁6certi ？茁7workyear ？茁8relation ？茁9help ？滋（1）
（1）式中，Occup表示职业流动方向，其取值为0～1，0表示水平流动，1表示向上流动;jobnum表示职业流动的具体次数即调查对象务工期间变换工作总数减去1;sex表示性别，女为0，男为1;place表示地域，外地农民工为0，本地农民工为1;edu表示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四个类别;marriage表示婚姻，单身为0，已婚为1;certi表示专业资格证书，无专业资格证书为0，有专业资格证书为1;workyear表示工作年限即务工的总年数;relation表示居民关系，分为不熟悉、一般、熟悉三个类别;help表示居民互助，分为互助少、一般、互助多三个类别。
因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0-1变量即离散的，所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其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其中，表示“几率比”，xj表示（1）式中的所有自变量，j表示半弹性，即xj增加一单位引起几率比的变化百分比。将？茁j指数化后，当xj增加一单位引起几率比的变化倍数，即在得出？琢和？茁j的估计值后，可通过（3）式得到xj对p发生的概率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2. 回归分析。对农民工的总样本以及新老农民工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下，职业流动次数对新老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均具有负的效用，即职业流动越频繁越不利于农民工职业上升，主要因为农民工持续的职业流动会中断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累，农民工技能水平难以有大幅度提升，再加上农民工又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与高端劳动力市场从业者大不相同，不太可能通过职业流动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农民工自发性的“用脚投票”的方式在低端劳动力市场失灵。
从个人特征来看，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可能由于年轻女性的农民工在择业方面比男性更注重就业质量，女性农民工更多从事于服务业，男性农民工更多从事于建筑业，通常女性比男性更不易发生职业流动，所以更能积累向上流動的工作经验。地域对老一代农民工影响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老一代农民工中外地农民工比本地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可能因为本地农民工在务工当地更具备“强关系”，“强关系”中大量的同质信息阻碍了本地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边燕杰等，2012）。在受教育程度方面，老一代农民工中只有高中是显著的且系数为正，新生代农民工中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都是显著的且系数为正，这说明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比老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新生代农民工随着教育的提高均会增加职业向上流动的机会，而老一代农民工中只有高中教育才能有助于职业向上流动，可能因为老一代农民工中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数较少，且初中教育无论从质量还是毕业情况都较差，与小学教育相差不大。婚姻仅对老一代农民工有影响且系数为正，老一代农民工中已婚的有利于职业向上流动，这可能跟单身农民工比已婚农民工职业流动更频繁有关，已婚农民工更易在稳定的就业中积累工作经验作为职业向上流动的渠道，并且已婚的老一代农民工可能比单身的家庭负担重，因而向上流动的积极性更高。
从工作特征看，专业资格证书对新老农民工均没有影响，工作年限对新老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均具有正的效应，这说明务工时间越长越有利于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可能因为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农民工更加熟悉务工城市，搜寻工作的经验也更加丰富了。
从社会网络看，居民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显著且系数为负，说明居民之间越熟悉越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地位提升，可能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主要受熟悉关系的影响，他们很难突破自身的局限性建立与自己地位悬殊大的“弱关系”，而“弱关系”往往可以提供非重叠性的、高质量的信息资源有助于实现职业向上流动（Granovetter，1974;Lin et al.，1981）。居民互助多对农民工总样本影响显著且符号为正，老一代农民工则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影响。这表明居民互助频繁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上升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居民之间互相帮助有利于解决老一代农民工生活上的困难和问题，从而在生活方面减少了老一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障碍。
四、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 本文研究结论。本文使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中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样本共1 847份，其中，老一代农民工样本为1 210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为637份，在代际视角下，运用描述分析对职业流动频次与职业类型以及职业流动方向的变化关系研究发现，新一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更加频繁，但老一代农民工比新一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跨越的层次更高，新生代农民工初职类型比老一代农民工层次更高，职业流动次数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比率具有消极的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增加的比率影响呈下降趋势。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民工代际职业流动方向的各个因素，职业流动次数对新老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均具有负的效应，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对新老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均具有正的效应，老一代农民工中已婚的、外地的更容易实现职业上升，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更容易实现职业上升，在社会网络方面，居民互助多有利于老一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居民相熟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有负的效用。 2. 政策建议。职业流动越频繁反而越不利于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并且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向上流动大部分是流向了中低端行业，比如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业、办事人员，流向中高端行业如国家管理人员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的占比很小为3.89%，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向上流动主要是流向了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业、专业技术人员，虽然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职业向上流动的层次有所提高，但是中高端行业的占比仍然较小，这表明农民工职业晋升的机会是有限的，农民工很难突破制度壁垒和自身的局限性实现跨阶层的流动。与此同时，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实现职业向上流動也起着重要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高中教育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具有正向影响。
因此，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将是促进农民工职业往更好方向发展的重要策略：一是继续深化户籍改革，改善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随着社会的发展户籍的影响正在逐渐变小，但户籍问题仍然是阻碍着农民工进入正规部门工作，政府必须进一步消除制度壁垒，打破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局面，才能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实现就业稳定性;二是规范企业用工形式，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企业性质、用工形式极大的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环境，超长的工作时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合理的晋升机制都极大的损坏了农民工利益，规范企业用工制度，重视并积极发挥工会的作用，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稳定农民工就业;三是提高教育水平，并且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升农民工就业综合素质，新生代农民工将逐渐取代老一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所以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将会逐渐变大，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民工的整体教育水平，不仅有助于改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也是进入更高行业和职业层次的必要条件，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教育，有利于提升农民工专业技术水平，从而更容易找到与自己专业相关和能力匹配的工作，提高农民工整体就业稳定性。
参考文献：
[1] 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J].社会学研究，1999，（3）：95-103.
[2] 林坚，葛晓巍.我国农民的职业流动及择业期望[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7（2）：110.
[3] 符平，唐有财.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9，（12）：41-47.
[4] 姚先国，俞玲.农民工职业分层与人力资本约束[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6（5）：16-22.
[5] 符平，唐有财，江立华.农民工的职业分割与向上流动[J].中国人口科学，2012，（6）：75-82.
[6] 明娟.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J].人口与经济，2016，（4）：113-120.
作者简介：何玲（1989-），女，汉族，河南省灵宝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经济学博士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9-11-12。
关键词：职业流动次数;职业向上流动;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
一、 引言
2012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工众网联合发布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指出：高流动和水平化是农民工就业现状的两大特征，超过60%的农民工对用工单位不满选择主动离开，尤其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更高，“短工化”呈逐年递增趋势。一般来说，农民工进城从事非农工作的初次流动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提升，但后续的职业流动即再次流动基本上是水平的职业流动（李强，1999，林坚等，2007），职业流动次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总体上呈现一种倒“U”型的轨迹（符平，唐有财，2009）。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职业流动次数是否对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起作用？新老农民工又有何差别？是否存在倒“U”型曲线？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进一步分析职业流动次数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以及代际间的效用。
有关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人力资本因素分析，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层次选择起关键性作用，素质教育有利于农民工向外部劳动力市场流动，专业资格证书有利于农民工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向上流动，拥有城市工作经验对农民工职业选择具有普遍的积极作用（姚先国、俞玲，2006;田北海等，2013）。二是从职业的流动性因素分析，职业流动次数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呈倒“U”型，且女性农民工更容易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符平、唐有财等，2012），变动职业以及职业流动次数增多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均具有负的效用，人力资本的提升、主动的流动方式有助于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柳延恒，2014;明娟，2016），然而，对于运用网络求职、先进信息获取方法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职业流动次数越多越有利于职业向上流动，并且信息获取能力强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越频繁（姚缘、张广胜，2013）。可见，职业的流动次数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本文将在实证分析中进一步验证。
以往研究農民工职业流动主要集中在就业更迭，而非就业质量，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农民工职业流动次数对职业流动方向影响的文献更少。基于此，本文深入研究新老农民工自入职以来，职业流动次数对初职到现职职业类型变动的影响，以往文献中普遍将最后一份工作的职业类型划分成各个不同职业层次作为因变量，而本文结合陆学艺（2004）划分的社会阶层和样本的现实情况将职业类型从高到低划分为：国家管理人员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人员以及军人，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六大职业类型，采用初职和现职之间的职业层次差值作为因变量，较以往研究更加动态化地反映职业流动趋势。
二、 数据说明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中15岁～64岁的劳动力人口，将职业流动方向分为两大类：向上流动和水平流动。依次将国家管理人员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人员以及军人，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从1～6上升赋值，初职类型减现职类型结果为0的表示水平流动，赋值为0，结果为正的表示向上流动，赋值为1。调查问卷设计的婚姻分为未婚、初婚、再婚、离异、丧偶、同居六类，本文将未婚、离异、丧偶归并为单身，将初婚、再婚、同居归并为已婚。居民熟悉程度分为非常不熟悉、不太熟悉、一般、比较熟悉、非常熟悉，居民互助分为非常少、比较少、一般、比较多、非常多，本文将居民不熟悉、不太熟悉归并为不熟悉，居民比较熟悉、非常熟悉归并为熟悉，将互助非常少、比较少归并为互助少，互助比较多、非常多归并为互助多。
在2014年CLDS初始样本中，农业户口样本个体总数为16 532，非农户口和居民户口的样本个体总数为6 975。本文仅使用农业户口的样本，删除掉没有发生过职业流动、初职和现职缺失的样本，最后剩下1 847个样本，老一代农民工1 210个样本，新生代农民工637个样本，从中发现，老一代农民工比新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层次更高，但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流动更加频繁。在个人特征方面，老一代农民工中的男性农民工、本地农民工、已婚农民工占比均超过了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老一代农民工更高，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在工作特征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专业资格证书拥有量多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老一代农民工工作年限是新生代农民工的2.82倍。在社会网络方面，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人际关系更紧密、更团结，同居民之间互相帮助的更多。
职业流动次数与职业流动方向分析。本文对新老农民工从初职到现职职业类型变化的百分比做了比较，老一代农民工中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人员以及军人的比例上升的最为突显增加了24.63%，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的比例下降的最为突显减少了26.03%。新生代农民工中专业技术人员和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人员以及军人的比例上升的最为突显分别增加了8.63%和13.34%，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的比例下降的最为突显减少了21.67%。并且老一代农民工中初始职业主要从事生产制造业以及农、林、牧、渔业，新生代农民工中初始职业主要从事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业以及生产制造业。新老农民工无论是初次就业还是再次流动的职业类型变动都有着较大的区别，这说明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已经产生了明显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脱离农业生产，且更加注重就业质量了。 职业流动次数与职业流动方向的交互分析中发现：老一代农民工随着职业流动次数的增加向上流动的比率呈下降趋势，新生代农民工略有不同，在职业流动的前三次向上流动的比率略微上升，三次以后向上流动的比率开始明显下降，新生代农民工随着职业流动次数的增加，向上流动增加的比率呈大幅度下降趋势。
三、 计量模型与回归分析
1. 计量模型。由于个人特征、工作特征、社会网络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固定的，但农民工可以通过职业流动改变就业境况。因此，本文选取职业流动次数作为关键变量，个人特征、工作特征，社会网络作为控制变量。其模型的函数形式如下：
Occup=？茁0 ？茁1jobnum ？茁2sex ？茁3place ？茁4edu ？茁5marriage ？茁6certi ？茁7workyear ？茁8relation ？茁9help ？滋（1）
（1）式中，Occup表示职业流动方向，其取值为0～1，0表示水平流动，1表示向上流动;jobnum表示职业流动的具体次数即调查对象务工期间变换工作总数减去1;sex表示性别，女为0，男为1;place表示地域，外地农民工为0，本地农民工为1;edu表示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四个类别;marriage表示婚姻，单身为0，已婚为1;certi表示专业资格证书，无专业资格证书为0，有专业资格证书为1;workyear表示工作年限即务工的总年数;relation表示居民关系，分为不熟悉、一般、熟悉三个类别;help表示居民互助，分为互助少、一般、互助多三个类别。
因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0-1变量即离散的，所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其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其中，表示“几率比”，xj表示（1）式中的所有自变量，j表示半弹性，即xj增加一单位引起几率比的变化百分比。将？茁j指数化后，当xj增加一单位引起几率比的变化倍数，即在得出？琢和？茁j的估计值后，可通过（3）式得到xj对p发生的概率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2. 回归分析。对农民工的总样本以及新老农民工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下，职业流动次数对新老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均具有负的效用，即职业流动越频繁越不利于农民工职业上升，主要因为农民工持续的职业流动会中断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累，农民工技能水平难以有大幅度提升，再加上农民工又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与高端劳动力市场从业者大不相同，不太可能通过职业流动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农民工自发性的“用脚投票”的方式在低端劳动力市场失灵。
从个人特征来看，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可能由于年轻女性的农民工在择业方面比男性更注重就业质量，女性农民工更多从事于服务业，男性农民工更多从事于建筑业，通常女性比男性更不易发生职业流动，所以更能积累向上流動的工作经验。地域对老一代农民工影响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老一代农民工中外地农民工比本地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可能因为本地农民工在务工当地更具备“强关系”，“强关系”中大量的同质信息阻碍了本地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边燕杰等，2012）。在受教育程度方面，老一代农民工中只有高中是显著的且系数为正，新生代农民工中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都是显著的且系数为正，这说明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比老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新生代农民工随着教育的提高均会增加职业向上流动的机会，而老一代农民工中只有高中教育才能有助于职业向上流动，可能因为老一代农民工中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数较少，且初中教育无论从质量还是毕业情况都较差，与小学教育相差不大。婚姻仅对老一代农民工有影响且系数为正，老一代农民工中已婚的有利于职业向上流动，这可能跟单身农民工比已婚农民工职业流动更频繁有关，已婚农民工更易在稳定的就业中积累工作经验作为职业向上流动的渠道，并且已婚的老一代农民工可能比单身的家庭负担重，因而向上流动的积极性更高。
从工作特征看，专业资格证书对新老农民工均没有影响，工作年限对新老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均具有正的效应，这说明务工时间越长越有利于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可能因为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农民工更加熟悉务工城市，搜寻工作的经验也更加丰富了。
从社会网络看，居民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显著且系数为负，说明居民之间越熟悉越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地位提升，可能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主要受熟悉关系的影响，他们很难突破自身的局限性建立与自己地位悬殊大的“弱关系”，而“弱关系”往往可以提供非重叠性的、高质量的信息资源有助于实现职业向上流动（Granovetter，1974;Lin et al.，1981）。居民互助多对农民工总样本影响显著且符号为正，老一代农民工则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影响。这表明居民互助频繁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上升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居民之间互相帮助有利于解决老一代农民工生活上的困难和问题，从而在生活方面减少了老一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障碍。
四、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 本文研究结论。本文使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中发生过职业流动的农民工样本共1 847份，其中，老一代农民工样本为1 210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为637份，在代际视角下，运用描述分析对职业流动频次与职业类型以及职业流动方向的变化关系研究发现，新一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更加频繁，但老一代农民工比新一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跨越的层次更高，新生代农民工初职类型比老一代农民工层次更高，职业流动次数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比率具有消极的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增加的比率影响呈下降趋势。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民工代际职业流动方向的各个因素，职业流动次数对新老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均具有负的效应，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对新老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均具有正的效应，老一代农民工中已婚的、外地的更容易实现职业上升，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更容易实现职业上升，在社会网络方面，居民互助多有利于老一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居民相熟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有负的效用。 2. 政策建议。职业流动越频繁反而越不利于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并且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向上流动大部分是流向了中低端行业，比如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业、办事人员，流向中高端行业如国家管理人员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的占比很小为3.89%，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向上流动主要是流向了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业、专业技术人员，虽然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职业向上流动的层次有所提高，但是中高端行业的占比仍然较小，这表明农民工职业晋升的机会是有限的，农民工很难突破制度壁垒和自身的局限性实现跨阶层的流动。与此同时，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实现职业向上流動也起着重要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高中教育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具有正向影响。
因此，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将是促进农民工职业往更好方向发展的重要策略：一是继续深化户籍改革，改善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随着社会的发展户籍的影响正在逐渐变小，但户籍问题仍然是阻碍着农民工进入正规部门工作，政府必须进一步消除制度壁垒，打破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局面，才能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实现就业稳定性;二是规范企业用工形式，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企业性质、用工形式极大的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环境，超长的工作时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合理的晋升机制都极大的损坏了农民工利益，规范企业用工制度，重视并积极发挥工会的作用，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稳定农民工就业;三是提高教育水平，并且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升农民工就业综合素质，新生代农民工将逐渐取代老一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所以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将会逐渐变大，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民工的整体教育水平，不仅有助于改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也是进入更高行业和职业层次的必要条件，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教育，有利于提升农民工专业技术水平，从而更容易找到与自己专业相关和能力匹配的工作，提高农民工整体就业稳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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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坚，葛晓巍.我国农民的职业流动及择业期望[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7（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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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玲（1989-），女，汉族，河南省灵宝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经济学博士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9-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