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我国近代教育学家熊子容，对公民教育有着独到的思考与认知：公民教育的意义不仅是培养具有良好品质的个人，更是培养良好的公民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公民教育在原则上应注重“社会心理”、“道德训练”、“社会估值”、“社会团体”、“公民性质评价”、“民主主义”六大问题；公民教育实施方法包含有公民课程形式、公民课程设计、公民教学方法；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是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充实人民生活，谋求社会生存，发展人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以期实现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促进世界大同。熊子容公民教育思想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仍具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熊子容；民国时期；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4）09-0017-06
【收稿日期】2014-05-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一般规划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公民教育的科学阐释——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考察”，项目号为13YJA710020
【作者简介】于玲玲（1986-），女，河北昌黎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熊子容（1886-1968年），湖南湘阴人，我国近代教育学家。他曾任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教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毕生从事教育学研究与教学，具有广阔的教育研究视野，涉猎公民教育、教育学基本理论、职业教育、学校行政、课程研究诸多领域，翻译桑代克（ELThorndike）、盖次（ALGates）同著的《教育学原理》、巴比特著的《课程编制》，编写《课程编制原理》、《公民教育》，发表教育论文数十篇，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熊子容与公民教育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课程与教学论，促进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健康发展，一直是学者们的夙愿，也是有识之士孜孜以求的方向。诸多先辈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熊子容先生便是其中一位杰出的先行者。先生的生活和工作，跨越了新旧两个中国，他深谙20世纪初期中国陈旧落后的教育现状，远渡重洋，赴美深造，回国后一直专注于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20世纪，中国教育学科从无到有，从译到著，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体系。中国教育学者在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博采中西，融汇中西，或独立编写教育学科教材，应迎中国师范教育之需；或自主撰述教育的专著，夯实中国教育学术之基。这些教育著作，在当时发生广泛影响，经时间淘洗，现在仍然具有其学术价值。熊子容借鉴了美国课程研究的成果，结合我国当时的学校教育课程实际，集中研究了课程编制的基本理论问题，撰写了《课程编制原理》，该书成为了我国教育学科发展中课程研究领域诞生的标志之一。熊子容在该书中对课程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专门研究，诸如“课程的功用”、“现代课程的主要领域”、“课程编制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各级学校的课程编制”、“公民教育课程”、“职业教育课程”等。熊子容关于课程编制原理、公民教育课程原理、职业教育课程原理以及学校教学原理的种种真知灼见，无一不体现了他对于教育事业的敏感和忠诚，无一不成为今天开拓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宝贵财富。即使是先生提出来了但在其论著中尚未专门阐述的卫生教育课程和休闲教育课程，也为今后的课程与教学研究，提供了拓展的方向。
熊子容从研究课程的价值出发，借鉴英国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的教育目的论，通过分析生命活动的时代特点与需求，创造性地提出和阐释了“卫生教育”、“职业教育”、“公民教育”、“休闲教育”四个课程领域。他指出，学校开设课程是基于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延续生命活动，二是为了维持生命活动。为了延续生命活动，世界各国莫不重视卫生教育，致力于提高卫生条件和增设卫生设施以维持人们生命的延续；为了维持生命活动，必须培养人们的生产能力，因此从小学到大学的课程中莫不重视职业教育；为了维持生命活动，必须培养社会生活知识和技能，因此，公民教育在学校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了有效地实现卫生活动、职业活动和公民活动，人们应有适当的休闲娱乐活动，因此学校课程中必须包含休闲教育。熊子容认为，“综合此四种活动，为完成课程之功用。学校课程之内容，于此四种活动，包括无遗。”[1]22在熊子容关于公民教育的研究视域中，公民教育作为学校课程领域之一，与学校课程有着紧密联系。熊子容指出：“课程为训导儿童和青年生活之手段。”[1]6课程对公民教育的积极意义表现在：一是培养公民意识。即通过多样化的、生活化的课程及课外活动增进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公共精神。二是提供职业准备。即学校通过增设职业知识与职业训练的课程，注重将学生的公民知识转化为良好的公民行为，为就业做准备。三是培养道德行为习惯。即学校通过制定规则、实施奖惩规则和规章制度及开展社会活动，培养学生的道德抉择能力，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总之，加强课程与公民教育的关系，强化课程的公民教育作用，既能够扩展课程的功能，又可以增加公民教育的途径。熊子容著有《公民教育》一书，于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后，全国教育联合会拟定中小学课程标准，由“公民科”取代了传统的“修身科”，这一举措引发了当时众多教育界人士对公民教育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熊子容的《公民教育》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重要研究成果。该书对公民教育基本原理、公民教育实施方法及中国公民教育目标做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此外，熊子容发表了“中学生与教养”、“中国两种教育——生产教育公民教育实施的原则”、“新生活运动和生产教育”等论文，对推进公民教育在近代中国学校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熊子容的公民教育思想
熊子容的公民教育思想颇为丰富，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具体阐述：
（一）公民教育的意义
20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其著作《教育与社会秩序》中曾指出，公民教育与全人教育是不能调和的，公民教育要么培养良好的个人，要么培养良好的公民。熊子容不认同罗素这一观点，他在借鉴教育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界定了公民教育的狭义概念和广义概念。从狭义上看，公民教育是培养个人作为政治团体中的一员，具备一定的政治知识与政治技能；从广义上看，公民教育除要培养公民的政治素质外，也要涉及公民的经济常识、社会常识和文化常识。由此可见，熊子容认为，公民教育就是全人教育，其意义不仅应培养良好的个人，更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公民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具体地讲，公民教育关系着个人与社会，在社会要求的范围内规范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引导个人充分发挥对集体、对社会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提高个人的社会化程度，使其在社会中和谐相处，共同生活得以存在、社会经验得以传承、社会效率得以提高。 （二）公民教育的原则
在熊子容关于公民教育的研究视域中，为了培育良好的公民，促进社会的发展，公民教育在原则上要注重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道德训练的差异性、社会的估值、社会团体的公民教育作用、公民性质评价标准以及民主主义精神。第一，社会心理是公民行为养成的重要因素，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一旦定型很难依靠人为的办法改变。因此公民教育应慎重选择社会环境，发挥社会环境对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形成的积极影响，以培养公民的良好社会行为。第二，公民教育，既需要从社会观点着眼，又要关注个人心理。针对个体心理状态和行为动机的差异性，公民教育应尊重差异，对不同个体施以针对性的道德训练，培养其稳定的社会行为倾向。第三，社会的发展是社会与个人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对于个人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由此公民教育应当充分促使社会发挥对个人的积极影响，使社会的风俗制度能够满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需要，且使社会成员的行为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第四，从对个人的影响来看，社会团体可以分为接触团体、联合团体和宗教团体。接触团体是人与人有直接接触，彼此交流情感和表达思想，如家庭、学校；联合团体是人与人通过制度、法制等手段相互联系，以保障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如县省、国家；宗教团体是由于人寻求精神依托而参加宗教活动形成的。这些社会团体基本涵盖了个人一切活动。基于此，公民教育应研究社会团体间的联系，注重个人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充分发挥榜样的模范带头作用，培养个人良好的公民素质和社会行为。第五，熊子容指出：“要做一个健全的公民，不仅是在政治活动上，有十足的效力，又须得有相当的职业能力，使政治活动上，有经济独立的尊严，又须得有文化的修养，使政治活动上，有积极的贡献；这几方面的修养，都能完备，总能算是社会上一个完善的公民”。[2]28因此，公民性质评价应综合参考个人的政治技能、经济地位、文化修养和职业能力，以是否满足上述标准确定公民性质。第六，根据民主主义精神，公民教育既要维护集体的利益，又要维护个人尊严，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个人利益应以集体利益为重；同时也要尊重个人的平等、自由和独立。
（三）公民教育与相关概念间的关系
在熊子容关于公民教育的研究视域中，公民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生产教育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关于公民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熊子容指出，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教育不仅包括公民知识的训练，还包括社会行为的培养，其实施应当在公民教育的范围内评判和规范社会行为，且与学校教育相互配合，共同发挥公民教育的作用。关于公民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熊子容认为，“学校教育是依照一定的教育目标，把所包含的四种教育（文化的、职业的、身体的、公民的）综合的分析的包纳在课程里面，课外活动里面，按照一定的程序实施以获得均衡发展的全人人格。”[2]15学校是实施公民教育的主要场所，其教育承担着培养个人的健康体魄、文化知识、职业技能、个性品质及社会行为的职责，积极引导个人素质获得全面发展。关于公民教育与生产教育的关系，熊子容指出：“中国整个的教育建设，首先应确定生产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实施原则，以达到民族复兴的终极目标。”[3]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教育目标，公民教育应与生产教育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一方面，生产教育以公民教育为基础，其内容不仅包括生产技能的训练，也应当包括培养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试想，若某一行业的专家只一味地谋取经济利益，而不遵守该行业的职业道德和操守，便意味着我们并没有实现完整意义上的生产教育。另一方面，公民教育以生产教育为归宿，不仅要塑造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良好公民，也在于养成公民必要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规范。基于此，将生产教育和公民教育紧密配合，既可以培养国民的生产技能以延续民族生命，又能够培育国民道德以实现民族复兴。
（四）公民教育的方法
熊子容基于公民教育基本原理，深入探讨了公民教育的实施方法，包括公民课程形式、公民课程设计方法、公民教学方法，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公民教育课程方法论，对实施公民教育，培育良好公民具有积极意义。
1公民课程形式
公民课程形式包括公民道德训练、职业代表的公民研究、公民活动研究、各学科混合的公民研究。一是公民道德训练。学校将基本的道德要求作为公民道德训练的目标，并在学校和家庭生活中考察学生的完成情况。该形式有助于学生明确基本的道德规范，适合于低年级学生使用。二是行业代表的公民研究。该形式将常见的社会职业作为研究材料，不同年级的学生研究不同的职业，了解社会职业的职能及其社会价值。该方法有利于学生全面地了解社会的职业分工，为就业做好准备。三是公民活动研究。学校在家庭、社团等公民活动领域确立学习目标，从中选取素材开展公民活动，如参观公共场所、救火、参加爱国典礼等。该形式贴近学生实际生活，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四是各科混合的公民研究。即整合学校各学科资源为公民教育所用。该形式要求学生广泛涉猎各学科知识，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学科选材的有效性，尽可能接近学生的知识水平。
2公民课程设计方法
公民课程设计方法有三个步骤：制定公民教育目标、组织教材和课程形式、制定教学方案。首先，制定公民教育目标。国家的教育宗旨是公民教育目标制定的根本依据。“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2]53是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根据该宗旨，公民教育应使公民明确自身基本的政治权利和义务；掌握法律知识、培养法律精神；掌握经济知识与技能；关注民族发展、培养爱国情怀和国际意识。其次，组织教材和课程形式。教材的编写要依据社会要求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包括公民知识和公民训练，公民知识注重运用问题研究和说理引导，公民训练注重培养礼仪和处理偶发事件。教材编写后，开始确定课程形式。课程形式是教材的实现方式，教材能否实现其功能与课程形式有着密切关系。最后，设计教学方案。教学方案包括教学目的、教材研究、教学活动、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价。需要指出的是，教学方案具有灵活性和可变性。无论是公民知识还是公民训练，都要在组织教学实施前，需要根据教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3公民教学方法
公民教学通过使学生了解社会组织及其功能，明确个人与社会之间、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培养其社会责任意识和集体观念。基于此，公民教学方法包括家庭研究、学校研究、社区研究及国家研究，使学生明确其在家庭、学校、社区及国家中的责任，积极参与家庭、学校、社区和国家事务，提高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它包含四对关系：一是公民教学与学校活动的关系。公民教育不单单体现在公民教学上，还应融入到学校所有活动。如熊子容所说，“有效的公民训练，不是教学生以必要的公民知识，以备他成年时候的应用，乃是使他们觉得现时已是一个公民，在学校中就是过一个公民的生活……”[2]64二是公民教学与相关学科教学的关系。公民教学离不开相关学科知识支撑，公民教学中所涉及的公民知识、社会问题需要借鉴政治、法律、人文、技术等知识。三是公民学系统研究与具体问题研究的关系。两者研究侧重点不同，公民学系统研究侧重理论研究，而具体问题研究关注学生心理发展程度和兴趣，研究贴近学生生活的具体问题。四是活动方法与背诵方法的关系。两者侧重点不同，活动的方法侧重情境教学，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提高公民能力；而背诵方法侧重理论教学，通过记忆的方法提高公民认知。
（五）公民教育的目标
熊子容在公民教育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深入探讨了中国公民教育目标问题。他首先从三方面分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一是中国的国际地位。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入侵，干涉我国内政外交，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行霸权主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威胁，没有国际地位可言。基于此，公民教育应注重培养国民的民族意识，捍卫民族独立。二是中国的社会现状。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出现了“贫富差距”、“农民贫穷”、“城市生活怪现象”等严重问题，民众自私自利、不守秩序、不事生产的社会行为频繁发生。基于此，公民教育应注重培养公民的职业能力、经济能力和文化程度，且因农村和城市面临的问题不同，农村公民教育和城市公民教育各有侧重。三是三民主义的公民教育除了党化教育外还应具有民主精神。熊子容从国家发展、社会和谐的角度论证了民主精神的重要性，指出民主精神是维护国家或民族的安定团结的思想基础，具有民主精神的公民能够以国家或民族的大局为重，发扬平等精神，培养独立意识，维护社会和谐。基于上述分析，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充实人民生活，谋求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以期实现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促进世界大同。此外，熊子容根据其所研究的公民教育目标，进一步指出了民国公民教育在民权、民族、民生方面的具体目标，如下所示：[1]24-26
（甲）民权普遍项下之公民目标，其重要者，则有——
（一）明了国民所负义务之所在，而有乐意履行之志愿。
（二）对于法律由来及其规定或变改之手续，有相当了解。
（三）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运用之能力。
（四）明了政府之组织及其作用，并有拥护正当行为之意识。
（五）有服从法律之精神，服从学校规则、社团成训之信念。
（六）有求知法律之习惯。
（七）有阔达之心襟，容纳他人意见，对于各种思潮，审慎以判断其价值。
（八）对于家庭、社会、国家以及人类，均有丰富之同情心与丰富感情。
（九）有继续不断修养全人品格之意志与习性。
（十）有为领袖及服从领袖之观念及能力。
（乙）民生发展项下公民教育目标，其重要者，则有——
（一）对于现代造成文化之种种原子，有普遍了解力。
（二）有应用科学方法，改良农业、工业、交通诸事业之技能。
（三）有执行正当职业之技能及以职服务社会之观念。
（四）对于经济取予，有正当之观念。
（五）利用休闲时间，作有益于身体之事。
（六）有鉴赏自然与人为财富之能力，并有爱护之信念。
（七）有了解生产与消耗程序之知识，并能节省物力，以备未来之应用之信念。
（八）对于家庭之经济责任，有明确之观念，并能养成家庭各员经济独立之庄严。
（九）对于社会经济责任，有不损及其他个人利益之信念，而有节制占有欲望之能力。
（十）有防止大资本与大地主敲削平民之能力，并从个人经济独立之地位，使社会生活程度趋于一致标准。
（丙）民族独立项下公民教育目标，其重要者，则有——
（一）了解康健之重要，并有家庭卫生、个人卫生、公共卫生之习惯。
（二）有求知于社会现象、群众关系及国家困难问题之习惯，且对于国家外交问题，富有爱国之态度。
（三）明了人群互助，而抱共同生活之观念。
（四）明了本国固有文化之内容，而有发扬光大之志愿。
（五）明了本国近百年以来外交之史实，而有湔雪国耻之决心。
（六）明了本国在世界上所占之经济地位，而努力国营事业改进之志趣。
（七）明了世界弱小民族被压迫之情形，而富于拯救态度。
（八）明了近数十年来中国人口减少，而有增进民族之知识与愿望。
（九）明了我国边陲各省区之地势，而有戍边卫国之态度。
对于公民教育目标的实现，熊子容也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他认为，我国公民教育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即充分发挥学校公民教育、社团公民教育和社会公民教育的合力作用。学校公民教育根据公民教育目标，通过选取教育材料，配合公民训练方法，培养学习者的公民品性和思辨能力。尽管在学校里面养成的习惯、品德并不稳定，可能会随着个人所处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基本是在学校形成的，因此，学校公民教育是其他组织公民教育的基础。社团公民教育，因其规模大和影响广泛，可作为法制国家实施全国公民教育的辅助机构，发挥其培养良好公民的积极作用。若这些社团与国家的公民教育目标一致的话，社会公民教育的影响要大于学校公民教育，其公民教育的力量和作用不容忽视。社会的公民教育较之学校公民教育和社团公民教育而言，有利于考察整个社会的公民活动，以增进个人公民活动的效率，更快地实现公民教育目标。总之，学校公民教育处于核心地位，与社团公民教育和社会公民教育紧密配合，形成教育合力，有助于实现公民教育目标。 三、熊子容公民教育思想的启示
由于时代和认知局限，熊子容公民教育目标局限在培养具有自由、平等、独立意识的资产阶级公民，传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而我们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并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作为最终奋斗目标。但这些并不能掩盖其蕴含的现代意义，熊子容公民教育思想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化和科学化发展仍具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题中的应有之义
熊子容关于公民教育意义不仅在于培养具有良好的个人，更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公民以促进社会发展这一思想，启示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关注个体价值的实现，积极引导个体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充分调动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塑造个体健全的人格，规范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以提高个体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关注社会价值的实现，通过培养个体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确立效益观念、时间观念和科技观念，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传播政治意识、引导政治行为，培养政治人才、和谐政治关系；培养个体正确的文化观、传播社会主流的政治文化、伦理文化，推进文化发展与繁荣。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兼顾两者的协调发展，实现人素质全面提高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社会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
熊子容关于公民教育在原则上要注重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的观点，启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应处理好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互动，尤其是现代社会环境对人们主观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复杂和突出，思想政治教育更需要注重社会环境对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社会行为的影响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社会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制约作用，不可避免地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目标、内容、方法和效果，影响着人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环境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通过建设和优化社会环境，通过教育使人们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政治觉悟、道德品质、社会行为，从而对社会环境产生能动的影响。正确认识社会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关系，能够摒弃“环境决定论”、“精神万能论”两种错误认识倾向，防止片面夸大社会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作用以及将思想政治教育看作脱离实际环境包治百病的良方，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三结合”方法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熊子容公民教育实施方法理论启示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一是说理教育法与情境教育法相结合。说理教育法是教育者通过语言来表达和阐释相关思想、理论、观点，以期对教育对象实施影响与教育的方法和艺术。[4]251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最常用、最基本的方法。该方法以教育者和受教者对话方式，注重对教育对象的理论教育和正面引导，帮助其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情境教育法是指教育者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引入或创设包含故事情节的、渗透理论知识的具体场景，使学生以一种真实的状态体验生活，强化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20世纪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十分重视情境教育法，他在教学改革中，常让学生置身大自然，体验大自然的美，以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创造力。思想政治教育综合运用说理教育法和情境教学法，丰富说理教育形式，增强情境教学理论内涵，提升其感染力和吸引力。二是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课堂教学是传统的、常见的教学方法，发挥着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作用。该方法能够系统地传授理论知识，尤其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能够给予理论解答。与其相对应的，实践教学也渐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的视野。它以劳动教育、志愿者服务、社会调查等形式，为教育对象提供真实的社会活动情境，加深教育对象对社会的认识和体验，有助于教育对象将课堂知识运用于“做”的过程，实现知与行的统一。三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20世纪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认为：“除参与社会生活之外，学校就没有道德目的，也没有什么目标。”[5]12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学校应与社会相互配合，形成教育合力，积极发挥教育的协同作用。如学校建立社会实践基地，为学生创造接触社会、实践锻炼的机会；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到学校作报告、开讲座，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明确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积极引导学生投身社会服务，在参与中获得真实的情感体验，增强其社会责任意识和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
熊子容课程编制原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2]熊子容公民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3]熊子容中国的两种教育：生产教育公民教育实施的原则[J]教育学，1934，2（1）
[4]黄志坚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5]杜威道德教育原理[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Exploration of Civic Educational Thought of XIONG Zirong
YU Lingling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As a modern educator of China， XIONG Zirong had unique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civic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ense of civic education is not only to cultivate individuals with good quality，but also to cultivate citizens for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Civic Education in principle focuses on “social psychology”，“moral training”，“social value”，“social groups”，“ evaluation of civil nature ”，“democracy”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civic education including forms of civil curriculum， civic curriculum design and citizens teaching methodsCitizenship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on basis of the Three Principles，“enriched people’s lives，sought social survival， developed national livelihood， continued the national life”， in order to achieve national independence， democracy in general， national livelihood development， and to promote world harmonyThe civic educational thought of XIONG Zirong remain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influence for toda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XiONG Zirong； Republic of China； civic education； civic educational thought
（编辑/郭启明）
【关键词】熊子容；民国时期；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4）09-0017-06
【收稿日期】2014-05-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一般规划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公民教育的科学阐释——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考察”，项目号为13YJA710020
【作者简介】于玲玲（1986-），女，河北昌黎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熊子容（1886-1968年），湖南湘阴人，我国近代教育学家。他曾任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教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毕生从事教育学研究与教学，具有广阔的教育研究视野，涉猎公民教育、教育学基本理论、职业教育、学校行政、课程研究诸多领域，翻译桑代克（ELThorndike）、盖次（ALGates）同著的《教育学原理》、巴比特著的《课程编制》，编写《课程编制原理》、《公民教育》，发表教育论文数十篇，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熊子容与公民教育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课程与教学论，促进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健康发展，一直是学者们的夙愿，也是有识之士孜孜以求的方向。诸多先辈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熊子容先生便是其中一位杰出的先行者。先生的生活和工作，跨越了新旧两个中国，他深谙20世纪初期中国陈旧落后的教育现状，远渡重洋，赴美深造，回国后一直专注于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20世纪，中国教育学科从无到有，从译到著，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体系。中国教育学者在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博采中西，融汇中西，或独立编写教育学科教材，应迎中国师范教育之需；或自主撰述教育的专著，夯实中国教育学术之基。这些教育著作，在当时发生广泛影响，经时间淘洗，现在仍然具有其学术价值。熊子容借鉴了美国课程研究的成果，结合我国当时的学校教育课程实际，集中研究了课程编制的基本理论问题，撰写了《课程编制原理》，该书成为了我国教育学科发展中课程研究领域诞生的标志之一。熊子容在该书中对课程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专门研究，诸如“课程的功用”、“现代课程的主要领域”、“课程编制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各级学校的课程编制”、“公民教育课程”、“职业教育课程”等。熊子容关于课程编制原理、公民教育课程原理、职业教育课程原理以及学校教学原理的种种真知灼见，无一不体现了他对于教育事业的敏感和忠诚，无一不成为今天开拓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宝贵财富。即使是先生提出来了但在其论著中尚未专门阐述的卫生教育课程和休闲教育课程，也为今后的课程与教学研究，提供了拓展的方向。
熊子容从研究课程的价值出发，借鉴英国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的教育目的论，通过分析生命活动的时代特点与需求，创造性地提出和阐释了“卫生教育”、“职业教育”、“公民教育”、“休闲教育”四个课程领域。他指出，学校开设课程是基于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延续生命活动，二是为了维持生命活动。为了延续生命活动，世界各国莫不重视卫生教育，致力于提高卫生条件和增设卫生设施以维持人们生命的延续；为了维持生命活动，必须培养人们的生产能力，因此从小学到大学的课程中莫不重视职业教育；为了维持生命活动，必须培养社会生活知识和技能，因此，公民教育在学校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了有效地实现卫生活动、职业活动和公民活动，人们应有适当的休闲娱乐活动，因此学校课程中必须包含休闲教育。熊子容认为，“综合此四种活动，为完成课程之功用。学校课程之内容，于此四种活动，包括无遗。”[1]22在熊子容关于公民教育的研究视域中，公民教育作为学校课程领域之一，与学校课程有着紧密联系。熊子容指出：“课程为训导儿童和青年生活之手段。”[1]6课程对公民教育的积极意义表现在：一是培养公民意识。即通过多样化的、生活化的课程及课外活动增进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公共精神。二是提供职业准备。即学校通过增设职业知识与职业训练的课程，注重将学生的公民知识转化为良好的公民行为，为就业做准备。三是培养道德行为习惯。即学校通过制定规则、实施奖惩规则和规章制度及开展社会活动，培养学生的道德抉择能力，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总之，加强课程与公民教育的关系，强化课程的公民教育作用，既能够扩展课程的功能，又可以增加公民教育的途径。熊子容著有《公民教育》一书，于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后，全国教育联合会拟定中小学课程标准，由“公民科”取代了传统的“修身科”，这一举措引发了当时众多教育界人士对公民教育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熊子容的《公民教育》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重要研究成果。该书对公民教育基本原理、公民教育实施方法及中国公民教育目标做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此外，熊子容发表了“中学生与教养”、“中国两种教育——生产教育公民教育实施的原则”、“新生活运动和生产教育”等论文，对推进公民教育在近代中国学校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熊子容的公民教育思想
熊子容的公民教育思想颇为丰富，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具体阐述：
（一）公民教育的意义
20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其著作《教育与社会秩序》中曾指出，公民教育与全人教育是不能调和的，公民教育要么培养良好的个人，要么培养良好的公民。熊子容不认同罗素这一观点，他在借鉴教育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界定了公民教育的狭义概念和广义概念。从狭义上看，公民教育是培养个人作为政治团体中的一员，具备一定的政治知识与政治技能；从广义上看，公民教育除要培养公民的政治素质外，也要涉及公民的经济常识、社会常识和文化常识。由此可见，熊子容认为，公民教育就是全人教育，其意义不仅应培养良好的个人，更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公民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具体地讲，公民教育关系着个人与社会，在社会要求的范围内规范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引导个人充分发挥对集体、对社会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提高个人的社会化程度，使其在社会中和谐相处，共同生活得以存在、社会经验得以传承、社会效率得以提高。 （二）公民教育的原则
在熊子容关于公民教育的研究视域中，为了培育良好的公民，促进社会的发展，公民教育在原则上要注重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道德训练的差异性、社会的估值、社会团体的公民教育作用、公民性质评价标准以及民主主义精神。第一，社会心理是公民行为养成的重要因素，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一旦定型很难依靠人为的办法改变。因此公民教育应慎重选择社会环境，发挥社会环境对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形成的积极影响，以培养公民的良好社会行为。第二，公民教育，既需要从社会观点着眼，又要关注个人心理。针对个体心理状态和行为动机的差异性，公民教育应尊重差异，对不同个体施以针对性的道德训练，培养其稳定的社会行为倾向。第三，社会的发展是社会与个人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对于个人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由此公民教育应当充分促使社会发挥对个人的积极影响，使社会的风俗制度能够满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需要，且使社会成员的行为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第四，从对个人的影响来看，社会团体可以分为接触团体、联合团体和宗教团体。接触团体是人与人有直接接触，彼此交流情感和表达思想，如家庭、学校；联合团体是人与人通过制度、法制等手段相互联系，以保障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如县省、国家；宗教团体是由于人寻求精神依托而参加宗教活动形成的。这些社会团体基本涵盖了个人一切活动。基于此，公民教育应研究社会团体间的联系，注重个人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充分发挥榜样的模范带头作用，培养个人良好的公民素质和社会行为。第五，熊子容指出：“要做一个健全的公民，不仅是在政治活动上，有十足的效力，又须得有相当的职业能力，使政治活动上，有经济独立的尊严，又须得有文化的修养，使政治活动上，有积极的贡献；这几方面的修养，都能完备，总能算是社会上一个完善的公民”。[2]28因此，公民性质评价应综合参考个人的政治技能、经济地位、文化修养和职业能力，以是否满足上述标准确定公民性质。第六，根据民主主义精神，公民教育既要维护集体的利益，又要维护个人尊严，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个人利益应以集体利益为重；同时也要尊重个人的平等、自由和独立。
（三）公民教育与相关概念间的关系
在熊子容关于公民教育的研究视域中，公民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生产教育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关于公民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熊子容指出，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教育不仅包括公民知识的训练，还包括社会行为的培养，其实施应当在公民教育的范围内评判和规范社会行为，且与学校教育相互配合，共同发挥公民教育的作用。关于公民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熊子容认为，“学校教育是依照一定的教育目标，把所包含的四种教育（文化的、职业的、身体的、公民的）综合的分析的包纳在课程里面，课外活动里面，按照一定的程序实施以获得均衡发展的全人人格。”[2]15学校是实施公民教育的主要场所，其教育承担着培养个人的健康体魄、文化知识、职业技能、个性品质及社会行为的职责，积极引导个人素质获得全面发展。关于公民教育与生产教育的关系，熊子容指出：“中国整个的教育建设，首先应确定生产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实施原则，以达到民族复兴的终极目标。”[3]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教育目标，公民教育应与生产教育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一方面，生产教育以公民教育为基础，其内容不仅包括生产技能的训练，也应当包括培养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试想，若某一行业的专家只一味地谋取经济利益，而不遵守该行业的职业道德和操守，便意味着我们并没有实现完整意义上的生产教育。另一方面，公民教育以生产教育为归宿，不仅要塑造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良好公民，也在于养成公民必要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规范。基于此，将生产教育和公民教育紧密配合，既可以培养国民的生产技能以延续民族生命，又能够培育国民道德以实现民族复兴。
（四）公民教育的方法
熊子容基于公民教育基本原理，深入探讨了公民教育的实施方法，包括公民课程形式、公民课程设计方法、公民教学方法，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公民教育课程方法论，对实施公民教育，培育良好公民具有积极意义。
1公民课程形式
公民课程形式包括公民道德训练、职业代表的公民研究、公民活动研究、各学科混合的公民研究。一是公民道德训练。学校将基本的道德要求作为公民道德训练的目标，并在学校和家庭生活中考察学生的完成情况。该形式有助于学生明确基本的道德规范，适合于低年级学生使用。二是行业代表的公民研究。该形式将常见的社会职业作为研究材料，不同年级的学生研究不同的职业，了解社会职业的职能及其社会价值。该方法有利于学生全面地了解社会的职业分工，为就业做好准备。三是公民活动研究。学校在家庭、社团等公民活动领域确立学习目标，从中选取素材开展公民活动，如参观公共场所、救火、参加爱国典礼等。该形式贴近学生实际生活，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四是各科混合的公民研究。即整合学校各学科资源为公民教育所用。该形式要求学生广泛涉猎各学科知识，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学科选材的有效性，尽可能接近学生的知识水平。
2公民课程设计方法
公民课程设计方法有三个步骤：制定公民教育目标、组织教材和课程形式、制定教学方案。首先，制定公民教育目标。国家的教育宗旨是公民教育目标制定的根本依据。“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2]53是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根据该宗旨，公民教育应使公民明确自身基本的政治权利和义务；掌握法律知识、培养法律精神；掌握经济知识与技能；关注民族发展、培养爱国情怀和国际意识。其次，组织教材和课程形式。教材的编写要依据社会要求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包括公民知识和公民训练，公民知识注重运用问题研究和说理引导，公民训练注重培养礼仪和处理偶发事件。教材编写后，开始确定课程形式。课程形式是教材的实现方式，教材能否实现其功能与课程形式有着密切关系。最后，设计教学方案。教学方案包括教学目的、教材研究、教学活动、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价。需要指出的是，教学方案具有灵活性和可变性。无论是公民知识还是公民训练，都要在组织教学实施前，需要根据教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3公民教学方法
公民教学通过使学生了解社会组织及其功能，明确个人与社会之间、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培养其社会责任意识和集体观念。基于此，公民教学方法包括家庭研究、学校研究、社区研究及国家研究，使学生明确其在家庭、学校、社区及国家中的责任，积极参与家庭、学校、社区和国家事务，提高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它包含四对关系：一是公民教学与学校活动的关系。公民教育不单单体现在公民教学上，还应融入到学校所有活动。如熊子容所说，“有效的公民训练，不是教学生以必要的公民知识，以备他成年时候的应用，乃是使他们觉得现时已是一个公民，在学校中就是过一个公民的生活……”[2]64二是公民教学与相关学科教学的关系。公民教学离不开相关学科知识支撑，公民教学中所涉及的公民知识、社会问题需要借鉴政治、法律、人文、技术等知识。三是公民学系统研究与具体问题研究的关系。两者研究侧重点不同，公民学系统研究侧重理论研究，而具体问题研究关注学生心理发展程度和兴趣，研究贴近学生生活的具体问题。四是活动方法与背诵方法的关系。两者侧重点不同，活动的方法侧重情境教学，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提高公民能力；而背诵方法侧重理论教学，通过记忆的方法提高公民认知。
（五）公民教育的目标
熊子容在公民教育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深入探讨了中国公民教育目标问题。他首先从三方面分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一是中国的国际地位。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入侵，干涉我国内政外交，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行霸权主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威胁，没有国际地位可言。基于此，公民教育应注重培养国民的民族意识，捍卫民族独立。二是中国的社会现状。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出现了“贫富差距”、“农民贫穷”、“城市生活怪现象”等严重问题，民众自私自利、不守秩序、不事生产的社会行为频繁发生。基于此，公民教育应注重培养公民的职业能力、经济能力和文化程度，且因农村和城市面临的问题不同，农村公民教育和城市公民教育各有侧重。三是三民主义的公民教育除了党化教育外还应具有民主精神。熊子容从国家发展、社会和谐的角度论证了民主精神的重要性，指出民主精神是维护国家或民族的安定团结的思想基础，具有民主精神的公民能够以国家或民族的大局为重，发扬平等精神，培养独立意识，维护社会和谐。基于上述分析，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充实人民生活，谋求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以期实现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促进世界大同。此外，熊子容根据其所研究的公民教育目标，进一步指出了民国公民教育在民权、民族、民生方面的具体目标，如下所示：[1]24-26
（甲）民权普遍项下之公民目标，其重要者，则有——
（一）明了国民所负义务之所在，而有乐意履行之志愿。
（二）对于法律由来及其规定或变改之手续，有相当了解。
（三）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运用之能力。
（四）明了政府之组织及其作用，并有拥护正当行为之意识。
（五）有服从法律之精神，服从学校规则、社团成训之信念。
（六）有求知法律之习惯。
（七）有阔达之心襟，容纳他人意见，对于各种思潮，审慎以判断其价值。
（八）对于家庭、社会、国家以及人类，均有丰富之同情心与丰富感情。
（九）有继续不断修养全人品格之意志与习性。
（十）有为领袖及服从领袖之观念及能力。
（乙）民生发展项下公民教育目标，其重要者，则有——
（一）对于现代造成文化之种种原子，有普遍了解力。
（二）有应用科学方法，改良农业、工业、交通诸事业之技能。
（三）有执行正当职业之技能及以职服务社会之观念。
（四）对于经济取予，有正当之观念。
（五）利用休闲时间，作有益于身体之事。
（六）有鉴赏自然与人为财富之能力，并有爱护之信念。
（七）有了解生产与消耗程序之知识，并能节省物力，以备未来之应用之信念。
（八）对于家庭之经济责任，有明确之观念，并能养成家庭各员经济独立之庄严。
（九）对于社会经济责任，有不损及其他个人利益之信念，而有节制占有欲望之能力。
（十）有防止大资本与大地主敲削平民之能力，并从个人经济独立之地位，使社会生活程度趋于一致标准。
（丙）民族独立项下公民教育目标，其重要者，则有——
（一）了解康健之重要，并有家庭卫生、个人卫生、公共卫生之习惯。
（二）有求知于社会现象、群众关系及国家困难问题之习惯，且对于国家外交问题，富有爱国之态度。
（三）明了人群互助，而抱共同生活之观念。
（四）明了本国固有文化之内容，而有发扬光大之志愿。
（五）明了本国近百年以来外交之史实，而有湔雪国耻之决心。
（六）明了本国在世界上所占之经济地位，而努力国营事业改进之志趣。
（七）明了世界弱小民族被压迫之情形，而富于拯救态度。
（八）明了近数十年来中国人口减少，而有增进民族之知识与愿望。
（九）明了我国边陲各省区之地势，而有戍边卫国之态度。
对于公民教育目标的实现，熊子容也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他认为，我国公民教育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即充分发挥学校公民教育、社团公民教育和社会公民教育的合力作用。学校公民教育根据公民教育目标，通过选取教育材料，配合公民训练方法，培养学习者的公民品性和思辨能力。尽管在学校里面养成的习惯、品德并不稳定，可能会随着个人所处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基本是在学校形成的，因此，学校公民教育是其他组织公民教育的基础。社团公民教育，因其规模大和影响广泛，可作为法制国家实施全国公民教育的辅助机构，发挥其培养良好公民的积极作用。若这些社团与国家的公民教育目标一致的话，社会公民教育的影响要大于学校公民教育，其公民教育的力量和作用不容忽视。社会的公民教育较之学校公民教育和社团公民教育而言，有利于考察整个社会的公民活动，以增进个人公民活动的效率，更快地实现公民教育目标。总之，学校公民教育处于核心地位，与社团公民教育和社会公民教育紧密配合，形成教育合力，有助于实现公民教育目标。 三、熊子容公民教育思想的启示
由于时代和认知局限，熊子容公民教育目标局限在培养具有自由、平等、独立意识的资产阶级公民，传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而我们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并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作为最终奋斗目标。但这些并不能掩盖其蕴含的现代意义，熊子容公民教育思想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化和科学化发展仍具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题中的应有之义
熊子容关于公民教育意义不仅在于培养具有良好的个人，更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公民以促进社会发展这一思想，启示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关注个体价值的实现，积极引导个体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充分调动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塑造个体健全的人格，规范个体的思想和行为，以提高个体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关注社会价值的实现，通过培养个体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确立效益观念、时间观念和科技观念，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传播政治意识、引导政治行为，培养政治人才、和谐政治关系；培养个体正确的文化观、传播社会主流的政治文化、伦理文化，推进文化发展与繁荣。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兼顾两者的协调发展，实现人素质全面提高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社会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
熊子容关于公民教育在原则上要注重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的观点，启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应处理好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互动，尤其是现代社会环境对人们主观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复杂和突出，思想政治教育更需要注重社会环境对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社会行为的影响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社会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制约作用，不可避免地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目标、内容、方法和效果，影响着人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环境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通过建设和优化社会环境，通过教育使人们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政治觉悟、道德品质、社会行为，从而对社会环境产生能动的影响。正确认识社会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关系，能够摒弃“环境决定论”、“精神万能论”两种错误认识倾向，防止片面夸大社会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作用以及将思想政治教育看作脱离实际环境包治百病的良方，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三结合”方法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熊子容公民教育实施方法理论启示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一是说理教育法与情境教育法相结合。说理教育法是教育者通过语言来表达和阐释相关思想、理论、观点，以期对教育对象实施影响与教育的方法和艺术。[4]251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最常用、最基本的方法。该方法以教育者和受教者对话方式，注重对教育对象的理论教育和正面引导，帮助其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情境教育法是指教育者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引入或创设包含故事情节的、渗透理论知识的具体场景，使学生以一种真实的状态体验生活，强化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20世纪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十分重视情境教育法，他在教学改革中，常让学生置身大自然，体验大自然的美，以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创造力。思想政治教育综合运用说理教育法和情境教学法，丰富说理教育形式，增强情境教学理论内涵，提升其感染力和吸引力。二是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课堂教学是传统的、常见的教学方法，发挥着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作用。该方法能够系统地传授理论知识，尤其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能够给予理论解答。与其相对应的，实践教学也渐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的视野。它以劳动教育、志愿者服务、社会调查等形式，为教育对象提供真实的社会活动情境，加深教育对象对社会的认识和体验，有助于教育对象将课堂知识运用于“做”的过程，实现知与行的统一。三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20世纪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认为：“除参与社会生活之外，学校就没有道德目的，也没有什么目标。”[5]12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学校应与社会相互配合，形成教育合力，积极发挥教育的协同作用。如学校建立社会实践基地，为学生创造接触社会、实践锻炼的机会；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到学校作报告、开讲座，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明确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积极引导学生投身社会服务，在参与中获得真实的情感体验，增强其社会责任意识和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
熊子容课程编制原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2]熊子容公民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3]熊子容中国的两种教育：生产教育公民教育实施的原则[J]教育学，1934，2（1）
[4]黄志坚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5]杜威道德教育原理[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Exploration of Civic Educational Thought of XIONG Zirong
YU Lingling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As a modern educator of China， XIONG Zirong had unique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civic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ense of civic education is not only to cultivate individuals with good quality，but also to cultivate citizens for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Civic Education in principle focuses on “social psychology”，“moral training”，“social value”，“social groups”，“ evaluation of civil nature ”，“democracy”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civic education including forms of civil curriculum， civic curriculum design and citizens teaching methodsCitizenship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on basis of the Three Principles，“enriched people’s lives，sought social survival， developed national livelihood， continued the national life”， in order to achieve national independence， democracy in general， national livelihood development， and to promote world harmonyThe civic educational thought of XIONG Zirong remain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influence for toda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XiONG Zirong； Republic of China； civic education； civic educational thought
（编辑/郭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