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节，已经65岁的习仲勋接到通知，参加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会上，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会后，分管广东工作的叶剑英向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提议，让习仲勋到广东工作。这是习仲勋的关键之年，更是中国的关键之年。
　　入粤
　　 1978年4月5日，习仲勋抵达广州，当天下午便出席了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二天上午，他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
　　   时任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第一次见到习仲勋。他说，习仲勋第一次来广东，第一次跟全体委员见面，竟然不用稿，而且说的都是大白话，很朴实，“这让我们觉得他和我们很交心”。
　　   16年没有工作的习仲勋，工作起来总带着一种紧迫感。他早上五六点起床，中午不休息，晚上泡澡也在看文件，经常凌晨两三点才睡，有时候还让秘书张志功在旁边读文件。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了席卷全国的大讨论。当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不太明朗”，《红旗》杂志迟迟没有表态。
　　   习仲勋认识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性，广东媒体于第二天就全文转载，并在全省开始真理标准大讨论。习仲勋还是见诸报端的公开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第三位省级领导人。
　　   后来，他在1979年3月开学的广东省委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读书班上说：“那一段大家心有余悸，我也心有余悸。”当时，加诸他身上的冤案还没有正式结论。
　　宝安调研
　　 宝安与香港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中英街）相连，习仲勋看到竖在街中间的石墩把一条窄窄的中英街一分为二，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鲜明。香港一侧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宝安一侧杂草丛生，商品很少，几乎看不到购物的顾客。
　　   在莲塘临时收容点，习仲勋问偷渡者为什么要偷渡？几个操着潮汕口音的人说：“吃不饱饭。”习仲勋又问：“给够粮食，还走不走？”回答：“还走，那边找工作容易，每个月就有一千几百元收入，两三年就可以寄钱回家建新房。”
　　   这次宝安之行，习仲勋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感触很深，也产生了很多新的想法。在省委常委会上，他旗帜鲜明地表态：所谓偷渡外逃，不是什么阶级斗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香港也是中国的土地，群众生活过不下去，往香港跑，应该叫“外流”，不能叫“外逃”！
　　麦子灿的批评信
　　 1978年七八月间，习仲勋一连跑了粤东的梅县、汕头、惠阳三个地区的21个县。不久，他收到惠阳地区检察分院干部麦子灿于9月25日所写的批评信。信的开头说：“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报纸上。但从上述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你还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
　　   他说，习仲勋多次表扬惠阳整治潼湖工程不错，但实际上，这个工程把附近几个公社的生产队搞得倾家荡产，实际上是刮了“共产风”。“目前是救民要紧，不要搞那些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大工程。”“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信尾写道。
　　   10月18日，习仲勋亲自复信麦子灿，并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负责人写了三封公开信，要求将麦子灿来信和他的回信一并转发、讨论。他说：“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清醒过来。办事不从实际出发，不走群众路线，靠‘长官意志’，靠行政命令，群众有不同意见就实行压制，一意孤行。这种坏作风，这些年来有了严重的发展。而我们一些同志却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題的严重性，身有余毒而不知毒。”
　　 12月18日，意义深远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而习仲勋本人，也将成为“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