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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的演讲意外走红之后，罗斯高很高兴有更多人开始关注农村儿童早期抚育问题。触目惊心的数字和“让妈妈回家”这一充满争议的说法也使得疑问纷至沓来，罗斯高一一做出了回应。
罗斯高认为，他在演讲中提出的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看不见的问题”。而之所以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问题，并非他一人的灵感与思考，背后是一个跨国研究团队十余年实证研究的成果。
“老罗”的走红
因演讲而意外“走红”的罗斯高（Scott Douglas Rozelle），在美国的标签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发展经济学家、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而现在，随着他在中国的知名度日益提高，人们更多叫他“老罗”。
“老罗”今年62岁，头发花白，精力充沛，笑容可掬，讲起话来充满幽默感和感染力。提到经济学里某一项数据的上升或下降，除了夸张的手势，他还要加上“嗖”和“唰”的配音。罗斯高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一次和北京大学黄季焜教授去乡村调研，黄季焜的福建口音太重，村民听不懂，最后还是罗斯高用普通话给村民做了翻译。每次到中国农村调研，他总会成为村民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深受小朋友和大爷大婶们的喜爱。
从1983年第一次到中国大陆，罗斯高在中国进行了30多年的农业经济学研究，现在他每年大约一半的时间在中国度过。他的日常生活几乎完全被工作占据，每天要回 200多封邮件、打几十个电话。因为无论去哪儿都准备着充足的咖啡，同事们把他称作“老罗移动咖啡店”。同事回忆他以前随身带六七块笔记本电池，他笑着说：“我换了新电脑，现在不需要带那么多电池了，不过一会儿的航班上我还要改四五篇文章。”
9月15日，他在网络上发布了原题为《农村儿童的发展怎样影响未来中国》的中文演讲，微信公众号发布时将题目改为《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文章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起了广泛关注。事实上，类似的演讲他已经在各种学术会议和公开场合做了五六十次。
罗斯高在这个演讲中指出，中国目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能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是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悬念。根据其他国家经验，只有绝大多数劳动力都受过高中程度教育，这个国家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恰恰在这点上非常落后，中国劳动力人口（20-60岁）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只占24%。这主要是因为巨大的城乡差距，城市有94%的高中入学率，而当下中国贫困农村地区有63%的学生无缘高中阶段教育。罗斯高进一步指出，城乡儿童从0-3岁就已经出现显著差距，农村婴幼儿的营养与早期抚育状况相当堪忧，他于是提出了包括“让妈妈回家”的一系列建议。
现在看来，这个演讲在社交媒体时代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有其深刻原因。其中有对演讲中提出的数字之触目惊心及问题之严重的担忧，也有对罗斯高几十年如一日在中国农村进行研究的感动和城市中产阶层父母对自己孩子早期抚育问题的焦虑。与所赢得的巨大关注相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质疑，包括对具体数据、研究方法，尤其是充满争议的“让妈妈回家”的解决方案。罗斯高回应了相关质疑并且详细讲述了研究的过程，他表示：“大家提出这些质疑，我很高兴。我希望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地方去研究农村儿童早期抚育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引起更多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关心教育的经济学家
虽然罗斯高近期因为教育议题引起广泛关注，但他的身份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说：“我研究的根本性课题是如何使人们摆脱贫困。”中国农村就是罗斯高研究开展的场所和对象。
到今天，罗斯高学习中文已经有50年了。因为从小就读的学校开设了中文课程和经济学家父亲的远见，罗斯高得以在12岁就开始学习中文，20世纪70年代还曾赴中国台湾交换学习了3年。当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康奈尔大学学习经济时，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没有几个发展经济学家会说中文”，加之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和农村巨变的兴趣，他将一生的事业投入到中国农村研究上。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罗斯高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农业经济学研究，包括灌溉投资、转基因棉花种植、小额信贷等。因为在这些领域的贡献，罗斯高被邀请担任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委员会的长期主席，林毅夫、罗伯特·门德尔松（Robert O.Mendelsohn）等知名经济学家均是这一委员会的成员。
2008年，罗斯高获颁中国政府表彰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友谊奖”，温家宝总理颁奖时认出了他，20世纪90年代罗斯高曾和时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温家宝就中国农业政策有过数次探讨。“90年代的时候，温家宝让我开始记自己去过中国多少个县，他那时是去过538个县。2008年再见面时我告诉他我已经去过了692个县，他说他已经是1020个了！”罗斯高回忆。直至今日，温家宝仍是他最尊敬的中国官员之一，他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很多根本性改变都是在2003-2013年间发生的，而这源于温家宝等人对农业问题的重视。
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罗斯高逐渐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解决之道在教育。罗斯高解释道，过去70年里，近100个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中只有15个成功跨入高等收入，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它们的共同点是四分之三以上的劳动力人口接受了高中阶段教育。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如墨西哥，劳动人口只有三分之一受过高中教育，人力资本的不足無法支撑国家的经济转型，同时这些低教育人群带来暴力犯罪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家发展。罗斯高认为，中国要想在未来成为发达国家，“每个孩子都要上高中”。他同时强调自己所谓的“高中教育”指的是普通高中，不是职业高中，而目前职业高中招生比例占高中教育一半左右，“普职相当”也是教育部一贯的政策要求。罗斯高曾以《职业教育目标错误》《改革中国式职业教育》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阐述为什么他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失败且缺少前瞻性，他总结道：“中国的职高只不过是照看成年人的幼儿园。” 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上述逻辑。有论者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学界仍是一个没有完全达成共识的概念，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均受其独特的社会、政治因素影响，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为教育水平高低，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无任何先例可循，其庞大体量和独特模式决定了无法与拉美国家类比。另一方面是对究竟何种教育适合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争议。中国农村教育研究领域重要著作《中国乡村基础教育20年》（Two Decades of Basic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一书的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璐和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基思·勒温（Keith Lewin）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在发达国家也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中国农村教育已经在过去20年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并且仍在迅速发展，进一步提高高中教育普及率也是国家发展规划的题中之义；同时，尽管存在一系列问题，职业教育仍有其必要性，而且应当在未来相当长时间是中国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学习学术内容的”。
罗斯高坚持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只有发展全民性的普通高中教育，中国经济才能有持久的动力。“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未来。到时候没有那么多路可以修，没有那么多楼可以盖，劳动密集的工厂也都转移到其他工资更低的国家去了，这么多的中国劳动人口去做什么？所以现在必须每个孩子要上高中，而且不是学具体的技能，是要学数学、英语、计算机，为20、30年之后的经济做好准备。”罗斯高说。
针对有人质疑的数据，罗斯高也做出了回应。“中国劳动人口中只有24%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由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在不同种类的数据之中，人口普查是最确切、权威的，2010年是最近的一次普查。“当然这几年有很多进步，但是现在也只有一半的人上高中。”罗斯高补充。“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这个被编辑过的标题并不准确，他在演讲中说的是“贫困农村”63%的孩子没上过高中。“贫困农村”指西部和大部分中部农村，其学生数约占全部农村三分之二，即全体人口（城市及农村）的约二分之一。
看见“看不见的问题”
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不仅来自于作为经济学家的理论思考，也是罗斯高在农村的实际感受。“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农民们真正地交谈，他们会说：你们来帮忙修路太好了，新的种子太好了，自来水也太好了，可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我们的孩子上学？”
在罗斯高看来，农村地区高中入学率低只是表象，是一系列原因所导致的结果。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罗斯高认为是0-3岁农村婴幼儿早期抚育相较于城市大大落后，导致认知能力低下，后续学业无法顺利进行。农村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
在罗斯高之前，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思考，所以他把农村婴幼儿早期抚育问题称作“中国最严重的看不见的问题”。而这个结论的背后是一个名为REAP的团队上千人近十年的工作，科学方法、资金、团队合作缺一不可，罗斯高扮演着这个科学研究大工程总指挥的角色。
2006年，随着对中国农村教育研究的深入，罗斯高联合众多合作伙伴成立了REAP团队（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团队由三个核心机构构成：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在该研究所供职的罗斯高任REAP美方主任及首席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该中心副主任张林秀任REAP中方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该所所长史耀疆任REAP教育事务主任。张林秀、史耀疆都是与罗斯高合作20余年的老朋友。
这样一个国际、北京、地方的三角结构形成一个互动的整体，各自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罗斯高带来国际学界最新的理论、方法和广泛的学术资源；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拥有中科院的政策建议渠道，可以将研究结果直接上报至中共中央、国务院，并有机会将其转变为国家政策；以陕西师范大学为首的地方院校则让团队在各个省份开展实地研究成为可能。核心机构之外还围绕着一系列的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企业、基金会、NGO（非政府组织）等，它们为研究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
起初，REAP团队进行的是农村教育投入与产出问题的研究，到2009年前后罗斯高开始关注农村儿童的营养与健康问题。一次罗斯高邀请了自己的朋友雷纳尔多·马托利尔（Reynaldo Martorell）一同前往中國农村，马托利尔是美国知名的儿童营养问题专家，为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担任顾问。在一所学校，马托利尔注意到孩子们吃完午饭后都不住地开始打瞌睡，他凭自己的经验察觉到了异常：“他们应该四处追跑打闹才对。”于是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测试以验证对孩子们健康状况的怀疑，结果令人非常震惊。
对10个经济落后省份13万名小学生的检测中，27%患有贫血，33%有肠道寄生虫疾病，20%存在近视但未佩戴眼镜。罗斯高说：“只要你有其中任何一项，你都根本没法学习，因为你是个病人。”
与此同时，国家疾控中心、卢迈等团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获得了基本相同的结论。这一系列研究及政策建议最终促成中央政府出台了运行至今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为此每年安排160亿元人民币专项预算，覆盖2600万学生。
结果令人欣喜，过程却实属不易。一个国际团队要在数千所乡村学校对学生进行身体检查，随后还要进行随机干预实验，让部分学生服用维生素药片、佩戴眼镜，部分不做干预，再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业表现，整个过程的工作量和沟通成本可想而知。“最重要的是取得信任，能开始工作，一旦开始，他们慢慢就理解我们的工作。中国农村学校很多老校长虽然观念不一定先进，但他们非常负责，真是为了孩子们好，他们看到学生们吃了维生素片、戴了眼镜之后成绩真的提高了，就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老师们也很负责任，至少他们每天都会出现在学校，这在印度、非洲的农村是不可想象的。”罗斯高说。
罗斯高认为，他在演讲中提出的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看不见的问题”。而之所以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问题，并非他一人的灵感与思考，背后是一个跨国研究团队十余年实证研究的成果。
“老罗”的走红
因演讲而意外“走红”的罗斯高（Scott Douglas Rozelle），在美国的标签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发展经济学家、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而现在，随着他在中国的知名度日益提高，人们更多叫他“老罗”。
“老罗”今年62岁，头发花白，精力充沛，笑容可掬，讲起话来充满幽默感和感染力。提到经济学里某一项数据的上升或下降，除了夸张的手势，他还要加上“嗖”和“唰”的配音。罗斯高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一次和北京大学黄季焜教授去乡村调研，黄季焜的福建口音太重，村民听不懂，最后还是罗斯高用普通话给村民做了翻译。每次到中国农村调研，他总会成为村民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深受小朋友和大爷大婶们的喜爱。
从1983年第一次到中国大陆，罗斯高在中国进行了30多年的农业经济学研究，现在他每年大约一半的时间在中国度过。他的日常生活几乎完全被工作占据，每天要回 200多封邮件、打几十个电话。因为无论去哪儿都准备着充足的咖啡，同事们把他称作“老罗移动咖啡店”。同事回忆他以前随身带六七块笔记本电池，他笑着说：“我换了新电脑，现在不需要带那么多电池了，不过一会儿的航班上我还要改四五篇文章。”
9月15日，他在网络上发布了原题为《农村儿童的发展怎样影响未来中国》的中文演讲，微信公众号发布时将题目改为《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文章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起了广泛关注。事实上，类似的演讲他已经在各种学术会议和公开场合做了五六十次。
罗斯高在这个演讲中指出，中国目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能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是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悬念。根据其他国家经验，只有绝大多数劳动力都受过高中程度教育，这个国家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恰恰在这点上非常落后，中国劳动力人口（20-60岁）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只占24%。这主要是因为巨大的城乡差距，城市有94%的高中入学率，而当下中国贫困农村地区有63%的学生无缘高中阶段教育。罗斯高进一步指出，城乡儿童从0-3岁就已经出现显著差距，农村婴幼儿的营养与早期抚育状况相当堪忧，他于是提出了包括“让妈妈回家”的一系列建议。
现在看来，这个演讲在社交媒体时代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有其深刻原因。其中有对演讲中提出的数字之触目惊心及问题之严重的担忧，也有对罗斯高几十年如一日在中国农村进行研究的感动和城市中产阶层父母对自己孩子早期抚育问题的焦虑。与所赢得的巨大关注相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质疑，包括对具体数据、研究方法，尤其是充满争议的“让妈妈回家”的解决方案。罗斯高回应了相关质疑并且详细讲述了研究的过程，他表示：“大家提出这些质疑，我很高兴。我希望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地方去研究农村儿童早期抚育的问题，现在最重要的是引起更多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关心教育的经济学家
虽然罗斯高近期因为教育议题引起广泛关注，但他的身份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说：“我研究的根本性课题是如何使人们摆脱贫困。”中国农村就是罗斯高研究开展的场所和对象。
到今天，罗斯高学习中文已经有50年了。因为从小就读的学校开设了中文课程和经济学家父亲的远见，罗斯高得以在12岁就开始学习中文，20世纪70年代还曾赴中国台湾交换学习了3年。当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康奈尔大学学习经济时，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没有几个发展经济学家会说中文”，加之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和农村巨变的兴趣，他将一生的事业投入到中国农村研究上。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罗斯高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农业经济学研究，包括灌溉投资、转基因棉花种植、小额信贷等。因为在这些领域的贡献，罗斯高被邀请担任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委员会的长期主席，林毅夫、罗伯特·门德尔松（Robert O.Mendelsohn）等知名经济学家均是这一委员会的成员。
2008年，罗斯高获颁中国政府表彰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友谊奖”，温家宝总理颁奖时认出了他，20世纪90年代罗斯高曾和时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温家宝就中国农业政策有过数次探讨。“90年代的时候，温家宝让我开始记自己去过中国多少个县，他那时是去过538个县。2008年再见面时我告诉他我已经去过了692个县，他说他已经是1020个了！”罗斯高回忆。直至今日，温家宝仍是他最尊敬的中国官员之一，他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很多根本性改变都是在2003-2013年间发生的，而这源于温家宝等人对农业问题的重视。
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罗斯高逐渐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解决之道在教育。罗斯高解释道，过去70年里，近100个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中只有15个成功跨入高等收入，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它们的共同点是四分之三以上的劳动力人口接受了高中阶段教育。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如墨西哥，劳动人口只有三分之一受过高中教育，人力资本的不足無法支撑国家的经济转型，同时这些低教育人群带来暴力犯罪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家发展。罗斯高认为，中国要想在未来成为发达国家，“每个孩子都要上高中”。他同时强调自己所谓的“高中教育”指的是普通高中，不是职业高中，而目前职业高中招生比例占高中教育一半左右，“普职相当”也是教育部一贯的政策要求。罗斯高曾以《职业教育目标错误》《改革中国式职业教育》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阐述为什么他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失败且缺少前瞻性，他总结道：“中国的职高只不过是照看成年人的幼儿园。” 不是所有人都认可上述逻辑。有论者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学界仍是一个没有完全达成共识的概念，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均受其独特的社会、政治因素影响，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为教育水平高低，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无任何先例可循，其庞大体量和独特模式决定了无法与拉美国家类比。另一方面是对究竟何种教育适合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争议。中国农村教育研究领域重要著作《中国乡村基础教育20年》（Two Decades of Basic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一书的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璐和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基思·勒温（Keith Lewin）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在发达国家也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中国农村教育已经在过去20年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并且仍在迅速发展，进一步提高高中教育普及率也是国家发展规划的题中之义；同时，尽管存在一系列问题，职业教育仍有其必要性，而且应当在未来相当长时间是中国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学习学术内容的”。
罗斯高坚持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只有发展全民性的普通高中教育，中国经济才能有持久的动力。“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未来。到时候没有那么多路可以修，没有那么多楼可以盖，劳动密集的工厂也都转移到其他工资更低的国家去了，这么多的中国劳动人口去做什么？所以现在必须每个孩子要上高中，而且不是学具体的技能，是要学数学、英语、计算机，为20、30年之后的经济做好准备。”罗斯高说。
针对有人质疑的数据，罗斯高也做出了回应。“中国劳动人口中只有24%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由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在不同种类的数据之中，人口普查是最确切、权威的，2010年是最近的一次普查。“当然这几年有很多进步，但是现在也只有一半的人上高中。”罗斯高补充。“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这个被编辑过的标题并不准确，他在演讲中说的是“贫困农村”63%的孩子没上过高中。“贫困农村”指西部和大部分中部农村，其学生数约占全部农村三分之二，即全体人口（城市及农村）的约二分之一。
看见“看不见的问题”
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不仅来自于作为经济学家的理论思考，也是罗斯高在农村的实际感受。“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农民们真正地交谈，他们会说：你们来帮忙修路太好了，新的种子太好了，自来水也太好了，可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我们的孩子上学？”
在罗斯高看来，农村地区高中入学率低只是表象，是一系列原因所导致的结果。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罗斯高认为是0-3岁农村婴幼儿早期抚育相较于城市大大落后，导致认知能力低下，后续学业无法顺利进行。农村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
在罗斯高之前，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思考，所以他把农村婴幼儿早期抚育问题称作“中国最严重的看不见的问题”。而这个结论的背后是一个名为REAP的团队上千人近十年的工作，科学方法、资金、团队合作缺一不可，罗斯高扮演着这个科学研究大工程总指挥的角色。
2006年，随着对中国农村教育研究的深入，罗斯高联合众多合作伙伴成立了REAP团队（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团队由三个核心机构构成：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在该研究所供职的罗斯高任REAP美方主任及首席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该中心副主任张林秀任REAP中方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该所所长史耀疆任REAP教育事务主任。张林秀、史耀疆都是与罗斯高合作20余年的老朋友。
这样一个国际、北京、地方的三角结构形成一个互动的整体，各自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罗斯高带来国际学界最新的理论、方法和广泛的学术资源；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拥有中科院的政策建议渠道，可以将研究结果直接上报至中共中央、国务院，并有机会将其转变为国家政策；以陕西师范大学为首的地方院校则让团队在各个省份开展实地研究成为可能。核心机构之外还围绕着一系列的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企业、基金会、NGO（非政府组织）等，它们为研究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
起初，REAP团队进行的是农村教育投入与产出问题的研究，到2009年前后罗斯高开始关注农村儿童的营养与健康问题。一次罗斯高邀请了自己的朋友雷纳尔多·马托利尔（Reynaldo Martorell）一同前往中國农村，马托利尔是美国知名的儿童营养问题专家，为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担任顾问。在一所学校，马托利尔注意到孩子们吃完午饭后都不住地开始打瞌睡，他凭自己的经验察觉到了异常：“他们应该四处追跑打闹才对。”于是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测试以验证对孩子们健康状况的怀疑，结果令人非常震惊。
对10个经济落后省份13万名小学生的检测中，27%患有贫血，33%有肠道寄生虫疾病，20%存在近视但未佩戴眼镜。罗斯高说：“只要你有其中任何一项，你都根本没法学习，因为你是个病人。”
与此同时，国家疾控中心、卢迈等团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获得了基本相同的结论。这一系列研究及政策建议最终促成中央政府出台了运行至今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为此每年安排160亿元人民币专项预算，覆盖2600万学生。
结果令人欣喜，过程却实属不易。一个国际团队要在数千所乡村学校对学生进行身体检查，随后还要进行随机干预实验，让部分学生服用维生素药片、佩戴眼镜，部分不做干预，再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学业表现，整个过程的工作量和沟通成本可想而知。“最重要的是取得信任，能开始工作，一旦开始，他们慢慢就理解我们的工作。中国农村学校很多老校长虽然观念不一定先进，但他们非常负责，真是为了孩子们好，他们看到学生们吃了维生素片、戴了眼镜之后成绩真的提高了，就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老师们也很负责任，至少他们每天都会出现在学校，这在印度、非洲的农村是不可想象的。”罗斯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