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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袁枚是个“大好官”
笔者研究袁枚多年，主编有《袁枚全集》，所以看到《文史月刊》2011年第1期刊有《袁枚怎么那么富裕呢？》一文，极感兴趣。也想在这里谈一谈袁枚因何“那么富裕”。
袁枚（1716－1798）不仅是乾隆时期的诗坛盟主、美食家，还是思想家，在清代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探讨其“那么富裕”的原因必须慎重、客观、全面，有理有据，对所提供的材料要有合情合理的解释，不可想当然。
我所知的是乾隆八年（公元743年）袁枚出任沭阳县令时，面对此水旱频繁的“苦灾地”，为民生忧心忡忡，大力发展生产，组织百姓抗旱、治水、灭蝗，并整肃社会秩序。他终日坐堂，凡吏民百事，有小讼狱立判无稽留。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百姓皆称他为“大好官”。
乾隆十年，袁枚因政绩突出，改任江宁县令。离任沭阳时，百姓夹道送行，攀车饯酒，洒泪话别。一个贪婪的县令绝不会受到百姓如此的厚爱。官爱民，民才爱官啊！
袁枚的七年县令并没有让他变得富裕起来，袁枚之所以“那么富裕”，其实另有原因——袁枚思想开通，有经济头脑，懂得营财之道，这也正是袁枚的高明之处。
二、晒晒袁枚的“致富之路”
乾隆十四年，袁枚辞官购下原江宁织造隋赫德的废旧隋园，（此园位于南京小仓山），改名随园。他立志像陶朱公一样营财致富，将随园“东西之田地、山池分十三户承领种植”。佃户们在随园种植粮菜果木，饲养家禽，袁枚不仅每年可收租利，且每日所需之蔬菜以及宴客所需，亦可由佃户供给。（见袁祖志《随园琐记》）除此之外，乾隆十六年袁枚在安徽滁州所购田产亦渐有收益。这是地产收入。
袁枚的第二笔收入是卖文。因袁枚在文坛地位日隆，出高价请他撰写传记、墓志者甚多——“卖文润笔，竟有一篇墓志送至千金者”（见《随园老人遗嘱》）。
袁枚还自刻其小仓山房各种著作，“公刷公卖”。随园内有“南轩”，即是专门收藏其著作刻板之所。袁枚著作当时乃“畅销读物”，一时洛阳纸贵，自然收入不菲。
袁枚的另一笔收入是兼做“教书先生”。袁枚外放县令时就已开始设帐教学，归隐后更是广收门生，弟子学生一般都敬奉束修（见《随园诗话补遗》卷十）。
除此之外，袁枚本人于吏部正式批准终养后，仍有一份“退休金”，其《随园老人遗嘱》中所谓“清俸”是也。
三、如此雄厚的经济基础，足以支持袁枚“宴饮游乐”
袁枚作为山中宰相、诗坛盟主，欲附庸风雅与之结交者甚多，且多为有财者。袁枚不时得到官僚与朋友馈赠的金银财物，这也是其数量不小的额外收入。其诗作记载受礼者颇多，如《谢怙崖郎中惠纱》、《谢书巢太守赠羊裘》、《接大司马庆树斋手书及貂冠等物赋诗报谢》等，晚年日记更有出游时大量收礼的记载。
由于袁枚营财有方，待其晚年时已有“田产万金馀，银二万”，而“其他书画、图章、法帖”等文物古董亦不少（见《随园老人遗嘱》）。正因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基础，袁枚才能三建随园，广招朋友宴饮游乐，安心过着优游自在的隐居生活，更有条件四处周游，开阔眼界，得江山之助，安心从事诗文创作活动，而取得非凡的成就，成为诗坛盟主。
最后要指出的是：盡管袁枚在理论上并无直接阐发，但作为封建士大夫，袁枚以其营财实践所体现的义利观，对孔孟的传统义利观是有很大突破的。■
笔者研究袁枚多年，主编有《袁枚全集》，所以看到《文史月刊》2011年第1期刊有《袁枚怎么那么富裕呢？》一文，极感兴趣。也想在这里谈一谈袁枚因何“那么富裕”。
袁枚（1716－1798）不仅是乾隆时期的诗坛盟主、美食家，还是思想家，在清代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探讨其“那么富裕”的原因必须慎重、客观、全面，有理有据，对所提供的材料要有合情合理的解释，不可想当然。
我所知的是乾隆八年（公元743年）袁枚出任沭阳县令时，面对此水旱频繁的“苦灾地”，为民生忧心忡忡，大力发展生产，组织百姓抗旱、治水、灭蝗，并整肃社会秩序。他终日坐堂，凡吏民百事，有小讼狱立判无稽留。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百姓皆称他为“大好官”。
乾隆十年，袁枚因政绩突出，改任江宁县令。离任沭阳时，百姓夹道送行，攀车饯酒，洒泪话别。一个贪婪的县令绝不会受到百姓如此的厚爱。官爱民，民才爱官啊！
袁枚的七年县令并没有让他变得富裕起来，袁枚之所以“那么富裕”，其实另有原因——袁枚思想开通，有经济头脑，懂得营财之道，这也正是袁枚的高明之处。
二、晒晒袁枚的“致富之路”
乾隆十四年，袁枚辞官购下原江宁织造隋赫德的废旧隋园，（此园位于南京小仓山），改名随园。他立志像陶朱公一样营财致富，将随园“东西之田地、山池分十三户承领种植”。佃户们在随园种植粮菜果木，饲养家禽，袁枚不仅每年可收租利，且每日所需之蔬菜以及宴客所需，亦可由佃户供给。（见袁祖志《随园琐记》）除此之外，乾隆十六年袁枚在安徽滁州所购田产亦渐有收益。这是地产收入。
袁枚的第二笔收入是卖文。因袁枚在文坛地位日隆，出高价请他撰写传记、墓志者甚多——“卖文润笔，竟有一篇墓志送至千金者”（见《随园老人遗嘱》）。
袁枚还自刻其小仓山房各种著作，“公刷公卖”。随园内有“南轩”，即是专门收藏其著作刻板之所。袁枚著作当时乃“畅销读物”，一时洛阳纸贵，自然收入不菲。
袁枚的另一笔收入是兼做“教书先生”。袁枚外放县令时就已开始设帐教学，归隐后更是广收门生，弟子学生一般都敬奉束修（见《随园诗话补遗》卷十）。
除此之外，袁枚本人于吏部正式批准终养后，仍有一份“退休金”，其《随园老人遗嘱》中所谓“清俸”是也。
三、如此雄厚的经济基础，足以支持袁枚“宴饮游乐”
袁枚作为山中宰相、诗坛盟主，欲附庸风雅与之结交者甚多，且多为有财者。袁枚不时得到官僚与朋友馈赠的金银财物，这也是其数量不小的额外收入。其诗作记载受礼者颇多，如《谢怙崖郎中惠纱》、《谢书巢太守赠羊裘》、《接大司马庆树斋手书及貂冠等物赋诗报谢》等，晚年日记更有出游时大量收礼的记载。
由于袁枚营财有方，待其晚年时已有“田产万金馀，银二万”，而“其他书画、图章、法帖”等文物古董亦不少（见《随园老人遗嘱》）。正因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基础，袁枚才能三建随园，广招朋友宴饮游乐，安心过着优游自在的隐居生活，更有条件四处周游，开阔眼界，得江山之助，安心从事诗文创作活动，而取得非凡的成就，成为诗坛盟主。
最后要指出的是：盡管袁枚在理论上并无直接阐发，但作为封建士大夫，袁枚以其营财实践所体现的义利观，对孔孟的传统义利观是有很大突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