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班上来了个插班生张玫珊，是台湾出生的阿根廷华侨，英文西班牙文中文都很好。她总穿一件黑色皮夹克（简直太有异国情调了！），对一些很新潮的观点都见惯不怪，当时还在给香港一个杂志写专栏。封闭年代外边来的人很稀罕，这善解人意、通体阳光的张玫珊照亮了查建英，也征服了黄子平，后来成了黄夫人。
　　大二时，班上几个北京同学被分到留学生楼跟外国学生同住。查建英的同屋是个爱尔兰女孩，有个高大帅气的苏丹男友。同屋因为迷上他就把在英国银行工作的前男友给甩了，这简直太浪漫了！查建英嗅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气息。
　　有了感性对照，查建英隐隐觉得自己的这份生活是压抑的，是有问题的，这压抑到了大三大四愈发明显。忽然间，少年时代的种种乌托邦、质疑和矛盾摧枯拉朽、统统幻灭，就像西单那堵墙的倒掉。差不多这时候，她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飞》，朦胧表达了要飞，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寻找一些此处没有的“他者”的心思。至于飞到哪里去，寻找什么，都无从说起，因为没有信息，不知道。
　　81年初，同班同学吴北玲和男友孙立哲正在申请自费留学，建议她也试试。查建英就去北京图书馆，挑了十几所美国学校，知名学校挑了哈佛耶鲁，不知名的也选了些，拟了一封申请信：“我是谁谁谁，想到你们学校读书，你们有没有兴趣给我奖学金？”一式十几份，群发。但她压根儿就不知道那些学校在哪儿。
　　没想到名牌学校都回信了，说时间不对，申请已过，欢迎明年再来。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从来没有中国大陆的学生申请过，查建英申请的是英文系，系主任拍来一封电报，三句话：“我们很感兴趣。可以给你奖学金。速寄成绩单来。”成绩单寄过去，就OK了。
　　大使馆签证官发现这姑娘英文比较差，居然还报英文系，闻所未闻，但还是签了，也是三句话：“首先我认为他们犯了一个很荒谬的错误。但是你去吧。祝你好运！”1981年9月，父母倾其所有，花3000元买了张单程机票送她上了飞机。果然“飞”了，像梦一样。
　　几个月后，就有了托福考试。查建英说，等于侥幸漏网。再一两年后，才有了出国热。在1981年之前，中文系的人清高到公共外语都是对付的。出国？没兴趣。那时的天之骄子毕业都会有很好的工作，心理上也有挑起重担、成为栋梁的使命感。同学们大多认为查建英纯属胡闹。
　　落定之后，黄子平的信也到了：“你到的可是美国的贵州啊。”南卡罗莱纳是个充满美国式热情的南方小城，留给查建英的满是温暖记忆。初到几个月，系主任最乐意的事之一就是带着她在校园里走动，介绍给其他人。遥远东方，而且是中国大陆第一次有个大活人空降校园，大家恨不得掐她几下，看是不是真的。
　　有段时间，查建英跟一个台湾女孩同住，一对历史知识，发现对同一段历史的描述两岸相隔千万里，相互打架，都觉得不可思议。查建英吃起冰淇淋的胃口也让台湾同胞觉得不可思议。
　　讲起初到美国对垃圾食品的深情，查建英连描述带比划，音调升了级，还找不着词语。“只要是油多的东西，吃起来真是……”“狼吞虎咽！”一直说英文的女儿帮妈妈补齐。麦当劳必胜客肯德基，外加墨西哥快餐，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吃东西简直就是享受！后来想想，80年代初迈出国门，书看得特别少，肚子里油水也特别少，文化上饥渴，胃里也饥渴啊。
　　
　　八十年代的品格
　　
　　短短一个多月，《八十年代访谈录》第一次印刷的1.5万册已经零库存，正加印；7月港版面世；6月27日，查建英在上海与王安忆、陈村等会面，续谈“八十年代”。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80年代可能是一个非正常状态，是文化极度贫乏下骤然的爆发。一个多元和相对正常的社会形态下，不应该有那么多人一个猛子扎进文化，头都不抬。
　　查建英：我同意。在一个大背景下，我们可以说现在是更多元和正常了，但是很多东西也很不正常。《八十年代访谈录》是全面再现那段历史的真实吗？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明显的残缺。因为禁忌，才有盲点。我更觉得现在物质生活是丰沛多了，但精神生活还有很多令人遗憾的缺失。
　　人物周刊：我想问问你对90年代的看法。
　　查建英：90年代还是可以看到许多有理想、有个性的年轻人在追求独立之思想，努力做他们喜欢的事情，譬如现在好多年轻人去做志愿者，没有报酬的。我说过不喜欢90年代的一点，就是它太物质，太技术了。物质和技术有它好的一面，但卷入太深会带来这样的症状：过度沉迷于信息量、追逐速度和消费时尚，懒于独立思考和发展健全平衡的品性，集体躲避那些需要花时间耐心培育的、需要付出勇气和代价的东西，如果你没躲，那就是不识时务。嘲笑深刻、挖苦崇高，好像用一块抹布就把这些东西全都抹过去了。社会看起来是多元了，但带有明显的反智倾向，肤浅、狂躁、普遍焦虑。而且，这真是人们在多元中自己的选择吗？很令人怀疑。我是研究文化潮流的，这种情况在这个领域比较突出，在商业或其他领域我不太清楚，但感觉有一股相通的风气。
　　人物周刊：苏珊·桑塔格有过一个论断，她说如果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的商业文化、消费文化比专制主义更具毁灭性，人们会自觉地把原先的生活和价值体系彻底摧毁。你同意她的这个结论吗？
　　查建英：不大同意这样的比较。桑塔格是典型西方左派，她没有经历过专制集权的统治，不懂它的毁灭性，她只是从自己那一代欧美知识分子的经验和理想主义出发，推导出这么一个结论。消费主义和专制主义哪个更可怕？我觉得都挺可怕，两个结合起来更可怕。区别可能在于：一个是软性地诱惑你，让你似乎是自觉地选择了它，另一个则是用暴力强制你屈从，不仅要摧毁你的精神，还要摧毁你的肉体。桑塔格要是经历过咱们的“文革”，让她根本别想有任何独立思考的权利，相信她会明白有选择还是比没选择要好些。当然，消费主义的生命力恐怕比专制主义更长久，与它较量是未来更长久的战役。
　　人物周刊：1984年你去哥大是不是跟它在纽约有关系？
　　查建英：对，1984年觉得英文没问题了，就想到美国的大城市生活，特别想去纽约住一段，还有就是当时夏志清开始谈论小说史，张爱玲钱钟书啊，提出了大陆没有的观念，特别想了解，就跟了他。我申请的是比较文学系，当时系主任是萨义德，写《东方主义》的那个。夏志清当时在东亚系教课，我这个学位是跨系的，所以两边听。
　　人物周刊：问一个你问过他们的问题，为什么选择回来？
　　查建英：我先生——他抽象思维特别好，理论很通——说我的脑袋是waterproof watch，理论像水，到你那都进不去。在哥大，除了上必修的理论课，我整天都在看小说。也有老师警告过我，现在是理论热，如果毕业后想找到比较好的教职，你应该多选点理论课。我听了之后特别不舒服，我没有特别明确的计划想当教授，我也不会是一个好教授，这不是我想过的生活。我只把读书当作一个吸收过程，我还是想写东西。哥大后来给了我博士论文奖学金，我就回国了，没有做论文，写了《China Pop》，等于把博士学位放弃了。
　　我对理论一直有种拒斥和警惕，我觉得生活永远大于理论，理论再高深再深奥都苍白。当然有人在里面乐而忘返，这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不喜欢进那条轨道。
　　人物周刊：1987年回国，直到1989年夏天回美国，基本上整个80年代的头和尾你都在中国。回来以后是不是迎面碰上当年的激情，感觉修成正果？
　　查建英：是的，很熟悉。80年代初是思想解放潮流的初期，鱼群刚刚浮上水面，跃跃欲试，朦朦胧胧，水温也是乍暖还寒。87年我回来的时候整个社会，尤其是北京上海南京这种城市，大家心态都比我走的时候要舒展得多，信息也多，很多东西都进来了。当年的同学们过了最初的学习期，都开始出东西了。大家有同道的感觉，有不言自明的基本共识，就是推动文学、艺术和思想的自由度。大家很严肃地对待很多事情，不像后来很多人调侃一切，认为那么认真多土啊。 真诚、热烈、满怀希望，这是80年代的品格。
　　人物周刊：但陈丹青那句“以为蹦迪啊”都快成警句了。
　　查建英：丹青那句话说得是准确的，但我不会用这种比喻去说，因为回来以后我感受到那种特别难得的珍贵的热情，这种热情和创作的水平是应该分开来谈的。我那么早去美国，完全是一个个人身份，在外面也找到了想要的生活，但我后来对那种个人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反省和检讨，因为回来之后发现生活还很清贫的一批人，这么热情地去追求自由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品质，这种态度和氛围令我感动。也许幼稚，也许脆弱，但的确很真诚很浪漫，大家一边争论探讨一边相互扶持，一起去推动社会进步，我有一段身在其中。我觉得回来参与这样的事情太好了，因为争取来的东西特别有价值。
　　人物周刊：80年代大家那么一致，但后来经商的，回到书斋的，忙着出名得利的，各归其位，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回过头来检视，当初的激情是否可疑？
　　查建英：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普遍调整分流、重新定位，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生态，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面相，很多80年代看不到的东西。有的人坚持理想，知识分子的个性就出来了；有的明显是投机，80年代理想主义、社会良心是时髦话语，他就操练那套话语，到了90年代，权力、金钱、地位成了关键词，他就改用这套话语。识时务者为俊杰，总有一批人“与时俱进”，什么时代说什么话，什么时代做什么人，永远牢牢抓住最有利的资源。他有没有自我呢？
　　人物周刊：你还会用中文写小说吗？
　　查建英：有段时间我对非虚构小说非常着迷，也一直很喜欢《纽约客》上那种文学性极强的长文，到后来我自己也在上面发文章。《China Pop》就是那段时间写出来的，我现在正在完成续集。我想还会写小说的，英语毕竟是第二语言。回到中国，我又有了新的创作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