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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一种风格都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予以创新而后诞生的,因而它不可能是完全孤立的艺术形态,也就是说,它或多或少会有其他风格特性影响的痕迹。“第六代”电影紀实风格建构也不例外,它不是一种纯而又纯的存在,而是通过与其他美学倾向相结合,融合了多种形态的艺术技巧,呈现出独具一格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本文所研究的中国“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在保持纪实风格的前提下,拥有丰富的银幕表现形式,显示了较大的包融性。这种包融性大致表现在:纪实性与戏剧性的融合、纪实性与“表现”的融合、纪实性与“后现代”的融合三方面。
【关键词】“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包融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5-0099-02
一、纪实性与戏剧性的融合
虚构与写实皆有魅力。在现代电影中,虽然虚构具有很大吸引力,但是虚构之中往往又隐藏着导演正视现实的欲望,所以虚构与写实一体两面,关联复杂而又无法简单划分。可以肯定的是“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构建其纪录性与戏剧性不存在矛盾或冲突,其纪实风格包融着戏剧性,具有戏剧性故事的真实性和人物真实性。如果“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的构建保持与主流类型故事片的距离而放弃戏剧性,那么,它一定是个刻板、无聊故事的展现。“第六代”导演很清楚这一点,因而他们在电影中有意识地将纪实性和戏剧性有机融合到一起。
巴赞宣称:“现实的摹写不是艺术。人们反复对我们说,艺术在于取舍和诠释。所以,迄今为止电影中的‘现实主义’流派如同其他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流派一样,只是在作品中引入较多的真实感。然而,这种真实感的增添还只是一种手段,仍要为完全抽象的意图服务:戏剧性、道德观或意识形态。”[1]“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虽然注重真实性,但也不回避作为媒体艺术的一定程度上渗透了戏剧性、道德观念或意识形态渗透。也就是说,戏剧性不仅在任何一部“第六代”电影中存在,并且是必要的、不可缺的元素。其实,电影中的真实性,虽然基于现实,但它是经过重组并添加虚构而创造的。电影中的戏剧性亦不应背离现实中的情理,否则,其戏剧性会导致电影纪实性的弱化,纪实风格也就无从谈起了。可能导致纪实性弱化的戏剧性,具有虚拟性和虚幻性,它主要体现在两种电影中,第一,为了引起观众的注意力,或者使电影更具吸引力,影片中出现奇异、古怪、可怕、逗乐等不一般的情景,也就是说,动作片、喜剧片、恐怖片等的电影类型中会出现虚拟或虚幻性的戏剧性。第二,以非生活化题材为故事主体的电影。如,神话、传说、传奇等,这中间发生的戏剧性也会导致电影纪实风格的破坏,尽管它们使观众得到审美愉悦,担负着非常重要的叙事功能。“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强调具有深沉意蕴的真实表达,他们认为在电影纪实风格营造中,戏剧性的重心是生活本身,银幕上戏剧性的虚构不等于“虚假”,它表达摄影机背后的真实生活。由此可见,戏剧性与纪实性的融合,是构建在现实基础之上的,自然而然的十分真实的作品。“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全力使戏剧性的必然具有偶然,使戏剧性归属于生活中的偶然。更确切地说,他们把偶然事件转化为电影纪实风格建构的戏剧性题材,以一系列日常生活片段的剧情,取代传统意义上“起、承、转、合”[2]的戏剧冲突进程。与之相应,“第六代”电影的纪实风格建构以自然真实的视听效果淡化戏剧性“高潮”,使观众通过原生态画面,不知不觉确信其戏剧性事件的真实性,从而获得真正的人生感悟。在《安阳婴儿》中,下岗工人于大岗偶然遇上了安阳婴儿,并跟婴儿的生母冯艳丽结识,随后他们走到了一起。这种滚雪球式的戏剧性,在于大岗误杀得了绝症的黑社会老大时达到顶峰。作品中有相当激烈的矛盾冲突的戏剧性,不亚于那些非电影纪实风格塑造的戏剧性,然而影片导演对面前的不寻常的戏剧性事件采用了与众不同的处理方式。他用室内无人的长镜头,让观众只能听到误杀场景里的音响而看不到具体画面,由此故意弱化了这种戏剧性。这种处理方法正是“第六代”所擅长的。换句话说,把激烈的富有刺激性的戏剧性事件予以非刺激地、间接地处理,既保持了纪实风格的统一性,又获取了戏剧性效果。
二、纪实性与“表现”的融合
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是一场梦,电影将人们的欲望投射到银幕上,解放被压抑的潜在意识和幻想。电影是表达欲望和“幻想”的产物。一部电影中,“表现”说,“强调人们对客观社会生活的主观感受与体验,它不重形似,而重神似。”[3]纪实和“表现”看似二律背反的概念,但在电影创作中是相互补充、彼此推动的。要确立纪实风格,必须保持近似生活的原生态,但得对影像和声音本身进行“表现”性添加和提炼,尤其在表达人物情感和情绪时。“表现”是深化和丰富纪实风格必经的过程。“第六代”一方面强化电影纪实风格,同时依然不放弃多样性电影表现手法,如色彩、“夸张”的长镜头、幻境化、间离效果等等,他们相当擅长开发电影语言的魅力。
(一)色彩变异。《鬼子来了》结尾,日军砍马大三头的场面是一个形似虚幻的写实镜头,原先一直黑白的电影画面渐渐变成彩色,彩色画面前一段是头已被砍掉的马大三视线的主观镜头,电影摄影机镜头变成了马大三的眼睛,并且,观众与马大三视线保持一致,观众们清晰地感到马大三对日军的憎恨和厌恶,直到地上被砍掉的头渐渐变成红色,在这个彩色画面之后,马大三被砍头的红色画面更加具有对比性,呈现出强烈的历史悲剧性。该片导演姜文说:“最后的红色当然是红色的血和红色的旗帜”,“就为了最后的这个画面,值得将整部电影拍成黑白片。”[4]
(二)“夸张”的长镜头传达。在贾樟柯的作品《小山回家》中,摄像机用七分钟的镜头去表现王小山的行走。这种执着的关注一方面体现了导演一种热忱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它是对长镜头最恰当地运用。在《任逍遥》中,这种意在“表现”的长镜头有增无减,夜晚的歌舞厅走廊,小济因为接近赵巧巧而被乔三的人毒打;赵巧巧想去找小济而被乔三反复推倒在公交车的座位上。如此影像,使我们看到了长镜头里丰富的内容,体会到小人物的创伤,以及作为艺术家的贾樟柯对他们的悲悯。 三、纪实性与“后现代主义”的融合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说是风驰电掣。在文化领域,构成了多种思想文化共存的多元局面。显然,“由于中国历史、地域和现实发展的不平衡,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生产方式和文化范型都共时性地存在,社会的激变、观念的碰撞、生存的困窘,这些纷繁的现实也自然丰富了第六代的影像内容”。[5]在社会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同时,人们势必追求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性文化。诚然,“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关注边缘人群的生存境遇,体现一种反主流文化力量,思想上走向多元主义的倾向,明显受到了后现代的影响。但是他们不属于后现代文化的生力军,而他们的作品只能看作后现代语境影响下的产物。“第六代”导演群体可以看作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而兴起的不可阻挡的“后现代”思潮的延续和一次再度出列。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夹击,他们的电影更具反抗性力量,更具革命性意義。
(一)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自1966年法国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首创“互文性”理论以来,这一术语已成为文化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作为文学批评上的一个常用概念,从质疑作者的原创性和权威性出发,强调由文本显示出来的断裂性和不确定性。“互文性在其自身的理论流变中彰显出强烈的反悖与戏仿特性,这使它能与后现代文本策略全然画上等号。”[6]“第六代”的一些纪实风格的作品对经典电影的经典片段进行了戏仿。如《十七岁的单车》《小武》《月蚀》《任逍遥》等等。戏仿不是简单模仿,而是导演内在情感上的暗合,也是为了更深刻地表达导演对个体命运的思考与追求。
(二)多元主义的倾向。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对西方世界的优越性、性别的构成和认同技能的科学的正统性及高级艺术对大众文化的优势等现代主义信念,均表示了新的怀疑主义。更确切地说,在后现代主义中,已不存在高级或低级文化之分。到了“后现代”,绝对真理、意义中心根本就消失了,颠覆了统一化的观念体系和既成价值观。电影学者戴锦华说:“随着‘第六代’作品的不断问世,渐次清晰的是,新一代电影人如果说尚不能构成对第五代的撼动与挑战;那么,他们的作品确乎在社会学或文化史的意义上,呈现为一个新的代群。一个确乎再次试图从主流的文化表述与第五代艺术光环与阴影下突围而出的青年群体。”[7]由此而论,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关注行为艺术家《极度寒冷》、底层工人《扁担·姑娘》等,明显带有“后现代”性。
四、结论
综上所述,“第六代”电影在建构纪实风格中,以平视的焦点关注社会边缘个体的困境的纪实性,审视和描述其先锋性特征,与“后现代”互文性,与多元主义思潮融合。这反映了作为对现实的责任心和一种社会文化的敏锐,“第六代”电影发挥了电影作为传播媒介和艺术作品之社会道义和审美对象作用。
参考文献:
[1](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19.
[2]范小玲.简论商业电影的叙事策略[J].电影文学,2015(23):10-12.
[3]桂青山.电影创作类型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200.
[4]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94.
[5]陈旭光.当代影视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9.
[6]丁礼明.互文性与否定互文性理论的建构与流变[J].广西社会科学,2010,(04):89-92.
[7]戴锦华.雾中风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90.
作者简介:
王蕾,女,现任教于青岛黄海学院艺术学院,硕士,讲师。
李超宇,男,现任教于青岛黄海学院艺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系主任,硕士,副教授。
马嘉璐,女,青岛黄海学院艺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本科生。
【关键词】“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包融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5-0099-02
一、纪实性与戏剧性的融合
虚构与写实皆有魅力。在现代电影中,虽然虚构具有很大吸引力,但是虚构之中往往又隐藏着导演正视现实的欲望,所以虚构与写实一体两面,关联复杂而又无法简单划分。可以肯定的是“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构建其纪录性与戏剧性不存在矛盾或冲突,其纪实风格包融着戏剧性,具有戏剧性故事的真实性和人物真实性。如果“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的构建保持与主流类型故事片的距离而放弃戏剧性,那么,它一定是个刻板、无聊故事的展现。“第六代”导演很清楚这一点,因而他们在电影中有意识地将纪实性和戏剧性有机融合到一起。
巴赞宣称:“现实的摹写不是艺术。人们反复对我们说,艺术在于取舍和诠释。所以,迄今为止电影中的‘现实主义’流派如同其他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流派一样,只是在作品中引入较多的真实感。然而,这种真实感的增添还只是一种手段,仍要为完全抽象的意图服务:戏剧性、道德观或意识形态。”[1]“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虽然注重真实性,但也不回避作为媒体艺术的一定程度上渗透了戏剧性、道德观念或意识形态渗透。也就是说,戏剧性不仅在任何一部“第六代”电影中存在,并且是必要的、不可缺的元素。其实,电影中的真实性,虽然基于现实,但它是经过重组并添加虚构而创造的。电影中的戏剧性亦不应背离现实中的情理,否则,其戏剧性会导致电影纪实性的弱化,纪实风格也就无从谈起了。可能导致纪实性弱化的戏剧性,具有虚拟性和虚幻性,它主要体现在两种电影中,第一,为了引起观众的注意力,或者使电影更具吸引力,影片中出现奇异、古怪、可怕、逗乐等不一般的情景,也就是说,动作片、喜剧片、恐怖片等的电影类型中会出现虚拟或虚幻性的戏剧性。第二,以非生活化题材为故事主体的电影。如,神话、传说、传奇等,这中间发生的戏剧性也会导致电影纪实风格的破坏,尽管它们使观众得到审美愉悦,担负着非常重要的叙事功能。“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强调具有深沉意蕴的真实表达,他们认为在电影纪实风格营造中,戏剧性的重心是生活本身,银幕上戏剧性的虚构不等于“虚假”,它表达摄影机背后的真实生活。由此可见,戏剧性与纪实性的融合,是构建在现实基础之上的,自然而然的十分真实的作品。“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全力使戏剧性的必然具有偶然,使戏剧性归属于生活中的偶然。更确切地说,他们把偶然事件转化为电影纪实风格建构的戏剧性题材,以一系列日常生活片段的剧情,取代传统意义上“起、承、转、合”[2]的戏剧冲突进程。与之相应,“第六代”电影的纪实风格建构以自然真实的视听效果淡化戏剧性“高潮”,使观众通过原生态画面,不知不觉确信其戏剧性事件的真实性,从而获得真正的人生感悟。在《安阳婴儿》中,下岗工人于大岗偶然遇上了安阳婴儿,并跟婴儿的生母冯艳丽结识,随后他们走到了一起。这种滚雪球式的戏剧性,在于大岗误杀得了绝症的黑社会老大时达到顶峰。作品中有相当激烈的矛盾冲突的戏剧性,不亚于那些非电影纪实风格塑造的戏剧性,然而影片导演对面前的不寻常的戏剧性事件采用了与众不同的处理方式。他用室内无人的长镜头,让观众只能听到误杀场景里的音响而看不到具体画面,由此故意弱化了这种戏剧性。这种处理方法正是“第六代”所擅长的。换句话说,把激烈的富有刺激性的戏剧性事件予以非刺激地、间接地处理,既保持了纪实风格的统一性,又获取了戏剧性效果。
二、纪实性与“表现”的融合
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是一场梦,电影将人们的欲望投射到银幕上,解放被压抑的潜在意识和幻想。电影是表达欲望和“幻想”的产物。一部电影中,“表现”说,“强调人们对客观社会生活的主观感受与体验,它不重形似,而重神似。”[3]纪实和“表现”看似二律背反的概念,但在电影创作中是相互补充、彼此推动的。要确立纪实风格,必须保持近似生活的原生态,但得对影像和声音本身进行“表现”性添加和提炼,尤其在表达人物情感和情绪时。“表现”是深化和丰富纪实风格必经的过程。“第六代”一方面强化电影纪实风格,同时依然不放弃多样性电影表现手法,如色彩、“夸张”的长镜头、幻境化、间离效果等等,他们相当擅长开发电影语言的魅力。
(一)色彩变异。《鬼子来了》结尾,日军砍马大三头的场面是一个形似虚幻的写实镜头,原先一直黑白的电影画面渐渐变成彩色,彩色画面前一段是头已被砍掉的马大三视线的主观镜头,电影摄影机镜头变成了马大三的眼睛,并且,观众与马大三视线保持一致,观众们清晰地感到马大三对日军的憎恨和厌恶,直到地上被砍掉的头渐渐变成红色,在这个彩色画面之后,马大三被砍头的红色画面更加具有对比性,呈现出强烈的历史悲剧性。该片导演姜文说:“最后的红色当然是红色的血和红色的旗帜”,“就为了最后的这个画面,值得将整部电影拍成黑白片。”[4]
(二)“夸张”的长镜头传达。在贾樟柯的作品《小山回家》中,摄像机用七分钟的镜头去表现王小山的行走。这种执着的关注一方面体现了导演一种热忱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它是对长镜头最恰当地运用。在《任逍遥》中,这种意在“表现”的长镜头有增无减,夜晚的歌舞厅走廊,小济因为接近赵巧巧而被乔三的人毒打;赵巧巧想去找小济而被乔三反复推倒在公交车的座位上。如此影像,使我们看到了长镜头里丰富的内容,体会到小人物的创伤,以及作为艺术家的贾樟柯对他们的悲悯。 三、纪实性与“后现代主义”的融合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说是风驰电掣。在文化领域,构成了多种思想文化共存的多元局面。显然,“由于中国历史、地域和现实发展的不平衡,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生产方式和文化范型都共时性地存在,社会的激变、观念的碰撞、生存的困窘,这些纷繁的现实也自然丰富了第六代的影像内容”。[5]在社会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同时,人们势必追求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性文化。诚然,“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关注边缘人群的生存境遇,体现一种反主流文化力量,思想上走向多元主义的倾向,明显受到了后现代的影响。但是他们不属于后现代文化的生力军,而他们的作品只能看作后现代语境影响下的产物。“第六代”导演群体可以看作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而兴起的不可阻挡的“后现代”思潮的延续和一次再度出列。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夹击,他们的电影更具反抗性力量,更具革命性意義。
(一)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自1966年法国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首创“互文性”理论以来,这一术语已成为文化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作为文学批评上的一个常用概念,从质疑作者的原创性和权威性出发,强调由文本显示出来的断裂性和不确定性。“互文性在其自身的理论流变中彰显出强烈的反悖与戏仿特性,这使它能与后现代文本策略全然画上等号。”[6]“第六代”的一些纪实风格的作品对经典电影的经典片段进行了戏仿。如《十七岁的单车》《小武》《月蚀》《任逍遥》等等。戏仿不是简单模仿,而是导演内在情感上的暗合,也是为了更深刻地表达导演对个体命运的思考与追求。
(二)多元主义的倾向。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对西方世界的优越性、性别的构成和认同技能的科学的正统性及高级艺术对大众文化的优势等现代主义信念,均表示了新的怀疑主义。更确切地说,在后现代主义中,已不存在高级或低级文化之分。到了“后现代”,绝对真理、意义中心根本就消失了,颠覆了统一化的观念体系和既成价值观。电影学者戴锦华说:“随着‘第六代’作品的不断问世,渐次清晰的是,新一代电影人如果说尚不能构成对第五代的撼动与挑战;那么,他们的作品确乎在社会学或文化史的意义上,呈现为一个新的代群。一个确乎再次试图从主流的文化表述与第五代艺术光环与阴影下突围而出的青年群体。”[7]由此而论,第六代电影纪实风格建构,关注行为艺术家《极度寒冷》、底层工人《扁担·姑娘》等,明显带有“后现代”性。
四、结论
综上所述,“第六代”电影在建构纪实风格中,以平视的焦点关注社会边缘个体的困境的纪实性,审视和描述其先锋性特征,与“后现代”互文性,与多元主义思潮融合。这反映了作为对现实的责任心和一种社会文化的敏锐,“第六代”电影发挥了电影作为传播媒介和艺术作品之社会道义和审美对象作用。
参考文献:
[1](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19.
[2]范小玲.简论商业电影的叙事策略[J].电影文学,2015(23):10-12.
[3]桂青山.电影创作类型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200.
[4]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94.
[5]陈旭光.当代影视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9.
[6]丁礼明.互文性与否定互文性理论的建构与流变[J].广西社会科学,2010,(04):89-92.
[7]戴锦华.雾中风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90.
作者简介:
王蕾,女,现任教于青岛黄海学院艺术学院,硕士,讲师。
李超宇,男,现任教于青岛黄海学院艺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系主任,硕士,副教授。
马嘉璐,女,青岛黄海学院艺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