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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汪曾祺认为他写散文，是搂草大兔子，捎带脚。而近些年来，汪曾祺散文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掀起一阵汪曾祺“文学热”。汪曾祺也说过：“生活不安定是一个原因。喧闹熙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需要一点清凉，需要一点宁静，或许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需要滋润。”[1]本文主要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探究汪曾祺“滋润”的散文风格，而主要是探究故乡特定的地理基因滋养下的散文风格。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滋润；散文风格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06-01
文学地理学研究者邹建军认为：“任何作家的成长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任何作品的创作也只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的，因此，我们将这种与生俱来的因素，称为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2]文学地理学中提出的“地理基因”主要指的是作家成长中的故乡自然地理环境，同时也包括故乡的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形成的作家心里沉淀、审美倾向等等。因此，本文主要从故乡地理基因的角度出发，研究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的汪曾祺“滋润”散文风格的形成及影响。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一）温润多雨的江苏气候和丰富多产的物候。
汪曾祺说过，他写的都是他所熟悉的生活，而熟悉的生活很多来自于家乡高邮。高邮是一座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是全国惟一以“邮”命名的城市，且从秦朝开始，保留至今。不管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对于故乡的书写都占据很大的比重。故乡高邮对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滋润”的散文风格。法国安妮·居里安女士采访汪曾祺提到，汪曾祺的许多作品中都提到水，都有一种“水的感觉”。汪曾祺自己也承认，“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写作的背景并且影响他的创作风格。水有时候是波涛汹涌的，像黄河的水；水有时候则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流着的，像江南的小桥流水。文学地理学中，自然地理基因的气候特征影响尤为明显。本文主要从自然地理环境的气候条件和物候条件出发，探究江苏高邮对汪曾祺的散文风格的作用。高邮城，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江苏中部，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这种气候类型冬季温和，一月平均温普遍在0℃以上；夏季较热，七月平均温一般为25℃左右。冬夏风向有明显变化，年降水量一般在1000毫米以上，主要集中在夏季，冬季较少。由于夏季降水量高，地处京杭大运河临岸，加上高邮城的地势较低，运河河底与城墙垛子一般高，因此常常闹水灾。江南的人家，处处都是河道，家家户户都有船。汪曾祺在《我的家乡》中曾提到：“终于，我记得是七月十号，倒了口子。我们那里把决堤叫做倒口子，西堤四处，东堤六处。湖水涌入运河，运河水直灌堤东，顷刻之间，高邮成为泽国。”[3]汪曾祺常年生活在水乡中，水不仅影响他的品性，也滋养他的散文风格。汪曾祺散文无论是记人记事，还是回忆花草，都如同一股清流，滋润读者干涸的心灵。江苏温润多雨的气候也影响高邮丰富多产的物候条件。温和多雨的气候，造就高邮鱼米之乡，孕育出著名的高邮双黄咸鸭蛋，高邮麻鸭，尤以水产品突出，光鱼类，就有乡下人所重的鳊，白，鲫；虾有青白；蟹有醉蟹。农业上，主要种植水稻、小麦、油菜籽、棉花等等。苏北人家喜欢吃野菜，多雨的季节繁殖丰富的野菜资源。丰富多产的物候资源，也成为汪曾祺的散文创作的素材源泉。高邮优厚的自然地理环境，滋养一代作家，形成汪曾祺平和闲适的心境，也影响他“滋润”的散文风格。汪曾祺提倡，文学作品对于读者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也就是“滋润”，形成汪曾祺独特的“滋润”观。
二、本籍人文地理环境的滋润
（一）江苏文化传统的历史动因。
除了自然地理环境，高邮的人文地理环境更是影响深刻。如果说自然环境的滋养是土壤，人文地理环境则是肥料。江苏地理人文底蕴深厚，自古人才辈出，是人杰地灵的优越之地。江苏的文化是以吴、越为中心区域的文化圈，江苏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水文化”和“海洋文化”。而高邮地处苏北，本文主要探究“水文化”。高邮是水乡泽国，高邮家家户户以船为车，以桥为马，“水文化”贯穿整个高邮地区。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4]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5]因此，水文化具有所重特性，江南的水文化与儒家、道家文化兼揉并济。既有儒家的智者文化，又有道家刚柔并济，以柔克刚，尚清谈的情怀。因此，高邮的“水文化”具有清、柔、秀、雅的特征。汪曾祺也说过：“江南的文明本质上是水的文明。”[6]正是高邮的“水文化”滋养汪曾祺的散文风格，不急不躁，讲究的是细腻、平和，表现的是南国的柔性的美感。
（二） “士大夫”传统家庭教育。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的最后一位士大夫。汪曾祺自小就受“士大夫”传统家庭教育的熏陶。汪曾祺的祖父从他五年级起，便每天给他讲《论语》一章，剩余时间大、小字各一张，隔天还要交作文一篇。父亲汪菊生乐善好施的性格，对于绘画和音乐的喜爱，熏陶汪曾祺的品性，自小就打下深厚的文学基础。祖父和父亲为培养汪曾祺，专门请当地的名师为他讲解《史记》和桐城派的诗文。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归有光的抒情散文，因为归有光的散文常常以清谈的文笔描写平常的人物，亲切凄婉的气质深刻地影响汪曾祺，也反映到他的文学创作风格。汪曾祺认为：“一个人要成为作家，跟小时候所受的语文教育，跟所师承的语文老师具有很大的关系”。[7]其中对汪曾祺影响最深的语文老师就是高北溟先生。学业上，他讲解的归有光的名篇《项脊轩志》、《寒花葬志》、《先妣事略》给汪曾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是学业上，高先生为人正直、待人忠诚、勤奋好学、谈薄名利的人格魅力都在汪曾祺的身上有迹可循。正是“士大夫”传统家庭教育，使得汪曾祺自小打下深厚的文学底蕴，形成平和闲适的品性，创作出独特的散文风格。
参考文献：
[1][3][6][7]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4]孔子.《论语》[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05.
[5]老子.《道德经》[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05.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滋润；散文风格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06-01
文学地理学研究者邹建军认为：“任何作家的成长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任何作品的创作也只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的，因此，我们将这种与生俱来的因素，称为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2]文学地理学中提出的“地理基因”主要指的是作家成长中的故乡自然地理环境，同时也包括故乡的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形成的作家心里沉淀、审美倾向等等。因此，本文主要从故乡地理基因的角度出发，研究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的汪曾祺“滋润”散文风格的形成及影响。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一）温润多雨的江苏气候和丰富多产的物候。
汪曾祺说过，他写的都是他所熟悉的生活，而熟悉的生活很多来自于家乡高邮。高邮是一座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是全国惟一以“邮”命名的城市，且从秦朝开始，保留至今。不管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对于故乡的书写都占据很大的比重。故乡高邮对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滋润”的散文风格。法国安妮·居里安女士采访汪曾祺提到，汪曾祺的许多作品中都提到水，都有一种“水的感觉”。汪曾祺自己也承认，“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写作的背景并且影响他的创作风格。水有时候是波涛汹涌的，像黄河的水；水有时候则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流着的，像江南的小桥流水。文学地理学中，自然地理基因的气候特征影响尤为明显。本文主要从自然地理环境的气候条件和物候条件出发，探究江苏高邮对汪曾祺的散文风格的作用。高邮城，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江苏中部，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这种气候类型冬季温和，一月平均温普遍在0℃以上；夏季较热，七月平均温一般为25℃左右。冬夏风向有明显变化，年降水量一般在1000毫米以上，主要集中在夏季，冬季较少。由于夏季降水量高，地处京杭大运河临岸，加上高邮城的地势较低，运河河底与城墙垛子一般高，因此常常闹水灾。江南的人家，处处都是河道，家家户户都有船。汪曾祺在《我的家乡》中曾提到：“终于，我记得是七月十号，倒了口子。我们那里把决堤叫做倒口子，西堤四处，东堤六处。湖水涌入运河，运河水直灌堤东，顷刻之间，高邮成为泽国。”[3]汪曾祺常年生活在水乡中，水不仅影响他的品性，也滋养他的散文风格。汪曾祺散文无论是记人记事，还是回忆花草，都如同一股清流，滋润读者干涸的心灵。江苏温润多雨的气候也影响高邮丰富多产的物候条件。温和多雨的气候，造就高邮鱼米之乡，孕育出著名的高邮双黄咸鸭蛋，高邮麻鸭，尤以水产品突出，光鱼类，就有乡下人所重的鳊，白，鲫；虾有青白；蟹有醉蟹。农业上，主要种植水稻、小麦、油菜籽、棉花等等。苏北人家喜欢吃野菜，多雨的季节繁殖丰富的野菜资源。丰富多产的物候资源，也成为汪曾祺的散文创作的素材源泉。高邮优厚的自然地理环境，滋养一代作家，形成汪曾祺平和闲适的心境，也影响他“滋润”的散文风格。汪曾祺提倡，文学作品对于读者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也就是“滋润”，形成汪曾祺独特的“滋润”观。
二、本籍人文地理环境的滋润
（一）江苏文化传统的历史动因。
除了自然地理环境，高邮的人文地理环境更是影响深刻。如果说自然环境的滋养是土壤，人文地理环境则是肥料。江苏地理人文底蕴深厚，自古人才辈出，是人杰地灵的优越之地。江苏的文化是以吴、越为中心区域的文化圈，江苏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水文化”和“海洋文化”。而高邮地处苏北，本文主要探究“水文化”。高邮是水乡泽国，高邮家家户户以船为车，以桥为马，“水文化”贯穿整个高邮地区。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4]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5]因此，水文化具有所重特性，江南的水文化与儒家、道家文化兼揉并济。既有儒家的智者文化，又有道家刚柔并济，以柔克刚，尚清谈的情怀。因此，高邮的“水文化”具有清、柔、秀、雅的特征。汪曾祺也说过：“江南的文明本质上是水的文明。”[6]正是高邮的“水文化”滋养汪曾祺的散文风格，不急不躁，讲究的是细腻、平和，表现的是南国的柔性的美感。
（二） “士大夫”传统家庭教育。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的最后一位士大夫。汪曾祺自小就受“士大夫”传统家庭教育的熏陶。汪曾祺的祖父从他五年级起，便每天给他讲《论语》一章，剩余时间大、小字各一张，隔天还要交作文一篇。父亲汪菊生乐善好施的性格，对于绘画和音乐的喜爱，熏陶汪曾祺的品性，自小就打下深厚的文学基础。祖父和父亲为培养汪曾祺，专门请当地的名师为他讲解《史记》和桐城派的诗文。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归有光的抒情散文，因为归有光的散文常常以清谈的文笔描写平常的人物，亲切凄婉的气质深刻地影响汪曾祺，也反映到他的文学创作风格。汪曾祺认为：“一个人要成为作家，跟小时候所受的语文教育，跟所师承的语文老师具有很大的关系”。[7]其中对汪曾祺影响最深的语文老师就是高北溟先生。学业上，他讲解的归有光的名篇《项脊轩志》、《寒花葬志》、《先妣事略》给汪曾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是学业上，高先生为人正直、待人忠诚、勤奋好学、谈薄名利的人格魅力都在汪曾祺的身上有迹可循。正是“士大夫”传统家庭教育，使得汪曾祺自小打下深厚的文学底蕴，形成平和闲适的品性，创作出独特的散文风格。
参考文献：
[1][3][6][7]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4]孔子.《论语》[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05.
[5]老子.《道德经》[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