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郭刚堂两岁多的儿子在家门口被拐走。郭刚堂一个人骑着摩托，踏上逾50万公里的寻亲之路。
　　2021年7月13日，公安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被拐儿童郭新振被找到。在警方安排下，郭刚堂和郭新振相认。
　　然而，事实并不按照最美好的剧本发展。郭新振决定，留在养父母身边，但会经常去看望生父生母。郭刚堂表示，他尊重儿子的意愿。
　　于是郭新振和郭刚堂同时落入舆论争议的焦点。特别是郭新振，很多人认为，他的决定让人很失望，辜负了郭刚堂24年的艰难寻找。尽管郭刚堂原谅了郭新振的养父母，可网友并不原谅。
　　网友高呼“买卖同罪”，更指责郭新振“认贼作父”。这些刺耳的声音，经由网络放大后，甚至显出三分杀气来。
　　网友的指责有没有道理呢？
　　恐怕是有“道理”的。然而，在有“道理”的同时，却失了“人情”。
　　我相信无论是否支持郭新振“认贼作父”，网友在评判之际，多少将自己代入了这个场景。但代入的角度，是有差异的。
　　郭新振在养父母家这么多年，无论在外人看来是否应该将那称之为“养育之恩”，对郭新振来说，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亲情，真实的养育之恩。这个事实无法轻易更改。
　　所以，当一个局外人反对郭新振的做法时，未必是觉得他念及“养育之恩”这件事不对，而是这一“人之常情”在面对更高的“大义”时，就没那么重要了。这里的“大义”，一是养父母买卖涉嫌犯罪，另一面，则是郭新振与郭刚堂的“血缘”关系，是高于“养育”这层关系的。
　　所以那些能理解甚至支持郭新振的人，他們代入时，是将自己代入在郭新振的角色中，体谅他的感受，因为当“人情”被“大义”压倒，最痛苦的人其实正是郭新振。
　　那些激烈反对他的人，则更多可能代入了郭新振亲生父母的角色。不消说，即便不考虑二十多年的付出，不能将儿子带回家，大概也是绝对不能忍的。
　　这种出发点看似细微，然而结果分歧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在我看来，主要在于前者会更在意个人的主体性，比如郭新振，而后者更强调个人对血亲与家庭的责任。
　　反而是郭刚堂的决定，充分考虑了现实复杂因素，尤其是站在儿子的角度反复权衡后才做出的。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亲生父子”。
　　总的来说，对个体独立性、主体性的重视，是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同向的。“认贼作父”的典型形象之一，《射雕英雄传》中的杨康，在当年电视剧放映时被观众唾骂。但这已经需要金庸将其放置于民族大义的时代背景下，还要有意将他的养父完颜洪烈处理得不那么光明正大，即便如此，那时同情他的观众也不少。这大概可以从反面证明，如果没有作者有意的“扭曲现实”，理解杨康对完颜洪烈的感情，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当然，杀死自己的生父另当别论。
　　那么，郭家父子的决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批评他们的声音呢？
　　我希望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开放一些，每个人如何回答，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证明他内心更看重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