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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女性文学的认识与界定一直以来备受争议，随着这一概念的发展，其内容与范围逐渐扩大，很大一批学者倾向于把凸显女性独立意识的文学称为女性文学，从古代的“男子作闺音”到20世纪80至90年代女性创作异军突起，一些男作家的作品中也常以具有反抗、独立意识的女性作为描写的对象。本文试通过对比《活动变人形》中的姜静珍和《玫瑰门》中的姑爸，结合时代背景探究女性在极度的男权话语压迫下所采取的生存态度以及从中体现的女性意识的苏醒与转变，并分析这一转变产生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男权话语 人格异化 女性 悲剧
“20世纪80至90年代，对于我国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理论批评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沉寂已久的女性创作获得了新生和繁荣。” a至此，文学作品由一直以来的个体指向到出现明确的女性个体指向，女性自身的权利与尊严，生存境遇与话语丧失备受关注。不同时代的女性受制于不同的“女性规定”，在被奴役被压迫的女性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其对男权秩序变相的反抗——人格异化，心理畸变，对着封建性别观念与男权话语发出自己嘶哑却有力的呐喊。
《活动变人形》是王蒙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部长篇小说，主要展现了在封建文明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碰撞下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在“多余人”倪吾诚之外，王蒙在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同样值得深思与探究，在最具代表性的姜氏姐妹中，姜静珍无疑是最具反抗性的人物。静珍从封建家庭中孕育出来，备受封建礼教文化的熏染，喝酒抽烟、牙尖嘴利、疯言疯语。十九岁以来一直为死去的丈夫“守志”，看轻自己也盼不得别人好。一出场就给读者塑造了一个“外观使人感到刚毅乃至残酷，使人感到一种时刻进行的阴冷的暗算”的女性形象。封建余毒的残害与熏染让静珍原本带有女性的才气逐渐消弭，在一天天“守志”的岁月中愈发沉沦，在似疯非疯的境遇里逐渐迷失女性自身的独立意识与存在价值，最终在西部边陲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与 《活动变人形》相比，《玫瑰门》的女性意识则更为凸显与深刻。 铁凝通过这部作品，刻画了囊括一家三代的复杂而多变的女性形象，通过多侧面、多角度的叙述展现了不同时代下女性人格的畸变与异化，展开了一个又一个绚烂、恐怖、悲悯的故事，其中，姑爸这一形象值得反思与探究。婚姻的失败使原本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庄家小姐变为不伦不类的女性代表，出嫁这一唯一出路被堵塞，作为典型封建女性的姑爸在男权话语统治下也丧失了原本的符号意义，她主动逃离自己的女性身份，希望迈入男性行列，然而这一看似畸形决绝的行径并没有在与男权反抗的斗争中获得成功，姑爸始终作为男性中心话语的附属品而存在，受尽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迫害，最终惨死。静珍与姑爸，作为两个不同的女性个体，自身具有性格上的独特之处，但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两个具有代表性与反抗性的女性符号都孕育自同一个母体，那就是封建男权话语体系。在同样黑暗与压抑的生存环境里二者为获得自身生命价值不断与男权作着斗争，人性被扭曲，人生被摧毁，最终走向悲剧。
一、女性形象的破碎与缺失
魯迅曾说：“中国女人有母性、女儿性却是没有妻性的。”从古到今，在男权话语统治下的父系社会中，女性的形象往往是残缺的，母性与女儿性也是女性所处不同的亲情序列而生发出来的。与其说是自然而然的本性，不如说是社会大环境催生下的产物。《活动变人形》中的静珍的女性形象同样不完整，周姜氏十八岁结婚，十九岁守寡，在两性对立格局中，丈夫少华形象的缺失也导致了静珍形象的破碎。“古往今来，女人的命运不过是常常被惊破的残梦而已，又如何到得了‘辽西呢’？” b在静珍看来一个女人的人生是否完满幸福始终建立在完满婚姻家庭的基础上，妻子只有相对于丈夫才是完整的。古代女子提倡的贤良、淑慧、少言在静珍这里都转向反面。在姜元寿企图夺走家产的时候，她手提菜刀迎战；邻居抢房地基，她则铲起砂石往那位耍赖的邻居身上扔。静珍虽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弱女子，但在同生活、人性做斗争的过程中处处又显示着男性身上的刚勇与不屈，这也与传统的女性形象相悖。
《玫瑰门》中的姑爸是女性形象破碎的典型。姑爸同静珍一样，婚姻是不完整的，结婚当晚新郎的失踪、各种说法的流传让姑爸备受打击，从此她发了“自我声明”，让所有人叫她“姑爸”，不光昵称，在外形上她摒弃了一切带有女性特征的装束：梳偏分、穿男装、抽烟袋、伛胸。她尽可能地打破自己原本完整的女性形象，期望通过对外观的改造掩饰自己的女性特征，挤进男性秩序。其实，姑爸女性形象的破碎表面上是由她自身造成的，实质上这背后的推手仍然是男权话语。“两千年父与子的权力循环中，女性是有生命而无历史的。” c姑爸受到婚姻失败的刺激，并且得知可能的原因竟是自己长了一个大下巴，便对女性的个体形象不再认可甚至是厌恶。越想极力摆脱这一性别束缚，越是说明其对男权极强的依附性，其反抗封建尊卑思想、成为他人眼中异类的过程也是变相认可男权话语、甘愿受虐的过程。
二、人格异化与心理畸变
《活动变人形》从静珍一出场就向我们展示了静珍扭曲残忍的变态心理：“她的笤帚每一下都打在这魔鬼的猫的下腹部，打得猫遍体淋血。” d扰她清梦的猫成了她泄愤的牺牲品，加之后来大段大段谩骂激烈的话语，产生了令人震怖的效果。自从静珍丈夫少华离她而去，她几乎沦为了一个与世界背离的疯女人，把守寡认作“守志”，终生坚守，当妹夫倪吾诚向她提议改嫁时，她言辞激烈，恶语四溅。时常与母亲在背后进行着阴森的“骂誓”。再后来，邻居“热乎”送来一盘热气腾腾的茴香陷馄饨却被静珍猜测为不怀好意，她随即双脚腾空跳起对着别人的院落大骂一场。“在这些场合中，她的恶似乎有着具体的针对性和某种‘合理性’。”e少华的离去几乎摧毁了静珍的精神世界。两眼发直、忽而爆发式的痛哭、喘不过气来各种异样的举动反照出静珍早已变形的心理世界。
行动上的异常反照心理上的畸变，这在姑爸身上有着同样的体现。不被正常两性社会接纳的姑爸，把这世上唯一的温情与爱给了一只男猫——大黄。而当大黄被罗大妈视为偷正肋的罪魁祸首而绳之以法之后，姑爸人格的异化到达了顶峰。排除在两性秩序之外的姑爸把全身心的爱放在大黄的身上，这种爱是沉重的同样也是畸形的。大黄的死，让姑爸彻底失去了自我，她拥有与静珍一样高超的骂技，与罗大妈展开激烈的骂战，最终一根冰冷坚硬的铁通条通向了姑爸灵魂的深渊。自始至终，姑爸一直以扭曲的心理与异化的人格同男权话语做斗争，渴望将自己改造成符合男权社会规范的男人。这一改造最终以失败告终，变不成男人也让姑爸成为精神与肉体同样残缺的女人。 三、封建压迫下的自我觉醒与反抗
女性的存在与体制有关，“女性的屈从地位是早期历史野蛮时代的产物，是一群人强迫另一群人的结果，远非一种自然的秩序，只是因为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它才被当作了自然的秩序。”f父权体制下女性总是处于被压迫被支配的地位，从“五四”以来的女性觉醒，女性已经认识到“我是我自己的”。可悲的是这种进步的认识却没有相匹配的可喜的斗爭结果。但是女性通过不同方式的反抗值得关注与思索。静珍看似是终生守志的节烈女子，但她并非是笼罩着封建气息的木偶。她身上有着传统中国女性的才气与热情，但在封建秩序与男权话语的压迫下，静珍由传统正常的女性成为一个“魔鬼”。姑爸原是渴望爱与美好的大家闺秀，最终沦为两性世界中的变态。她们用异常的行径、言语与外在压迫做斗争，二者觉醒的女性意识也在与封建社会碰撞和自我矛盾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性格缺陷深蕴的悲剧因素
静珍与姑爸的结局都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从文本中我们看到的是二者自身性格上的种种缺陷，静珍的敏感多疑、姑爸的执拗极端，都在文本细节间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当我们把二者放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与社会体制中来看时，造成她们性格缺陷的原因就变得十分复杂。“中国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构型铸就了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的传统型性别文化特质，这是决定中国女性的历史生存其实也暗存于女性现实生存的文化根源。” g若说“守志”是静珍的自我选择，那便忽略了几千年来夫权文化的深重影响，女子改嫁有罪，这在封建社会中无疑是公认的真理，静珍悲惨晦暗的一生与其说是自己选择的，不如说是在封建礼教文化与男权话语压制下被迫走上节烈的道路。姑爸的悲剧酿就其中蕴藏着复杂的文化体制因素与时代因素。封建两性不平等的秩序让姑爸失掉性别认同，沦为异类，后来人性的恶化又让姑爸受到身心上非人类的对待。二者为反抗男权话语而采取的斗争始终是在封建体制下进行的，这是一种“活动着的现实因素”，是千百年来觉醒反抗女性始终绕不过的因素。
五、结语
两性性别秩序的重新审视与认定一直以来都是觉醒女性内心的诉求。千百年来女性在父系社会的压迫与统治下逐渐奴化，丧失个体独立性。“五四”以来，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独立让女性话语逐渐“浮出历史地表”。静珍与姑爸，二者的命运与所处环境虽有不同，但酿成二者人生悲剧的原因却是相通的。二者男权话语压抑下人格异化、心理畸变，女性形象支离破碎。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得以展现，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女性在两性性别秩序中所做的抗争与努力，即便二者难逃悲剧命运，但其中的进步性是值得肯定的。
a 刘思谦：《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研究》，《名作欣赏》2019年第34期，第5页。
bd王蒙：《活动变人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60页，第55页。
c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e 曾镇南：《静珍静宜合论——〈活动变人形〉人物论》，《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3版，第97—98页。
f 李银河：《女性主义》，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
g 王纯菲：《中国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批评》，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参考文献：
[1]铁凝.玫瑰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 李小江.女性乌托邦：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3] 张妮妮，康敏，李鸽.女性经验的生态隐喻：生态女性主义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作 者： 周茹，哈尔滨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男权话语 人格异化 女性 悲剧
“20世纪80至90年代，对于我国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理论批评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沉寂已久的女性创作获得了新生和繁荣。” a至此，文学作品由一直以来的个体指向到出现明确的女性个体指向，女性自身的权利与尊严，生存境遇与话语丧失备受关注。不同时代的女性受制于不同的“女性规定”，在被奴役被压迫的女性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其对男权秩序变相的反抗——人格异化，心理畸变，对着封建性别观念与男权话语发出自己嘶哑却有力的呐喊。
《活动变人形》是王蒙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部长篇小说，主要展现了在封建文明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碰撞下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在“多余人”倪吾诚之外，王蒙在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同样值得深思与探究，在最具代表性的姜氏姐妹中，姜静珍无疑是最具反抗性的人物。静珍从封建家庭中孕育出来，备受封建礼教文化的熏染，喝酒抽烟、牙尖嘴利、疯言疯语。十九岁以来一直为死去的丈夫“守志”，看轻自己也盼不得别人好。一出场就给读者塑造了一个“外观使人感到刚毅乃至残酷，使人感到一种时刻进行的阴冷的暗算”的女性形象。封建余毒的残害与熏染让静珍原本带有女性的才气逐渐消弭，在一天天“守志”的岁月中愈发沉沦，在似疯非疯的境遇里逐渐迷失女性自身的独立意识与存在价值，最终在西部边陲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与 《活动变人形》相比，《玫瑰门》的女性意识则更为凸显与深刻。 铁凝通过这部作品，刻画了囊括一家三代的复杂而多变的女性形象，通过多侧面、多角度的叙述展现了不同时代下女性人格的畸变与异化，展开了一个又一个绚烂、恐怖、悲悯的故事，其中，姑爸这一形象值得反思与探究。婚姻的失败使原本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庄家小姐变为不伦不类的女性代表，出嫁这一唯一出路被堵塞，作为典型封建女性的姑爸在男权话语统治下也丧失了原本的符号意义，她主动逃离自己的女性身份，希望迈入男性行列，然而这一看似畸形决绝的行径并没有在与男权反抗的斗争中获得成功，姑爸始终作为男性中心话语的附属品而存在，受尽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迫害，最终惨死。静珍与姑爸，作为两个不同的女性个体，自身具有性格上的独特之处，但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两个具有代表性与反抗性的女性符号都孕育自同一个母体，那就是封建男权话语体系。在同样黑暗与压抑的生存环境里二者为获得自身生命价值不断与男权作着斗争，人性被扭曲，人生被摧毁，最终走向悲剧。
一、女性形象的破碎与缺失
魯迅曾说：“中国女人有母性、女儿性却是没有妻性的。”从古到今，在男权话语统治下的父系社会中，女性的形象往往是残缺的，母性与女儿性也是女性所处不同的亲情序列而生发出来的。与其说是自然而然的本性，不如说是社会大环境催生下的产物。《活动变人形》中的静珍的女性形象同样不完整，周姜氏十八岁结婚，十九岁守寡，在两性对立格局中，丈夫少华形象的缺失也导致了静珍形象的破碎。“古往今来，女人的命运不过是常常被惊破的残梦而已，又如何到得了‘辽西呢’？” b在静珍看来一个女人的人生是否完满幸福始终建立在完满婚姻家庭的基础上，妻子只有相对于丈夫才是完整的。古代女子提倡的贤良、淑慧、少言在静珍这里都转向反面。在姜元寿企图夺走家产的时候，她手提菜刀迎战；邻居抢房地基，她则铲起砂石往那位耍赖的邻居身上扔。静珍虽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弱女子，但在同生活、人性做斗争的过程中处处又显示着男性身上的刚勇与不屈，这也与传统的女性形象相悖。
《玫瑰门》中的姑爸是女性形象破碎的典型。姑爸同静珍一样，婚姻是不完整的，结婚当晚新郎的失踪、各种说法的流传让姑爸备受打击，从此她发了“自我声明”，让所有人叫她“姑爸”，不光昵称，在外形上她摒弃了一切带有女性特征的装束：梳偏分、穿男装、抽烟袋、伛胸。她尽可能地打破自己原本完整的女性形象，期望通过对外观的改造掩饰自己的女性特征，挤进男性秩序。其实，姑爸女性形象的破碎表面上是由她自身造成的，实质上这背后的推手仍然是男权话语。“两千年父与子的权力循环中，女性是有生命而无历史的。” c姑爸受到婚姻失败的刺激，并且得知可能的原因竟是自己长了一个大下巴，便对女性的个体形象不再认可甚至是厌恶。越想极力摆脱这一性别束缚，越是说明其对男权极强的依附性，其反抗封建尊卑思想、成为他人眼中异类的过程也是变相认可男权话语、甘愿受虐的过程。
二、人格异化与心理畸变
《活动变人形》从静珍一出场就向我们展示了静珍扭曲残忍的变态心理：“她的笤帚每一下都打在这魔鬼的猫的下腹部，打得猫遍体淋血。” d扰她清梦的猫成了她泄愤的牺牲品，加之后来大段大段谩骂激烈的话语，产生了令人震怖的效果。自从静珍丈夫少华离她而去，她几乎沦为了一个与世界背离的疯女人，把守寡认作“守志”，终生坚守，当妹夫倪吾诚向她提议改嫁时，她言辞激烈，恶语四溅。时常与母亲在背后进行着阴森的“骂誓”。再后来，邻居“热乎”送来一盘热气腾腾的茴香陷馄饨却被静珍猜测为不怀好意，她随即双脚腾空跳起对着别人的院落大骂一场。“在这些场合中，她的恶似乎有着具体的针对性和某种‘合理性’。”e少华的离去几乎摧毁了静珍的精神世界。两眼发直、忽而爆发式的痛哭、喘不过气来各种异样的举动反照出静珍早已变形的心理世界。
行动上的异常反照心理上的畸变，这在姑爸身上有着同样的体现。不被正常两性社会接纳的姑爸，把这世上唯一的温情与爱给了一只男猫——大黄。而当大黄被罗大妈视为偷正肋的罪魁祸首而绳之以法之后，姑爸人格的异化到达了顶峰。排除在两性秩序之外的姑爸把全身心的爱放在大黄的身上，这种爱是沉重的同样也是畸形的。大黄的死，让姑爸彻底失去了自我，她拥有与静珍一样高超的骂技，与罗大妈展开激烈的骂战，最终一根冰冷坚硬的铁通条通向了姑爸灵魂的深渊。自始至终，姑爸一直以扭曲的心理与异化的人格同男权话语做斗争，渴望将自己改造成符合男权社会规范的男人。这一改造最终以失败告终，变不成男人也让姑爸成为精神与肉体同样残缺的女人。 三、封建压迫下的自我觉醒与反抗
女性的存在与体制有关，“女性的屈从地位是早期历史野蛮时代的产物，是一群人强迫另一群人的结果，远非一种自然的秩序，只是因为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它才被当作了自然的秩序。”f父权体制下女性总是处于被压迫被支配的地位，从“五四”以来的女性觉醒，女性已经认识到“我是我自己的”。可悲的是这种进步的认识却没有相匹配的可喜的斗爭结果。但是女性通过不同方式的反抗值得关注与思索。静珍看似是终生守志的节烈女子，但她并非是笼罩着封建气息的木偶。她身上有着传统中国女性的才气与热情，但在封建秩序与男权话语的压迫下，静珍由传统正常的女性成为一个“魔鬼”。姑爸原是渴望爱与美好的大家闺秀，最终沦为两性世界中的变态。她们用异常的行径、言语与外在压迫做斗争，二者觉醒的女性意识也在与封建社会碰撞和自我矛盾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性格缺陷深蕴的悲剧因素
静珍与姑爸的结局都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从文本中我们看到的是二者自身性格上的种种缺陷，静珍的敏感多疑、姑爸的执拗极端，都在文本细节间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当我们把二者放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与社会体制中来看时，造成她们性格缺陷的原因就变得十分复杂。“中国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构型铸就了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的传统型性别文化特质，这是决定中国女性的历史生存其实也暗存于女性现实生存的文化根源。” g若说“守志”是静珍的自我选择，那便忽略了几千年来夫权文化的深重影响，女子改嫁有罪，这在封建社会中无疑是公认的真理，静珍悲惨晦暗的一生与其说是自己选择的，不如说是在封建礼教文化与男权话语压制下被迫走上节烈的道路。姑爸的悲剧酿就其中蕴藏着复杂的文化体制因素与时代因素。封建两性不平等的秩序让姑爸失掉性别认同，沦为异类，后来人性的恶化又让姑爸受到身心上非人类的对待。二者为反抗男权话语而采取的斗争始终是在封建体制下进行的，这是一种“活动着的现实因素”，是千百年来觉醒反抗女性始终绕不过的因素。
五、结语
两性性别秩序的重新审视与认定一直以来都是觉醒女性内心的诉求。千百年来女性在父系社会的压迫与统治下逐渐奴化，丧失个体独立性。“五四”以来，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独立让女性话语逐渐“浮出历史地表”。静珍与姑爸，二者的命运与所处环境虽有不同，但酿成二者人生悲剧的原因却是相通的。二者男权话语压抑下人格异化、心理畸变，女性形象支离破碎。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得以展现，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女性在两性性别秩序中所做的抗争与努力，即便二者难逃悲剧命运，但其中的进步性是值得肯定的。
a 刘思谦：《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研究》，《名作欣赏》2019年第34期，第5页。
bd王蒙：《活动变人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60页，第55页。
c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e 曾镇南：《静珍静宜合论——〈活动变人形〉人物论》，《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3版，第97—98页。
f 李银河：《女性主义》，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
g 王纯菲：《中国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批评》，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参考文献：
[1]铁凝.玫瑰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 李小江.女性乌托邦：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3] 张妮妮，康敏，李鸽.女性经验的生态隐喻：生态女性主义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作 者： 周茹，哈尔滨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