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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一定是怀旧的一年。然而回想起来,促使我动笔的并非怀旧。我三十九岁,在加州生活了十年,仿佛一切都已确定,再无改变的余地。偶尔地我会想,一定还有什么我更想做的事。我的大姐小妹从事新闻及写作多年;更重要的是,在我青少年时期,因为我爸及他那一代人对俄罗斯文学的推崇,我一直认为写作,真正的写作(其实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是我最向往的。所以我想尝试我是否可以接近这个向往,或者看清它是什么。
我成年以后缺乏想象和虚构的能力。我喜欢观察,每个人都有美妙的细节。许多细节拥挤在头脑里很久不褪去。事实上它们是按照我的思维模式采样的。这与我多年做数据科学研究没有关系。科学带来的影响通常是事后的一种总结,并无创造力。深深地埋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体里的情绪模式和表达方式是那样地依赖于我们与生俱来的,所谓的基因型。是父母所赐。因此我所能做的是把这些细节以我自然的方式展现。这个尽力的过程让我愉快。假如阅读者获得某种瞬间理解或被理解的快乐,那是更好。因此我的文本中充满了细节。事件和人物源于现实但是有大量的错换和嫁接。每一个细节,态度和谈话是我的日常观察。
故事中的荣树和娜米是我在北美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我与他们相识于不同的场景,后来得知他们背后交错过的生活也并没有吃惊,因为他们是非常相似的两个人。我与他们的亲密关系是建立在我们不设障碍的基础上;可以说诚实的话,也可以诚实地说谎,但不会言不由衷。因为亲密所以同情。十几年来,我常常与他们有相依为命的感觉。在这种关系以及彼此的关注下,他们人生的起落与我走向中年的生活经历产生和谐共振。值得我为此记录。然而以我的阅历和理解力,这样的人到中年的过程和感受是否能代表某一类人群,我并不知道,也不觉得重要。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希望自己被归类,被接纳,被认可的愿望是不可摆脱的。然而我想尽力忽略分类的特征,体会成长衰老的共同通道。在这个通道中的我所体会的所有情感,竟然只是失望(人生何止是失望啊)。这并非消极,它是我们永远失去的时间的诗意的意愿,它悬挂在过往每一个细节的亮片边缘。
我二十五岁来北美留学,贯穿在这许多年里最重要的情绪即是我对家,对所谓故乡,不忍将其划为另一段落的踌躇伤感。在我叙说两个人与我的故事时,这样的情绪仍紧紧跟随。对年轻时回忆的自言自语,是我内心的日常生活常态,我不愿强制分开。即便是我已经在北美生活了十几年,走在街上,是否在不留意间就懂得街边的广告,我并不在意,也不努力,总恍惚觉得有另一个归属。然而回到北京或是长春的时候,周围的一切仍旧与我不相关,我再也回不到那里。仿佛与我相关的,我可以在意的也只有过去。因此放弃寻找归宿感,我好像没有了烦恼。那么,我还需要再寻找什么呢?我不能选择疏离。然而仅仅因为那些过去的片段真实地存在过,是否可以让我心里真的放松些?很多时候,我不愿承认我只是调动某些回忆的片段来缓冲我无法面对现实或者无法剖析当下情绪的艰难状态。我安慰自己,思考能力和体力有一个负荷的上限。这些看似美好的片段是过往人生的馈赠,给我放松的片刻。2004年我曾在夏威夷的水下潜艇看热带鱼。对着半圆的窗看游来又游去的鱼。它们没有方向,没有路线,有些是快乐地游来游去,有些似乎很悲伤,没有来历,转眼便消失了,也许会再回来。我常常想起这个情景,它让我在简略模拟的人工智能算法与浩瀚的情绪世界无法相映相通的焦虑情形下得到短暂的喘息。于是我想轻易地说,这个文本形式上聚集的似乎是记忆碎片和情绪,似乎是一场没有意识的旅游记录。当发表及印刷成纸张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时,我又试图用十二年中小学语文教育留在我头脑里根深蒂固的框架收拢这些记忆碎片,并且我从事的工作使我长久地要求一切接受逻辑检验,我发现我的确不能解释我为什么这样写。在我们过去的记忆中或许有一个对未来许诺的答案,但我力所不能及。它无与伦比,不可到达。我唯有记念。
因为整个叙述蔓延了超过十年,为了可读性,我将文本聚焦于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是2004年,即是我二十九岁刚刚与他们结识;另一个是2014年,即我开始动笔的时候。在第一个聚焦点,我努力让自己的思维方式恢复到年轻时看待人及事件的投入方式。年轻的时候最让我们自以为是的恰恰是我们年轻没有经历的傲慢。年轻人其实是乏味,没有幽默感,不能放松的。年轻的能量和体力却正是可以承受甚至享受其紧张的情绪。当我们走向中年,生活可以选择的余地很小,我们反而具备更多的灵活性和自嘲精神。即便如此,我们仍是深深地失望。这失望固有于我们人生坐标。当我们努力抽身而出,忘记它们的连续性和方向性,寻找时间轴上两个受不同能量方程控制的核心点,它们同样燃烧生命赋予的思考之美。
我父母没有给我们庆祝过生日,也没有过婚礼。并不完全是仪式感让我们难为情,只觉得那般无缘无故。过去的每一天,每一件小事都是无缘无故,无与伦比,端坐在那里,将来也是。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老友记》里菲比在婚礼前说“I deserve a real celebration”时的那一刻。也许,在2014年我比较努力地用许多周末的下午写出的这个故事就是对过往和将来的一个小小的庆典。
我成年以后缺乏想象和虚构的能力。我喜欢观察,每个人都有美妙的细节。许多细节拥挤在头脑里很久不褪去。事实上它们是按照我的思维模式采样的。这与我多年做数据科学研究没有关系。科学带来的影响通常是事后的一种总结,并无创造力。深深地埋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体里的情绪模式和表达方式是那样地依赖于我们与生俱来的,所谓的基因型。是父母所赐。因此我所能做的是把这些细节以我自然的方式展现。这个尽力的过程让我愉快。假如阅读者获得某种瞬间理解或被理解的快乐,那是更好。因此我的文本中充满了细节。事件和人物源于现实但是有大量的错换和嫁接。每一个细节,态度和谈话是我的日常观察。
故事中的荣树和娜米是我在北美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我与他们相识于不同的场景,后来得知他们背后交错过的生活也并没有吃惊,因为他们是非常相似的两个人。我与他们的亲密关系是建立在我们不设障碍的基础上;可以说诚实的话,也可以诚实地说谎,但不会言不由衷。因为亲密所以同情。十几年来,我常常与他们有相依为命的感觉。在这种关系以及彼此的关注下,他们人生的起落与我走向中年的生活经历产生和谐共振。值得我为此记录。然而以我的阅历和理解力,这样的人到中年的过程和感受是否能代表某一类人群,我并不知道,也不觉得重要。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希望自己被归类,被接纳,被认可的愿望是不可摆脱的。然而我想尽力忽略分类的特征,体会成长衰老的共同通道。在这个通道中的我所体会的所有情感,竟然只是失望(人生何止是失望啊)。这并非消极,它是我们永远失去的时间的诗意的意愿,它悬挂在过往每一个细节的亮片边缘。
我二十五岁来北美留学,贯穿在这许多年里最重要的情绪即是我对家,对所谓故乡,不忍将其划为另一段落的踌躇伤感。在我叙说两个人与我的故事时,这样的情绪仍紧紧跟随。对年轻时回忆的自言自语,是我内心的日常生活常态,我不愿强制分开。即便是我已经在北美生活了十几年,走在街上,是否在不留意间就懂得街边的广告,我并不在意,也不努力,总恍惚觉得有另一个归属。然而回到北京或是长春的时候,周围的一切仍旧与我不相关,我再也回不到那里。仿佛与我相关的,我可以在意的也只有过去。因此放弃寻找归宿感,我好像没有了烦恼。那么,我还需要再寻找什么呢?我不能选择疏离。然而仅仅因为那些过去的片段真实地存在过,是否可以让我心里真的放松些?很多时候,我不愿承认我只是调动某些回忆的片段来缓冲我无法面对现实或者无法剖析当下情绪的艰难状态。我安慰自己,思考能力和体力有一个负荷的上限。这些看似美好的片段是过往人生的馈赠,给我放松的片刻。2004年我曾在夏威夷的水下潜艇看热带鱼。对着半圆的窗看游来又游去的鱼。它们没有方向,没有路线,有些是快乐地游来游去,有些似乎很悲伤,没有来历,转眼便消失了,也许会再回来。我常常想起这个情景,它让我在简略模拟的人工智能算法与浩瀚的情绪世界无法相映相通的焦虑情形下得到短暂的喘息。于是我想轻易地说,这个文本形式上聚集的似乎是记忆碎片和情绪,似乎是一场没有意识的旅游记录。当发表及印刷成纸张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时,我又试图用十二年中小学语文教育留在我头脑里根深蒂固的框架收拢这些记忆碎片,并且我从事的工作使我长久地要求一切接受逻辑检验,我发现我的确不能解释我为什么这样写。在我们过去的记忆中或许有一个对未来许诺的答案,但我力所不能及。它无与伦比,不可到达。我唯有记念。
因为整个叙述蔓延了超过十年,为了可读性,我将文本聚焦于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是2004年,即是我二十九岁刚刚与他们结识;另一个是2014年,即我开始动笔的时候。在第一个聚焦点,我努力让自己的思维方式恢复到年轻时看待人及事件的投入方式。年轻的时候最让我们自以为是的恰恰是我们年轻没有经历的傲慢。年轻人其实是乏味,没有幽默感,不能放松的。年轻的能量和体力却正是可以承受甚至享受其紧张的情绪。当我们走向中年,生活可以选择的余地很小,我们反而具备更多的灵活性和自嘲精神。即便如此,我们仍是深深地失望。这失望固有于我们人生坐标。当我们努力抽身而出,忘记它们的连续性和方向性,寻找时间轴上两个受不同能量方程控制的核心点,它们同样燃烧生命赋予的思考之美。
我父母没有给我们庆祝过生日,也没有过婚礼。并不完全是仪式感让我们难为情,只觉得那般无缘无故。过去的每一天,每一件小事都是无缘无故,无与伦比,端坐在那里,将来也是。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老友记》里菲比在婚礼前说“I deserve a real celebration”时的那一刻。也许,在2014年我比较努力地用许多周末的下午写出的这个故事就是对过往和将来的一个小小的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