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县城乡镇行走，总会问当地人一个问题：“你们到底需要什么东西下乡？”我听到的回答大同小异。在这篇专栏中，我把答案放到最后一节揭晓。
　　
　　农村二经济“泄洪区”？
　　
　　最近，很多东西在下乡。一是商品，二是人。
　　商品是工业品。在财政部、商务部的规划下，彩电、冰箱、洗衣机和手机纷纷跑到乡间促销，政府按销售价格的13%给予补贴，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负担80%、省级财政负担20%。工业品下乡的成效如何，现在还不好说，不过它听上去很像是为城里的工厂解困。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又有官员提出要“汽车下乡”。看到这个新闻时，我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没人想过先把乡村的烂泥路修好呢？
　　人是大学生。每年600多万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几乎已经成了“天下第一难”。于是，让大学生下乡当“村官”成了一个急救办法，这些村官不是按《村民委员会选举法》选出来的，而是“由政府部门正式发文、筛选的专科以上学历应届或往届毕业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主任助理或其他两委职务的工作者”。大学生当村官的成效如何，现在也不好说，不过它听上去很像是为城里的就业解困。
　　工业品下乡了，大学生下乡了，再加上数千万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返程农民工，这个景象在告诉人们：中国农村正成为本轮经济危机的“泄洪区”。人人都说中国的危机比西方要小很多，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如此庞大的“泄洪区”。
　　但是，这种办法能解决问题吗？我的答案是不能。农民手头的钱本来就很少，现在还要把那么多的耐用消费品促销给他们，用于生产的资金不就更少了吗？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对农村缺乏热情、仅为谋职而下乡的大学生当村官，除了在板凳上多坐一个人之外，到底会给农民带来多大好处？
　　
　　前辈们的农村“大智慧”
　　
　　说说两个老人对农村经济的看法。
　　一个是陈云。他是著名的“计划经济大师”，他的很多经济观点（例如：对民间商品流通的限制）是我们所不敢苟同的。不过，他对中国农村则有很精辟的观察。1950年，中国城乡经济陷入萧条，转不动了，情况有点像今天，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拿钞票去乡村收购东西，然后又刺激农民进城来买东西。他说：“繁荣的重要之点是收购农副产品，这是主要的经验。农村这个90%动了，10%也就有办法了。基本动力是农村的力量，这一条道理我们摸到了。”这条道理到现在还灵，农村要振兴，首先要提高和保护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政府在这方面是完全有作为的。所以，应是农副产品进城，而不是工业品下乡。
　　一个是费孝通。费老是全世界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学者。他在1935年就看到了这一点，在著名的《江村经济》中他写道：“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他说的多好，这段话应该重申一万遍。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开始就是乡镇企业崛起的过程，是农民在乡土上建立自己工业体系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在中西部地区才刚刚萌芽。所以，农村要振兴，首先要振兴农村的工业经济，政府在这方面是完全有作为的。
　　要提振农村经济的造血能力，办法就是这两条路。而要做到这两点，农村最缺的是什么呢？
　　大家都应该跟我一样找到了答案，让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是钱！
　　农村需要的是投入，投入，再投入！那不是一个倾销危机的地方。管理
　　（本文作者系蓝狮子图书出版人，财经作家）
　　责任编辑：杨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