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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论文要将日本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就鲁迅所持有的对“朝鲜”的认识态度加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是通过直接指出加害者的不正当性这一方式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可以说，鲁迅是通过敦促受害者主体的自我反省这一方式来对待日本帝国主义。鲁迅按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尽管“朝鲜”是在日帝统治下，却对朝鲜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予以了积极的认同，并对朝鲜抱有“新生的希望”。只是鲁迅鉴于自己的文学任务和战略方法的不同，由此将重心放在更为当务之急的中国国内问题上罢了。敦促自己不断对自身进行反省和批评，面对非正当的权威和民族等级进行抗争——为实现未来共存的东亚，人们可以将鲁迅的这种精神，看作宝贵的精神资源。
关键词：鲁迅；朝鲜；民族国家；朝鲜独立；东亚
一、序言
北京大学的周作人教授曾于1925年5月在强调朝鲜（韩国）的地位和研究必要性时说：“我们知道日本学于本国文化研究上可以供给不少帮助，同时也应知道朝鲜所能给与的未必会少于日本。……我想在这里带便表明对于朝鲜艺术的敬意。”（《朝鲜传说》）。虽然当时朝鲜（韩国）为日本所侵占，国家岌岌可危，但周作人还是对朝鲜给予了肯定和认同。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魏建功于1926—1927年被聘用为京城帝国大学支那语文学科中文讲师，他旅居汉城（今首尔）时，如此表达过自己的感受：“目前事实中华韩人民感情上的相恶，以及理想中华韩人民精神上的相爱，恰是‘共荣共存’的‘东亚主义’之表面及里面。”（《华韩之间的爱恶》）。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曾对在日留学时为自己修改讲义并悉心指导的藤野教授予以高度赞誉，称其为“伟大的”老师，并且在年轻日本学者增田燮为翻译《中国小说史略》于1931年访问中国时，三个月期间每天为其讲解长达三个小时的《中国小说史略》。韩国民族抵抗诗人李陆史1933年6月在中国上海居留时，曾前往当时被蓝衣社成员暗杀的中国民主志士杨杏佛的灵堂吊唁，在那里偶遇鲁迅。他如此表述这段缘分：“那时鲁迅从小R处得知我是朝鲜青年，且总想找机会见上一面，在外国前辈面前和特定的场所我只有谨慎和谦逊，而他再次握住我的手，那时的他是一个非常熟悉而且又和蔼亲切的朋友。”（《鲁迅追悼文》）。像这样，近代时期希望中韩甚至东亚各国间相互理解和共存的历史经验相当丰富。时至今日，中日韩东亚三国的关系比任何时候都尤为重要和密切，因此，从各个层面挖掘这些历史的经验，使其成为精神资源予以弘扬， 是一项非常重要和迫切的课题。
日军为占领满洲而建立伪满洲国，并于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事后为了打下基础，实现其侵略全中国的阴谋，出兵占领了上海，并于1932年发动了“一二八”上海事变，对租界及鲁迅居住的闸北一带进行了围攻，鲁迅由于考虑到个人安危离开了原来的住处，在外躲避了50多天。鲁迅在1932年2月22日给朋友许寿裳的信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万分危急的情况：“因昨闻子英登报招寻，访之，始知兄曾电询下落。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二月六日，始得由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现暂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计，但尚未定迁至何处。”{1}鲁迅经历避难生活之后，1932年4月20日校对了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并为其写了序。鲁迅在序文中指出：“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点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联的原因。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2}并且还抨击道：“他们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③鲁迅读完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以后，对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社会的发展趋势有了坚定的信心。此外，1932年5月6日，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里写道：“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4}强烈批判并驳斥了帝国主义侵略苏联的劣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
但那个时候也爆发了（1932年4月29日）尹奉吉义士在虹口公园扔炸弹炸毁日本侵略军指挥部的义举事件。关于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鲁迅并没有直接使用言语对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加以谴责。鲁迅当时住的拉摩斯公寓离事发地点不远，尽管发生了尹奉吉义士的义举，但没有正面提出“日本帝国主义”一词，而是简单地用了“帝国主义”这一名称加以概括。当然，他曾说：“当自己们被征服时，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是很苦痛的。这实例，就如东三省的沦亡，上海的爆击，凡是活着的人们，毫无悲愤的怕是很少很少罢。”{5}，话语中自觉不自觉地表达出对日本侵华行为不管是谁都会怀有悲愤不已的心情。但谴责的焦点集中在对日本侵华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消极对应态度，将重点放在讽刺这实乃中日“联合”。在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就当时鲁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和对日帝强占期的“朝鲜”的认识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
二、新生的希望
在鲁迅的著作中，最早提到有关日帝侵占朝鲜内容的为《随感录》{6}一文。该文没通过纸面公开发表过，也没收入到鲁迅生前出版的著书里，但后来作为手稿收入《鲁迅全集》。尽管是手稿，可它对我们理解鲁迅对朝鲜的认识是相当珍贵的资料。鲁迅在文中写道，“近日看到几篇某国志士做的说被异族虐待的文章，突然记起了自己从前的事情”{7}，介绍了自己青年时代想听弱小民族尤其是亡国爱国者的声音，对他们的文学非常关注这些情况，“那时有一偏见，只要皮肤是黄色就特别关注。现在的某国当时尚未亡国。所以我最关注的是芬兰、菲律宾、越南和匈牙利的旧事”{1}。从上下文和当时历史背景来看，这里的“某国”很明显指的是朝鲜。鲁迅尤其在结尾针对看重过去荣华的人，强调说“爱国者虽偶然怀旧，却专重在现世以及将来。爱亡国者便只是悲叹那过去，而且称赞着所以亡的病根。其实被征服的苦痛，何止在征服者的不行仁政，和旧制度的不能保存呢？倘以为这是大苦，便未必是真心领得；不能真心领得苦痛，也便难有新生的希望。”鲁迅早在青年时代就已投身于文艺运动，不仅批判了中国陷入“自尊自大”这一现实，而且还对遭受外族支配的弱小民族表示了同情，聆听他们爱国的“国民之声”{2}。鲁迅将东欧弱小民族的短篇小说翻译成书，取名《域外小说集》出版也正是此时。因为鲁迅过去有过这番实践经验，所以他会对三一独立运动前后朝鲜“志士”写的文章感兴趣。 可是鲁迅在该文中阐明的仅仅是被征服民族为实现“新生”而应采取的精神态度问题。“某国志士”发出的“遭到异民族虐待”的怨言仅仅是对“征服者没有施行仁政”的揭露，只不过是一种号召和叹息而已。在鲁迅看来，这无法保障是否能得到真正“新生的希望”。“某国志士”要想真正渴望“新生”，就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沦落为被征服民族的根本原因，进行自我反省才是。鲁迅的这篇文章虽然是借鉴“某国”来启蒙中国，但我们不妨可以从中看到鲁迅对朝鲜的认识。鲁迅认为朝鲜的独立虽然是当务之急，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朝鲜人应该采取何种精神态度和方法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鲁迅在翻译完日本人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以后，还专门写了译者序。这篇文章里也包含了与当时朝鲜有关的內容。这篇译者序于1919年11月24日写成，刊登于1920年1月的《新青年》，是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鲁迅在文章中指出这部具有反战思想的作品不仅是在好战的日本，而且在中国也有必要熟读：
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所以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③
正如鲁迅所说，翻译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目的是为了能够让中国人树立起一种反战意识，根治中国人的顽疾。他指出中国人犯的一种顽疾就是中国人认为“朝鲜本是我们的藩属国”这一传统观念。鲁迅认为中国人对朝鲜持有这种传统观念是相当危险的，并对此表示出深深的忧虑，他首先没有攻击“好战之国”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批判和检讨中国人对朝鲜持有的负面的传统观念。从中国内部着眼，针对中国内部问题进行批判，鲁迅的这种态度跟朝鲜“志士”要获得“新生”就必须首先自我反省做到“真心领得（领悟）苦痛”，其实是站在同一个出发点上。
这一点也可通过鲁迅如何看待较朝鲜更早遭受日本支配的台湾问题而得到确认。在鲁迅所有著作中谈论台湾问题的也甚少。在日本人浅利顺次郞的《劳动问题》（原名为《国际劳动问题》）的中文版序文中涉及了该问题。此序文是鲁迅受台湾翻译作家张秀哲之托，在广州中山大学就职时即1927年4月11日写成。在此序文中，鲁迅在回答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张我军提出的“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这一问题时，表明了自己如下立场：“他是一个台湾的青年。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4}鲁迅指出中国之所以暂且搁置台湾问题，是因为还有更为急迫的问题要办，那就是国内问题过于繁多。要直接解决台湾问题，不如首先找出中国内部为何会引发台湾问题的真正原因，对其加以诊断与批判，这才是鲁迅认为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
像这样，鲁迅仅着眼于寻找中国内部原因，因此对其他国家即朝鲜问题很难做到深入涉及并乐观看待朝鲜的独立。鲁迅这种态度与三一独立运动发生之后积极支持朝鲜独立的青年学生们的态度截然不同。在北京大学学生们创办的启蒙杂志《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上，刊登了傅斯年的《朝鲜独立运动之新教训》和穗庭的《朝鲜独立运动感言》。傅斯年在文中指出：“这次朝鲜的独立，就外表论来，力量是狠薄弱的，成功是丝毫没有的，时间是狠短的，但是就内里的精神看起来，实在可以算得‘开革命界之新纪元’。”{1}他将朝鲜独立运动的特征概括为三点：一是没有武器的革命，二是明知不可行而偏行的革命，三是单纯的学生革命。紧接着他又附加道： “朝鲜的独立未成，这精神自必继续下去，世界的革命未已，这精神自必继续下去；这精神由现在看起来，好像愚不可及，然而顺着这世界的潮流，必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应当高呼‘朝鲜独立运动的精神万岁！’”{2}又如穗庭在文中说道：“朝鲜这回的独立运动，再接再厉，勇猛无前。中国的报纸，前日竟载有‘朝鲜人因运动独立，被捕至四千五百余人而运动始终不懈’的消息。我想具有这种独立精神的民族，必不会永久仰他人鼻息的道理。朝鲜脱离日本的羁绊直指顾间事，我们拭目以观其成就是了。”③像这样，当时的中国青年学生积极支持朝鲜的独立运动并对其意义予以了高度评价，甚至还预言说朝鲜的独立定会到来，更没有忘却提醒中国也要学习朝鲜的精神。和这些青年学生相比，鲁迅对朝鲜的认识是极其消极的，而且表现出希望朝鲜独立的态度也非常有限。鲁迅一贯将自我反省和批判当作是解决内部问题的首要条件，他对朝鲜之所以有此认识态度与上述观点和方法是密不可分的。
三、“无声”的朝鲜
到1927年，鲁迅将朝鲜看成是“无声的”朝鲜。在1927年2月16日的香港青年会上他以《无声的中国》为题做了一次演讲，在这里鲁迅批判了“无声的中国”之现实，并嘱咐青年们要发出“真实的声音”。最后他是这样结束了他的演讲：“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4}这时的鲁迅刚离开北京途经南方的厦门而到达广州。此时，他是为了拯救中国而将“无声的”朝鲜作为它山之石加以借鉴。此时，鲁迅将朝鲜看作是无声的朝鲜，与将朝鲜看作是“新生的希望”相比，可谓是后退了一步。
根据1931年10月23日发表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人物和运命》文章，鲁迅对“朝鲜”的印象带有更多的负面性。在1931年九·一八满洲事变发生不久前，在日本的煽动下发生了首尔和平壤等地朝鲜人攻击华侨的事件，鲁迅对这一事件讽刺性地描写如下：
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在已觉得悲哀，对他加以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当“扬起火鞭”焚烧“斡罗斯”将要开头的时候，就像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不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竟将中国的“勇士们”也堪称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吗？！{5}
鲁迅写这篇文章，目的是为了批判当时得到国民政府资助的御用文人提出的“民族主义文学”以此拥护帝国主义政策这一流氓文学。为便于理解上述引用文章，需对前后背景略加说明。鲁迅在这篇文章中以“民族主义文学”的具体作品为例给予了辛辣的批判，其中之一是刊登在《前锋月刊》的黄震遐的剧诗《黄人之血》。这一作品写的是黄色人种的“西征”，用剧诗叙述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征服俄罗斯的事情。根据鲁迅的说明，内容如下：“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人——这是作者的计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来四种人不知‘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乘了——这是作者的讽喻，也是作者的悲哀。”{1}鲁迅看透黄震遐的创作意图在于攻击苏俄并为取得成功号召民族团结，并指出这仅仅是帝国主义仆役之事。所以现实与黄震遐的创作意图正相反，就如剧诗所描写，为攻击俄罗斯需团结一心的同为黄种人的朝鲜人却在攻击华侨，而日本人则侵吞了东北三省，鲁迅对此予以嘲讽。在此，“朝鲜人乱杀中国人”这一事实，在鲁迅看来是被支配人民成为支配者走狗的具体例子。
鲁迅将朝鲜人看作是沉默的民族时，以1931年7月初在满洲长春发生的万宝山事件为导火线，在首尔和平壤等朝鲜全国各地爆发了朝鲜人对华侨的攻击，这可理解为是朝鲜人因日本的殖民政策而被动员的表面现象。万宝山事件是在日本人的阴谋策划下发生的朝鲜农民和中国农民之间的流血事件，借此机会在朝鲜各大报纸煽动民族情绪，使得朝鲜人敌视中国人，在朝鲜境内攻击华侨造成多人死伤。因为这一事件，造成鲁迅对当时的“朝鲜”留下了极为不好的印象。此后很难再看到鲁迅在文章中提到“朝鲜”，这不能不说与万宝山事件有着一定的关系。到了这一时期很难说鲁迅仍旧对朝鲜抱有“新生的希望”，或许对尹奉吉义士的义举，鲁迅没有直接予以反应，多少也与朝鲜人对华侨的攻击有关。因为万宝山事件发生于1931年7月，尹奉吉义士的义举发生于1932年4月，可见，万宝山事件对鲁迅有关“朝鲜”的印象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此有必要对鲁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应对态度加以考察。1931年九·一八满洲事变后，上海的《文艺新闻》向上海文化界的部分名流人士询问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意见，鲁迅于9月21日简单回答道：“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2}日本发动九·一八满洲事变后，为了使自己对中国的侵略正当化而使用了“应征”一词。鲁迅在这一词语上加了引号以示嘲讽，这并非别的而是对无能的中国军阀讽刺性的攻击，同时，又是对身如奴隶的中国民众嘲笑般的批判。
在此需注意的是鲁迅并未将矛头直接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是将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和中国民众的讽刺上，而且断定以九·一八满洲事变为开端，日本将要开始侵略苏联这一点也值得让人回味。
实际上，在鲁迅的文章中很少将矛头直接指向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抨击。对日本占领1931年爆发满洲事变的东三省，国民政府采取的态度是消极对待，从而引发了学生们的示威游行。对此，国民政府加以阻止、镇压，鲁迅写了《“友邦惊诧”论》一文谴责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欲镇压学生们请愿，对此，鲁迅说“友邦人士极为惊诧，照此下去国家将不再像个国家”，对“友邦人士”进行了嘲讽：“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击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击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③由此，鲁迅针对国民政府大加讽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1}。鲁迅在此控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但却把重点放在了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讽刺和对国民政府镇压学生的谴责上。
如上所说，在1932年5月发表的《我们不再受骗了》文章中，鲁迅也对想进攻苏联的帝国主义劣行进行了抨击，另外，又写道：“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2}揭露了中国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问题。这篇文章是在发生尹奉吉义士义举不久后写的，尽管控告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但却没有直接提及日本帝国主义。鲁迅还在《沙》一文中用比喻的方法描述日本对满洲的占领，“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走进来了。这就是沙漠上的大事变”③。三言两语提过之后，将中国比作“沙”，说“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蝼蚁和泥沙，要践踏杀戮都可以”{4}，突出了国内问题的严重性。1933年4月写的《中国人的生命圈》中也是控诉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焦点集中在谴责国民政府剿灭共产党的错误行为。“‘边疆’上是飞机抛炸弹。据日本报，说是在剿灭‘兵匪’；据中国报，说是屠戮了人民，村落巿廛，一片瓦砾。‘腹地’里也是飞机抛炸弹。据上海报，说是在剿灭‘共匪’，他们被炸得一塌糊涂；‘共匪’的报上怎么说呢，我们可不知道。但总而言之，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里也是炸，炸，炸。虽然一面是別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则一”{5}。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了日本炮击边疆的事实，但从上下文来看，主要谴责的是国民政府轰炸共产党的根据地“腹地”，就连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命圈”也不予保障这一劣行。
像这样可以看到，当时鲁迅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国内问题，将重点放在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揭露国民政府在政策上的失误上，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没有表现出直接控诉或予以抨击的态度。鲁迅将目光转向国内，关注内部问题，因此，无暇表露自己对当时朝鲜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及期待朝鲜独立的心理。 四、申彦俊和辛岛骁访问鲁迅
在鲁迅的日记里，偶尔能够看到来访过的朝鲜人或者鲁迅所见过的朝鲜人的名字。{6}由此可知，鲁迅每当见到朝鲜人时，就会积极打听朝鲜的情况。李霁野将鲁迅会见朝鲜人金九经的情景记录如下：“鲁迅先生一九二九年五月回到北京省亲。他在日记中写到，曾三次到未名社。二十五日‘往未名社谈至晩’。当时有个朝鲜人，因为不满意日本人的措施，离开了日本人所办的大学来到北京。一时没有办法，就住在未名社。鲁迅先生和他谈了很多话，主要是了解朝鲜的情況。”{7}鲁迅1929年5月为探望母亲回了一趟北京，顺便去未名社见了金九经。虽然鲁迅的日记里曾多次出现金九经的名字，{8}但对于他们所谈的内容，鲁迅没有做详细的记录。在鲁迅当天的日记里，我们只能看到“下午访凤举，未遇。往未名社谈至晩”{9}寥寥数语，仅此而已。
1933年5月22日，韩国的《东亚日报》记者申彦俊拜访鲁迅，并对他进行专题采访后写了篇文章，该文章也比较引人注目。申彦俊把专题采访的内容称为《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发表在第二年也就是1934年4月号的《新东亚》上。据说鲁迅向申彦俊打听了朝鲜的情况，临分手时还嘱咐道：“希望朝鲜文坛上某位作家能在自己至今准备的名为《中国文坛》的刊行物上介绍朝鲜文艺的历史和发展趋势。”{1}鲁迅身为当时中国文坛的领袖，不仅对朝鲜的情况，而且还对朝鲜文坛极其关注。可是在鲁迅会见申彦俊的1933年5月22日的日记里，却只有以下寥寥几字而已。仅留下“二十二日晴，无事。”{2}这一记录。
在此，我们有必要再仔细地探讨一下鲁迅和申彦俊的会面之事，鲁迅在1933年5月的日记里多次记录了与东亚日报社有过书信往来的事实。5月16日写道“下午得东亚日报社信，5月17日写道“上午复东亚日报社信”，5月18日又写道“得东亚日报社信”，5月19日又写道“下午寄东亚日报社信。③这些信件指的就是当时作为东亚日报社驻上海和南京特派员记者申彦俊写给鲁迅的信件。如今申彦俊写给鲁迅的信件是否保存下来不得而知，可鲁迅写给申彦俊的信件现今都保存下来了。1933年5月17日鲁迅写给申彦俊的信的内容如下：“尽管我在隐蔽度日，却随时都有遭到横祸的危险，如果先生有何要求，请用书面提出来。”{4}其后5月19日发出的信件内容如下：
彦俊先生：來信奉到。仆于星期一（二十二日）午后二时，当在內山书店相候，乞惠临。至于文章，則因素未悉朝鲜文坛情形，一面又多所顾忌，恐未能著笔，但此事可于后日面谈耳。专此布复敬颂時绥 鲁迅 启上（五月十九日{5}
在这里引人注目的就是申彦俊恳请鲁迅就朝鲜文坛写篇文章，可鲁迅却答道因不太了解朝鲜文坛而多有所顾忌，实在是无法执笔，那么，鲁迅为何顾忌写有关朝鲜文坛的文章呢？当申彦俊问起“弱小民族的解放何在”，鲁迅答道：“我认为只有完成世界的××，弱小民族才能获得解放。”{6}申彦俊的意图是想聆听鲁迅对朝鲜独立的看法，可鲁迅却没有直接谈论朝鲜独立问题，反而笼统地作了回答。鲁迅没有具体地表明自己对朝鲜独立的立场，这似乎与他所谈的“多所顾忌”这一心理有所关联。
另外，从申彦俊处听到朝鲜情况时，鲁迅作出的反应如下：“听说以朝鲜文字写的书籍逐渐减少，朝鲜文艺以及所有文化已××化，但这决不是令人悲观之事。不管是日文还是俄文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希望在中国取消中文，普及像英语或法语这样较中文优越的文字，彻底打败所谓的国粹主义。”{7}针对日本企图扼杀朝鲜语，鲁迅给予申彦俊勇气，告诉他不必过于悲观。对内心已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世界语表示出兴趣的鲁迅来说，完全否定国粹主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25年鲁迅又在“青年必读书”事件中，大力提倡要读更多的外国书籍，此时一位名叫熊以谦的青年出来反驳道：“日本要灭朝鲜，首先就要朝鲜人读日文……”{8}对此，鲁迅的答辩可以使我们理解到他所隐含的深层意思：“汉人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那一种话。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9}鲁迅认为国家的独立并不取决于语言文字这一形式问题，而是取决于国民精神，指出否定国粹主义、重振国民精神是更为迫切的问题。
通过考察日本人辛岛骁访问鲁迅以及他们的交流内容，可从另一方面看到鲁迅对朝鲜的认识。辛岛骁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受其岳父即东京大学教授盐谷温（节山）之托，为将礼物转交给鲁迅，于1926年8月首次拜访了鲁迅。他毕业之后被派到朝鲜京城帝国大学任“支那语文学科”教授。
鲁迅在1926年8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 “辛岛骁君来并送盐谷节山所赠《全相平话三国志》一部，冈野同来。”{1}，然后在两天后的19日又写道“上午辛岛君来，留其午餐，赠以排印本《西洋记》，《醒世姻缘》各一部。”{2}当时鲁迅正就有关中国小说史资料与盐谷节山进行交流，于是对其女婿辛岛骁的来访盛情款待。尔后直到1929年9月，鲁迅与辛岛骁有过多次书信往来，1929年9月8日他们又有了第二次相会。③这时，辛岛骁前去赴任朝鲜京城帝国大学讲师一职，在1933年1月23日辛岛骁第三次拜访鲁迅。鲁迅在那天晚上准备了丰盛的菜肴款待了辛岛骁，又将翻刻本佛经送给了他。{4}这时辛岛骁已升任为朝鲜京城帝国大学助教授。回首尔不久就给鲁迅的儿子海婴寄来了礼物。1933年2月14日鲁迅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录：“得辛岛骁君从朝鲜寄赠之玩具二合六枚，鱼子一合三包，分给镰田及內山君各一包。”{5}在此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此段记录为鲁迅日记里有关辛岛骁的最后一次记录。{6}辛岛骁在朝鲜京城大学就任以后，他们之间的交往事实上已告终结。那么，他们为何断绝交往呢？
辛岛骁1926年夏天来访时，将《內阁文库书目》和《舶载书目》转交给鲁迅，鲁迅在1927年夏天，将此目录刊载到周刊《语丝》上时，在序文中简单几句提到辛岛骁所给予的帮助。{7}而且，鲁迅于1926年12月31日写给辛岛骁的信件中，详细谈到了自己结束在厦门大学一学期的课程后将调到中山大学等情况，由此可见他们之间关系相当密切： 此地的学校并不称意，甚感无聊。昨日终于辞职，一周内将去广州。
我看厦门就像个死岛，对隐士倒是合适的。
一到广州，即先去中山大学讲课。不过，是否呆得长，尚不可知。校址是“文明路”。{8}像这样与辛岛骁保持亲密关系的鲁迅，在1933年1月辛岛骁第三次来访时，特意准备了六道菜款待他，并将原藏于雷峰塔砖里的佛经赠送给他。据1949年辛岛骁写的《回忆鲁迅》中的记录，辛岛骁在第三次拜访鲁迅的一个晚上，鲁迅秘密地在自己的家里将有关中国现实以及为批判国民党政府而倡导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讲给他听，并且还将左联的机关刊物传单等拿给他看，在对其一一作了说明后，将那些资料送给了他。{9}鲁迅又在交谈中邀请他一同去观看为纪念一·二八上海事变一周年由上海话剧团体联合准备的救济东北难民的慈善演出。当时，辛岛骁作为日本人，对去中国人集聚的地方有些迟疑不决，“鲁迅却边笑边劝我，说是不碍事，一定要去看看”{10}。根据辛岛骁的记录，第二天他在郑伯奇的带领下观看了表演，甚至还被邀请到后台，得到众人隆重的欢迎，并从田汉那儿得到了各种话剧资料。鲁迅在和辛岛骁的交往中没有忘却给他介绍中国文坛的情况和进步的文艺运动。甚至还邀请辛岛骁一同观看为纪念一·二八上海事变一周年而举办的慈善话剧演出，可见鲁迅对辛岛骁所寄予的信任和期待。
然而，自辛岛骁从朝鲜寄来礼物之后，在鲁迅的日记里辛岛骁这个名字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说明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已画上终止符。鲁迅是否是有意与他保持距离呢？这恐怕与辛岛骁就任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教授之事和以后他的活动有关。
辛岛骁第三次拜访鲁迅时，內山完造邀请他在上海四马路的一家饭店用餐，辛岛骁回顾当年情景时写道，我望着离去的鲁迅的背影，不由地产生了一种冲动，那就是渴望叫一声老师。他把当年的感受如实地记录如下：“我觉得鲁迅好像是把全中国被压迫大众，不，全世界人类的苦恼都搁在那细小的颈脖子和瘦削的肩膀上承担着似的。这不就是在那时候那样强烈的吸引了我的吗？”{1}像这样，因对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辛岛骁才能够在1934年12月写出《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政策与中国文坛的动向》一文，将国民党政府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和新生活运动等定为反共产主义的文艺策略，而对左联的文艺运动采取肯定的态度。辛岛骁在上述文章中写道：“在民族主义跟前，反帝抗日的文学，恐怕不至于不容许；但那也要使之停留在不损害政府对外方针的程度上。总之，一切都被强制在落后于‘五四时代’。如果有什么显示了新的发展的话，那也只是在形式方面而已。”{2}从字里行间我们可看到辛岛骁似乎是在支持反帝抗日运动。不过，问题就在于他赴京城大学就任教授一职以后，逐渐转向了积极拥护日本殖民政策一面。1937年10月，他为了建立日本战时文坛体制，与津田刚联合组建御用文学团体“朝鲜文人协会”，带头宣传“內鲜一体”等日本殖民政策，在“朝鲜文人协会”为建设国民文学并发动全面战争而提供服务工作。到1943年4月17日，他又带头开始建立“朝鲜文人保国会”，为确立“皇道文学”不惜位于先锋位置担任该团体的理事长。③因此，认为辛岛骁的文章受鲁迅影响同情左翼文艺运动，暴露并批判国民党文化政策的行为，并评价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对日本、朝鲜的宣传，无疑会产生良好的作用，也体现了中日两国进步文学的交流和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4}。这些见解，其实是对辛岛骁在朝鲜的活动未加仔细研究而草率得出的结论。
辛岛骁在他《回忆鲁迅》的结尾中，表明他直流虚汗，进行宛如刀割般痛苦的反省，并不是单纯地流于表面，而几乎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就他本人来说，他已具有充分的理由，必须流着虚汗进行深刻的反省——“鲁迅把民族的苦恼当成自身的苦恼而活了一辈子。当我反省到自己不止一次接触过鲁迅，并受到他的教诲，如今正在干着什么的时候，我流出了冷汗。……想到那长眠地下的安静、温和的颜容，并且其中还蕴藏了激烈的申诉之意而凝视着我，就有身如刀割之感。”{5}1949年6月日本已战败，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大告成功，此时的辛岛骁回忆起鲁迅，反复回顾自己带头宣传“內鲜一体”折磨受到压迫的朝鮮人，对于自己的过错不由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在辛岛骁的忏悔里，也隐含着一种因和鲁迅断交而再也没有得到鲁迅持久影响的懊悔之情。若说鲁迅故意与辛岛骁保持距离，可推断出这与辛岛骁赴京城大学就任教授一事和后期活动有关。鲁迅迂回地批判辛岛骁的老师即他的岳父盐谷温这一事实，也增加了这一推测的可信度。鲁迅在1932年5月9日寄给日本人增田涉的书信里，对于主张满洲国是依据孔孟之道而建国的盐谷温（节山）作了这样的批判：“节山先生真不离本色。我觉得，日本人一成了中国迷，必然如此。但‘满洲国’并没有孔孟之道，溥仪也不是行王者仁政。我曾读过他的白话作品，毫不感到有什么了不起。”{1}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九·一八满洲事变后，再三标榜五族协和与王道乐土而建立了“满洲国”，针对盐谷温拥护满洲国合法性，鲁迅写文章迂回地批判了其非正当性。考虑这些情况，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鲁迅对朝鲜问题的态度虽不明确，但其内心仍存有对日本帝国主义加以批判的意识。
五、为想象东亚共存
众所周知，鲁迅不仅受过传统教育，而且也是一位学习过新学的现代知识分子，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可谓是一种否定传统开创新时代的奋斗。因此，他既能够批判中国人在中朝关系上所持有的传统观念，又能够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去认识朝鲜。但是，鲁迅在朝鲜问题上没有直接揭露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这与青年学生傅斯年和穗庭积极支持朝鲜独立并预言朝鲜会独立相比，两者态度不同。这是因为鲁迅认为解决中国内部现实问题是当务之急，以至于无暇顾及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并就此公开表态。
鲁迅的文学、思想业绩建立在对中国内部问题尖锐对立的反省及批判上。就拿能让鲁迅弃医从文的富有戏剧性色彩的“幻灯片事件”来说，它没能够激发鲁迅对日本帝国主义本性的清晰认识，而使鲁迅清楚地意识到正麻痹着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没有将“幻灯片事件”看作是抨击加害者日本帝国主义非正当性的一个动因，而是将其当作被害者中国人应当反省已麻痹的国民性的一个契机。鲁迅放眼于中国国内，着重分析和批判中国国内问题，而没有站出来对日本帝国主义予以直接抨击。 正因为鲁迅开展文学创作活动的主要目标正是促使“无声的中国”觉醒，因此在鲁迅的眼里， 已成为“无声的民族”的朝鲜也只能成为要觉醒的对象。鲁迅要求朝鲜的“志士”带头进行自我反省，做到“真正领悟到苦痛”，这按鲁迅的思路来考虑是合情合理的。当强调受害者的自我反省时，对加害者日本的攻击只能处于次要地位。这与他对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奴隶的态度即鲁迅的“奴隶观”也是一脉相通的。“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2}。虽然“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同时表现出来，但事实上“怒其不争”更加强烈。首先要求国民进行“真正领悟到苦痛”的自我反省，其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这种“奴隶观”，鲁迅对朝鲜的认识就与同一时代的陈独秀、李大钊有所不同。如果说鲁迅是以内敛且很有节制的方式对待日本帝国主义问题的话，那么，陈独秀、李大钊则是以更正式、更直接的方式指责日本帝国主义的非正当性。陈独秀在1919年的《爱尔兰与朝鲜》中，关于朝鲜问题曾经提到过：“欧洲岛帝国有个爱尔兰问题，亚洲岛帝国也有个朝鲜问题。这两个民族自决运动的精神，都已十分表现。可算东西对照，无独有偶了。但是美国众议院，已经多数决议援助爱尔兰独立了，这问题差不多就要解决。再看朝鲜怎么样呢？”③陈独秀如此将“日帝强占的”朝鲜的问题公开化，积极拥护朝鲜的独立。李大钊在《日本人听者》一文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及朝鲜，但阐明的观点却与陈独秀相差无异。在东京举办的“第三届人类的差别撤废期成大会”上所做的演说中，法国文学博士李霞儿谈到“在亚细亚境内有奴隶国的期间，其他亚细亚诸国亦决不是自由国。……为他日一切亚细亚诸国得到自由计，诸君尤不可不先做最初的解放者”。对此，李大钊先引用他的话之后，接着强调了“这是对日本人的忠告，日本人应把它当作药和针”{4}。李大钊一方面同意李霞儿所强调的为了亚细亚诸多国家的自由应成为解放者的话语，另一方面又向日本人敲响了警钟，率先拥护朝鲜的独立。因此，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是通过直接指出加害者的非正当性这一方式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鲁迅则是通过敦促受害者主体的自我反省这一方式来予以应对。
鲁迅站在“奴隶观”的立场上对悲叹和号召当先的“亡国奴”哲学加以彻底的批判，这也可以从相同的思路上加以理解。1931年日本侵略满州之后，在中国国内流行起有关研究日本的论文、小册子以及亡国史的书籍，对此鲁迅首先猛烈批判了这些人的日本研究并不是中国人自行开展的日本研究，而是抄袭了日本人的日本研究而已。特别是对研究亡国史的流行，鲁迅指出：“我们也无须再看什么亡国史了。因为这样的书，至多只能教给你一做亡国奴，……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咷！”{1}悲叹和号召是“亡国奴的哲学”，“战叫”和“活路”才是为兴国而确立的独立者的哲学。真正能够从侵略者的统治中摆脱出来的当是“战叫”和“活路”，悲叹和号召并不能保障有独立的希望。“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2}。鲁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认为为“兴国”而确立独立者的哲学更为迫切。鲁迅在回顾1932年11月那年发生的一·二八上海事变时，在贬斥日本之前，首先提出应向日本人效法，强调说：“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③其想法可见一斑。鲁迅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加以抨击之前，为了批判内部问题，作为他山之石用于借鉴，首先强调“应该学习”日本人国民性{4}。像这样，关注中国内部问题的鲁迅，对他来说朝鲜问题也可归结为属于朝鲜的内部问题，因此对于日本侵略朝鲜没有积极予以表态或加以贬斥。到了1930年代，作为对内部问题批判的延续，从所谓的“奴隶观”或“亡国奴”哲学观点出发而由此想到了“朝鲜”。
总之，鲁迅按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尽管“朝鲜”是在日帝统治下，却对朝鲜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予以了积极的认同，并对朝鲜抱有“新生的希望”。只是鲁迅鉴于自己的文学任务和战略方法的不同，由此将重心放在更为当务之急的中国国内问题上罢了。敦促自己不断对自身进行反省和批评，面对非正当的权威和民族等级进行抗争——为实现未来共存的东亚，人们可以将鲁迅的这种精神，看作宝贵的精神资源。
【责任编辑 孟庆澍】
关键词：鲁迅；朝鲜；民族国家；朝鲜独立；东亚
一、序言
北京大学的周作人教授曾于1925年5月在强调朝鲜（韩国）的地位和研究必要性时说：“我们知道日本学于本国文化研究上可以供给不少帮助，同时也应知道朝鲜所能给与的未必会少于日本。……我想在这里带便表明对于朝鲜艺术的敬意。”（《朝鲜传说》）。虽然当时朝鲜（韩国）为日本所侵占，国家岌岌可危，但周作人还是对朝鲜给予了肯定和认同。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魏建功于1926—1927年被聘用为京城帝国大学支那语文学科中文讲师，他旅居汉城（今首尔）时，如此表达过自己的感受：“目前事实中华韩人民感情上的相恶，以及理想中华韩人民精神上的相爱，恰是‘共荣共存’的‘东亚主义’之表面及里面。”（《华韩之间的爱恶》）。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曾对在日留学时为自己修改讲义并悉心指导的藤野教授予以高度赞誉，称其为“伟大的”老师，并且在年轻日本学者增田燮为翻译《中国小说史略》于1931年访问中国时，三个月期间每天为其讲解长达三个小时的《中国小说史略》。韩国民族抵抗诗人李陆史1933年6月在中国上海居留时，曾前往当时被蓝衣社成员暗杀的中国民主志士杨杏佛的灵堂吊唁，在那里偶遇鲁迅。他如此表述这段缘分：“那时鲁迅从小R处得知我是朝鲜青年，且总想找机会见上一面，在外国前辈面前和特定的场所我只有谨慎和谦逊，而他再次握住我的手，那时的他是一个非常熟悉而且又和蔼亲切的朋友。”（《鲁迅追悼文》）。像这样，近代时期希望中韩甚至东亚各国间相互理解和共存的历史经验相当丰富。时至今日，中日韩东亚三国的关系比任何时候都尤为重要和密切，因此，从各个层面挖掘这些历史的经验，使其成为精神资源予以弘扬， 是一项非常重要和迫切的课题。
日军为占领满洲而建立伪满洲国，并于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事后为了打下基础，实现其侵略全中国的阴谋，出兵占领了上海，并于1932年发动了“一二八”上海事变，对租界及鲁迅居住的闸北一带进行了围攻，鲁迅由于考虑到个人安危离开了原来的住处，在外躲避了50多天。鲁迅在1932年2月22日给朋友许寿裳的信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万分危急的情况：“因昨闻子英登报招寻，访之，始知兄曾电询下落。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二月六日，始得由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现暂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计，但尚未定迁至何处。”{1}鲁迅经历避难生活之后，1932年4月20日校对了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并为其写了序。鲁迅在序文中指出：“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点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联的原因。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2}并且还抨击道：“他们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③鲁迅读完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以后，对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社会的发展趋势有了坚定的信心。此外，1932年5月6日，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里写道：“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4}强烈批判并驳斥了帝国主义侵略苏联的劣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
但那个时候也爆发了（1932年4月29日）尹奉吉义士在虹口公园扔炸弹炸毁日本侵略军指挥部的义举事件。关于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鲁迅并没有直接使用言语对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加以谴责。鲁迅当时住的拉摩斯公寓离事发地点不远，尽管发生了尹奉吉义士的义举，但没有正面提出“日本帝国主义”一词，而是简单地用了“帝国主义”这一名称加以概括。当然，他曾说：“当自己们被征服时，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是很苦痛的。这实例，就如东三省的沦亡，上海的爆击，凡是活着的人们，毫无悲愤的怕是很少很少罢。”{5}，话语中自觉不自觉地表达出对日本侵华行为不管是谁都会怀有悲愤不已的心情。但谴责的焦点集中在对日本侵华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消极对应态度，将重点放在讽刺这实乃中日“联合”。在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就当时鲁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和对日帝强占期的“朝鲜”的认识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
二、新生的希望
在鲁迅的著作中，最早提到有关日帝侵占朝鲜内容的为《随感录》{6}一文。该文没通过纸面公开发表过，也没收入到鲁迅生前出版的著书里，但后来作为手稿收入《鲁迅全集》。尽管是手稿，可它对我们理解鲁迅对朝鲜的认识是相当珍贵的资料。鲁迅在文中写道，“近日看到几篇某国志士做的说被异族虐待的文章，突然记起了自己从前的事情”{7}，介绍了自己青年时代想听弱小民族尤其是亡国爱国者的声音，对他们的文学非常关注这些情况，“那时有一偏见，只要皮肤是黄色就特别关注。现在的某国当时尚未亡国。所以我最关注的是芬兰、菲律宾、越南和匈牙利的旧事”{1}。从上下文和当时历史背景来看，这里的“某国”很明显指的是朝鲜。鲁迅尤其在结尾针对看重过去荣华的人，强调说“爱国者虽偶然怀旧，却专重在现世以及将来。爱亡国者便只是悲叹那过去，而且称赞着所以亡的病根。其实被征服的苦痛，何止在征服者的不行仁政，和旧制度的不能保存呢？倘以为这是大苦，便未必是真心领得；不能真心领得苦痛，也便难有新生的希望。”鲁迅早在青年时代就已投身于文艺运动，不仅批判了中国陷入“自尊自大”这一现实，而且还对遭受外族支配的弱小民族表示了同情，聆听他们爱国的“国民之声”{2}。鲁迅将东欧弱小民族的短篇小说翻译成书，取名《域外小说集》出版也正是此时。因为鲁迅过去有过这番实践经验，所以他会对三一独立运动前后朝鲜“志士”写的文章感兴趣。 可是鲁迅在该文中阐明的仅仅是被征服民族为实现“新生”而应采取的精神态度问题。“某国志士”发出的“遭到异民族虐待”的怨言仅仅是对“征服者没有施行仁政”的揭露，只不过是一种号召和叹息而已。在鲁迅看来，这无法保障是否能得到真正“新生的希望”。“某国志士”要想真正渴望“新生”，就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沦落为被征服民族的根本原因，进行自我反省才是。鲁迅的这篇文章虽然是借鉴“某国”来启蒙中国，但我们不妨可以从中看到鲁迅对朝鲜的认识。鲁迅认为朝鲜的独立虽然是当务之急，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朝鲜人应该采取何种精神态度和方法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鲁迅在翻译完日本人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以后，还专门写了译者序。这篇文章里也包含了与当时朝鲜有关的內容。这篇译者序于1919年11月24日写成，刊登于1920年1月的《新青年》，是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鲁迅在文章中指出这部具有反战思想的作品不仅是在好战的日本，而且在中国也有必要熟读：
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所以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③
正如鲁迅所说，翻译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目的是为了能够让中国人树立起一种反战意识，根治中国人的顽疾。他指出中国人犯的一种顽疾就是中国人认为“朝鲜本是我们的藩属国”这一传统观念。鲁迅认为中国人对朝鲜持有这种传统观念是相当危险的，并对此表示出深深的忧虑，他首先没有攻击“好战之国”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批判和检讨中国人对朝鲜持有的负面的传统观念。从中国内部着眼，针对中国内部问题进行批判，鲁迅的这种态度跟朝鲜“志士”要获得“新生”就必须首先自我反省做到“真心领得（领悟）苦痛”，其实是站在同一个出发点上。
这一点也可通过鲁迅如何看待较朝鲜更早遭受日本支配的台湾问题而得到确认。在鲁迅所有著作中谈论台湾问题的也甚少。在日本人浅利顺次郞的《劳动问题》（原名为《国际劳动问题》）的中文版序文中涉及了该问题。此序文是鲁迅受台湾翻译作家张秀哲之托，在广州中山大学就职时即1927年4月11日写成。在此序文中，鲁迅在回答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张我军提出的“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这一问题时，表明了自己如下立场：“他是一个台湾的青年。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4}鲁迅指出中国之所以暂且搁置台湾问题，是因为还有更为急迫的问题要办，那就是国内问题过于繁多。要直接解决台湾问题，不如首先找出中国内部为何会引发台湾问题的真正原因，对其加以诊断与批判，这才是鲁迅认为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
像这样，鲁迅仅着眼于寻找中国内部原因，因此对其他国家即朝鲜问题很难做到深入涉及并乐观看待朝鲜的独立。鲁迅这种态度与三一独立运动发生之后积极支持朝鲜独立的青年学生们的态度截然不同。在北京大学学生们创办的启蒙杂志《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上，刊登了傅斯年的《朝鲜独立运动之新教训》和穗庭的《朝鲜独立运动感言》。傅斯年在文中指出：“这次朝鲜的独立，就外表论来，力量是狠薄弱的，成功是丝毫没有的，时间是狠短的，但是就内里的精神看起来，实在可以算得‘开革命界之新纪元’。”{1}他将朝鲜独立运动的特征概括为三点：一是没有武器的革命，二是明知不可行而偏行的革命，三是单纯的学生革命。紧接着他又附加道： “朝鲜的独立未成，这精神自必继续下去，世界的革命未已，这精神自必继续下去；这精神由现在看起来，好像愚不可及，然而顺着这世界的潮流，必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应当高呼‘朝鲜独立运动的精神万岁！’”{2}又如穗庭在文中说道：“朝鲜这回的独立运动，再接再厉，勇猛无前。中国的报纸，前日竟载有‘朝鲜人因运动独立，被捕至四千五百余人而运动始终不懈’的消息。我想具有这种独立精神的民族，必不会永久仰他人鼻息的道理。朝鲜脱离日本的羁绊直指顾间事，我们拭目以观其成就是了。”③像这样，当时的中国青年学生积极支持朝鲜的独立运动并对其意义予以了高度评价，甚至还预言说朝鲜的独立定会到来，更没有忘却提醒中国也要学习朝鲜的精神。和这些青年学生相比，鲁迅对朝鲜的认识是极其消极的，而且表现出希望朝鲜独立的态度也非常有限。鲁迅一贯将自我反省和批判当作是解决内部问题的首要条件，他对朝鲜之所以有此认识态度与上述观点和方法是密不可分的。
三、“无声”的朝鲜
到1927年，鲁迅将朝鲜看成是“无声的”朝鲜。在1927年2月16日的香港青年会上他以《无声的中国》为题做了一次演讲，在这里鲁迅批判了“无声的中国”之现实，并嘱咐青年们要发出“真实的声音”。最后他是这样结束了他的演讲：“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4}这时的鲁迅刚离开北京途经南方的厦门而到达广州。此时，他是为了拯救中国而将“无声的”朝鲜作为它山之石加以借鉴。此时，鲁迅将朝鲜看作是无声的朝鲜，与将朝鲜看作是“新生的希望”相比，可谓是后退了一步。
根据1931年10月23日发表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人物和运命》文章，鲁迅对“朝鲜”的印象带有更多的负面性。在1931年九·一八满洲事变发生不久前，在日本的煽动下发生了首尔和平壤等地朝鲜人攻击华侨的事件，鲁迅对这一事件讽刺性地描写如下：
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在已觉得悲哀，对他加以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当“扬起火鞭”焚烧“斡罗斯”将要开头的时候，就像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不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竟将中国的“勇士们”也堪称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吗？！{5}
鲁迅写这篇文章，目的是为了批判当时得到国民政府资助的御用文人提出的“民族主义文学”以此拥护帝国主义政策这一流氓文学。为便于理解上述引用文章，需对前后背景略加说明。鲁迅在这篇文章中以“民族主义文学”的具体作品为例给予了辛辣的批判，其中之一是刊登在《前锋月刊》的黄震遐的剧诗《黄人之血》。这一作品写的是黄色人种的“西征”，用剧诗叙述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征服俄罗斯的事情。根据鲁迅的说明，内容如下：“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人——这是作者的计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来四种人不知‘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乘了——这是作者的讽喻，也是作者的悲哀。”{1}鲁迅看透黄震遐的创作意图在于攻击苏俄并为取得成功号召民族团结，并指出这仅仅是帝国主义仆役之事。所以现实与黄震遐的创作意图正相反，就如剧诗所描写，为攻击俄罗斯需团结一心的同为黄种人的朝鲜人却在攻击华侨，而日本人则侵吞了东北三省，鲁迅对此予以嘲讽。在此，“朝鲜人乱杀中国人”这一事实，在鲁迅看来是被支配人民成为支配者走狗的具体例子。
鲁迅将朝鲜人看作是沉默的民族时，以1931年7月初在满洲长春发生的万宝山事件为导火线，在首尔和平壤等朝鲜全国各地爆发了朝鲜人对华侨的攻击，这可理解为是朝鲜人因日本的殖民政策而被动员的表面现象。万宝山事件是在日本人的阴谋策划下发生的朝鲜农民和中国农民之间的流血事件，借此机会在朝鲜各大报纸煽动民族情绪，使得朝鲜人敌视中国人，在朝鲜境内攻击华侨造成多人死伤。因为这一事件，造成鲁迅对当时的“朝鲜”留下了极为不好的印象。此后很难再看到鲁迅在文章中提到“朝鲜”，这不能不说与万宝山事件有着一定的关系。到了这一时期很难说鲁迅仍旧对朝鲜抱有“新生的希望”，或许对尹奉吉义士的义举，鲁迅没有直接予以反应，多少也与朝鲜人对华侨的攻击有关。因为万宝山事件发生于1931年7月，尹奉吉义士的义举发生于1932年4月，可见，万宝山事件对鲁迅有关“朝鲜”的印象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此有必要对鲁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应对态度加以考察。1931年九·一八满洲事变后，上海的《文艺新闻》向上海文化界的部分名流人士询问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意见，鲁迅于9月21日简单回答道：“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2}日本发动九·一八满洲事变后，为了使自己对中国的侵略正当化而使用了“应征”一词。鲁迅在这一词语上加了引号以示嘲讽，这并非别的而是对无能的中国军阀讽刺性的攻击，同时，又是对身如奴隶的中国民众嘲笑般的批判。
在此需注意的是鲁迅并未将矛头直接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是将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和中国民众的讽刺上，而且断定以九·一八满洲事变为开端，日本将要开始侵略苏联这一点也值得让人回味。
实际上，在鲁迅的文章中很少将矛头直接指向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抨击。对日本占领1931年爆发满洲事变的东三省，国民政府采取的态度是消极对待，从而引发了学生们的示威游行。对此，国民政府加以阻止、镇压，鲁迅写了《“友邦惊诧”论》一文谴责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欲镇压学生们请愿，对此，鲁迅说“友邦人士极为惊诧，照此下去国家将不再像个国家”，对“友邦人士”进行了嘲讽：“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击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击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③由此，鲁迅针对国民政府大加讽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1}。鲁迅在此控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但却把重点放在了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讽刺和对国民政府镇压学生的谴责上。
如上所说，在1932年5月发表的《我们不再受骗了》文章中，鲁迅也对想进攻苏联的帝国主义劣行进行了抨击，另外，又写道：“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2}揭露了中国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问题。这篇文章是在发生尹奉吉义士义举不久后写的，尽管控告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但却没有直接提及日本帝国主义。鲁迅还在《沙》一文中用比喻的方法描述日本对满洲的占领，“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走进来了。这就是沙漠上的大事变”③。三言两语提过之后，将中国比作“沙”，说“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蝼蚁和泥沙，要践踏杀戮都可以”{4}，突出了国内问题的严重性。1933年4月写的《中国人的生命圈》中也是控诉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焦点集中在谴责国民政府剿灭共产党的错误行为。“‘边疆’上是飞机抛炸弹。据日本报，说是在剿灭‘兵匪’；据中国报，说是屠戮了人民，村落巿廛，一片瓦砾。‘腹地’里也是飞机抛炸弹。据上海报，说是在剿灭‘共匪’，他们被炸得一塌糊涂；‘共匪’的报上怎么说呢，我们可不知道。但总而言之，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里也是炸，炸，炸。虽然一面是別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则一”{5}。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了日本炮击边疆的事实，但从上下文来看，主要谴责的是国民政府轰炸共产党的根据地“腹地”，就连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命圈”也不予保障这一劣行。
像这样可以看到，当时鲁迅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国内问题，将重点放在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揭露国民政府在政策上的失误上，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没有表现出直接控诉或予以抨击的态度。鲁迅将目光转向国内，关注内部问题，因此，无暇表露自己对当时朝鲜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及期待朝鲜独立的心理。 四、申彦俊和辛岛骁访问鲁迅
在鲁迅的日记里，偶尔能够看到来访过的朝鲜人或者鲁迅所见过的朝鲜人的名字。{6}由此可知，鲁迅每当见到朝鲜人时，就会积极打听朝鲜的情况。李霁野将鲁迅会见朝鲜人金九经的情景记录如下：“鲁迅先生一九二九年五月回到北京省亲。他在日记中写到，曾三次到未名社。二十五日‘往未名社谈至晩’。当时有个朝鲜人，因为不满意日本人的措施，离开了日本人所办的大学来到北京。一时没有办法，就住在未名社。鲁迅先生和他谈了很多话，主要是了解朝鲜的情況。”{7}鲁迅1929年5月为探望母亲回了一趟北京，顺便去未名社见了金九经。虽然鲁迅的日记里曾多次出现金九经的名字，{8}但对于他们所谈的内容，鲁迅没有做详细的记录。在鲁迅当天的日记里，我们只能看到“下午访凤举，未遇。往未名社谈至晩”{9}寥寥数语，仅此而已。
1933年5月22日，韩国的《东亚日报》记者申彦俊拜访鲁迅，并对他进行专题采访后写了篇文章，该文章也比较引人注目。申彦俊把专题采访的内容称为《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发表在第二年也就是1934年4月号的《新东亚》上。据说鲁迅向申彦俊打听了朝鲜的情况，临分手时还嘱咐道：“希望朝鲜文坛上某位作家能在自己至今准备的名为《中国文坛》的刊行物上介绍朝鲜文艺的历史和发展趋势。”{1}鲁迅身为当时中国文坛的领袖，不仅对朝鲜的情况，而且还对朝鲜文坛极其关注。可是在鲁迅会见申彦俊的1933年5月22日的日记里，却只有以下寥寥几字而已。仅留下“二十二日晴，无事。”{2}这一记录。
在此，我们有必要再仔细地探讨一下鲁迅和申彦俊的会面之事，鲁迅在1933年5月的日记里多次记录了与东亚日报社有过书信往来的事实。5月16日写道“下午得东亚日报社信，5月17日写道“上午复东亚日报社信”，5月18日又写道“得东亚日报社信”，5月19日又写道“下午寄东亚日报社信。③这些信件指的就是当时作为东亚日报社驻上海和南京特派员记者申彦俊写给鲁迅的信件。如今申彦俊写给鲁迅的信件是否保存下来不得而知，可鲁迅写给申彦俊的信件现今都保存下来了。1933年5月17日鲁迅写给申彦俊的信的内容如下：“尽管我在隐蔽度日，却随时都有遭到横祸的危险，如果先生有何要求，请用书面提出来。”{4}其后5月19日发出的信件内容如下：
彦俊先生：來信奉到。仆于星期一（二十二日）午后二时，当在內山书店相候，乞惠临。至于文章，則因素未悉朝鲜文坛情形，一面又多所顾忌，恐未能著笔，但此事可于后日面谈耳。专此布复敬颂時绥 鲁迅 启上（五月十九日{5}
在这里引人注目的就是申彦俊恳请鲁迅就朝鲜文坛写篇文章，可鲁迅却答道因不太了解朝鲜文坛而多有所顾忌，实在是无法执笔，那么，鲁迅为何顾忌写有关朝鲜文坛的文章呢？当申彦俊问起“弱小民族的解放何在”，鲁迅答道：“我认为只有完成世界的××，弱小民族才能获得解放。”{6}申彦俊的意图是想聆听鲁迅对朝鲜独立的看法，可鲁迅却没有直接谈论朝鲜独立问题，反而笼统地作了回答。鲁迅没有具体地表明自己对朝鲜独立的立场，这似乎与他所谈的“多所顾忌”这一心理有所关联。
另外，从申彦俊处听到朝鲜情况时，鲁迅作出的反应如下：“听说以朝鲜文字写的书籍逐渐减少，朝鲜文艺以及所有文化已××化，但这决不是令人悲观之事。不管是日文还是俄文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希望在中国取消中文，普及像英语或法语这样较中文优越的文字，彻底打败所谓的国粹主义。”{7}针对日本企图扼杀朝鲜语，鲁迅给予申彦俊勇气，告诉他不必过于悲观。对内心已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世界语表示出兴趣的鲁迅来说，完全否定国粹主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25年鲁迅又在“青年必读书”事件中，大力提倡要读更多的外国书籍，此时一位名叫熊以谦的青年出来反驳道：“日本要灭朝鲜，首先就要朝鲜人读日文……”{8}对此，鲁迅的答辩可以使我们理解到他所隐含的深层意思：“汉人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那一种话。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9}鲁迅认为国家的独立并不取决于语言文字这一形式问题，而是取决于国民精神，指出否定国粹主义、重振国民精神是更为迫切的问题。
通过考察日本人辛岛骁访问鲁迅以及他们的交流内容，可从另一方面看到鲁迅对朝鲜的认识。辛岛骁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受其岳父即东京大学教授盐谷温（节山）之托，为将礼物转交给鲁迅，于1926年8月首次拜访了鲁迅。他毕业之后被派到朝鲜京城帝国大学任“支那语文学科”教授。
鲁迅在1926年8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 “辛岛骁君来并送盐谷节山所赠《全相平话三国志》一部，冈野同来。”{1}，然后在两天后的19日又写道“上午辛岛君来，留其午餐，赠以排印本《西洋记》，《醒世姻缘》各一部。”{2}当时鲁迅正就有关中国小说史资料与盐谷节山进行交流，于是对其女婿辛岛骁的来访盛情款待。尔后直到1929年9月，鲁迅与辛岛骁有过多次书信往来，1929年9月8日他们又有了第二次相会。③这时，辛岛骁前去赴任朝鲜京城帝国大学讲师一职，在1933年1月23日辛岛骁第三次拜访鲁迅。鲁迅在那天晚上准备了丰盛的菜肴款待了辛岛骁，又将翻刻本佛经送给了他。{4}这时辛岛骁已升任为朝鲜京城帝国大学助教授。回首尔不久就给鲁迅的儿子海婴寄来了礼物。1933年2月14日鲁迅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录：“得辛岛骁君从朝鲜寄赠之玩具二合六枚，鱼子一合三包，分给镰田及內山君各一包。”{5}在此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此段记录为鲁迅日记里有关辛岛骁的最后一次记录。{6}辛岛骁在朝鲜京城大学就任以后，他们之间的交往事实上已告终结。那么，他们为何断绝交往呢？
辛岛骁1926年夏天来访时，将《內阁文库书目》和《舶载书目》转交给鲁迅，鲁迅在1927年夏天，将此目录刊载到周刊《语丝》上时，在序文中简单几句提到辛岛骁所给予的帮助。{7}而且，鲁迅于1926年12月31日写给辛岛骁的信件中，详细谈到了自己结束在厦门大学一学期的课程后将调到中山大学等情况，由此可见他们之间关系相当密切： 此地的学校并不称意，甚感无聊。昨日终于辞职，一周内将去广州。
我看厦门就像个死岛，对隐士倒是合适的。
一到广州，即先去中山大学讲课。不过，是否呆得长，尚不可知。校址是“文明路”。{8}像这样与辛岛骁保持亲密关系的鲁迅，在1933年1月辛岛骁第三次来访时，特意准备了六道菜款待他，并将原藏于雷峰塔砖里的佛经赠送给他。据1949年辛岛骁写的《回忆鲁迅》中的记录，辛岛骁在第三次拜访鲁迅的一个晚上，鲁迅秘密地在自己的家里将有关中国现实以及为批判国民党政府而倡导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讲给他听，并且还将左联的机关刊物传单等拿给他看，在对其一一作了说明后，将那些资料送给了他。{9}鲁迅又在交谈中邀请他一同去观看为纪念一·二八上海事变一周年由上海话剧团体联合准备的救济东北难民的慈善演出。当时，辛岛骁作为日本人，对去中国人集聚的地方有些迟疑不决，“鲁迅却边笑边劝我，说是不碍事，一定要去看看”{10}。根据辛岛骁的记录，第二天他在郑伯奇的带领下观看了表演，甚至还被邀请到后台，得到众人隆重的欢迎，并从田汉那儿得到了各种话剧资料。鲁迅在和辛岛骁的交往中没有忘却给他介绍中国文坛的情况和进步的文艺运动。甚至还邀请辛岛骁一同观看为纪念一·二八上海事变一周年而举办的慈善话剧演出，可见鲁迅对辛岛骁所寄予的信任和期待。
然而，自辛岛骁从朝鲜寄来礼物之后，在鲁迅的日记里辛岛骁这个名字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说明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已画上终止符。鲁迅是否是有意与他保持距离呢？这恐怕与辛岛骁就任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教授之事和以后他的活动有关。
辛岛骁第三次拜访鲁迅时，內山完造邀请他在上海四马路的一家饭店用餐，辛岛骁回顾当年情景时写道，我望着离去的鲁迅的背影，不由地产生了一种冲动，那就是渴望叫一声老师。他把当年的感受如实地记录如下：“我觉得鲁迅好像是把全中国被压迫大众，不，全世界人类的苦恼都搁在那细小的颈脖子和瘦削的肩膀上承担着似的。这不就是在那时候那样强烈的吸引了我的吗？”{1}像这样，因对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辛岛骁才能够在1934年12月写出《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政策与中国文坛的动向》一文，将国民党政府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和新生活运动等定为反共产主义的文艺策略，而对左联的文艺运动采取肯定的态度。辛岛骁在上述文章中写道：“在民族主义跟前，反帝抗日的文学，恐怕不至于不容许；但那也要使之停留在不损害政府对外方针的程度上。总之，一切都被强制在落后于‘五四时代’。如果有什么显示了新的发展的话，那也只是在形式方面而已。”{2}从字里行间我们可看到辛岛骁似乎是在支持反帝抗日运动。不过，问题就在于他赴京城大学就任教授一职以后，逐渐转向了积极拥护日本殖民政策一面。1937年10月，他为了建立日本战时文坛体制，与津田刚联合组建御用文学团体“朝鲜文人协会”，带头宣传“內鲜一体”等日本殖民政策，在“朝鲜文人协会”为建设国民文学并发动全面战争而提供服务工作。到1943年4月17日，他又带头开始建立“朝鲜文人保国会”，为确立“皇道文学”不惜位于先锋位置担任该团体的理事长。③因此，认为辛岛骁的文章受鲁迅影响同情左翼文艺运动，暴露并批判国民党文化政策的行为，并评价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对日本、朝鲜的宣传，无疑会产生良好的作用，也体现了中日两国进步文学的交流和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4}。这些见解，其实是对辛岛骁在朝鲜的活动未加仔细研究而草率得出的结论。
辛岛骁在他《回忆鲁迅》的结尾中，表明他直流虚汗，进行宛如刀割般痛苦的反省，并不是单纯地流于表面，而几乎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就他本人来说，他已具有充分的理由，必须流着虚汗进行深刻的反省——“鲁迅把民族的苦恼当成自身的苦恼而活了一辈子。当我反省到自己不止一次接触过鲁迅，并受到他的教诲，如今正在干着什么的时候，我流出了冷汗。……想到那长眠地下的安静、温和的颜容，并且其中还蕴藏了激烈的申诉之意而凝视着我，就有身如刀割之感。”{5}1949年6月日本已战败，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大告成功，此时的辛岛骁回忆起鲁迅，反复回顾自己带头宣传“內鲜一体”折磨受到压迫的朝鮮人，对于自己的过错不由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在辛岛骁的忏悔里，也隐含着一种因和鲁迅断交而再也没有得到鲁迅持久影响的懊悔之情。若说鲁迅故意与辛岛骁保持距离，可推断出这与辛岛骁赴京城大学就任教授一事和后期活动有关。鲁迅迂回地批判辛岛骁的老师即他的岳父盐谷温这一事实，也增加了这一推测的可信度。鲁迅在1932年5月9日寄给日本人增田涉的书信里，对于主张满洲国是依据孔孟之道而建国的盐谷温（节山）作了这样的批判：“节山先生真不离本色。我觉得，日本人一成了中国迷，必然如此。但‘满洲国’并没有孔孟之道，溥仪也不是行王者仁政。我曾读过他的白话作品，毫不感到有什么了不起。”{1}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九·一八满洲事变后，再三标榜五族协和与王道乐土而建立了“满洲国”，针对盐谷温拥护满洲国合法性，鲁迅写文章迂回地批判了其非正当性。考虑这些情况，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鲁迅对朝鲜问题的态度虽不明确，但其内心仍存有对日本帝国主义加以批判的意识。
五、为想象东亚共存
众所周知，鲁迅不仅受过传统教育，而且也是一位学习过新学的现代知识分子，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可谓是一种否定传统开创新时代的奋斗。因此，他既能够批判中国人在中朝关系上所持有的传统观念，又能够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去认识朝鲜。但是，鲁迅在朝鲜问题上没有直接揭露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这与青年学生傅斯年和穗庭积极支持朝鲜独立并预言朝鲜会独立相比，两者态度不同。这是因为鲁迅认为解决中国内部现实问题是当务之急，以至于无暇顾及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并就此公开表态。
鲁迅的文学、思想业绩建立在对中国内部问题尖锐对立的反省及批判上。就拿能让鲁迅弃医从文的富有戏剧性色彩的“幻灯片事件”来说，它没能够激发鲁迅对日本帝国主义本性的清晰认识，而使鲁迅清楚地意识到正麻痹着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没有将“幻灯片事件”看作是抨击加害者日本帝国主义非正当性的一个动因，而是将其当作被害者中国人应当反省已麻痹的国民性的一个契机。鲁迅放眼于中国国内，着重分析和批判中国国内问题，而没有站出来对日本帝国主义予以直接抨击。 正因为鲁迅开展文学创作活动的主要目标正是促使“无声的中国”觉醒，因此在鲁迅的眼里， 已成为“无声的民族”的朝鲜也只能成为要觉醒的对象。鲁迅要求朝鲜的“志士”带头进行自我反省，做到“真正领悟到苦痛”，这按鲁迅的思路来考虑是合情合理的。当强调受害者的自我反省时，对加害者日本的攻击只能处于次要地位。这与他对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奴隶的态度即鲁迅的“奴隶观”也是一脉相通的。“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2}。虽然“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同时表现出来，但事实上“怒其不争”更加强烈。首先要求国民进行“真正领悟到苦痛”的自我反省，其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这种“奴隶观”，鲁迅对朝鲜的认识就与同一时代的陈独秀、李大钊有所不同。如果说鲁迅是以内敛且很有节制的方式对待日本帝国主义问题的话，那么，陈独秀、李大钊则是以更正式、更直接的方式指责日本帝国主义的非正当性。陈独秀在1919年的《爱尔兰与朝鲜》中，关于朝鲜问题曾经提到过：“欧洲岛帝国有个爱尔兰问题，亚洲岛帝国也有个朝鲜问题。这两个民族自决运动的精神，都已十分表现。可算东西对照，无独有偶了。但是美国众议院，已经多数决议援助爱尔兰独立了，这问题差不多就要解决。再看朝鲜怎么样呢？”③陈独秀如此将“日帝强占的”朝鲜的问题公开化，积极拥护朝鲜的独立。李大钊在《日本人听者》一文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及朝鲜，但阐明的观点却与陈独秀相差无异。在东京举办的“第三届人类的差别撤废期成大会”上所做的演说中，法国文学博士李霞儿谈到“在亚细亚境内有奴隶国的期间，其他亚细亚诸国亦决不是自由国。……为他日一切亚细亚诸国得到自由计，诸君尤不可不先做最初的解放者”。对此，李大钊先引用他的话之后，接着强调了“这是对日本人的忠告，日本人应把它当作药和针”{4}。李大钊一方面同意李霞儿所强调的为了亚细亚诸多国家的自由应成为解放者的话语，另一方面又向日本人敲响了警钟，率先拥护朝鲜的独立。因此，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是通过直接指出加害者的非正当性这一方式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鲁迅则是通过敦促受害者主体的自我反省这一方式来予以应对。
鲁迅站在“奴隶观”的立场上对悲叹和号召当先的“亡国奴”哲学加以彻底的批判，这也可以从相同的思路上加以理解。1931年日本侵略满州之后，在中国国内流行起有关研究日本的论文、小册子以及亡国史的书籍，对此鲁迅首先猛烈批判了这些人的日本研究并不是中国人自行开展的日本研究，而是抄袭了日本人的日本研究而已。特别是对研究亡国史的流行，鲁迅指出：“我们也无须再看什么亡国史了。因为这样的书，至多只能教给你一做亡国奴，……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咷！”{1}悲叹和号召是“亡国奴的哲学”，“战叫”和“活路”才是为兴国而确立的独立者的哲学。真正能够从侵略者的统治中摆脱出来的当是“战叫”和“活路”，悲叹和号召并不能保障有独立的希望。“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2}。鲁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认为为“兴国”而确立独立者的哲学更为迫切。鲁迅在回顾1932年11月那年发生的一·二八上海事变时，在贬斥日本之前，首先提出应向日本人效法，强调说：“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③其想法可见一斑。鲁迅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加以抨击之前，为了批判内部问题，作为他山之石用于借鉴，首先强调“应该学习”日本人国民性{4}。像这样，关注中国内部问题的鲁迅，对他来说朝鲜问题也可归结为属于朝鲜的内部问题，因此对于日本侵略朝鲜没有积极予以表态或加以贬斥。到了1930年代，作为对内部问题批判的延续，从所谓的“奴隶观”或“亡国奴”哲学观点出发而由此想到了“朝鲜”。
总之，鲁迅按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尽管“朝鲜”是在日帝统治下，却对朝鲜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予以了积极的认同，并对朝鲜抱有“新生的希望”。只是鲁迅鉴于自己的文学任务和战略方法的不同，由此将重心放在更为当务之急的中国国内问题上罢了。敦促自己不断对自身进行反省和批评，面对非正当的权威和民族等级进行抗争——为实现未来共存的东亚，人们可以将鲁迅的这种精神，看作宝贵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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