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看了《蜗居》，我们都会思考，为了房子，我们到底能牺牲些什么?如果为了那几十平方米，牺牲了生活、牺牲了爱情、牺牲了最根本的价值观，那么宽敞的房子还能称之为家吗?生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几十平方米是否就是幸福的根源?
“这么大的城市，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得，我来不得。为什么这么多人住得下来，我住不下来。我不光要住下来，我还要比一楼的营业员大妈、二楼的钟点工，我要比他们更牛。”房子、女人和孩子，是一个家温馨的要素，但高房价将之化做一把辛酸泪。《蜗居》就这样来到我们身边，像冬天的雪粒，不仅打得人很疼，还带着彻人心骨的寒冷，凝聚的社会现实直刺人心。
没有过多的宣传，《蜗居》却悄悄地到来，“突袭”上海，“侵入”北京，掀起广泛的社会话题。挣扎在社会底层，为了买房几乎将自己人生颠覆的姐姐海萍，爱姐姐如生命，曾经单纯却在最后丧失自我的妹妹海藻，拥有家庭却为海藻抛弃一切的成功男人宋思明，单纯地爱着海藻的快乐男孩小贝，每个人身上都有着这样的特质：赤裸裸的欲望，无奈的现实，残酷的结局。
因房子而改变的人生
郭海萍和苏淳是一对名牌大学毕业的情侣，他们作为一个小城市的佼佼者来到大都市。四年的本科毕业之后，并没有选择回到自己的小城市过上安闲富足的生活，而是选择了他们上大学的城市江洲《实际是上海》，用他们的话说，这里有国际大厦，这里有海洋公园，这里有博物馆以及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基础设施。他们说，他们只能在这儿生活，这儿就适合他们生活，他们要为自己选择一个发展的环境，要为后代提供一个起飞的平坦的机场。这个志向，也是大多数来自小地方，心气很高的人的选择。
夫妻俩的生活因为房子而展开，他们开始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几家合用自来水，大学生和市民老大妈不断有磕磕碰碰，让他们烦恼不已。自从孩子出生以后，更让他们手忙脚乱，实在没有办法，孩子被带到郭家，由郭母来带。他们等待攒够了首付之后把孩子接过来，但是房价像风筝一样越飘越高。他们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因为房价的增高而加大。孩子在郭家生活两年之后也与她的亲生父母产生了距离，这更强化了郭海萍攒钱买房的决心，而她的收入和房价之间的距离几乎让他们崩溃。
于是，海萍和苏淳为了攒钱付房款，天天吃面条，惹得苏淳大声抱怨：“我要改善生活，我不吃挂面，我要吃方便面!”因为一套房子，外表光鲜的都市白领撕破了仅有的尊严和优越感，逼得人们像狗一样乱咬乱叫，恨不得在垃圾堆里刨食吃，房子套牢了一代人的生活理想，透支了一代人的生活质量。
海萍与苏淳夫妇的购房经历很精彩，可谓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最佳缩影。精彩的对话，时而充满了幽默讽刺，时而令人哀叹“贫贱夫妻百日哀”，时而为社会不公平的怪相而愤怒。
终于如愿买到了房子，迎接他们的却不是幸福生活的开始，而是对金钱的更大需求和对现状的更深不满。于是，海萍的优雅不见了，宽容消失了，每天忙着教外国人说中国话赚点外快，却因为无法为公司加班而被开除；老实的苏淳在妻子的施压下开始接私活儿画图纸，却因为缺乏知识产权意识差点被关进深牢大狱。这就是海萍夫妇的房奴生活，但他们从没有后悔过，因为房子对他们来说更重要，为了房子，他们可以负重前行，义无返顾!郭海萍幼稚地以为成功就在眼前，以为凭自己低头踏实的工作，就能做着中产阶级的春秋大梦，以为自己如变形金刚般强大，殊不知自己也只是万千小草中的一棵。多年努力未果后，也只能在陋室之中，每天靠唠叨发泄各种愤怒，愤怒于房小钱薄，愤怒于柴米油盐，愤怒于街坊邻里，愤怒于老公无能。虽然这个飘浮在大都市汪洋大海之中的浮萍，最终还是稳定了心神，有了一个安居之所，开始了幸福的小资生活，但她为安居之所的奋斗之中所负出的代价却是惨痛的。
要房子还是要生活
作为一个学化工专业又转行做普通文员的中年女人，海萍大学毕业后没有甘心回到自己生长的小城，而是留在大都市打拼，她的心里自然是有一份希冀和梦想的。而当现实摆在眼前，梦想就变成了心里的折磨，这一切都只因为偌大一个上海市，没有任何一寸地方是真正属于她的。在一个租住的小屋子里结婚生子，一住就是5年，这换来的不是海萍对这间屋子的深厚情感，而是她越来越无法忍受的厌倦和压抑。买房子，成为了郭海萍最强烈最明确的生活目标。支撑着郭海萍走下去的是她坚定的信念和过人的毅力，善良的她其实要求的并不多，只是很难达到。但她懂得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即使困难重重也不放弃。而事实证明，只要实实在在去做了，就会有实实在在的收获。当海萍一家在自己的房子里其乐融融的时候，她比谁都心安理得，因为她知道，来之不易的幸福是靠她一点一滴的付出换来的。
美国《时代》周刊曾发表了一篇名为《房地产为何成了最令中国头疼的事》的文章，其实房地产对中国老百姓的影响绝非是“头疼”二字就能概括的，美国人怎么也不会理解为什么中国房价如此之高却依然无法阻止不断爆发的硬性需求，为什么一个家庭宁可紧衣缩食，不下饭馆，不去旅游也非要支持一个小家庭结婚买房子。他们不知道，在汉字里，“家”字是宝盖头，因此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有房才有家，房子对于大部分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代表的是一份安全感，是租房无法带来的安全感。
血淋淋的房奴账本
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都有一种房子情结，总觉得租来住的房子不是家，房子成了很多人每天挂在口头的大事，就像《蜗居》里海萍说的一样：“走到哪，哪都在讨论房子。”房子一时间成了公众话题，就像一只每天在耳边嗡嗡的苍蝇，叫得人心里痒痒的，勾引起了人们心中赤裸裸的房子欲望，把越来越多的人逼上了房奴的道路。
上海、北京等地的高房价让外地有志青年们望而却步，这不争的事实剌痛着都市白领的心，别以为喝着速溶咖啡，拎着笔记本电脑，穿梭在各大写字楼的白领们有着无比的优越感，“房子”二字会泼冷水般让很多人一激灵。在剧中，有一段台词揭示了血淋淋的房奴账本：“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也正是房奴们每天睁了眼就要想，闭了眼还要琢磨的账本。因为一套房子，很多人一连透支了几十年的消费能力，甚至有的家庭一下子透支了三代人的生活品质。有钱的人买房子那是做主人，没钱的人买房子是在做奴才，你得每天做牛做马伺候房子这个小主子!
郭海萍的经历其实就是当代大学生们的生存翻版：来自于一个小城市，家境不上不下，在当地绝对衣食无忧，考大学时自以为鲤鱼跃了龙门，来到上海念书，毕业后就留了下来，结果工作跟大学专业不对口不说，而且经常无故加班，受老板的气，眼瞅着飙升的房价，只得蜗居于陋室之中，哀叹老公不会发财。
郭海萍很奋进，不过这奋进与其说是志向远大，还不如说是骑虎难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地区差异也在日益凸现。以郭海萍的学历和见识，再回到家乡等于空学了一身本领，而且脸面上也挂不住。这不仅仅是个人脸面，也微妙地关系到家族荣誉，对郭海萍的家人来说，有个女儿在大城市上海工作，这在外人听起来总是很不错。于是，外部现实再加上个人境况，才造成了郭海萍这么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现状。都说现在的中国城市老百姓分两种：一种是想做房奴的，另一种是想做房奴而不得的。郭海萍就是“成功”地从后者变成了前者，如果待在家里不出来，她就是“蜗居”在家里；可既然来到了上海，无非是换了一个地方“蜗居”，两者对照，个中甘苦，也只有自己能体味。
“这么大的城市，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得，我来不得。为什么这么多人住得下来，我住不下来。我不光要住下来，我还要比一楼的营业员大妈、二楼的钟点工，我要比他们更牛。”房子、女人和孩子，是一个家温馨的要素，但高房价将之化做一把辛酸泪。《蜗居》就这样来到我们身边，像冬天的雪粒，不仅打得人很疼，还带着彻人心骨的寒冷，凝聚的社会现实直刺人心。
没有过多的宣传，《蜗居》却悄悄地到来，“突袭”上海，“侵入”北京，掀起广泛的社会话题。挣扎在社会底层，为了买房几乎将自己人生颠覆的姐姐海萍，爱姐姐如生命，曾经单纯却在最后丧失自我的妹妹海藻，拥有家庭却为海藻抛弃一切的成功男人宋思明，单纯地爱着海藻的快乐男孩小贝，每个人身上都有着这样的特质：赤裸裸的欲望，无奈的现实，残酷的结局。
因房子而改变的人生
郭海萍和苏淳是一对名牌大学毕业的情侣，他们作为一个小城市的佼佼者来到大都市。四年的本科毕业之后，并没有选择回到自己的小城市过上安闲富足的生活，而是选择了他们上大学的城市江洲《实际是上海》，用他们的话说，这里有国际大厦，这里有海洋公园，这里有博物馆以及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基础设施。他们说，他们只能在这儿生活，这儿就适合他们生活，他们要为自己选择一个发展的环境，要为后代提供一个起飞的平坦的机场。这个志向，也是大多数来自小地方，心气很高的人的选择。
夫妻俩的生活因为房子而展开，他们开始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几家合用自来水，大学生和市民老大妈不断有磕磕碰碰，让他们烦恼不已。自从孩子出生以后，更让他们手忙脚乱，实在没有办法，孩子被带到郭家，由郭母来带。他们等待攒够了首付之后把孩子接过来，但是房价像风筝一样越飘越高。他们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因为房价的增高而加大。孩子在郭家生活两年之后也与她的亲生父母产生了距离，这更强化了郭海萍攒钱买房的决心，而她的收入和房价之间的距离几乎让他们崩溃。
于是，海萍和苏淳为了攒钱付房款，天天吃面条，惹得苏淳大声抱怨：“我要改善生活，我不吃挂面，我要吃方便面!”因为一套房子，外表光鲜的都市白领撕破了仅有的尊严和优越感，逼得人们像狗一样乱咬乱叫，恨不得在垃圾堆里刨食吃，房子套牢了一代人的生活理想，透支了一代人的生活质量。
海萍与苏淳夫妇的购房经历很精彩，可谓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最佳缩影。精彩的对话，时而充满了幽默讽刺，时而令人哀叹“贫贱夫妻百日哀”，时而为社会不公平的怪相而愤怒。
终于如愿买到了房子，迎接他们的却不是幸福生活的开始，而是对金钱的更大需求和对现状的更深不满。于是，海萍的优雅不见了，宽容消失了，每天忙着教外国人说中国话赚点外快，却因为无法为公司加班而被开除；老实的苏淳在妻子的施压下开始接私活儿画图纸，却因为缺乏知识产权意识差点被关进深牢大狱。这就是海萍夫妇的房奴生活，但他们从没有后悔过，因为房子对他们来说更重要，为了房子，他们可以负重前行，义无返顾!郭海萍幼稚地以为成功就在眼前，以为凭自己低头踏实的工作，就能做着中产阶级的春秋大梦，以为自己如变形金刚般强大，殊不知自己也只是万千小草中的一棵。多年努力未果后，也只能在陋室之中，每天靠唠叨发泄各种愤怒，愤怒于房小钱薄，愤怒于柴米油盐，愤怒于街坊邻里，愤怒于老公无能。虽然这个飘浮在大都市汪洋大海之中的浮萍，最终还是稳定了心神，有了一个安居之所，开始了幸福的小资生活，但她为安居之所的奋斗之中所负出的代价却是惨痛的。
要房子还是要生活
作为一个学化工专业又转行做普通文员的中年女人，海萍大学毕业后没有甘心回到自己生长的小城，而是留在大都市打拼，她的心里自然是有一份希冀和梦想的。而当现实摆在眼前，梦想就变成了心里的折磨，这一切都只因为偌大一个上海市，没有任何一寸地方是真正属于她的。在一个租住的小屋子里结婚生子，一住就是5年，这换来的不是海萍对这间屋子的深厚情感，而是她越来越无法忍受的厌倦和压抑。买房子，成为了郭海萍最强烈最明确的生活目标。支撑着郭海萍走下去的是她坚定的信念和过人的毅力，善良的她其实要求的并不多，只是很难达到。但她懂得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即使困难重重也不放弃。而事实证明，只要实实在在去做了，就会有实实在在的收获。当海萍一家在自己的房子里其乐融融的时候，她比谁都心安理得，因为她知道，来之不易的幸福是靠她一点一滴的付出换来的。
美国《时代》周刊曾发表了一篇名为《房地产为何成了最令中国头疼的事》的文章，其实房地产对中国老百姓的影响绝非是“头疼”二字就能概括的，美国人怎么也不会理解为什么中国房价如此之高却依然无法阻止不断爆发的硬性需求，为什么一个家庭宁可紧衣缩食，不下饭馆，不去旅游也非要支持一个小家庭结婚买房子。他们不知道，在汉字里，“家”字是宝盖头，因此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有房才有家，房子对于大部分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代表的是一份安全感，是租房无法带来的安全感。
血淋淋的房奴账本
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都有一种房子情结，总觉得租来住的房子不是家，房子成了很多人每天挂在口头的大事，就像《蜗居》里海萍说的一样：“走到哪，哪都在讨论房子。”房子一时间成了公众话题，就像一只每天在耳边嗡嗡的苍蝇，叫得人心里痒痒的，勾引起了人们心中赤裸裸的房子欲望，把越来越多的人逼上了房奴的道路。
上海、北京等地的高房价让外地有志青年们望而却步，这不争的事实剌痛着都市白领的心，别以为喝着速溶咖啡，拎着笔记本电脑，穿梭在各大写字楼的白领们有着无比的优越感，“房子”二字会泼冷水般让很多人一激灵。在剧中，有一段台词揭示了血淋淋的房奴账本：“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也正是房奴们每天睁了眼就要想，闭了眼还要琢磨的账本。因为一套房子，很多人一连透支了几十年的消费能力，甚至有的家庭一下子透支了三代人的生活品质。有钱的人买房子那是做主人，没钱的人买房子是在做奴才，你得每天做牛做马伺候房子这个小主子!
郭海萍的经历其实就是当代大学生们的生存翻版：来自于一个小城市，家境不上不下，在当地绝对衣食无忧，考大学时自以为鲤鱼跃了龙门，来到上海念书，毕业后就留了下来，结果工作跟大学专业不对口不说，而且经常无故加班，受老板的气，眼瞅着飙升的房价，只得蜗居于陋室之中，哀叹老公不会发财。
郭海萍很奋进，不过这奋进与其说是志向远大，还不如说是骑虎难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地区差异也在日益凸现。以郭海萍的学历和见识，再回到家乡等于空学了一身本领，而且脸面上也挂不住。这不仅仅是个人脸面，也微妙地关系到家族荣誉，对郭海萍的家人来说，有个女儿在大城市上海工作，这在外人听起来总是很不错。于是，外部现实再加上个人境况，才造成了郭海萍这么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现状。都说现在的中国城市老百姓分两种：一种是想做房奴的，另一种是想做房奴而不得的。郭海萍就是“成功”地从后者变成了前者，如果待在家里不出来，她就是“蜗居”在家里；可既然来到了上海，无非是换了一个地方“蜗居”，两者对照，个中甘苦，也只有自己能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