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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拥有学者与政府官员双重角色，他说，平生最得意的事是自己的教育理想得以在苏州实践，能够坦荡地结合工作实际进行学术研究，常常享受到双重丰收的喜悦。这是他自己人生的圆满，对中国教育而言，亦具有深层含义。他是研究中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领跑者，亦是变革中国教育的实践者。有人称，在众多的中国市长中，朱永新是主管教育、学习教育、研究教育第一人。
为理想打工的副市长
在苏州，很多市民都熟悉副市长朱永新的口头禅：“我周一至周五为苏州市打工，周末为理想打工。”
分管教育的朱永新在《新教育之梦》中论其理想是“实现全人教育”。他的“全人教育”就是六大行动：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双语口才训练，建设数码社区，构筑特色课堂（现在已发展至七大行动）。朱永新把这些动作称之“新教育实验”，理由是“为中国教育补缺”。
朱永新在《中国教育缺什么》中说：缺教育公平、缺服务意识、缺个性特色、缺人文关怀、缺理想追求、缺教育理念……中国教育的核心病症是：急功近利。其结果，不是教给孩子一生有用的东西，而是一时有用，是为了某年某月某一天。初中3年是为了中考，高中3年是为了高考。因此，长跑12年，身心疲惫不堪的中国孩子往往错把高考当终点。其实，孩子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学生为分而学，教师为分而教。面对目前我们的教育现状，朱永新预测：6年功利教育将带给学生60年的混乱和迷茫。他曾告诫教师：“教孩子6年，我们要为他的60年打好底色。”凭借对教育的研究和探索，朱永新著述颇丰，然而，这仅仅只是他的个人理论，真正促成朱永新真正从批判者、理想者走向实践者，是缘于《管理大师德鲁克》一书，1999年，当朱永新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书中的一个故事终结了他“陶醉在文字变铅字的乐趣中”。
故事说的是，1950年的元旦，约瑟夫·熊彼特在弥留之际，曾对前去探望他的彼得。德鲁克和彼得·德鲁克的父亲阿道夫说了一番这样的话：“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朱永新由此了悟：等身成果中有多少改变了人们生活？多少改变了教育现状？
除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所带来的刺激之外，这个故事给朱永新更多的启发：我的这些理念、这些“理想”能变成现实吗？我能不能构建出属于教育的今天而不是明天的实践蓝图？
2000年夏季的一天，朱永新在太湖作了一场长达4小时的报告——《我心中的理想教师》，勾勒出他理想中的德、智、体、美、劳，以及学校教师、校长、学生、父母，后来他将这番勾勒清晰地细化于《新教育之梦》中。这个梦想来自30多年的不懈思考，也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铃木慎一教授针对中国教育之弊的警世名言：“中国教育应避免对文化本质省察的懈怠，忽视青少年内心的主张和要求。懈怠忽视愈久，以和平哲学为基础的教育形成愈迟。”朱永新与铃木的教育观殊途同归：“培养传承与发展人类文明的现代人。”
朱永新提醒教师们：“一个没有理想的教师，是把教师作为一种职业，一个有理想的教师，他会把教师作为一个事业。把教师作为职业，是有标准的，有规范的，我们有师德规范，规范只能是规定，不能有奇迹，只是规定你不能做什么，最多规定你应该做什么。职业是谋生的手段，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事业是没有止境的。一个教师教书教了一年，然后很可能重复了29年，他把每一年的讲稿重复地说，拿着教育的旧船票，不断地重复着昨天的故事的人，他走不到教育的彼岸。
教育必须着眼于未来
纵观中国教育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肯定教育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中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中理想主义的色彩还是较少，缺乏应有的对现实目标的批判和超越；中国教育片面追求与现实的适应和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引领时代、提升社会的功能。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过“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这一命题。“必要的乌托邦”意味着教育必须具有一种着眼于未来的精神。波兰教育哲学家苏科多斯基说的好：“着眼于未来的教育表达了一种信念；目前的现实不是惟一的现实，因而不能构成教育的惟一要求。着眼未来的教育精神超越了目前的范围，以共创明天的现实为目标。”
“必要的乌托邦”还意味着在人们越来越受现实功利羁绊，越来越被实利主义限制了生命意义的拓展之时，体现着对人类生活最高境界的诉求，保留了对于超越实利的、非功利的价值的追求，寄希望于教育，以便使人对人在现实中的病态和畸型保持警觉，对人的纯功利冲动起到平衡和矫正作用。
正是从这样的思考出发，朱永新在《我的教育理想》一书中发表了《我心中的理想学校》、《我心中的理想教师》、《我心中的理想校长》、《我心中的理想学生》、《我心中的理想父母》等系列文章，算是用远大的教育理想去拥抱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紧接着，在《新教育之梦》中，除了保留并充实前面的5个“理想”而外，朱永新还新增了《理想的德育》、《理想的智育》、《理想的体育》、《理想的美育》、《理想的劳动技术教育》等章节。
朱永新有这样一个信念：一个没有理想的人不可能走得多远；一个没有理想的学校，也不可能走得多远；一个没有理想的教育，更加不可能走得多远。
令朱永新意想不到的是，《我的教育理想》和《新教育之梦》在基础教育界掀起了一股“理想旋风”，一些学校、教师自发地开展了“理想教育实验”。不少学校的教师开始摘抄《我的教育理想》中的内容，有的教师甚至能够大段地背诵，以至于这本书多次出现被盗版的现象。
为了更好地宣扬“教育理想”，为了能够携起手来一起圆“新教育之梦”，朱永新在江苏省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研制并启动了“新教育实验”，提出了实验的核心理念、基本观点、基本原则并规划设计了“六大行动”实验项目（2004年4月确定为“七大行动”）。接着，另有其他地区的近20所学校也主动地参加了首批实验，在基础教育界形成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为了进一步推动实验的发展，也为了使实验工作更加科学和规范，后来申请了《新教育理论的实践及推广研究》这样一个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到2003年12月，被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批准立项（课题编号DHA030138）。“新教育实验”自然就成为这一课题研究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方案。经过3年的发展，截至今日，全国已有21个省市的238所学校参加了实验，其中挂牌学校131所，并形成了苏州的吴江、海门、张家港、泰州的姜堰、河北省的石家庄桥西区等新教育实验基地。
几年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强势媒体都对“新教育实验”进行了报道、关注。一些媒体、教育专家对“新教育实验”均给予了高度评价：“生于毫末”的“新教育实验”虽然尚未成就“合抱之木”，却已成为当今中国教育改革的一支奇葩。用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的话说，它已与国家新课程改革、叶澜主持的新基础教育实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并且昭示出了独特魅力与昂然生机。
“新教育实验”与素质教育
作为政府官员，朱永新认为，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应试教育反而愈演愈烈的问题，不是在学校，不是在教师，关键是缺乏政府引导。
素质教育难以推动，各级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在管理、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政府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越位、错位、缺位问题。
教育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学科规律和事业发展规律。政府应当积极运用市场和法律手段管理学校，自觉适应政府控制模式向政府监督模式的转变，不应该一味追求分数，单纯以分数评判办学质量和效益；对科学的人才观、质量观仍然存在认识偏差，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用工制度、用人制度上，重学历、轻学力，重智育、轻德育，重学分、轻学能的倾向仍然十分明显；在资源配置、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存在“严重滞后”。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其关键是要有政府为主的投入和均衡发展。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造成许多教学设施的不配套、不完善，严重制约了素质教育的推行。而政府教育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化，更加大了学校的差别，加大了择校的压力，因此加剧了应试的倾向。
素质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不是以分为本的教育，素质教育是科学的发展，是人的和谐发展，而“新教育实验”追寻理想、超越自我，正在丰富和完善素质教育的观点，可以说“新教育实验”是素质教育的行动化、具体化、系列化、大众化。其实，无论是素质教育还是“新教育实验”，都面临一个巨大障碍和考验——高考，那么，“新教育实验”能否经受住高考的检验？
朱永新对此很乐观：“长期以来，应试使社会心理、教师心理都发生了扭曲，所以很多校长如履薄冰，迫于应试压力，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从事‘新教育实验’，不敢放开手脚。其实，‘新教育实验’把人的素质教育、文化教育、心理教育结合在一起，能够唤醒精神状态，所以‘新教育实验’对学生学习知识和提高技能更有帮助。这个方面已得到了实验的验证。事实上，在‘新教育实验’背景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怕考试的，而真正好的素质教育也必定会有好的应试成绩。我们的许多参与实验的学校，大部分都取得了非常好的考试成绩，昆山玉峰试验学校也一直是全昆山市第一名。”
应该说“新教育实验”的实验学校以小学为主，初中有一部分，高中比较少。原因还是在于高考制度的压力。但朱永新相信，会有更多的学校加入进来。目前，很多人对现在的教育现实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有这样那样的埋怨，但是一直缺乏一种行动的精神。朱永新说：“尽管我们戴着镣铐（我一直把应试比喻为最大的镣铐），但是我们戴着镣铐也要跳出最精彩的镣铐舞。不管做了多少，还是可以改变现实的，至少可以影响现实。我经常说，只要想影响一个孩子就能影响一个孩子，想影响一个家庭就能影响一个家庭，想影响一所学校就能影响一所学校，只要你想做。”他特别强调：如果每个从事教育理论的人、每个从事教育行动的人都能够这样去做，从自己的班上、从自己的学校、从自己学生的家庭做起，那么中国教育也许会有另外一番天地、另外一番景色。
为理想打工的副市长
在苏州，很多市民都熟悉副市长朱永新的口头禅：“我周一至周五为苏州市打工，周末为理想打工。”
分管教育的朱永新在《新教育之梦》中论其理想是“实现全人教育”。他的“全人教育”就是六大行动：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双语口才训练，建设数码社区，构筑特色课堂（现在已发展至七大行动）。朱永新把这些动作称之“新教育实验”，理由是“为中国教育补缺”。
朱永新在《中国教育缺什么》中说：缺教育公平、缺服务意识、缺个性特色、缺人文关怀、缺理想追求、缺教育理念……中国教育的核心病症是：急功近利。其结果，不是教给孩子一生有用的东西，而是一时有用，是为了某年某月某一天。初中3年是为了中考，高中3年是为了高考。因此，长跑12年，身心疲惫不堪的中国孩子往往错把高考当终点。其实，孩子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学生为分而学，教师为分而教。面对目前我们的教育现状，朱永新预测：6年功利教育将带给学生60年的混乱和迷茫。他曾告诫教师：“教孩子6年，我们要为他的60年打好底色。”凭借对教育的研究和探索，朱永新著述颇丰，然而，这仅仅只是他的个人理论，真正促成朱永新真正从批判者、理想者走向实践者，是缘于《管理大师德鲁克》一书，1999年，当朱永新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书中的一个故事终结了他“陶醉在文字变铅字的乐趣中”。
故事说的是，1950年的元旦，约瑟夫·熊彼特在弥留之际，曾对前去探望他的彼得。德鲁克和彼得·德鲁克的父亲阿道夫说了一番这样的话：“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朱永新由此了悟：等身成果中有多少改变了人们生活？多少改变了教育现状？
除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所带来的刺激之外，这个故事给朱永新更多的启发：我的这些理念、这些“理想”能变成现实吗？我能不能构建出属于教育的今天而不是明天的实践蓝图？
2000年夏季的一天，朱永新在太湖作了一场长达4小时的报告——《我心中的理想教师》，勾勒出他理想中的德、智、体、美、劳，以及学校教师、校长、学生、父母，后来他将这番勾勒清晰地细化于《新教育之梦》中。这个梦想来自30多年的不懈思考，也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铃木慎一教授针对中国教育之弊的警世名言：“中国教育应避免对文化本质省察的懈怠，忽视青少年内心的主张和要求。懈怠忽视愈久，以和平哲学为基础的教育形成愈迟。”朱永新与铃木的教育观殊途同归：“培养传承与发展人类文明的现代人。”
朱永新提醒教师们：“一个没有理想的教师，是把教师作为一种职业，一个有理想的教师，他会把教师作为一个事业。把教师作为职业，是有标准的，有规范的，我们有师德规范，规范只能是规定，不能有奇迹，只是规定你不能做什么，最多规定你应该做什么。职业是谋生的手段，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事业是没有止境的。一个教师教书教了一年，然后很可能重复了29年，他把每一年的讲稿重复地说，拿着教育的旧船票，不断地重复着昨天的故事的人，他走不到教育的彼岸。
教育必须着眼于未来
纵观中国教育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肯定教育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中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中理想主义的色彩还是较少，缺乏应有的对现实目标的批判和超越；中国教育片面追求与现实的适应和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引领时代、提升社会的功能。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过“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这一命题。“必要的乌托邦”意味着教育必须具有一种着眼于未来的精神。波兰教育哲学家苏科多斯基说的好：“着眼于未来的教育表达了一种信念；目前的现实不是惟一的现实，因而不能构成教育的惟一要求。着眼未来的教育精神超越了目前的范围，以共创明天的现实为目标。”
“必要的乌托邦”还意味着在人们越来越受现实功利羁绊，越来越被实利主义限制了生命意义的拓展之时，体现着对人类生活最高境界的诉求，保留了对于超越实利的、非功利的价值的追求，寄希望于教育，以便使人对人在现实中的病态和畸型保持警觉，对人的纯功利冲动起到平衡和矫正作用。
正是从这样的思考出发，朱永新在《我的教育理想》一书中发表了《我心中的理想学校》、《我心中的理想教师》、《我心中的理想校长》、《我心中的理想学生》、《我心中的理想父母》等系列文章，算是用远大的教育理想去拥抱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紧接着，在《新教育之梦》中，除了保留并充实前面的5个“理想”而外，朱永新还新增了《理想的德育》、《理想的智育》、《理想的体育》、《理想的美育》、《理想的劳动技术教育》等章节。
朱永新有这样一个信念：一个没有理想的人不可能走得多远；一个没有理想的学校，也不可能走得多远；一个没有理想的教育，更加不可能走得多远。
令朱永新意想不到的是，《我的教育理想》和《新教育之梦》在基础教育界掀起了一股“理想旋风”，一些学校、教师自发地开展了“理想教育实验”。不少学校的教师开始摘抄《我的教育理想》中的内容，有的教师甚至能够大段地背诵，以至于这本书多次出现被盗版的现象。
为了更好地宣扬“教育理想”，为了能够携起手来一起圆“新教育之梦”，朱永新在江苏省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研制并启动了“新教育实验”，提出了实验的核心理念、基本观点、基本原则并规划设计了“六大行动”实验项目（2004年4月确定为“七大行动”）。接着，另有其他地区的近20所学校也主动地参加了首批实验，在基础教育界形成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为了进一步推动实验的发展，也为了使实验工作更加科学和规范，后来申请了《新教育理论的实践及推广研究》这样一个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到2003年12月，被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批准立项（课题编号DHA030138）。“新教育实验”自然就成为这一课题研究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方案。经过3年的发展，截至今日，全国已有21个省市的238所学校参加了实验，其中挂牌学校131所，并形成了苏州的吴江、海门、张家港、泰州的姜堰、河北省的石家庄桥西区等新教育实验基地。
几年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强势媒体都对“新教育实验”进行了报道、关注。一些媒体、教育专家对“新教育实验”均给予了高度评价：“生于毫末”的“新教育实验”虽然尚未成就“合抱之木”，却已成为当今中国教育改革的一支奇葩。用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的话说，它已与国家新课程改革、叶澜主持的新基础教育实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并且昭示出了独特魅力与昂然生机。
“新教育实验”与素质教育
作为政府官员，朱永新认为，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应试教育反而愈演愈烈的问题，不是在学校，不是在教师，关键是缺乏政府引导。
素质教育难以推动，各级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在管理、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政府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越位、错位、缺位问题。
教育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学科规律和事业发展规律。政府应当积极运用市场和法律手段管理学校，自觉适应政府控制模式向政府监督模式的转变，不应该一味追求分数，单纯以分数评判办学质量和效益；对科学的人才观、质量观仍然存在认识偏差，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用工制度、用人制度上，重学历、轻学力，重智育、轻德育，重学分、轻学能的倾向仍然十分明显；在资源配置、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存在“严重滞后”。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其关键是要有政府为主的投入和均衡发展。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造成许多教学设施的不配套、不完善，严重制约了素质教育的推行。而政府教育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化，更加大了学校的差别，加大了择校的压力，因此加剧了应试的倾向。
素质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不是以分为本的教育，素质教育是科学的发展，是人的和谐发展，而“新教育实验”追寻理想、超越自我，正在丰富和完善素质教育的观点，可以说“新教育实验”是素质教育的行动化、具体化、系列化、大众化。其实，无论是素质教育还是“新教育实验”，都面临一个巨大障碍和考验——高考，那么，“新教育实验”能否经受住高考的检验？
朱永新对此很乐观：“长期以来，应试使社会心理、教师心理都发生了扭曲，所以很多校长如履薄冰，迫于应试压力，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从事‘新教育实验’，不敢放开手脚。其实，‘新教育实验’把人的素质教育、文化教育、心理教育结合在一起，能够唤醒精神状态，所以‘新教育实验’对学生学习知识和提高技能更有帮助。这个方面已得到了实验的验证。事实上，在‘新教育实验’背景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怕考试的，而真正好的素质教育也必定会有好的应试成绩。我们的许多参与实验的学校，大部分都取得了非常好的考试成绩，昆山玉峰试验学校也一直是全昆山市第一名。”
应该说“新教育实验”的实验学校以小学为主，初中有一部分，高中比较少。原因还是在于高考制度的压力。但朱永新相信，会有更多的学校加入进来。目前，很多人对现在的教育现实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有这样那样的埋怨，但是一直缺乏一种行动的精神。朱永新说：“尽管我们戴着镣铐（我一直把应试比喻为最大的镣铐），但是我们戴着镣铐也要跳出最精彩的镣铐舞。不管做了多少，还是可以改变现实的，至少可以影响现实。我经常说，只要想影响一个孩子就能影响一个孩子，想影响一个家庭就能影响一个家庭，想影响一所学校就能影响一所学校，只要你想做。”他特别强调：如果每个从事教育理论的人、每个从事教育行动的人都能够这样去做，从自己的班上、从自己的学校、从自己学生的家庭做起，那么中国教育也许会有另外一番天地、另外一番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