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的院子里，有一尊名為“青春”的雕像，雕像里的短发少女背着挎包，右手拿着草帽，昂首向前。这尊雕像创作于1964年，作者是从西北美术学院分配到敦煌研究院（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孙纪元，雕像的蓝本是刚来敦煌的樊锦诗。
　　“80后”裴强强现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2005年，24岁的他从兰州理工大学毕业后来到敦煌。他经历过风餐露宿的野外项目，也见证了国内首个多场耦合实验室的诞生。今年他所招收的毕业生中，年龄最小的22岁。
　　樊锦诗1963年到莫高窟，半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被誉为“敦煌的女儿”。孙纪元比樊锦诗来到莫高窟的时间早了10年，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三位学习美术的学生，他们四人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分配给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一批大学生。
　　莫高窟是沉淀了1650多年时光的巨大宝藏，但对于人生轨迹与莫高窟相交的年轻人，初心也许并不是要成就一个“伟大的壮举”，而只是一次人生抉择。只不过，当闪光的青春融于宝藏的大漠，这样的抉择背后，总会有如许动人故事。

抉择：入敦煌记

　　按照既定的计划，从兰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裴强强的去处应该是建筑设计研究院或建筑公司相关单位，前者符合当时的就业趋势，待遇好，后者符合他的职业理想。可是阴差阳错，裴强强来到了坐火车回老家需要20多个小时车程的小城敦煌。
　　身为一名纯粹的“理工男”，裴强强来之前对莫高窟并没有向往之情，他的同学们应该也是如此——当年全班三十来人在兰州参加应聘，当听说工作地点在敦煌，“一半的人已经跑掉了”。
　　裴强强是甘肃天水人，从老家到敦煌，相当于从甘肃的最东边到最西边，即使没出省，地缘关系上仍觉得是挑战。当时的招聘面试官中有中国著名文物保护专家、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长李最雄，在他犹豫不决时，李最雄建议：“我讲得再多，可能你还是不了解，你可以自己到敦煌去看看。”于是那年4月，裴强强和同级校友张正模一起从兰州出发，前往敦煌。这一去，就此决定了两位“理工男”的人生走向——张正模后来也留在敦煌研究院，一直工作至今。
　　相比较而言，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办公室副主任、一级讲解员边磊和敦煌的缘分，虽然也兜兜转转，但更顺理成章。
　　边磊是敦煌人，高考失利加之父亲离世的家庭变故，使得这个西北小伙子比同龄人更成熟懂事。他曾去西安一所职业院校读书，后回到敦煌一边准备复读，一边留意工作信息，当看到敦煌研究院招收讲解员，便抱着“找份工作”的心态报名，没想到顺利通过了面试和笔试。最开始边磊和院里签的是季节性合同（每年4月开始，12月结束），2008年，他成为合同制讲解员。
　　从最开始“只是想找份工作”，到后来“想变成合同制讲解员”，再到如今“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归属感很强”，边磊在敦煌研究院度过了14年。这14年里，绝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日复一日地带游客参观洞窟，为不同地方、不同年龄的游客讲解莫高窟的塑像和壁画，最多的时候，一年要带将近500趟参观。
　　2020年12月，边磊从讲解员的岗位上调任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办公室副主任，在处理行政事务的同时，他仍愿意去带参观。他信奉“一万小时定律”，认为“人最好的生活状态，绝对不是最优越的生活状态，是最熟悉的生活状态”。
　　如今裴强强所在的保护研究所，也有90后的身影，这些年轻人会将电脑键盘换成口红的颜色，也会终日对着一堆泥土试块孜孜不倦做实验。和裴强强当年一样，他们来到这里的第一课是做讲解员，“背窟”是来敦煌的年轻人第一年必经的修炼。
　　“带参观”“背窟”对于敦煌的年轻人来说，是带有磨炼性质的必修课，也是带有沉浸享受性质的珍贵记忆。在敦煌研究院有一个规定，不论是什么岗位的人，进来之后，必须经历一年的讲解员岗位的历练。背窟、考核、带参观，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还来不及适应敦煌的气候，就要进入如此程序化的工作节奏。
　　裴强强在正式进入保护研究所工作之前，也做了将近一年的讲解员，随后，他跟随李最雄一起去了新疆，参与到当时最大的土遗址保护项目中，开始保护专业的第一课“玩泥巴”。交河故城遗址夏天的时候最高温度接近50摄氏度，裴强强在老师的带领下，不断进行野外实验，研究古城墙的保护措施。在交河几年中，他在现场实验室制备土样试块上万块。慢慢地，他感觉到自己开始忘记了“外面的世界”，而更加专注于手头正在做的事。“来敦煌有一个‘5年期限’，如果能坚持5年，基本上就一辈子都留在这儿了。”这正是他的写照。
　　年少的时候，边磊也想要去外面看世界，但没想到老家敦煌的莫高窟，终结了边磊走出去的愿望，他的青春和这片土地紧紧相连。裴强强的网名叫“大漠人家”，入敦煌已16年，从起初一个个小试样到多场耦合实验室布满传感器的足尺模拟试验样墙，从单身小伙到一家四口，他已经在这里找到了事业的根基和生活的归宿。

爱情：大漠里开出的花

　　在莫高窟第85窟南壁东侧，有一幅《树下弹筝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波罗奈国太子善友丢失摩尼宝珠，并流落到利师跋国弹筝卖艺，后来又成了国王果园的守护人。国王有一公主，在果树下看到善友弹筝而心生爱意，并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善友。
　　敦煌的年轻人中间，艰苦岁月里碰撞出爱情火花，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而相互吸引，夫妻恩爱、琴瑟和鸣的故事并不少见。
　　2006年8月，裴强强接到了其他应聘单位的录取电话，面对这个离自己理想最近的好机会，他拒绝了。当时的他，已经在敦煌生活了一段时间。这里的白昼相对漫长，白天带参观结束后，年轻人会聚在一起聊天、喝啤酒，在尘土飞扬的篮球场上打球。生活条件的艰苦，分散于生命力最旺盛的那段时间里，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在同时来莫高窟的14个年轻人当中，有一位名叫杨赫赫的瘦弱姑娘，她毕业于兰州理工大学英语系，现在是一位外语讲解员。当她带游客参观时受了委屈，会跟年长一岁的校友裴强强倾诉。一来二去，两颗年轻的心贴得越来越近，最终成为恋人。
　　夏天的时候，莫高窟天气炎热，在带了三四趟参观之后，杨赫赫下班后已经感到体力不支、情绪低落，有时甚至饭也吃不下，如果遇到游客刁难，她甚至会被气哭。耿直的西北汉子裴强强这样安慰女朋友：“说明你讲得不好，你得再努力啊！”也许是受到另一半的鼓励和影响，也许是天性要强，在莫高窟工作期间，杨赫赫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还考上了天津大学建筑系的博士生。
　　裴强强和杨赫赫来莫高窟的第3年，他们结婚了，两年后儿子出生，再过了5年女儿出生。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正好是他们来到莫高窟的第5年，也就是他所说的“5年期限”，他们已经决定留在敦煌，到了第二个孩子出生，已经完全融入敦煌。为了纪念这一段和敦煌的缘分，两个孩子的名字也都别有深意：老大裴启默（同音“漠”，意为开启大漠生活），老二裴容默（意为融入大漠生活）。
　　边磊做讲解员慢慢做得颇有起色，有人还送给他一个外号“诗人讲解员”，慢慢地，他开始参与和主导一些敦煌研究院内外部的培训工作。某一年，敦煌市文物局组织职工来敦煌研究院培训，在这个培训班上，边磊认识了现在的爱人。他认为敦煌这个地方很神奇，似乎能够创造一些特别的缘分，“敦煌研究院有100多对夫妻，大家上班是同事，下班是夫妻，关起门来是一家”。

　　“来敦煌有一个‘5年期限’，如果能坚持5年，基本上就一辈子都留在这儿了。”

　　边磊所在的文化弘扬部，有300多位职工，平均年龄35岁。今天的莫高窟，比起老一辈莫高窟人奋斗的环境，已不可同日而语：水、电、网都有了，住进了楼房，在莫高窟和敦煌市区之间，是笔直宽阔的柏油路。但是，在游客散尽之后，这里的安静、寂寥一直未曾改变，这种有别于大都市繁华喧闹的寂静，对年轻人来说，既是精神的滋养，又不可避免让人感到枯燥寂寞。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在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里透露：“刚到敦煌工作的日子里，只要回忆过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首都的景象，我就会感到一阵失落，这种失落一直会把我拽向忧郁的深渊。”
　　樊锦诗从北大毕业后来到莫高窟工作，和学生时期的恋人彭金章婚后两地分居19年，最后彭金章放弃武汉大学的事业追随至敦煌。今天的年轻人，比起樊锦诗这一代人，有更多的幸运。他们之间所碰撞出的爱情，是艰苦岁月里的情感慰藉，犹如大漠里开出的花，格外生机盎然。

守望：愿以我青春，许你逆生长

　　2017年，一颗守望敦煌的种子被种下，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在众人的呵护下发芽、成长。
　　这个叫做“敦煌文化守望者”的项目，是敦煌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上海交通大学文化发展基金联合发起的一个全球志愿者派遣计划，通过招募并组织志愿者，在敦煌进行为期40余天的培训、讲解，并在行程结束后，落地对莫高窟的传播计划。今年7月，“敦煌文化守望者”第三期顺利结营。
　　19岁的王实来自北京，目前正在耶鲁大学就读。2019年至今，他已经连续3年暑假来到敦煌，今年则是以“敦煌文化守望者”的身份。他认为莫高窟最大的价值是“它代表了一种很博大的精神”，这也是他最想传达给其他人的感悟。
　　邊磊曾经是“敦煌文化守望者”前两期的学员导师，参与了课程设置、培训、考核等主要工作。回忆起他所接触参与该项目的年轻人，边磊最深的印象是“他们富有激情”。在激情面前，被称为“魔鬼导师”的边磊，需要不断对学员们强调纪律和规则。因为在他看来，这份工作跟普通的工作非常不一样：既是文化遗产讲解员，又是文物保管员。手握莫高窟洞窟的钥匙，每个年轻人都责任重大。
　　詹啸是“敦煌文化守望者”第二期学员，同时也是第三期的副领队，在第三期结营的当日，詹啸被安排带最后一次参观，当看到其他团有人在藏经洞举起手机拍照时，这位看上去温和的年轻人忽然严厉起来：“不许拍照啊，把手机收起来。”
　　在“敦煌文化守望者”第二期报名截止后，主办方发现申请人当中高校学生占19.61%。“敦煌的魅力在当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高校师生愿意投身志愿活动的意向越来越大……敦煌像是一道包容慈爱的桥梁，将年轻的申请人连接在了一起。”
　　这些年轻申请人，对敦煌向往的理由不尽相同，“我临摹了很多敦煌的壁画”“我的家乡是敦煌”“我小时候去过敦煌，现在想为保护敦煌奉献自己的力量”……因为名额所限，每一年都有大量的申请人无法来到莫高窟，参与守护莫高窟的工作。可即使他们人未至，真心分明已付与这里。
　　和从未来过莫高窟的申请人、短暂守护过莫高窟的守望者不一样，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所拥有的是另外一种人生。就像樊锦诗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的作者顾春芳所说，“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付给敦煌的流沙和千佛洞方圆百里上匆匆消逝的光影，在一种貌似荒寒的人生景致中等待一个又一个莫高窟的春天”。
　　“在则相守，离则相望”，年轻人以各自的方式守护和传播莫高窟。
　　曾经沧桑，而今又成壮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守望中，莫高窟仿佛经历了逆生长。
　　（本刊记者杨掬、郭玲、鄂璠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