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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2016第69届戛纳电影节提名入围名单公布。4个小时后，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蒂埃里·弗瑞默（Thierry Fremaux）回到距艾菲尔铁塔不远的办公室，看起来相当轻松。在未来的一个月，他以及他的戛纳团队所做的每一步决定，都将被放在放大镜下仔细审视。
在开始采访前，他先在Twitter上感谢了挑选本届入围影片的团队，正是他们从创纪录的1869影片中，挑出了49部入围作品。据说，在公布入围名单前一晚，有关最终决定的讨论持续到很晚，其中就包括通知原定闭幕影片制作人一个最新决定：今年不设闭幕影片，谁得了金棕榈谁作闭幕片。
弗瑞默很看重自己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的身份，作为全球最卓越的电影节之一，他的作用应该是为世界最好的电影作品助力，因此，拒绝任何一部电影入围，对他来说都不容易。在采访中，弗瑞默谈到了如何决定入围影片，也对外界的质疑和评论作出了回应。
记者：你在新闻发布会上好像情绪很高？
蒂埃里·弗瑞默：是的，虽然我们前一晚忙到凌晨2点钟。总会有令人犹豫不决的作品出现，总会出现我希望入围、又无法入围的影片。越到后期最痛苦，因为拒绝的就是会比肯定多，但能够将这些辛苦后的结果展示出来，我很高兴。
记者：公布的名单是完整名单吗？
蒂埃里·弗瑞默：最多还有两、三部尚在考虑吧，现在算是基本完整了。去年的入围影片公布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公布了三分之一，剩下的第二次公布。我们过后还会在“一种关注”（Un Certain Regard）里增加一部影片，主竞赛单元里可能还会增加一到两部。
另注：4月22日，主办方又公布了新一轮入围影片片单。曾执导《一次别离》的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携新作《推销员》（The Salesman）再战戛纳主竞赛。大卫·马肯兹（David Mackenzie）导演的西部片《赴汤蹈火》（Hell or High Water）将亮相“一种关注”单元。法国导演让-弗朗西斯·瑞切特（Jean-Francois Richet）执导的动作大片《血的父亲》（Blood Father）将在“午夜展映”（Midnight Screening）单元首映。此外，另有三部影片加入“特别展映”单元。
记者：今年有些不太出名的电影人入围，前几年好像只有知名导演的作品。
蒂埃里·弗瑞默：有关“老面孔”的话题人们总是说得很多，今年也确实有“老面孔”，可我们也有亚兰·吉侯迪（Alain Guiraudie）、玛伦·阿德（Maren Ade）和克雷伯·门多萨·费侯（Kleber Mendonca Filho），这些新人怎么都没人注意？还有“一种关注”单元中的诸多作品。人们总关注那些知名导演，因为他们关注度高，但我们确实应该更多谈谈那些还不知名的导演，因为他们可能成为未来的名导。
记者：审美上或叙事方式上新颖的、具有实验性的作品入围是不是很重要？
蒂埃里·弗瑞默：入围的50部作品如何选择是项系统的工作，这里要包括：年轻的、知名的、男性、女性、西方的、亚洲的、拉美的，比较激进的和相对传统的。我们要挑选的名单，必须包括以上所有元素，才能让大家各取所需。我认为戛纳电影节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继续为新晋电影人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展示自己特有的风格，展示他们“玩”电影的实验性作品。与此同时，传统也同样重要。出自布鲁诺·杜蒙（Bruno Dumont）、杰夫·尼克尔斯（Jeff Nichols）、朴赞郁（Park Chan-wook）和尼科尔·加西亚（Nicole Garcia）这些人的电影，虽然讲述的是发生在特定年代的故事，但其讲述的方式却具有现代感。这种对比令人兴奋。
记者：你提到“激进的”作品有哪些？今年的电影中，你认为最“激进的”电影是哪部？
蒂埃里·弗瑞默：戛纳通常是不会让大家无聊的。当然，我有时也喜欢比较“闷”的电影，今年入围的也有几部，那是给大人看的。就算是斯皮尔伯格的《吹梦巨人》，虽然说是部合家欢电影，但风格也很前卫。斯皮尔伯格是大导演，他拍这部电影的感觉，就像一位著名作家给孩子写童话故事一样。但他的个人风格不会变。
记者：今年你挑选入围影片时应该看了不少美国片，总体感觉是什么？
蒂埃里·弗瑞默：去年戛纳有《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头脑特攻队》《卡萝尔》和后来在2月份拿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索尔之子》。这些影片说明，即使5月份就在大家面前亮相，也可以在来年2月份收获其他奖项。只要电影本身足够好，结局就会很美好。今年我们有西恩·潘（Sean Penn）、杰夫·尼克尔斯、伍迪·艾伦（Woody Allen）和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几位美国导演作品参加电影节，这些电影中都将展示导演的个人风格，非常适合戛纳。此外，我们在非竞赛单元还有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的《金钱怪兽》（Money Monster），也很令人期待。
记者：我们听说电影《斯诺登》（Snowden）的发行方不想这么早将电影曝光。
蒂埃里·弗瑞默：这类讨论也是由来已久了，首先是战略上的，其次是经济上的。如果志在冲击奥斯卡的片子，在戛纳电影节亮相会不会太早？也许吧。但《疯狂的麦克斯》《卡萝尔》和《头脑特攻队》都是反证。《索尔之子》和《卡萝尔》如果不参加戛纳，也许还收获不了那么多关注和口碑。《疯狂的麦克斯》在参加戛纳以前已经收获了不少票房，但是戛纳为其赢得了业内外的口碑，导演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今年更是成为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确实，颁奖季是从每年12月份开始的，5月份就开始花钱参加电影节需要财政方面的考虑，这很现实。
记者：现在有不少电影节都增加了电视板块，戛纳会不会增加？
蒂埃里·弗瑞默：我们也放映过电视电影，比如奥利维耶·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的《卡洛斯》（Carlos）。但我们的主题永远会是电影。当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和奥利维耶·阿萨亚斯这样的电影人开始涉足电视，我们当然也感兴趣，但除此之外，我们并不会特意开设针对电视的单元。 记者：你怎么看这几年新出现的新媒体“玩家”？比如美国亚马逊？
蒂埃里·弗瑞默：主竞赛单元里有5部片子是亚马逊买下的，这是好事。如果亚马逊能成为支持独立电影的新“金主”，又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影院发行依然重要。亚马逊也负责发行电影，Netflix也在做这件事，比如《无境之兽》（Beasts of No Nation）。（注：亚马逊目前买下的电影都会在影院放映，Netflix则在影院网络同时开播。）Netflix在影院发行时需要撤掉角标，否则人们会觉得“这是Netflix的电影，那我在家就能看了”。美国现在还是有不少出色的发行商，比如索尼经典（Sony Pictures Classics）的克克尔·巴克（Michael Barker）、查尔斯·科恩（Charles Cohen）和IFC，在美国发行的独立电影都是他们在做。
记者：你认为如今哪个国家的本土影片的发展最令人期待？
蒂埃里·弗瑞默：韩国、墨西哥、罗马尼亚、以色列、黎巴嫩和阿根廷，还有巴西，比如克雷伯·门多萨·费侯的《水瓶座》（Aquarius）今年就入围了主竞赛。
记者：有关主竞赛单元缺乏多样性的话题现在已经聊起来了，推特已经有了话题榜认为“戛纳太白”。
蒂埃里·弗瑞默：他们怎么能知道呢？电影都还没看过。
记者：有多少人帮你挑这些电影？你们的组织方式是什么？
蒂埃里·弗瑞默：我有自己要做的工作，这其中也会看到烂片，而且不少。参赛的1800部电影，并不是部部出色。我们的选片委员会有三组：一组负责外国片，一组只看法国片，剩下还有的交给第三组（注：第三组负责从众多作品中选出陌生但有潜力的电影人）。
记者：委员会的人员会更新吗？
蒂埃里·弗瑞默：是，会更新。我们近年来增加了不少女性成员。接替前任艺术总监吉尔斯·雅各布（Gilles Jacob）后，我也一直尝试向他一样引导电影节向前发展。
记者：去年你特意选取了一些入围电影，比如《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的纪录片，为了反映时事。在那以后，欧洲发生了更多的恐袭事件。那么今年的入围电影中，有反映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吗？
蒂埃里·弗瑞默：杰夫·尼克尔斯的电影《爱恋》讲的就是在美国的黑人，现在这个主题依然鲜明。我们讲述的故事或许是发生在过去，但反映的问题存在于如今的很多国家。尼科尔·加西亚的电影，讲述的是上世纪50年代，法国女子和西班牙男子之间的爱情故事。法国是个移民国家，意大利移民、西班牙移民、波兰移民......所以，这也是个永恒的主题。而其他一些电影则更加直接。比如穆罕默德·迪亚夫（Mohamed Diab）的《碰撞》（Clash），他用了1个半小时讲述他对文化冲突的看法。肯·洛奇（Ken Loach）一向关注社会性题材，他最新的这部《我是布莱克》（I， Daniel Blake）让人心碎，绝对是催泪片。即使如此，是否关注社会问题，也不会成为我们选择影片的标准。
记者：今年是罗马尼亚电影丰收的一年，除了已经入围的，听说还有三四部不错的罗马尼亚电影。如果真是如此，同一国家的电影能入围几部，你们是否有限制？
蒂埃里·弗瑞默：主竞赛单元里已经有两部罗马尼亚电影，克里斯蒂安·蒙吉（Cristian Mungiu）的《毕业》（Graduation）和克里斯提·普优（Cristi Puiu）的《内华达山脉》（Sierra-Nevada），“一种关注”里还有一部《群狗》（Dogs）。这之后如果还有罗马尼亚电影入眼，我们确实会谨慎。希望“导演双周”能再选几部罗马尼亚电影吧，因为确实有几部非常不错。今年的伊朗电影也是这样。
记者：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呢？
蒂埃里·弗瑞默：我很想看到他的作品，但目前还没有。不过我们不是按地域来分配入围名额。如果电影本身不够好，那就不行。电影人是男是女、肤色为何、什么国籍都不是绝对标准，我们惟一的入围标准就是最好的作品。
记者：要达到那样的平衡，你必须具有特别的前瞻性？
蒂埃里·弗瑞默：当然。这是我的职责。我是世界最大电影节的总干事，我的工作就是接近电影人。我不希望别人把戛纳看成所谓的精英世界。我要做好我的工作，找到最好的电影。比如肯·洛奇，我知道他在拍片，就给他打电话问情况，但也要看到最终的成片才能决定是否入围。许多人看到名单就会说，怎么没有谁谁谁的作品？但大多数情况下，否定一部电影的原因只是因为它不够好。每年入围凯撒和奥斯卡的不少电影都是从戛纳起步。但有时我们也会错过佳片。去年，我把一些佳作分到了 “导演双周”，比如阿诺·德斯普里钦（Arnaud Desplechin）的《青春的三段回忆》（My Golden Days），这样的作品在今年我们一定会留在主竞赛。但有时，戛纳觉得棘手的影片，在其他电影节上却能收获荣誉。也许戛纳只是更加挑剔。
记者：对戛纳的批评之声总是特别多。
蒂埃里·弗瑞默：我不会介意，我还是更喜欢积极地生活。但我认为同时喜欢传统和现代风格的电影，没有什么不对。
记者：一家不错的法国公司不久前向你伸出了橄榄枝，但你最终没有接受那个职位。所以，很多年后，你还会愿意留在戛纳电影节吗？
蒂埃里·弗瑞默：当初传出我可能离开戛纳的消息时，我收到了一大堆令人心暖的回应，杰弗瑞·卡森伯格（Jeffrey Katzenberg）、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还有许多法国电影界的朋友。我跟自己说，这说明我还是有点作用的。其实问题一直都没有变过：我在什么位置能更好地为国际电影服务？所以，我还是留在了戛纳。而今年的戛纳，将是非常美妙的一年！
在开始采访前，他先在Twitter上感谢了挑选本届入围影片的团队，正是他们从创纪录的1869影片中，挑出了49部入围作品。据说，在公布入围名单前一晚，有关最终决定的讨论持续到很晚，其中就包括通知原定闭幕影片制作人一个最新决定：今年不设闭幕影片，谁得了金棕榈谁作闭幕片。
弗瑞默很看重自己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的身份，作为全球最卓越的电影节之一，他的作用应该是为世界最好的电影作品助力，因此，拒绝任何一部电影入围，对他来说都不容易。在采访中，弗瑞默谈到了如何决定入围影片，也对外界的质疑和评论作出了回应。
记者：你在新闻发布会上好像情绪很高？
蒂埃里·弗瑞默：是的，虽然我们前一晚忙到凌晨2点钟。总会有令人犹豫不决的作品出现，总会出现我希望入围、又无法入围的影片。越到后期最痛苦，因为拒绝的就是会比肯定多，但能够将这些辛苦后的结果展示出来，我很高兴。
记者：公布的名单是完整名单吗？
蒂埃里·弗瑞默：最多还有两、三部尚在考虑吧，现在算是基本完整了。去年的入围影片公布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公布了三分之一，剩下的第二次公布。我们过后还会在“一种关注”（Un Certain Regard）里增加一部影片，主竞赛单元里可能还会增加一到两部。
另注：4月22日，主办方又公布了新一轮入围影片片单。曾执导《一次别离》的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携新作《推销员》（The Salesman）再战戛纳主竞赛。大卫·马肯兹（David Mackenzie）导演的西部片《赴汤蹈火》（Hell or High Water）将亮相“一种关注”单元。法国导演让-弗朗西斯·瑞切特（Jean-Francois Richet）执导的动作大片《血的父亲》（Blood Father）将在“午夜展映”（Midnight Screening）单元首映。此外，另有三部影片加入“特别展映”单元。
记者：今年有些不太出名的电影人入围，前几年好像只有知名导演的作品。
蒂埃里·弗瑞默：有关“老面孔”的话题人们总是说得很多，今年也确实有“老面孔”，可我们也有亚兰·吉侯迪（Alain Guiraudie）、玛伦·阿德（Maren Ade）和克雷伯·门多萨·费侯（Kleber Mendonca Filho），这些新人怎么都没人注意？还有“一种关注”单元中的诸多作品。人们总关注那些知名导演，因为他们关注度高，但我们确实应该更多谈谈那些还不知名的导演，因为他们可能成为未来的名导。
记者：审美上或叙事方式上新颖的、具有实验性的作品入围是不是很重要？
蒂埃里·弗瑞默：入围的50部作品如何选择是项系统的工作，这里要包括：年轻的、知名的、男性、女性、西方的、亚洲的、拉美的，比较激进的和相对传统的。我们要挑选的名单，必须包括以上所有元素，才能让大家各取所需。我认为戛纳电影节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继续为新晋电影人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展示自己特有的风格，展示他们“玩”电影的实验性作品。与此同时，传统也同样重要。出自布鲁诺·杜蒙（Bruno Dumont）、杰夫·尼克尔斯（Jeff Nichols）、朴赞郁（Park Chan-wook）和尼科尔·加西亚（Nicole Garcia）这些人的电影，虽然讲述的是发生在特定年代的故事，但其讲述的方式却具有现代感。这种对比令人兴奋。
记者：你提到“激进的”作品有哪些？今年的电影中，你认为最“激进的”电影是哪部？
蒂埃里·弗瑞默：戛纳通常是不会让大家无聊的。当然，我有时也喜欢比较“闷”的电影，今年入围的也有几部，那是给大人看的。就算是斯皮尔伯格的《吹梦巨人》，虽然说是部合家欢电影，但风格也很前卫。斯皮尔伯格是大导演，他拍这部电影的感觉，就像一位著名作家给孩子写童话故事一样。但他的个人风格不会变。
记者：今年你挑选入围影片时应该看了不少美国片，总体感觉是什么？
蒂埃里·弗瑞默：去年戛纳有《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头脑特攻队》《卡萝尔》和后来在2月份拿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索尔之子》。这些影片说明，即使5月份就在大家面前亮相，也可以在来年2月份收获其他奖项。只要电影本身足够好，结局就会很美好。今年我们有西恩·潘（Sean Penn）、杰夫·尼克尔斯、伍迪·艾伦（Woody Allen）和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几位美国导演作品参加电影节，这些电影中都将展示导演的个人风格，非常适合戛纳。此外，我们在非竞赛单元还有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的《金钱怪兽》（Money Monster），也很令人期待。
记者：我们听说电影《斯诺登》（Snowden）的发行方不想这么早将电影曝光。
蒂埃里·弗瑞默：这类讨论也是由来已久了，首先是战略上的，其次是经济上的。如果志在冲击奥斯卡的片子，在戛纳电影节亮相会不会太早？也许吧。但《疯狂的麦克斯》《卡萝尔》和《头脑特攻队》都是反证。《索尔之子》和《卡萝尔》如果不参加戛纳，也许还收获不了那么多关注和口碑。《疯狂的麦克斯》在参加戛纳以前已经收获了不少票房，但是戛纳为其赢得了业内外的口碑，导演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今年更是成为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确实，颁奖季是从每年12月份开始的，5月份就开始花钱参加电影节需要财政方面的考虑，这很现实。
记者：现在有不少电影节都增加了电视板块，戛纳会不会增加？
蒂埃里·弗瑞默：我们也放映过电视电影，比如奥利维耶·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的《卡洛斯》（Carlos）。但我们的主题永远会是电影。当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和奥利维耶·阿萨亚斯这样的电影人开始涉足电视，我们当然也感兴趣，但除此之外，我们并不会特意开设针对电视的单元。 记者：你怎么看这几年新出现的新媒体“玩家”？比如美国亚马逊？
蒂埃里·弗瑞默：主竞赛单元里有5部片子是亚马逊买下的，这是好事。如果亚马逊能成为支持独立电影的新“金主”，又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影院发行依然重要。亚马逊也负责发行电影，Netflix也在做这件事，比如《无境之兽》（Beasts of No Nation）。（注：亚马逊目前买下的电影都会在影院放映，Netflix则在影院网络同时开播。）Netflix在影院发行时需要撤掉角标，否则人们会觉得“这是Netflix的电影，那我在家就能看了”。美国现在还是有不少出色的发行商，比如索尼经典（Sony Pictures Classics）的克克尔·巴克（Michael Barker）、查尔斯·科恩（Charles Cohen）和IFC，在美国发行的独立电影都是他们在做。
记者：你认为如今哪个国家的本土影片的发展最令人期待？
蒂埃里·弗瑞默：韩国、墨西哥、罗马尼亚、以色列、黎巴嫩和阿根廷，还有巴西，比如克雷伯·门多萨·费侯的《水瓶座》（Aquarius）今年就入围了主竞赛。
记者：有关主竞赛单元缺乏多样性的话题现在已经聊起来了，推特已经有了话题榜认为“戛纳太白”。
蒂埃里·弗瑞默：他们怎么能知道呢？电影都还没看过。
记者：有多少人帮你挑这些电影？你们的组织方式是什么？
蒂埃里·弗瑞默：我有自己要做的工作，这其中也会看到烂片，而且不少。参赛的1800部电影，并不是部部出色。我们的选片委员会有三组：一组负责外国片，一组只看法国片，剩下还有的交给第三组（注：第三组负责从众多作品中选出陌生但有潜力的电影人）。
记者：委员会的人员会更新吗？
蒂埃里·弗瑞默：是，会更新。我们近年来增加了不少女性成员。接替前任艺术总监吉尔斯·雅各布（Gilles Jacob）后，我也一直尝试向他一样引导电影节向前发展。
记者：去年你特意选取了一些入围电影，比如《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的纪录片，为了反映时事。在那以后，欧洲发生了更多的恐袭事件。那么今年的入围电影中，有反映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吗？
蒂埃里·弗瑞默：杰夫·尼克尔斯的电影《爱恋》讲的就是在美国的黑人，现在这个主题依然鲜明。我们讲述的故事或许是发生在过去，但反映的问题存在于如今的很多国家。尼科尔·加西亚的电影，讲述的是上世纪50年代，法国女子和西班牙男子之间的爱情故事。法国是个移民国家，意大利移民、西班牙移民、波兰移民......所以，这也是个永恒的主题。而其他一些电影则更加直接。比如穆罕默德·迪亚夫（Mohamed Diab）的《碰撞》（Clash），他用了1个半小时讲述他对文化冲突的看法。肯·洛奇（Ken Loach）一向关注社会性题材，他最新的这部《我是布莱克》（I， Daniel Blake）让人心碎，绝对是催泪片。即使如此，是否关注社会问题，也不会成为我们选择影片的标准。
记者：今年是罗马尼亚电影丰收的一年，除了已经入围的，听说还有三四部不错的罗马尼亚电影。如果真是如此，同一国家的电影能入围几部，你们是否有限制？
蒂埃里·弗瑞默：主竞赛单元里已经有两部罗马尼亚电影，克里斯蒂安·蒙吉（Cristian Mungiu）的《毕业》（Graduation）和克里斯提·普优（Cristi Puiu）的《内华达山脉》（Sierra-Nevada），“一种关注”里还有一部《群狗》（Dogs）。这之后如果还有罗马尼亚电影入眼，我们确实会谨慎。希望“导演双周”能再选几部罗马尼亚电影吧，因为确实有几部非常不错。今年的伊朗电影也是这样。
记者：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呢？
蒂埃里·弗瑞默：我很想看到他的作品，但目前还没有。不过我们不是按地域来分配入围名额。如果电影本身不够好，那就不行。电影人是男是女、肤色为何、什么国籍都不是绝对标准，我们惟一的入围标准就是最好的作品。
记者：要达到那样的平衡，你必须具有特别的前瞻性？
蒂埃里·弗瑞默：当然。这是我的职责。我是世界最大电影节的总干事，我的工作就是接近电影人。我不希望别人把戛纳看成所谓的精英世界。我要做好我的工作，找到最好的电影。比如肯·洛奇，我知道他在拍片，就给他打电话问情况，但也要看到最终的成片才能决定是否入围。许多人看到名单就会说，怎么没有谁谁谁的作品？但大多数情况下，否定一部电影的原因只是因为它不够好。每年入围凯撒和奥斯卡的不少电影都是从戛纳起步。但有时我们也会错过佳片。去年，我把一些佳作分到了 “导演双周”，比如阿诺·德斯普里钦（Arnaud Desplechin）的《青春的三段回忆》（My Golden Days），这样的作品在今年我们一定会留在主竞赛。但有时，戛纳觉得棘手的影片，在其他电影节上却能收获荣誉。也许戛纳只是更加挑剔。
记者：对戛纳的批评之声总是特别多。
蒂埃里·弗瑞默：我不会介意，我还是更喜欢积极地生活。但我认为同时喜欢传统和现代风格的电影，没有什么不对。
记者：一家不错的法国公司不久前向你伸出了橄榄枝，但你最终没有接受那个职位。所以，很多年后，你还会愿意留在戛纳电影节吗？
蒂埃里·弗瑞默：当初传出我可能离开戛纳的消息时，我收到了一大堆令人心暖的回应，杰弗瑞·卡森伯格（Jeffrey Katzenberg）、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还有许多法国电影界的朋友。我跟自己说，这说明我还是有点作用的。其实问题一直都没有变过：我在什么位置能更好地为国际电影服务？所以，我还是留在了戛纳。而今年的戛纳，将是非常美妙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