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工商界有“病态才子”之称的骆清华,一身兼任多职,包括上海市参议会议员和立法院立法委员,始终不顾体弱患病坚持为商请命,表现出不同于常人的著述独到、尽心尽力、敢说敢做、大公无私等显著特点,被誉为“全国工商业代言人”,受到工商界和社会舆论的普遍称赞。
【机 构】
: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工商界有“病态才子”之称的骆清华,一身兼任多职,包括上海市参议会议员和立法院立法委员,始终不顾体弱患病坚持为商请命,表现出不同于常人的著述独到、尽心尽力、敢说敢做、大公无私等显著特点,被誉为“全国工商业代言人”,受到工商界和社会舆论的普遍称赞。
其他文献
由萧乾主编、全国文史研究馆联手编写的《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第一辑最近由上海书店正式出版了。第一辑共十二分册,它们是《粤海挥麈录》(广东省文史馆编)、《八桂香屑录》(广
宋承唐律,规定了聘财数目的下限,宋真宗、宋仁宗和宋徽宗时期的聘财等第,明确了社会各阶层聘财的上限。宋代聘财等第的修订与颁行,折射出当时聘财数目的节节攀升及官方对聘财问题的重视。宋代聘财纠纷,大多发生在婚约取消时,少数出现在新婚夫妇和姻亲之间,一女许两家的聘财争讼及法官裁断,作为典型案例被收入《名公书判清明集》。聘财事件虽属细事,但升级为刑事案件的亦非个例。以此观之,宋廷对聘财失序的重视和矫正,亦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定。
鲁迅成为一个启蒙主义者,大致经历了六个“年青的梦”破碎的递进性过程,其中的重要转捩点是其留学归来后在浙地三年间的失望体验,尤其是“辛亥”年间亲身参与绍兴“复兴”的革命经验,让其在新文化运动早期成为旁观的“呐喊者”和“助威者”。正是这份对改造民族文化心理痼疾之难的清醒,促使鲁迅走过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对传统儒学教化批判之路。鲁迅在绝望中反击,最终成为具有坚定启蒙精神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京津冀民族县在历史上为多民族文化汇聚之地,形成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代八旗进驻该地区后,社会伦理秩序重建所形成的民俗规范,在当今现代化社会,伴随城镇化进程加快,民俗主体与客体迁移和变迁,信息及多媒体冲击,遭遇到巨大的传承危机.本文立足于民族学和社会学分析,认为破解非遗传承困局的出路在于,应以社会"需要"为中心,进行当代价值转换,以融入产业化为路径,确保其可持续发展,实现"活态传承".
费孝通的文化观,是基于对现实生活考察而获得的一种深度理解.他晚年所践行的"行行重行行"理念和实践,所真正体现出来的乃是一种跨越空间意义上的文化观察,而一次又一次的重访江村则必然是在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对于中国社会变迁最为深度的观察.正是基于此两种时空意义上的作为基线的实地调查,费孝通才能够真正在其晚年的思考之中直接去面对世界文化转型,并由此而提出文化自觉概念,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虽然"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才提出的,但他在青年时代就已将"文化自觉"意识化入到田野工作中.正是因为他为田
人工智能与信息哲学具有多重相关性,从其称谓和类型到流派与限度等方面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如智能、数据、表征、形式化等),都可以与信息哲学的核心概念——信息——产生交集,并带来相互质询的新问题和相互启发的新内容.其含义的相互注入和彼此渗透既可扩展人们理解信息之意蕴的视野,也可增加人们把握人工智能相关核心概念的丰富性,从而在它们密切相关的基础上建立起互释互惠的关系,并成为可以助推两者协同前行的智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