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二门上有一副著名的门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上联“纳于大麓”来自《尚书·舜典》，下联“藏之名山”则出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之手。他在《太史公自序》文末提到“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在《报任安书》中提及《史记》时说“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两处其实都交待了《史记》在完成之后的处置情况，即“藏之名山”。
　　《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前者称“藏”，即藏本，后者则应是传本。“在京师”者既称“副”本，“藏名山”者则应是正本。可见《太史公书》原有正、副两本。至于“名山”指什么地方，说法众多。唐司马贞认为“名山”是用《穆天子传》“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于是认为《史记》应该“藏之书府”，即当时的国家书府——太史公府。近人陈直先生认为“藏之名山”“即是藏之于家”。这两种说法都经不起仔細推敲，按司马贞的说法，藏于国家书府，跟“副在京师”同在一处了。而陈氏一说缺乏必要的根据，自己家怎么能称之为“名山”呢。南开大学教授杨琳认为“名山”是泛指，是秘藏、珍藏的意思，“藏之名山”是司马迁自己已妥善秘藏《史记》正本的委婉说法而已。笔者认同杨教授的说法。《词源》里对“名山”的解释就是“大山”，所用例句就是“《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也没有对“名山”作注解，可见“名山”一词没有特殊含义；2014版苏教版教材必修五《（报任安书）节选》里对应译文为“将它藏在名山之中”。这样看来，“藏之名山”意思就很清楚了，即司马迁将《史记》一式两本，正本妥善秘藏，以“传之其人”；副本留在长安，以充官藏。
　　《史记》既是司马迁呕心沥血的得意之作，为何书成后不直接“通邑大都”，而要“藏之名山”呢？在笔者教学《报任安书》时，就有学生提出过这样的疑问。而答案就在这两篇表现司马迁心志的文章里。
　　其一，因为要“传之其人”。秉笔直书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汉高祖贪财好色诛杀功臣、汉景帝刻薄寡恩、汉武帝穷兵黩武等等过错。这样的记载势必会触怒汉武帝，《史记》很有可能会被汉武帝篡改或焚毁。所以书成后，司马迁并没有立即公布于众，而是交托给可靠依赖之人，等待合适的时机。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也就是说，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史记》正本公之于世。这说明司马迁生前将《史记》的正本交代给了自己的女儿。其二，因为“副在京师”。一般来说，藏于官方书府的书典，在正常情况下保藏较为完好。然而，官藏典籍却容易因社会动乱，尤其是改朝换代而有不同程度的损毁。而民间藏书，其传播虽受官方限制，却能长期流传。有鉴于此，司马迁将《史记》分为为正、副两本，以期在官藏本遭到损毁时，民间藏书能够继续传世。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通过四个“不辱”，五个“受辱”，层层推出“最下腐刑极矣”，突出腐刑的不可忍受。他在文末述及自己的悲惨处境时，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来描写自己身心所遭的极大痛苦。是创作《史记》这个信念支持着他活下去，完成自我救赎。一旦创作完成，“则仆尝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而这样的自我救赎注定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反复强调“藏之名山”，也表现出司马迁在这场艰难的救赎过程中既寂寞又自负的心态。
　　说是寂寞，是司马迁感到他的著作并不合时人的一般见解，可能不被当世理解和认同。在《报任安书》中他提到“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就连他的朋友任安，在司马迁受宫刑当上中书令后，反而要他利用职务之便“推贤进务”，而不去深究和理解他甘受奇耻大辱活下来的原因。汉代另一位著名的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中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蔽也”。班固认为司马迁历史评价标准有问题，先说黄老后说六家，《游侠列传》为奸雄歌功颂德，《货殖列传》大颂商贾看不起穷人，如此种种是其不足之处。其实他批评司马迁的地方恰恰是司马迁超出一般史学家的地方。司马迁在当时找不到知己，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后世的“圣人君子”身上，所以他要“藏之名山”，“俟后世圣人君子”。
　　说是自负，是司马迁认为他的著作具有超前性，尤其是对人事的臧否，只有后世才能领会他的用心。所以他要“藏之名山”。他在《自序》里“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番话一方面正暗示其有彰明道义，显扬人物的使命，另一方面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他在《报任安书》里提到他撰史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意即独树旗帜，独特的历史见识，独特的写人叙事手法，口气照样很大。更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每篇人物传记后都有“太史公曰”，他的评述具有独特的理性判断，饱含浓烈的情感，是司马迁极具自信的历史批判。
　　“藏之名山”，我们要庆幸司马迁做出这样的选择，只有这样，《史记》才能基本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司马迁的遗愿也终能实现。而言为心声，我们也可以通过他笔下的文字来触摸两千多年前那位杰出的史学大师心灵的真正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