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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难料。今年3月5日我在美国洛杉矶儿子家，照例每天必到附近超市买一份当天的《世界日报》。回到家里随意翻阅，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特别醒目的标题：《张艺谋的恩人著名导演吴天明走了》。我一下子懵了，这不可能！我和他交往数十年，有时开他玩笑：“你的身体好得像斗牛场上的运动员。”我立马给国内吴天明的老搭档罗雪莹打电话，询问报上登的这条消息是不是搞错了。一阵沉默后她，回答两个字“没错”。
生命竟如此脆不可测，中国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瞬间就无情地消失了，这真是壮志未酬身先逝。
我与吴天明交往三十多年，从采访与被采访的对象，逐渐成为倾心交谈的挚友。
第一次走近他是1984年初春，吴天明应山东枣庄群众影评组织的邀请，携带刚完成的影片《人生》及男女主演周里京、吴玉芳前往枣庄出席影片的座谈讨论。彼时《人生》尚未公开上映，在整整两个下午的座谈会上，他极其认真地聆听每一个与会者的发言，也分享自己的创作体会。在我的记忆里，当时枣庄是一个尚待开发，经济、文化都比较滞后的小县城，此项活动，并不为媒体所重视，所以只有我一个记者前往。我问吴天明，《人生》拍得很出彩，干吗不拿到上海等大城市去造声势。我的言外之意，在这里座谈能有什么影响？吴天明回答得很干脆：“你是从上海来的。你要知道，这里的老百姓能看到一部像样的影片，就像过节一样兴奋。而且这里的观众、群众影评说话不带转弯抹角，发言实在，好坏不留余地，你能听到真实的贬与褒。”
回到上海，我如实写了报导。
这部描写黄土高原上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人的生活、爱情、理想的影片，后来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好评如潮，为吴天明个人第一次带来极大的荣誉。影片获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这以后他导演的《老井》，再度引起轰动，影片荣获金鸡、百花奖最佳导演奖，东京国际电影节故事片大奖，在夏威夷、意大利等地也轮着拿奖。
拍完《老井》，吴天明被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任职的七余年间，他领导全厂意气奋发，培养、扶植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周晓文、严学恕、腾文骥等一批优秀的第五代导演，呕心沥血地支撑他们拍出了一批震动影坛的佳作。张艺谋的《红高梁》《菊豆》、陈凯歌的《孩子王》、腾文骥的《棋王》、严学恕的《野山》、黄建新的《黑炮事件》等所有这些西影厂诞生的影片，在国内外夺得数十个奖项。要说第五代导演及作品和吴天明关系的故事，真是精彩缤纷，说也说不完。
那些年，中国的影坛因西影厂的崛起火啦，只见报上“西影，西影”“获奖，获奖”！德高望重的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裴写了多篇有关西影的评论文章，兴奋地提出“西望长安”。作为办报人，我的喜悦也溢于言表，由衷地为吴天明及西影厂的成就高兴，倾其版面地加以宣传。
一年一度的中国电影创作会议，我一年不拉地前往采访，白天开会，晚上看电影直到十点之后散场。吴天明悄悄地叫上我和另外两位他所信赖的与会者到他房间里，关上门，也不知道他从哪里买来的酱猪头肉，茶几上一放，一面吃，一面慷慨激昂地发表时评，对当时的电影发行体制、创作上管得太死、题材比例等等忿忿加以抨击。我感到他常认死理，撞上南墙也不回头。朋友们说：“天明是一个透明的人，不可多得的心胸坦荡。”这也为他日后的发展和前途带来了麻烦和挫折。
我深切认识和由衷敬仰吴天明的为人、品格，有几件事让我无法从脑海里抹去。
1987年9月的一天，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在京举办首届中国电影展，规模空前，许多国家的购片商都来了。各家电影厂纷纷拿出绝活，组织各种展片活动，以吸引与各国片商的业务合作。不知怎么回事，由西影厂投产、陈凯歌导演的影片《孩子王》未列入参展影片的正式片目之内。但这部影片事先在国内放映反响不错，许多外宾要求观看此片。这天是星期六，西影厂宣发处一位工作人员未经中影同意，在中影公司大楼外的墙壁上张贴放映布告，遭到中影工作人员的阻止，将海报撕下。吴天明正在太平庄远望楼用午餐，闻讯，立刻放下碗筷，直奔中影公司。外宾们都在办公楼外广场上一顶顶遮阳伞下吃午饭，吴天明双手将一张用英文书写的《孩子王》放映布告高高举起，依次走到每一顶遮阳伞下，让外宾们仔细看清楚。直到外宾看完布告内容之后说“谢谢”，他才走到另一顶遮阳伞下。
9月北京虽已入秋，中午仍骄阳似火。因活动带有国际性，与会者大多西装革履，吴天明也黑色西装、领带系得笔挺。我站在一隅，目睹吴天明晒得汗水直流，白色的衬衫领子都已湿透，却久久地游走在正午烈日阳光下。为维护西影厂的尊严，为争得《孩子王》正当的宣传放映权利，为陈凯歌的才华不被掩没，血气方刚的吴天明做出如此“出格”的举动。这天陈凯歌也悄悄站在远处，我见陈凯歌眼里充满泪水。后来从朋友处知道，事后陈凯歌动情地对吴天明说：“头儿，我一辈子不说要对你怎样，看行动吧！我绝不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在你有难处的时候，我会全力以赴帮你，不为别的，就冲着你这个人。”
这次国际性影展活动《孩子王》放映，外宾们反映非常好。影展期间，西影售出影片部次占影展全部成交额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孩子王》居第一位。在以后的日子里，《孩子王》不仅获得金鸡奖导演特别奖，更荣获戛纳国际电影节大奖。
据我了解，吴天明与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总经理胡健私交甚好，中影对西影厂也一向给予热情支持，仅《孩子王》中影就承担了一半的摄制费用。这场风波胡健表现得极为大度，事后吴天明也很后悔当时的过激行为，俩人很快冰释前嫌。
吴天明人性中的另一面：善良，富有恻隐之心，也让我记忆犹新。拍完《人生》，吴天明又一头扎进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老井》的筹备拍摄中。与农民血肉相连的吴天明，在他的作品中总是去挖掘最底层百姓的心灵美。影片揭示黄土高原上的老井村祖祖辈辈为缺水付出的沉重代价，故事和人物催人泪下。
影片出来后，引起了轰动，忙坏了媒体和影评人。在国内囊括了所有电影大奖，还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夺得大奖。张艺谋获得最佳男主角奖，之后又在多个国家获奖。 1988年6月，《文汇电影时报》意外收到“老井村”全体村民一封长达一千多字的感谢信，题为《天明，你真好》。读着这封信，我忍不住落泪了。信中说到，在拍摄期间，吴天明几次三番跑到镇上、县里，向上级领导诉说“老井村”没有一口井的缺水现状，更别说用电，苦苦地游说要来了五万元。他又领来扶贫工作组、水利技术员，还自己花钱给技术员全家老小四口人每人买一身衣服。五保户，困难户揭不开锅，吴天明用自己的钱买来270斤玉米，100斤白面，冒着大雨挨家挨户地送去。临离开村时，他还动员摄制组全体成员将袋里所剩的钱全部留下。如今村里打出了井水，架设了电线，用上了电，村民们发自肺腑地感激啊！
《文汇电影时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封来信，并加上短评。
艺术的航程、人生的旅途假如能够一直顺水顺舟该多好，可是命运却对吴天明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
1989年5月，吴天明以中国著名导演、成就斐然的电影制片人的身份，应邀赴美讲学。他踌躇满志，一定要把中国电影的腾飞经验在国外的讲坛上加以宏扬、宣传，约定3个月回国。在美国几所大学任客座教授的日子里，吴天明受到的礼遇和尊重，生活条件之优越自不待说，每天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充实满满，他把对祖国的挚爱，对电影艺术的至爱，融入到一次又一次的讲课之中。
这时的吴天明还不满五十岁呀！秉性耿直的他一不小心在某次政治风波中呛了水。这位西北汉子，骨子里的忧国忧民，性格决定命运。整整4年零10个月，他滞留在美国度日如年。祖国啊，还能接纳他吗？幸而有原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的亲笔批示：“让他回国。”
1994年2月，他登上飞机的舷梯，吴天明说，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回到北京，适逢举行首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会，会议在中影公司第二会议室异常简朴的气氛中拉开了序幕，从第二代导演到第五代导演108将齐齐赴会。吴天明多么渴望能融入这支队伍，组委会反复讨论，最后谢铁骊、谢晋力主让吴天明出席会议，但不发言。
我作为与会记者，很留意也很希望见到久违的吴天明。就在会长谢铁骊准备宣布开会时，吴天明悄悄走进会议室，在最后一排找个座位坐下。三天会议，他自始至终没有发言，也很少跟同行聊天。开会期间，由北影做东，为全体与会者打牙祭的冷餐会上，吴天明在场内转了一圈，脚步停留在一盘黄灿灿的小窝窝头面前，他抓起小窝窝头狼吞虎咽地吃着，我都看傻啦。席终人散，吴天明又把盘中剩下的几个窝窝头用纸包好带走了。
“窝窝头真是那么好吃吗？”我鼓起勇气采访他。“想家啊，想家啊！真是难以言状地想家啊！”天明如诉如泣地说着，在美的四年零十个月，解不开的乡愁，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心灵孤独。孤独有时比贫困更能折磨人。他常常一个人跑到海边，一连十几天就那么呆呆地坐在海边钓鱼，鱼儿在钩上挣扎，他的心灵也像鱼儿一样无望。地球的那边就是生我养我的故土呀！
天明告诉笔者，他在美国讲学的酬金共2万美金，一个朋友鼓动他合作做生意，可他哪懂得生意经。人心难测，这笔钱最后让人全骗走了，他立时变得身无分文。人到绝境也就顾不得身份和面子，他和女儿在家包饺子拿出去卖，以维持生活。后开了一家小小的录相带店，专门租借中国的影视片。好在洛杉矶的华人多，租片的人有时也络绎不绝。现在回国了，暂时由夫人和女儿管着这家店，无非为了养家糊口。
沉默片刻，他又继续说：“我在美国个把月不吃羊肉泡馍，心里就好像没有着落，烦躁得很。这时我就会煮上一大锅羊肉汤泡馍，那香味哦……在洛杉矶少说也有200多个留学生、国内的演员、文化人吃过我煮的羊肉泡馍。我长在黄土地上的根，这辈子拔不出来了。”
顺便提一下，1997年初冬，我去美国探亲，得知吴天明回美处理事务，专门去他的录像带店看他。那天他也是兴致勃勃地大动干戈要露一露他的手艺，熬一锅羊肉汤泡馍让我品尝。此刻，我顿时明白小窝窝头对他具有的含义了。这次采访，我写了一篇《吴天明的黄土地情结》。他回国后，我是第一个采访他的人。
以往那么熟悉的电影战线，他感到陌生了。出国前，中国的电影事业完全是计划经济。导演在艺术上三军统帅，但不用为投资发愁，更用不着自己去找米下锅。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电影业已转型为市场经济、制片人制。人家不投资，导演再有本事也无能为力。吴天明茫然了。
第一个伸出援助之手的伯乐出现了。香港邵氏公司老板方逸华女士向吴天明传递一个信息，愿意投资五百万港币请吴天明拍摄《格老子的孙子》。拿到剧本一看很不成熟，但机会难得，他立即飞赴香港，与邵氏公司签了导演合约。回来后，他请了众多的剧作家，全力以赴打起了剧本攻坚战。
吴天明怀着一颗报效桑梓的游子之心，拼博在摄影场上。1995年，影片完成停机，改名《变脸》。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静观反响，令吴天明喜出望外的是《变脸》 一举夺得广电部“华表奖”优秀合拍片奖，海峡两岸三地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合拍片，最佳导演，最佳儿童表演奖。在国际上一连荣获13个国家电影节的29个重要奖项。邵氏公司投资五百万港币，获利数千万元。
吴天明喘了一口气，但也略感失落，《变脸》在中国电影市场只卖出廖廖几个拷贝，电影市场完全被商业片大潮冲击了。
争强好胜的吴天明自信能慢慢崛起。他不信邪，难道市场就完全被商业片、打斗片、搞笑片、三角恋爱片所占领吗？好的艺术电影就不能有高票房吗？
在电影市场的深水中苦苦挣扎，他玩命似地一连拍摄了反映工业题材的《首席执行官》《非常爱情》，电视《黄河人》《黑脸》《牛虻》，还在电影《飞越疯人院》里客串当了一回演员。在拍摄塑造一位秉公办案刚正不阿的纪检干部电视剧《黑脸》时，吴天明连续数天高烧不退，他白天奋战在拍摄现场，收工后赶到医院打点滴。他所拍摄的这些影视剧，评价虽好——《首席执行官》《非常爱情》《黑脸》都分别拿到了影视奖项，但票房一般，也就是说经济效益欠佳。
吴天明苦恼极了，但他固执，那些三俗片坚决不拍不碰，但何去何从？ 幸运之神，似乎又在向吴天明频频招手。
2006年6月初，在百花盛开百鸟朝凤的时节，影视界久违的盛况出现在西安大雁塔下。西安曲江新区大唐芙蓉园的大堂里400多位中外嘉宾见证中国影视行业的一个新生命——西安曲江影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吴天明应邀担任董事长之职。上海地区，邀请谢晋、吴思远和我前往赴会。我从内心为吴天明有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能再展宏图的机遇而高兴。在飞机上谢晋既兴奋又感慨地说：“曲江财大气粗，黄土高原上的一大手笔，天明要好好利用千载难逢的机会，拍它几部好片子。”
庆典结束，天明带上十几位朋友到秦岭山脉一游。路上，我问他今后怎么运作？他开心地笑说：“两年前，我在张贤亮的西部影视基地抽到了一支上上大吉签。张贤亮说，他的几百支签里只有这一支最吉利。说我会有好运。”他提到曲江新区许诺可以投大笔资金，要他拿出几部大片，打造中国西部影视硅谷。天明滔滔不绝地聊了他今后的创作蓝图，要再园一个“西部梦”。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吴天明的弱点也是他的傲骨，他要追求的是自己的艺术理想，票房、卖座，似乎他都不上心。
八年过去，直至他生命终止，他煞费苦心地筹措一个又一个剧本。《法门寺》《秦始皇大帝》《农民日记》《逃港者》《横山起义》等等，都被投资商以各种理由否定了。说到底投资方考虑的是能否挣大钱。吴天明的创作无法转型，可泣可悲！8年合约即将到期，曲江最后给吴天明一个安慰，让他拍一部小成本艺术片《百鸟朝凤》。这是八年中唯一拍成的一部电影。它生动描述唢呐王焦三爷坚守信念的故事，歌颂民间艺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执着。该片获当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但至今仍躺在片库里。
怀着已破碎的艺术梦想，天明安息了，留给人们的是沉重的思考。电影事业、电影市场上的急功近利倾向泛滥，作品堂而皇之以“票房高低”论英雄，而忽视思想性、艺术性、社会功能的评判。某些影片主题肤浅、媚俗低下，就因为票房可观，被炒得沸沸扬扬。吴天明这样有杰出贡献和才华、有口皆碑的导演，他的悲剧绝不是个例。
天明一生活得好累，好辛苦，但他活得也精彩。
好在中国影坛上永远留有他不可动摇的地位。
2005年1月，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授予他“终身成就奖”。
2005年12月，国家人事部、国家广电总局授予他“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
生命竟如此脆不可测，中国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瞬间就无情地消失了，这真是壮志未酬身先逝。
我与吴天明交往三十多年，从采访与被采访的对象，逐渐成为倾心交谈的挚友。
第一次走近他是1984年初春，吴天明应山东枣庄群众影评组织的邀请，携带刚完成的影片《人生》及男女主演周里京、吴玉芳前往枣庄出席影片的座谈讨论。彼时《人生》尚未公开上映，在整整两个下午的座谈会上，他极其认真地聆听每一个与会者的发言，也分享自己的创作体会。在我的记忆里，当时枣庄是一个尚待开发，经济、文化都比较滞后的小县城，此项活动，并不为媒体所重视，所以只有我一个记者前往。我问吴天明，《人生》拍得很出彩，干吗不拿到上海等大城市去造声势。我的言外之意，在这里座谈能有什么影响？吴天明回答得很干脆：“你是从上海来的。你要知道，这里的老百姓能看到一部像样的影片，就像过节一样兴奋。而且这里的观众、群众影评说话不带转弯抹角，发言实在，好坏不留余地，你能听到真实的贬与褒。”
回到上海，我如实写了报导。
这部描写黄土高原上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人的生活、爱情、理想的影片，后来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好评如潮，为吴天明个人第一次带来极大的荣誉。影片获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这以后他导演的《老井》，再度引起轰动，影片荣获金鸡、百花奖最佳导演奖，东京国际电影节故事片大奖，在夏威夷、意大利等地也轮着拿奖。
拍完《老井》，吴天明被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任职的七余年间，他领导全厂意气奋发，培养、扶植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周晓文、严学恕、腾文骥等一批优秀的第五代导演，呕心沥血地支撑他们拍出了一批震动影坛的佳作。张艺谋的《红高梁》《菊豆》、陈凯歌的《孩子王》、腾文骥的《棋王》、严学恕的《野山》、黄建新的《黑炮事件》等所有这些西影厂诞生的影片，在国内外夺得数十个奖项。要说第五代导演及作品和吴天明关系的故事，真是精彩缤纷，说也说不完。
那些年，中国的影坛因西影厂的崛起火啦，只见报上“西影，西影”“获奖，获奖”！德高望重的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裴写了多篇有关西影的评论文章，兴奋地提出“西望长安”。作为办报人，我的喜悦也溢于言表，由衷地为吴天明及西影厂的成就高兴，倾其版面地加以宣传。
一年一度的中国电影创作会议，我一年不拉地前往采访，白天开会，晚上看电影直到十点之后散场。吴天明悄悄地叫上我和另外两位他所信赖的与会者到他房间里，关上门，也不知道他从哪里买来的酱猪头肉，茶几上一放，一面吃，一面慷慨激昂地发表时评，对当时的电影发行体制、创作上管得太死、题材比例等等忿忿加以抨击。我感到他常认死理，撞上南墙也不回头。朋友们说：“天明是一个透明的人，不可多得的心胸坦荡。”这也为他日后的发展和前途带来了麻烦和挫折。
我深切认识和由衷敬仰吴天明的为人、品格，有几件事让我无法从脑海里抹去。
1987年9月的一天，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在京举办首届中国电影展，规模空前，许多国家的购片商都来了。各家电影厂纷纷拿出绝活，组织各种展片活动，以吸引与各国片商的业务合作。不知怎么回事，由西影厂投产、陈凯歌导演的影片《孩子王》未列入参展影片的正式片目之内。但这部影片事先在国内放映反响不错，许多外宾要求观看此片。这天是星期六，西影厂宣发处一位工作人员未经中影同意，在中影公司大楼外的墙壁上张贴放映布告，遭到中影工作人员的阻止，将海报撕下。吴天明正在太平庄远望楼用午餐，闻讯，立刻放下碗筷，直奔中影公司。外宾们都在办公楼外广场上一顶顶遮阳伞下吃午饭，吴天明双手将一张用英文书写的《孩子王》放映布告高高举起，依次走到每一顶遮阳伞下，让外宾们仔细看清楚。直到外宾看完布告内容之后说“谢谢”，他才走到另一顶遮阳伞下。
9月北京虽已入秋，中午仍骄阳似火。因活动带有国际性，与会者大多西装革履，吴天明也黑色西装、领带系得笔挺。我站在一隅，目睹吴天明晒得汗水直流，白色的衬衫领子都已湿透，却久久地游走在正午烈日阳光下。为维护西影厂的尊严，为争得《孩子王》正当的宣传放映权利，为陈凯歌的才华不被掩没，血气方刚的吴天明做出如此“出格”的举动。这天陈凯歌也悄悄站在远处，我见陈凯歌眼里充满泪水。后来从朋友处知道，事后陈凯歌动情地对吴天明说：“头儿，我一辈子不说要对你怎样，看行动吧！我绝不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在你有难处的时候，我会全力以赴帮你，不为别的，就冲着你这个人。”
这次国际性影展活动《孩子王》放映，外宾们反映非常好。影展期间，西影售出影片部次占影展全部成交额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孩子王》居第一位。在以后的日子里，《孩子王》不仅获得金鸡奖导演特别奖，更荣获戛纳国际电影节大奖。
据我了解，吴天明与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总经理胡健私交甚好，中影对西影厂也一向给予热情支持，仅《孩子王》中影就承担了一半的摄制费用。这场风波胡健表现得极为大度，事后吴天明也很后悔当时的过激行为，俩人很快冰释前嫌。
吴天明人性中的另一面：善良，富有恻隐之心，也让我记忆犹新。拍完《人生》，吴天明又一头扎进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老井》的筹备拍摄中。与农民血肉相连的吴天明，在他的作品中总是去挖掘最底层百姓的心灵美。影片揭示黄土高原上的老井村祖祖辈辈为缺水付出的沉重代价，故事和人物催人泪下。
影片出来后，引起了轰动，忙坏了媒体和影评人。在国内囊括了所有电影大奖，还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夺得大奖。张艺谋获得最佳男主角奖，之后又在多个国家获奖。 1988年6月，《文汇电影时报》意外收到“老井村”全体村民一封长达一千多字的感谢信，题为《天明，你真好》。读着这封信，我忍不住落泪了。信中说到，在拍摄期间，吴天明几次三番跑到镇上、县里，向上级领导诉说“老井村”没有一口井的缺水现状，更别说用电，苦苦地游说要来了五万元。他又领来扶贫工作组、水利技术员，还自己花钱给技术员全家老小四口人每人买一身衣服。五保户，困难户揭不开锅，吴天明用自己的钱买来270斤玉米，100斤白面，冒着大雨挨家挨户地送去。临离开村时，他还动员摄制组全体成员将袋里所剩的钱全部留下。如今村里打出了井水，架设了电线，用上了电，村民们发自肺腑地感激啊！
《文汇电影时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封来信，并加上短评。
艺术的航程、人生的旅途假如能够一直顺水顺舟该多好，可是命运却对吴天明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
1989年5月，吴天明以中国著名导演、成就斐然的电影制片人的身份，应邀赴美讲学。他踌躇满志，一定要把中国电影的腾飞经验在国外的讲坛上加以宏扬、宣传，约定3个月回国。在美国几所大学任客座教授的日子里，吴天明受到的礼遇和尊重，生活条件之优越自不待说，每天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充实满满，他把对祖国的挚爱，对电影艺术的至爱，融入到一次又一次的讲课之中。
这时的吴天明还不满五十岁呀！秉性耿直的他一不小心在某次政治风波中呛了水。这位西北汉子，骨子里的忧国忧民，性格决定命运。整整4年零10个月，他滞留在美国度日如年。祖国啊，还能接纳他吗？幸而有原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的亲笔批示：“让他回国。”
1994年2月，他登上飞机的舷梯，吴天明说，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回到北京，适逢举行首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会，会议在中影公司第二会议室异常简朴的气氛中拉开了序幕，从第二代导演到第五代导演108将齐齐赴会。吴天明多么渴望能融入这支队伍，组委会反复讨论，最后谢铁骊、谢晋力主让吴天明出席会议，但不发言。
我作为与会记者，很留意也很希望见到久违的吴天明。就在会长谢铁骊准备宣布开会时，吴天明悄悄走进会议室，在最后一排找个座位坐下。三天会议，他自始至终没有发言，也很少跟同行聊天。开会期间，由北影做东，为全体与会者打牙祭的冷餐会上，吴天明在场内转了一圈，脚步停留在一盘黄灿灿的小窝窝头面前，他抓起小窝窝头狼吞虎咽地吃着，我都看傻啦。席终人散，吴天明又把盘中剩下的几个窝窝头用纸包好带走了。
“窝窝头真是那么好吃吗？”我鼓起勇气采访他。“想家啊，想家啊！真是难以言状地想家啊！”天明如诉如泣地说着，在美的四年零十个月，解不开的乡愁，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心灵孤独。孤独有时比贫困更能折磨人。他常常一个人跑到海边，一连十几天就那么呆呆地坐在海边钓鱼，鱼儿在钩上挣扎，他的心灵也像鱼儿一样无望。地球的那边就是生我养我的故土呀！
天明告诉笔者，他在美国讲学的酬金共2万美金，一个朋友鼓动他合作做生意，可他哪懂得生意经。人心难测，这笔钱最后让人全骗走了，他立时变得身无分文。人到绝境也就顾不得身份和面子，他和女儿在家包饺子拿出去卖，以维持生活。后开了一家小小的录相带店，专门租借中国的影视片。好在洛杉矶的华人多，租片的人有时也络绎不绝。现在回国了，暂时由夫人和女儿管着这家店，无非为了养家糊口。
沉默片刻，他又继续说：“我在美国个把月不吃羊肉泡馍，心里就好像没有着落，烦躁得很。这时我就会煮上一大锅羊肉汤泡馍，那香味哦……在洛杉矶少说也有200多个留学生、国内的演员、文化人吃过我煮的羊肉泡馍。我长在黄土地上的根，这辈子拔不出来了。”
顺便提一下，1997年初冬，我去美国探亲，得知吴天明回美处理事务，专门去他的录像带店看他。那天他也是兴致勃勃地大动干戈要露一露他的手艺，熬一锅羊肉汤泡馍让我品尝。此刻，我顿时明白小窝窝头对他具有的含义了。这次采访，我写了一篇《吴天明的黄土地情结》。他回国后，我是第一个采访他的人。
以往那么熟悉的电影战线，他感到陌生了。出国前，中国的电影事业完全是计划经济。导演在艺术上三军统帅，但不用为投资发愁，更用不着自己去找米下锅。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电影业已转型为市场经济、制片人制。人家不投资，导演再有本事也无能为力。吴天明茫然了。
第一个伸出援助之手的伯乐出现了。香港邵氏公司老板方逸华女士向吴天明传递一个信息，愿意投资五百万港币请吴天明拍摄《格老子的孙子》。拿到剧本一看很不成熟，但机会难得，他立即飞赴香港，与邵氏公司签了导演合约。回来后，他请了众多的剧作家，全力以赴打起了剧本攻坚战。
吴天明怀着一颗报效桑梓的游子之心，拼博在摄影场上。1995年，影片完成停机，改名《变脸》。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静观反响，令吴天明喜出望外的是《变脸》 一举夺得广电部“华表奖”优秀合拍片奖，海峡两岸三地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合拍片，最佳导演，最佳儿童表演奖。在国际上一连荣获13个国家电影节的29个重要奖项。邵氏公司投资五百万港币，获利数千万元。
吴天明喘了一口气，但也略感失落，《变脸》在中国电影市场只卖出廖廖几个拷贝，电影市场完全被商业片大潮冲击了。
争强好胜的吴天明自信能慢慢崛起。他不信邪，难道市场就完全被商业片、打斗片、搞笑片、三角恋爱片所占领吗？好的艺术电影就不能有高票房吗？
在电影市场的深水中苦苦挣扎，他玩命似地一连拍摄了反映工业题材的《首席执行官》《非常爱情》，电视《黄河人》《黑脸》《牛虻》，还在电影《飞越疯人院》里客串当了一回演员。在拍摄塑造一位秉公办案刚正不阿的纪检干部电视剧《黑脸》时，吴天明连续数天高烧不退，他白天奋战在拍摄现场，收工后赶到医院打点滴。他所拍摄的这些影视剧，评价虽好——《首席执行官》《非常爱情》《黑脸》都分别拿到了影视奖项，但票房一般，也就是说经济效益欠佳。
吴天明苦恼极了，但他固执，那些三俗片坚决不拍不碰，但何去何从？ 幸运之神，似乎又在向吴天明频频招手。
2006年6月初，在百花盛开百鸟朝凤的时节，影视界久违的盛况出现在西安大雁塔下。西安曲江新区大唐芙蓉园的大堂里400多位中外嘉宾见证中国影视行业的一个新生命——西安曲江影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吴天明应邀担任董事长之职。上海地区，邀请谢晋、吴思远和我前往赴会。我从内心为吴天明有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能再展宏图的机遇而高兴。在飞机上谢晋既兴奋又感慨地说：“曲江财大气粗，黄土高原上的一大手笔，天明要好好利用千载难逢的机会，拍它几部好片子。”
庆典结束，天明带上十几位朋友到秦岭山脉一游。路上，我问他今后怎么运作？他开心地笑说：“两年前，我在张贤亮的西部影视基地抽到了一支上上大吉签。张贤亮说，他的几百支签里只有这一支最吉利。说我会有好运。”他提到曲江新区许诺可以投大笔资金，要他拿出几部大片，打造中国西部影视硅谷。天明滔滔不绝地聊了他今后的创作蓝图，要再园一个“西部梦”。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吴天明的弱点也是他的傲骨，他要追求的是自己的艺术理想，票房、卖座，似乎他都不上心。
八年过去，直至他生命终止，他煞费苦心地筹措一个又一个剧本。《法门寺》《秦始皇大帝》《农民日记》《逃港者》《横山起义》等等，都被投资商以各种理由否定了。说到底投资方考虑的是能否挣大钱。吴天明的创作无法转型，可泣可悲！8年合约即将到期，曲江最后给吴天明一个安慰，让他拍一部小成本艺术片《百鸟朝凤》。这是八年中唯一拍成的一部电影。它生动描述唢呐王焦三爷坚守信念的故事，歌颂民间艺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执着。该片获当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但至今仍躺在片库里。
怀着已破碎的艺术梦想，天明安息了，留给人们的是沉重的思考。电影事业、电影市场上的急功近利倾向泛滥，作品堂而皇之以“票房高低”论英雄，而忽视思想性、艺术性、社会功能的评判。某些影片主题肤浅、媚俗低下，就因为票房可观，被炒得沸沸扬扬。吴天明这样有杰出贡献和才华、有口皆碑的导演，他的悲剧绝不是个例。
天明一生活得好累，好辛苦，但他活得也精彩。
好在中国影坛上永远留有他不可动摇的地位。
2005年1月，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授予他“终身成就奖”。
2005年12月，国家人事部、国家广电总局授予他“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