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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带着满腔热情开始工作的年轻住院医生，曾经在一篇小说中这样描写她的困惑：
有一回大家在看报纸，那记者写了一个很煽情的故事，某个医生在飞机上碰到一个突发气胸的急症病人，于是灵机一动，就地取材，拿出水果刀，开了一孔，用钢笔筒当引流管。下面就是家属如何感激涕零之类。看得我心潮澎湃，不由得问梁主治医师：“梁老师。要是你在街上碰到一个喉头水肿或气胸的病人，你会怎么做?”
梁主治头也不抬：“关我什么事?他家属送到医院来，我就处理。”
我无奈：“要是在荒郊野地里，送不到医院来，那怎么办?”
梁主治：“我又不会到荒郊野外去!”
我追问：“那万一呢!万一你就是在一个荒郊野外，没有别人，只有你，只有你可能救他!你会救他吗?”
梁主治终于抬起了头：“这可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就能保证救得了他?万一他病情加重死了，你该负什么责任啊?有病历记录吗?有人证吗?你是为了救人，可人家会怎么想?”
随着世界各地的权利觉醒运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病人也开始领会到《世界人权宣言》中“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的真正含义。因为在病人与医生之间，存在着专业知识上的不平等，病人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于弱势。在民权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的冲击下，病人越来越希望能在不平等的处境中，得到一种对自己弱势地位的保障，得到自己感觉受尊重的、公正的服务。如果这种服务出现了偏差，他们就开始寻找有力的手段捍卫权利。这些手段有的是告到医务科，有的是告上法庭，还有的可能更直接、更鲁莽，比如冲上去打医生一顿，这时的医院成了暗藏危机的暴力环境。
据悉，一位50岁的福建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被一患者连砍数刀，因失血过多而身亡。在网上，继此新闻之后的1000余条评论中，有80％表示“理解”行凶的患者，有网友说：“医患矛盾主要问题在医生，患者由于医疗知识的缺乏，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患者花了自己的血汗钱，甚至是借来的钱，到了医院后，稀里糊涂地钱就没有了，可病还没有看好。患者及家属心中的怨愤到哪里去发泄呢?”
在对中国200多位医生“你是否在临床工作中遇到过医患纠纷”调查时，医生们的回答是“太多了”“我刚刚还碰上一起”“我的同事前两天被打了”。基本上被调查的每位医生都遇到过纠纷，轻则被谴责怒骂，闹得不愉快；重则患者告上法院，甚至医生遭受暴力。问医生最怕什么——“医疗纠纷”。而在这些医疗诉讼案中，患者永远都是“弱者”，社会舆论也大多会倒向“弱者”。“无过错赔偿”，一度竟然造成这样的影响——要发财，闹医院。医生面对病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2006年3月的搜狐网站上，登出了一封落款为“热爱国家也热爱人民的北京医生们”的来信，题目是《我们是医生，别太伤我们的心!》引起了众多医生的共鸣，医生纷纷发表议论：
现在全社会都在骂医生，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医生拿回扣和红包造成的。我们是北京著名医院年资较高的医生，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医生几乎没有拿回扣的，我们真的是在凭自己超负荷的劳动，挣一份比有些垄断行业低得多的工资!
除了给病人看病，我们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医学研究和教学上了。为保持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为了晋升副教授和教授的职称，我们要不停地考试和学习；为获得医学研究经费，我们要写各种基金的申请标书，要看大量的英文文献，做试验，指导研究生．并花大量时间和国外的同行保持联系。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时间，只有压力和奉献。
面对媒体和老百姓的谩骂及误解，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医生们沉默着。面对每天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成千上万的门诊病人，我们依旧认真地做好医治工作，希望那些辗转数家医院充满期待的父老乡亲们能因我们的劳动和精湛医术而获得最后的诊断，把有限的救命钱花在刀刃上。
我们不敢奢望获得全社会的理解，更不敢奢望获得和我们的国外同行相同的劳动报酬，但我们希望得到尊重!
一位专家提起一件旧事。
一个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老人，需要做人工髋关节置换，但老人家里一贫如洗。主管医生心生同情，对老人说看能不能尽量向厂家争取免费的髋关节，结果为老人免费换了一个国产的人工髋关节，老人感激涕零。但一年后。觉得髋部疼痛并且活动困难。家属领着老人来医院找医生，医生向他们解释临床上确实也有置换术晚期失败的例子，原因可能是假体松动、磨损、假体周围骨折……但这些因素在临床上还不能预防。家属一口咬定这就是医生的责任，要求给老人免费做第二次翻修术，并告到医务科，医务科也判定为医生的责任。
在场的200多位骨科医生，除了详细讨论骨科手术的细节之外，每个人都听到了当事医生的感慨：“做好人未必有好报，除非你能坚持一辈子做好人，不计后果，无怨无悔。”
前几天我还收到一则逗趣的短信，医生也被编排其中：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
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
作为病人，因为本身不具备判断医疗过程正确与否的知识，往医院里一站，就立刻成了弱者。因为是弱者，我们更强烈地希望能找到有力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让强者无法或者尽可能少地侵犯我们的权利。还好，我们起码还能衡量结果，起码还知道医生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这时，法律似乎是弥补这种“弱势地位”的唯一可靠的保障。我们也看到了用法律来解决问题的效果——在与医疗事故的斗争越来越正规化、法律化的过程中，医生们拧紧了那根叫“责任”的弦，虽然有的是被动拧紧，有的是主动拧紧。不管怎么说，在“医为仁术”已渐渐失去它的道德土壤时，这种斗争具有了某种可以量化的、可衡量的、积极的意义。
但我们依旧不能忘记人情味的温暖。只是这回，是医生向病人要求的“人情味”。
一位朋友的乳腺外科经历，在我看来，是一例绝好的讨论医生和病人关系的题材。这题材的丰富性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医生冷淡病人、病人埋怨医生的反面题材，也不是医生爱护病人、病人感激医生的正面颂歌，这位朋友的经历高潮迭起、一波三折，本已山重水复，却又峰回路转。
这位朋友的乳腺上长了个肿块。大半年前，她最初去看的是一位70多岁的乳腺外科专家。这位身材高大的专家曾在给我们上课时，颇有气势地长臂一挥，用他的潮汕口音激昂地说：“中国妇女乳房被一刀切去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还用肯定的口吻说：“中国有一半妇女的乳房都经过 我的手一一触诊。”我们每个医学生在实习时，都会抽空安排出时间，特意跟着他出回乳腺外科门诊，看看他是怎么用自己的手感诊断普天下女性的乳房是正常的还是有问题的。我朋友看的正好就是这位专家。那天门诊，这位专家告诉我朋友说：“没事，乳腺增生，回去喝我配的这服中药，3个月来随诊一次。”他说的这服中药，我们当年跟他出门诊时也曾见过，他当时得意洋洋地说有药厂出100万买专利，他没卖。
这样过了半年，中间又去看过一次老教授的门诊，他依然是原话：“没事，回去继续喝我配的中药。”有一天，我接到这位朋友的电话，听起来语气焦急，她说刚去做了个B超，单子上面写着：乳腺肿块边缘不清，血流丰富，怀疑是恶性肿瘤。
我在电话里大叹：“不会吧?一双摸了中国大半妇女乳房的手，也会有错?”朋友情绪极其低落。我陪她沿马路走了半小时。一路上哀叹的都是老马失蹄，让老专家给耽误了病情。
当她拿着B超结果去看老专家时，老专家仍然坚持说：“目前很难说是恶性，相信我这双手，再去找个高手做B超吧。”
我安慰她说：“B超结果也确实是因B超医生而异，做的人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可能不同的。我实习的时候，主治医生看B超时都得先看看是谁做的，碰到一些平庸医生的名字，基本得重新请高手做一下才算。咱们先这么想，心存点侥幸吧。”
朋友找到了B超高手又做了一回，第二份B超结果居然是：边缘欠清，血流不丰富，乳腺增生，建议随诊。
两份结果截然相反，她哭笑不得，手足无措，不知道信谁好。
在这两份结果的折磨下，朋友似乎变成了一个执著讨说法的秋菊，又马不停蹄地去看了北京其他许多医生。无一例外，这些医生的建议都是：切出来看，病理结果一出来什么都清楚了。她又转过来问我这个医生的建议，我说出来的话和那些医生如出一辙。她再去问老专家，老专家却仍说：“不要随便动手术，相信我这双手吧。”她又去做了钼靶检查，结果也是提示乳腺增生。她再拿着这些结果去看老专家门诊的那一天，前面还有几位病人，她坐在走廊里等。这时，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突然闯进了老专家的诊室，冲上前去，对着老专家一阵拳头落下。70多岁的老专家被打得头发零乱，表情痛苦。警察把女病人带走时，身材高大的老专家在人群里看见了我朋友，正了正色，对她说：“改天来看吧，不要挂号，直接来吧。”朋友形容被打之后的老人，依旧像匹骄傲从容的老马，充满尊严地离开了事发现场，在那一刻，她突然被触动了。
朋友是位记者，怀着高度的职业敏感，她紧随着现场知情者，了解到整个事件的原委。原来，这位女病人在5年前看过老专家的号，当时因为乳腺癌病情已到晚期，老专家动员病人做全乳切除，否则复发的可能很大。这位女病人做了手术，切了乳房，5年期间倒是再也没有复发，但是她的生活却因为这场病和这次手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下了岗，离了婚，经济窘迫，生活无着。这位女病人把自己这一切的悲惨生活，都归咎于5年前老专家建议她做手术。所以，5年后，她来到门诊用自己的方式发泄怨恨。
朋友又困惑地想到：为什么别的医生都建议她把肿块切了，看病理结果?为什么老专家冒着可能被病人打骂的危险，建议她不要轻易动手术，请她相信自己的那双手?
当法律介入了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之后，当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对医生的抱怨、戒备甚至敌视后。医生从病人那里也越来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馈。他们在给病人做决定时，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尽可能给病人一个清晰、明确、可衡量的结果。朋友咨询的那些医生，出于对肿块性质的不可知，所以建议她一切了之，病理结果出来后，便真相大白。这样的医生，算是法制社会的好医生，这样的医生四平八稳，看所有的乳腺肿块，在良性和恶性定不了性质时，都会劝病人切了算了，自己的责任也被“切”得干干净净。我对朋友的建议也不例外。
但老专家希望尽量少地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不想让病人无端地多挨一刀。“乳房对女人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一个被刀割过的乳房，终归是不完整的乳房。”他不惜冒着可能被挑衅、被埋怨、被误解的危险，告诉病人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选择。“请相信我这双手吧。”这样的话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个医生能说出来，也不知道那些怀着戒备、提防之心而来的病人，有几个愿意去相信眼前一腔真诚的医生，会不会日后肿块真成了恶性，会反过来把医生告上法庭。“你说，他图什么呀?”朋友这么问我。
我说，这可能是一位现代好医生和一位濒临绝种的牛医生的区别吧。
一位现代的好医生会这么说：“你这种情况，目前几项检查结果不一致，为了保险起见，建议你手术，等病理结果出来，就能定肿块的性质了。病理结果是金标准。”
一位像老专家那样濒临灭绝的牛医生会说：“我摸过你的肿块了，我认为是乳腺增生。不要轻易动手术，毕竟手术对你来说也是一次打击，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请相信我这双手，定期来随诊。”
我的朋友极不希望手术，但她又不能完全相信老专家的话，第一份B超检查结果仍像阴影一样笼罩着她。我只好劝她说：“就像选择一种宗教信仰一样，如果你极不情愿动手术，选择了相信他的手，就请相信到底吧，也做好承担任何后果的准备。如果你仍有怀疑、戒备之心，那就听那些现代好医生的建议，切出来看看病理结果。”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两种选择，我们会发现，渐渐地，我们作为病人，也开始顺应、配合现代好医生的潮流了，那就是——少废话，手术见。病理结果出来真相大白，两不相干，互不耽误，医生和病人都服气。再过些年，也许没有一位医生愿意站出来说：“手术对病人也是一次打击，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请相信我这双手吧。”因为没有一个病人不是带着防备而来，也没有一位医生不是绷着保护自己的弦看病。医生和病人之间理想的温情关系，这回是彻底面临尴尬境地了。
有一回大家在看报纸，那记者写了一个很煽情的故事，某个医生在飞机上碰到一个突发气胸的急症病人，于是灵机一动，就地取材，拿出水果刀，开了一孔，用钢笔筒当引流管。下面就是家属如何感激涕零之类。看得我心潮澎湃，不由得问梁主治医师：“梁老师。要是你在街上碰到一个喉头水肿或气胸的病人，你会怎么做?”
梁主治头也不抬：“关我什么事?他家属送到医院来，我就处理。”
我无奈：“要是在荒郊野地里，送不到医院来，那怎么办?”
梁主治：“我又不会到荒郊野外去!”
我追问：“那万一呢!万一你就是在一个荒郊野外，没有别人，只有你，只有你可能救他!你会救他吗?”
梁主治终于抬起了头：“这可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就能保证救得了他?万一他病情加重死了，你该负什么责任啊?有病历记录吗?有人证吗?你是为了救人，可人家会怎么想?”
随着世界各地的权利觉醒运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病人也开始领会到《世界人权宣言》中“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的真正含义。因为在病人与医生之间，存在着专业知识上的不平等，病人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于弱势。在民权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的冲击下，病人越来越希望能在不平等的处境中，得到一种对自己弱势地位的保障，得到自己感觉受尊重的、公正的服务。如果这种服务出现了偏差，他们就开始寻找有力的手段捍卫权利。这些手段有的是告到医务科，有的是告上法庭，还有的可能更直接、更鲁莽，比如冲上去打医生一顿，这时的医院成了暗藏危机的暴力环境。
据悉，一位50岁的福建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被一患者连砍数刀，因失血过多而身亡。在网上，继此新闻之后的1000余条评论中，有80％表示“理解”行凶的患者，有网友说：“医患矛盾主要问题在医生，患者由于医疗知识的缺乏，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患者花了自己的血汗钱，甚至是借来的钱，到了医院后，稀里糊涂地钱就没有了，可病还没有看好。患者及家属心中的怨愤到哪里去发泄呢?”
在对中国200多位医生“你是否在临床工作中遇到过医患纠纷”调查时，医生们的回答是“太多了”“我刚刚还碰上一起”“我的同事前两天被打了”。基本上被调查的每位医生都遇到过纠纷，轻则被谴责怒骂，闹得不愉快；重则患者告上法院，甚至医生遭受暴力。问医生最怕什么——“医疗纠纷”。而在这些医疗诉讼案中，患者永远都是“弱者”，社会舆论也大多会倒向“弱者”。“无过错赔偿”，一度竟然造成这样的影响——要发财，闹医院。医生面对病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2006年3月的搜狐网站上，登出了一封落款为“热爱国家也热爱人民的北京医生们”的来信，题目是《我们是医生，别太伤我们的心!》引起了众多医生的共鸣，医生纷纷发表议论：
现在全社会都在骂医生，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医生拿回扣和红包造成的。我们是北京著名医院年资较高的医生，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医生几乎没有拿回扣的，我们真的是在凭自己超负荷的劳动，挣一份比有些垄断行业低得多的工资!
除了给病人看病，我们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医学研究和教学上了。为保持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为了晋升副教授和教授的职称，我们要不停地考试和学习；为获得医学研究经费，我们要写各种基金的申请标书，要看大量的英文文献，做试验，指导研究生．并花大量时间和国外的同行保持联系。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时间，只有压力和奉献。
面对媒体和老百姓的谩骂及误解，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医生们沉默着。面对每天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成千上万的门诊病人，我们依旧认真地做好医治工作，希望那些辗转数家医院充满期待的父老乡亲们能因我们的劳动和精湛医术而获得最后的诊断，把有限的救命钱花在刀刃上。
我们不敢奢望获得全社会的理解，更不敢奢望获得和我们的国外同行相同的劳动报酬，但我们希望得到尊重!
一位专家提起一件旧事。
一个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老人，需要做人工髋关节置换，但老人家里一贫如洗。主管医生心生同情，对老人说看能不能尽量向厂家争取免费的髋关节，结果为老人免费换了一个国产的人工髋关节，老人感激涕零。但一年后。觉得髋部疼痛并且活动困难。家属领着老人来医院找医生，医生向他们解释临床上确实也有置换术晚期失败的例子，原因可能是假体松动、磨损、假体周围骨折……但这些因素在临床上还不能预防。家属一口咬定这就是医生的责任，要求给老人免费做第二次翻修术，并告到医务科，医务科也判定为医生的责任。
在场的200多位骨科医生，除了详细讨论骨科手术的细节之外，每个人都听到了当事医生的感慨：“做好人未必有好报，除非你能坚持一辈子做好人，不计后果，无怨无悔。”
前几天我还收到一则逗趣的短信，医生也被编排其中：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
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
作为病人，因为本身不具备判断医疗过程正确与否的知识，往医院里一站，就立刻成了弱者。因为是弱者，我们更强烈地希望能找到有力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让强者无法或者尽可能少地侵犯我们的权利。还好，我们起码还能衡量结果，起码还知道医生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这时，法律似乎是弥补这种“弱势地位”的唯一可靠的保障。我们也看到了用法律来解决问题的效果——在与医疗事故的斗争越来越正规化、法律化的过程中，医生们拧紧了那根叫“责任”的弦，虽然有的是被动拧紧，有的是主动拧紧。不管怎么说，在“医为仁术”已渐渐失去它的道德土壤时，这种斗争具有了某种可以量化的、可衡量的、积极的意义。
但我们依旧不能忘记人情味的温暖。只是这回，是医生向病人要求的“人情味”。
一位朋友的乳腺外科经历，在我看来，是一例绝好的讨论医生和病人关系的题材。这题材的丰富性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医生冷淡病人、病人埋怨医生的反面题材，也不是医生爱护病人、病人感激医生的正面颂歌，这位朋友的经历高潮迭起、一波三折，本已山重水复，却又峰回路转。
这位朋友的乳腺上长了个肿块。大半年前，她最初去看的是一位70多岁的乳腺外科专家。这位身材高大的专家曾在给我们上课时，颇有气势地长臂一挥，用他的潮汕口音激昂地说：“中国妇女乳房被一刀切去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还用肯定的口吻说：“中国有一半妇女的乳房都经过 我的手一一触诊。”我们每个医学生在实习时，都会抽空安排出时间，特意跟着他出回乳腺外科门诊，看看他是怎么用自己的手感诊断普天下女性的乳房是正常的还是有问题的。我朋友看的正好就是这位专家。那天门诊，这位专家告诉我朋友说：“没事，乳腺增生，回去喝我配的这服中药，3个月来随诊一次。”他说的这服中药，我们当年跟他出门诊时也曾见过，他当时得意洋洋地说有药厂出100万买专利，他没卖。
这样过了半年，中间又去看过一次老教授的门诊，他依然是原话：“没事，回去继续喝我配的中药。”有一天，我接到这位朋友的电话，听起来语气焦急，她说刚去做了个B超，单子上面写着：乳腺肿块边缘不清，血流丰富，怀疑是恶性肿瘤。
我在电话里大叹：“不会吧?一双摸了中国大半妇女乳房的手，也会有错?”朋友情绪极其低落。我陪她沿马路走了半小时。一路上哀叹的都是老马失蹄，让老专家给耽误了病情。
当她拿着B超结果去看老专家时，老专家仍然坚持说：“目前很难说是恶性，相信我这双手，再去找个高手做B超吧。”
我安慰她说：“B超结果也确实是因B超医生而异，做的人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可能不同的。我实习的时候，主治医生看B超时都得先看看是谁做的，碰到一些平庸医生的名字，基本得重新请高手做一下才算。咱们先这么想，心存点侥幸吧。”
朋友找到了B超高手又做了一回，第二份B超结果居然是：边缘欠清，血流不丰富，乳腺增生，建议随诊。
两份结果截然相反，她哭笑不得，手足无措，不知道信谁好。
在这两份结果的折磨下，朋友似乎变成了一个执著讨说法的秋菊，又马不停蹄地去看了北京其他许多医生。无一例外，这些医生的建议都是：切出来看，病理结果一出来什么都清楚了。她又转过来问我这个医生的建议，我说出来的话和那些医生如出一辙。她再去问老专家，老专家却仍说：“不要随便动手术，相信我这双手吧。”她又去做了钼靶检查，结果也是提示乳腺增生。她再拿着这些结果去看老专家门诊的那一天，前面还有几位病人，她坐在走廊里等。这时，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突然闯进了老专家的诊室，冲上前去，对着老专家一阵拳头落下。70多岁的老专家被打得头发零乱，表情痛苦。警察把女病人带走时，身材高大的老专家在人群里看见了我朋友，正了正色，对她说：“改天来看吧，不要挂号，直接来吧。”朋友形容被打之后的老人，依旧像匹骄傲从容的老马，充满尊严地离开了事发现场，在那一刻，她突然被触动了。
朋友是位记者，怀着高度的职业敏感，她紧随着现场知情者，了解到整个事件的原委。原来，这位女病人在5年前看过老专家的号，当时因为乳腺癌病情已到晚期，老专家动员病人做全乳切除，否则复发的可能很大。这位女病人做了手术，切了乳房，5年期间倒是再也没有复发，但是她的生活却因为这场病和这次手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下了岗，离了婚，经济窘迫，生活无着。这位女病人把自己这一切的悲惨生活，都归咎于5年前老专家建议她做手术。所以，5年后，她来到门诊用自己的方式发泄怨恨。
朋友又困惑地想到：为什么别的医生都建议她把肿块切了，看病理结果?为什么老专家冒着可能被病人打骂的危险，建议她不要轻易动手术，请她相信自己的那双手?
当法律介入了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之后，当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对医生的抱怨、戒备甚至敌视后。医生从病人那里也越来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馈。他们在给病人做决定时，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尽可能给病人一个清晰、明确、可衡量的结果。朋友咨询的那些医生，出于对肿块性质的不可知，所以建议她一切了之，病理结果出来后，便真相大白。这样的医生，算是法制社会的好医生，这样的医生四平八稳，看所有的乳腺肿块，在良性和恶性定不了性质时，都会劝病人切了算了，自己的责任也被“切”得干干净净。我对朋友的建议也不例外。
但老专家希望尽量少地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不想让病人无端地多挨一刀。“乳房对女人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一个被刀割过的乳房，终归是不完整的乳房。”他不惜冒着可能被挑衅、被埋怨、被误解的危险，告诉病人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选择。“请相信我这双手吧。”这样的话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个医生能说出来，也不知道那些怀着戒备、提防之心而来的病人，有几个愿意去相信眼前一腔真诚的医生，会不会日后肿块真成了恶性，会反过来把医生告上法庭。“你说，他图什么呀?”朋友这么问我。
我说，这可能是一位现代好医生和一位濒临绝种的牛医生的区别吧。
一位现代的好医生会这么说：“你这种情况，目前几项检查结果不一致，为了保险起见，建议你手术，等病理结果出来，就能定肿块的性质了。病理结果是金标准。”
一位像老专家那样濒临灭绝的牛医生会说：“我摸过你的肿块了，我认为是乳腺增生。不要轻易动手术，毕竟手术对你来说也是一次打击，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请相信我这双手，定期来随诊。”
我的朋友极不希望手术，但她又不能完全相信老专家的话，第一份B超检查结果仍像阴影一样笼罩着她。我只好劝她说：“就像选择一种宗教信仰一样，如果你极不情愿动手术，选择了相信他的手，就请相信到底吧，也做好承担任何后果的准备。如果你仍有怀疑、戒备之心，那就听那些现代好医生的建议，切出来看看病理结果。”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两种选择，我们会发现，渐渐地，我们作为病人，也开始顺应、配合现代好医生的潮流了，那就是——少废话，手术见。病理结果出来真相大白，两不相干，互不耽误，医生和病人都服气。再过些年，也许没有一位医生愿意站出来说：“手术对病人也是一次打击，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请相信我这双手吧。”因为没有一个病人不是带着防备而来，也没有一位医生不是绷着保护自己的弦看病。医生和病人之间理想的温情关系，这回是彻底面临尴尬境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