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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阐述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经济形势和对外政策。他表示，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何谓“中等收入陷阱”
在国内外学术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又被称作“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与世界银行的3个出版物有关。2006年11月，世界银行在一个关于东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报告中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如要繁荣，必须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措施。这一建议与以下事实是吻合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既不及富国，也不如穷国。”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于工资水平更低和竞争力更强的穷国与富于创新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夹缝中。但这一报告没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
200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想》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他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这是世界银行第一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低成本的生产国，他们力图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提升其价值链，也无法进入正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市场。”
实际上，世界银行的上述3个报告中都未能明确地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确切含义。但我们从字里行间能得出这一结论：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会上升，而它的产业结构及科技创新却未出现显著的改善或进步。其结果是，它既不能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从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换言之，世界银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而是指劳动力成本上升后遇到的一种“进退两难”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境况。
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曲解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如在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了50位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十个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这无异于将“中等收入陷阱”当作一个“筐”，把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往里放。
不应该是数字游戏
目前，有些学者把世界银行“确定”的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分界线作为一个量化指标。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长期不能达到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那么这个国家就可被视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则被看作跳出了这一陷阱。其实，这种做法是欠妥的，也会令人误入歧途。
首先，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或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科技创新和竞争力能否在工资水平（劳动力成本）上升后出现实质性的变化。确实，通过“做假账”或片面追求GDP增长率等手段，人均收入能被提高，但其产业结构可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科技创新和竞争力可能依然原地踏步。
其次，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是经常变化的。例如，与2010年的12196美元相比，2011年的“门槛”提高了80美元。难道今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明年会再次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受汇率变化的影响，一国的人均收入也是上下浮动的。因此，如将汇率因素考虑在内，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或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将会变得更加莫名其妙。
再次，人口因素也会影响一国的人均收入。我们假设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因种种原因而长期无法跻身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国家某天遇到了一次极大的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无数人失去了生命。毋庸置疑，由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大量减少，其人均GDP也就随之快速上升，达到或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标准线，因此它就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自然灾害或战争居然会使一个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委实不可思议。
中国的人口早已大大超过13亿。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在超过16万亿美元以后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约为8万亿美元。而且，独生子女政策发生变化后，中国的人口也可能会增长。这一切是否意味着中国将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中国不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中国，尽管不少人抱怨工资的增长速度不及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幅度，但这并不等于工资没有增长，事实上，在某些地区或某些生产领域，工资的上涨幅度是不低的。无怪乎一些经济学家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工资上涨过快会压垮中国的制造业。
安永（Ernst & Young）在2012年9月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2007年初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增长了一倍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其结果是，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将其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于中国的国家。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题为“柬埔寨得益于中国工资上升”的文章曾指出，柬埔寨工人的月薪为110美元至130美元，而中国工人的月薪则高达400美元。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有类似中国工资上涨，导致很多产品生产成本高于别国的相关报道。
诚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中国面临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即国际竞争优势的逐步丧失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低级化。但是，中国最终是否真的会跌入这一陷阱，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地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中国有信心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早在2010年9月13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参加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周年座谈会上就说过，“中国已开始在研究产生新的增长源的各种方式，尤其是通过城市化、人力资本形成、创新政策等，避免落入这个陷阱。中国从中低收入经济转向高收入社会的经验，可供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借鉴。”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未来中国经济描绘了令人鼓舞的蓝图，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如能百折不扣地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等收入陷阱”就会被宽阔的大道取而代之，中国梦就会成为现实。
何谓“中等收入陷阱”
在国内外学术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又被称作“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与世界银行的3个出版物有关。2006年11月，世界银行在一个关于东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报告中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如要繁荣，必须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措施。这一建议与以下事实是吻合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既不及富国，也不如穷国。”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于工资水平更低和竞争力更强的穷国与富于创新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夹缝中。但这一报告没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
200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想》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他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这是世界银行第一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低成本的生产国，他们力图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提升其价值链，也无法进入正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市场。”
实际上，世界银行的上述3个报告中都未能明确地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确切含义。但我们从字里行间能得出这一结论：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会上升，而它的产业结构及科技创新却未出现显著的改善或进步。其结果是，它既不能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从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换言之，世界银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而是指劳动力成本上升后遇到的一种“进退两难”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境况。
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曲解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如在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了50位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十个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这无异于将“中等收入陷阱”当作一个“筐”，把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往里放。
不应该是数字游戏
目前，有些学者把世界银行“确定”的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分界线作为一个量化指标。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长期不能达到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那么这个国家就可被视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则被看作跳出了这一陷阱。其实，这种做法是欠妥的，也会令人误入歧途。
首先，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或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是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科技创新和竞争力能否在工资水平（劳动力成本）上升后出现实质性的变化。确实，通过“做假账”或片面追求GDP增长率等手段，人均收入能被提高，但其产业结构可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科技创新和竞争力可能依然原地踏步。
其次，世界银行确定的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是经常变化的。例如，与2010年的12196美元相比，2011年的“门槛”提高了80美元。难道今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明年会再次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受汇率变化的影响，一国的人均收入也是上下浮动的。因此，如将汇率因素考虑在内，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或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将会变得更加莫名其妙。
再次，人口因素也会影响一国的人均收入。我们假设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因种种原因而长期无法跻身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国家某天遇到了一次极大的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无数人失去了生命。毋庸置疑，由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大量减少，其人均GDP也就随之快速上升，达到或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标准线，因此它就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自然灾害或战争居然会使一个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委实不可思议。
中国的人口早已大大超过13亿。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在超过16万亿美元以后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约为8万亿美元。而且，独生子女政策发生变化后，中国的人口也可能会增长。这一切是否意味着中国将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中国不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中国，尽管不少人抱怨工资的增长速度不及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幅度，但这并不等于工资没有增长，事实上，在某些地区或某些生产领域，工资的上涨幅度是不低的。无怪乎一些经济学家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工资上涨过快会压垮中国的制造业。
安永（Ernst & Young）在2012年9月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2007年初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增长了一倍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其结果是，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将其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于中国的国家。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题为“柬埔寨得益于中国工资上升”的文章曾指出，柬埔寨工人的月薪为110美元至130美元，而中国工人的月薪则高达400美元。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有类似中国工资上涨，导致很多产品生产成本高于别国的相关报道。
诚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中国面临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即国际竞争优势的逐步丧失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低级化。但是，中国最终是否真的会跌入这一陷阱，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地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中国有信心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早在2010年9月13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参加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周年座谈会上就说过，“中国已开始在研究产生新的增长源的各种方式，尤其是通过城市化、人力资本形成、创新政策等，避免落入这个陷阱。中国从中低收入经济转向高收入社会的经验，可供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借鉴。”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未来中国经济描绘了令人鼓舞的蓝图，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如能百折不扣地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等收入陷阱”就会被宽阔的大道取而代之，中国梦就会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