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奶粉”事件尽显监管缺失之弊，重建一个公正透明、协调高效、权责对等、问责明晰的中国食品监管制度刻不容缓
　　
　　2008年9月17日，武汉市儿童医院B超体检室，22个月大的杨凯清趴在病床上，他喝了五个月的三鹿奶粉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
　　2008年9月22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因“毒奶粉”事件引咎辞职。这是“毒奶粉”事件曝光后第一位被问责的部级官员。
　　这一天，距离9月9日媒体首次报道“甘肃14名婴儿因食用三鹿奶粉同患肾结石”时隔13天。短短两周内，“毒奶粉”事件迅速蔓延全国，波及世界。随着真相不断被揭露，事态之严重、进展之迅速、问题之复杂，超出常人的想象。截至9月21日上午8时，全国因食用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导致住院的婴幼儿1万余人，官方确认四例患儿死亡。卫生部称，经流行病学调查，这些婴幼儿基本上与食用三鹿牌奶粉有关。
　　问题并不限于三鹿一家企业。9月16日，国家质检总局通报了全国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抽检结果，被抽检的百余家奶粉企业中，有22家企业69批次产品均检出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伊利、蒙牛、雅士利、圣元、南山等国内知名企业均未幸免。
　　问题也不仅限于奶粉。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全国液态奶三聚氰胺专项检查结果，蒙牛、伊利、光明三大品牌的部分批次产品中均检出三聚氰胺。中国香港的食品安全中心，则相继在地内相关企业生产的雪糕、奶糖、蛋糕中检测出三聚氰胺；新加坡农业粮食与兽医局，亦从中国上海进口的“大白兔”奶糖中检测出三聚氰胺。
　　这甚至也不是三聚氰胺首次为祸社会。2007年，中国大陆出口的宠物饲料被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导致相关进口国的猫狗等死亡，一度在海外引发风波。遗憾的是，相关政府部门“亡羊”却未“补牢”，未对三聚氰胺严加控制，致使一年后中国的婴幼儿受到了三聚氰胺的残害。
　　一时之间人人自危，国产奶制品无人问津，世界各地纷纷出台措施，严查中国大陆出口的所有奶产品。中国奶制品行业面临全面危机。
　　回顾中国的食品安全，以及同样为人所关注的药品安全，近年来大事迭出。2003年“海城豆奶事件”、2004年阜阳“大头奶粉事件”、2005年“苏丹红事件”、2006年“瘦肉精事件”，以及2005年“齐二药”假药事件、2006年“欣弗事件”、2007年“佰易事件”等，俱令世人震惊。
　　每一次事件发生后都会有责任追究，也会有教训总结，乃至主责食品、药品监管的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于2007年7月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法院执行死刑，不可不谓当局体察民意之深、解决问题心情之切。然而，“运动式”的打击、贪官的覆灭，并没有堵住食品药品的安全漏洞。直至此次“毒奶粉”事件以更为悲剧性的面目呈现，残酷地侵蚀和打击着人们对于中国食品药品安全的信心。
　　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此次“毒奶粉”事件中，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手段，处理方式也较以前公开透明。不仅中国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下台，包括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在内的诸多河北地方官员，以及河北三鹿集团公司董事长田文华等大小一干人士亦被免职；因三鹿集团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田文华作为直接责任人被刑拘。各地警方也迅速抓捕了数十名涉嫌非法销售、添加三聚氰胺的犯罪嫌疑人。与此同步，国务院于9月18日决定废止施行了八年多的食品质量免检制度。
　　历史经验已经一再证明，雷霆万钧的行政手段，至多威慑于一时，并不能收效于久远；中国监管制度，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重新审视和重建的时刻。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