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曾引用拿破仑的一句话来为“领导”下注脚：“领导就是当你身边的人忙得发疯，又或者变得歇斯底里的时候，你仍然能沉着和正常地工作。”
　　领袖的其中一项特质，就是EQ要够高，抵得住如山压力，在关键时候，沉着应变，并敢于下决定。
　　1940年5月10日，当纳粹的铁蹄踏遍整个欧洲，大不列颠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片战败的阴影，就在这个英国近代史上最灰暗的一刻，丘吉尔就任首相。战争的重担，一下子通通都压到他的一双肩膀上。丘吉尔如此形容自己那一刻的感受：
　　“当我上床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时，我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深刻感觉。最终，我对当前整个形势有着掌舵的权力了。我感觉到自己与天命同行，我的前半生，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为如今这一刻、这一步做好准备……我想我完全掌握这一切，而我可以肯定，我一定不会让自己失败。”
　　丘吉尔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他斗志昂扬地去迎接一场战争的来临，并相信自己为此而生。
　　但大多数人却不是这样，没有如此伟大的天赋。（不过，即使是丘吉尔，最近也有资料显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私底下，其实也不断饱受忧郁症及酗酒的煎熬。）
　　艾森豪威尔曾引用拿破仑的一句话来为“领导”下脚注：
　　“领导就是当你身边的人忙得发疯，又或者变得歇斯底里的时候，你仍然能沉着和正常地工作。”
　　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登陆作战，上百万盟军子弟兵跨越茫茫大海，被送上敌人正在磨刀霍霍、严阵以待的“大西洋长城”，那是被纳粹宣传为有去无回的铜墙铁壁，生与死，光荣抑或毁灭，都在个别决定的一念之间。
　　整个作战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天气，由于进攻的时机要准确地配合风雨、月光、潮汐甚至日出时间等因素，在筹劃登陆方案时，发现6月份只有5、6、7日三天较为适合。正如艾森豪威尔事后所说：“如果这三天的天气都不理想，那么随之而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将失去隐秘性……士气必然低落……敌军的防卫能力将日益加强。”
　　到了6月4日，天气非常恶劣，云层很低，风浪很大，愈来愈多迹象显示行动将十分危险，甚至功败垂成。或出击或取消，属下意见纷纭。幕僚长史密斯将军事后形容，艾森豪威尔脸上“挂着因沉重的决策压力所产生的严肃表情”。 6月5日，气候专家带来了一线好消息，他的下属开始围着专家连珠炮发问，当问题问完后，会议室出现了5分钟可怕的持续沉默，大家心情都绷得很紧，把目光投向艾帅，这些目光重如千斤。
　　终于，艾森豪威尔抬起头来，一脸的绷紧消失，相反，露出刚毅、决断的表情，明快地说：“好吧，我们上！”
　　当决策既下，大军已经出发，一切已成定局之后，艾森豪威尔变得无事可做，在沉重的压力之下，你估计他选择了什么方法来减压？
　　——结果，他默默地独自在一角祈祷，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史密斯将军事后描述：“我从来不晓得一位充分了解作战成败系于他个人判断正确与否的指挥官，在做出如此重大决定的时候，竟然是那么孤独与疏离。”
　　让我不厌其烦，再重复一次，生与死，光荣抑或毁灭，都在一个决定的一念之间。所以军事将领大都惯于承受压力，在压力下做出决策。而一些军人出身的政治家，往往很能表现出这方面的特质。例如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戴高乐，战后当了该国总统，并且在多次危机（如阿尔及利亚危机）中，以其坚毅的性格及EQ，顶住重大的压力，表现出政治强人的风范。
　　登陆诺曼底是一项极为艰巨的行动，面对被纳粹吹嘘上天的“大西洋长城”，事前吉凶难料。当艾森豪威尔下达作战命令之后，便坐在桌子旁边，默默地写下一张字条，并把它放在制服的口袋中，准备任务一旦失败时，拿出来宣读。
　　你估计这张字条是如何写的？
　　“我们的登陆作战行动已经失败……所有士兵无论海、陆、空三军，无不英勇作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假如行动中有任何错误或缺失，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很多年后，时过境迁，当艾森豪威尔在接受一位学者访问，谈及此事时，他进一步阐释，说记得南北战争时，南军在葛底斯堡一役被打败，领兵的李将军只怪罪自己，他写信给总统时说：
　　“军队没有错……错由我一个人负全责。”
　　艾森豪威尔说自己就是如此受到启发。
　　很多人都知道，领袖之道，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所谓的：“The buck stops with me”（一切责任由我承担）但现实上，却有几多人做得到呢？
　　屏幕上看到的领袖，往往是坚忍不拔，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但现实中的领袖，却是有血有肉，有着常人软弱的一面，会胆怯，甚至在关键时刻会双腿发软——就像你我一样。
　　毕竟世上没有多少个丘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