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的“使命”
　　 出生于1949年的徐梦梅，始终没有忘记父亲送给他们兄弟两人的一副对联——“嘉农长白守边疆，梅工天目支前线。”这是说，他家中仅有的两个孩子，弟弟梦嘉以“知青”身份被分配到吉林长白山农村插队落户，哥哥梦梅则参与小三线建设，被分配到浙江天目山军工厂做工人。
　　 上海小三线建设，共有81家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除浙西地区上海市协作机械厂外，其余80家单位集中分布在安徽省徽州地区（皖南）东西260多公里、南北130多公里的山区中。这当中，共有在册职工56474名，家属1.7万余人。
　　 秉持着毛泽东提出的“好人好马好刀枪”的建设要求，上海小三线职工筛选以“根正苗红进三线，青春年华向党献”的原则进行。入选职工，必须为上海工厂或学校当中的骨干力量，亦必须通过层层“政审”。
　　 1968年离沪之际，20岁的高球根只知去处通信地址为“杭州市505信箱”，估计着条件不算艰苦，位置亦不会偏僻。但到杭之后，隔夜要转乘两班长途汽车，再坐一班工厂专车，从平原辗转丘陵再至山区，他“一听就有点蒙了！”
　　 根据“靠山、隐蔽、分散”战略选址原则，在六次规划中，上海小三线厂绝大部分分散在远离县城与主要交通干道的深山沟中。大多数职工对“赤膊车”印象深刻——一辆卡车，没有顶篷没有座位，人挤人，行李挤行李，“一路跳动一路风尘”。在早期无数次往返中，他们只能乘坐这种光秃秃的大卡车，一路下来，灰头土脸。
　　 筹备组职工袁汉卿记得，1968年赴皖南筹建旌德向阳小型轴承厂时，条件尤为艰苦。路不通，设备和材料全靠人力扛;水沒有，职工排成长队用碗和盆打来;米不够，只能吃掺着杂粮的白米“猪肝饭”。一天下来，衣服上全是白花花的汗渍。有些年轻职工，受不了时，就跑到山顶上坐着大哭。
　　 克服前期的困难后，作为军工企业的工人阶级，上海小三线职工在生产生活上展现出那个年代特有的严谨性。生产指标一旦下达，整个工厂加班加点24小时连轴转，绝不停下生产步伐。
　　跳出山沟，回上海去
　　 1978年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自此，上海小三线建设亦进入“军转民”新时期。
　　 刚刚恢复不久的高考，亦成为久困山坳的年轻人奋力抓住的一根稻草。1975年被分配至皖南绩溪县上海小三线后方卫生组的曹建明，连初中文化水平都不具备。但白天连着黑夜，他对着一本高考复习大纲、《辞海》和《时事手册》反复研磨，硬是在1979年压线1分考入华东政法学院。30年后，2008年3月，曹建明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与此同时，邓小平作出重大战略判断，20年内不会打仗，由此国防工业大部分力量也要转为民用工业。遵循党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上海市国防工办经过反复研讨和筹划，于1984年7月提出《关于上海小三线调整情况及其调整方案》。在1984年8月全国小三线工作会议后，上海小三线调整交接工作正式启动。
　　 此后，近4年间，近10万名职工及家属一批批打包行李，重返上海。
　　“小三线二代”
　　 重返上海，迎来的是新的生活图景。大部分小三线职工回到原相关企业及相关岗位。
　　 “高精尖”军工企业养成的工作方式与技术思路，在新时期与新环境中，闪烁着光芒，也经受着阵痛。
　　 在上海小三线厂经受历练的职工，工作效率高，一丝不苟，“干部受过锻炼，综合能力强，会说会写会做”，但二十年间的精细分工与封闭环境也带来相当的局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启用正规文凭，这群曾因特殊年月耽误学业的职工群体部分受到发展限制。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年，上海柴油机配件厂等7家试点推行劳动合同制，一批小三线职工被打破铁饭碗，在定员定编的激烈环境中竞争上岗。
　　 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个人命运不再单单与国有企事业单位捆绑在一起。机遇面前，不少小三线职工跳离旧有轨道，在各个领域卓有建树。
　　 上海小三线造就了一支“能出征、肯吃苦、顾大局、守纪律”的干部职工队伍和科技队伍，而时代孕育的小三线精神亦继续孕育着职工子女群体，在内部，他们自称为“小三线二代”。现任上海市纪委副书记戴骅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小学与中学12年生活，均随父母在远离县城100余公里的浙西深山厂区中度过……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