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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近六旬的盲眼化工专家，自称名校教授，宣称有60多项填补国内空白的待申请专利，然而守在老小区的顶层蜗居里，他最终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编织出了一张纵横全国的毒品网络。
顶楼的怪人
被抓时，58岁的陆勇已经失明了7年时间。2007年，他有一种化工产品正在出售，对方要求做提纯，就在做提纯实验时，玻璃容器爆炸了，崩出的碎片割坏了陆勇的眼睛。
陆勇形容此前的自己，是“医药化工、生物化工、生命科学等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专家、教授”，多次参加学术会议，有60多项待申请的专利，大部分都将填补国内研究的空白。被抓后，陆勇在审讯室先喊出来自己是“副教授”，警方才知道这个盲眼的老头还有另一重真实身份。
现在查证，陆勇一长串的自我介绍半真半假。在中国知网上只能找到陆勇的一篇文献，是2002年发表的关于噻吩及其衍生物的论文。他的专利也远没有自己宣称的那么丰富，注册成功的只有两项，是关于两种化合物的合成方法，2007年4月申请，已经因为未缴年费而终止失效。
西安交通大学的化工学院，在电话里急匆匆地撇清了与陆勇的关系：学院的教职员名录里从未出现过陆勇的名字。陆勇的公司曾经有西安交通大学产业集团总公司入股，也许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陆勇有了一个在学校的合作身份，这并不是上课带学生的正式教学职位，那个“副教授”恐怕只是一个称呼。“就像我们到哪个小学上课，人家给我们颁个名誉副校长的聘书一样。”办案警察解释说。
但是这个“交大副教授”的头衔，案发后很快传播出去，在新闻和公众号的层层演绎里，变成了陆勇最令人咋舌的背景。盲眼、教授、毒品——听上去跟美剧《绝命毒师》别无二致。某公众号痛心疾首地感叹：“他曾经是一个/拯救病人于危难的白衣天使/如今却变成了荼毒生灵的毒枭。”
而2013年，当江苏人陈玉强找到陆勇时，这只不过是两个潦倒中年人的相遇。陆勇自己住在西安碑林区的一个老小区里，从2009年开始，他就已经跟妻子任虹分居，女儿也被妻子带走。任虹雇了一个保姆，照顾陆勇的日常生活。陆勇此时已经没有什么社会活动了，他性格暴躁孤僻，本身就没有几个朋友，如今眼睛看不见，又住在顶层，他几乎常年不出房门一步。
陈玉强是陆勇过去在化工圈的朋友，2012年刚刚因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被判刑一年。他当时做的是盐酸羟亚胺，这种化合物是一种医药中间体，最终可制成医用麻酾剂氯胺酮——也就是K粉。在2012年这桩案子里，盐城警方曾来西安找陆勇谈过话，最后不了了之。等到2013年，陈玉强出狱，他又一次找到了陆勇，两个人想一起再生产个什么东西。
酒石酸
陆勇此时搭上了另一条线，就是在上海的谭泳强。谭泳强32岁，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开了一家专门做销售的化工公司。陆勇告诉谭泳强，他那儿什么都能生产。
一开始，谭泳强要的是酒石酸，一种药用化工原料。陈玉强拿了陆勇开的配方，在陕西渭南租了一个车间试制。这批货经过陆勇卖给了谭泳强，拿到了第一批20多万元的货款。
然而谭泳强销售出去的酒石酸很快就被下家退货了：质量不行，没法用，得退款。
这让陆勇非常尴尬：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如果不是失明，也许不会遭遇这样的失败。陆勇之前的公司下属回忆：“陆老师的办公室里随处都是化工专业书籍、期刊、论文资料，别的什么都没有。很多老板的办公室都有茶桌鱼缸什么的，陆老师的办公室除了书还是书。他也没有烟酒嗜好，就是在看论文、做实验。技术工艺上的任何问题，他张嘴就来。”陆勇也遇到过失败，他成功合成过抗艾滋病的司他夫定的仿制药，被多家媒体报道，但技术不太稳定，最后无法产业化，专门成立的制药公司也因此倒闭了。但陆勇也成功改进过抗癌药7-乙基-10-羟基喜树碱的合成路径，“以至于实验室的小姑娘都已熟练掌握，和当时的厂长一起出去自己干了”。
一直以专家、“教授”自居的陆勇，现在却被黑暗困在了房子里，他有大量的精力发泄不出去，唯一的消遣变成了指导保姆帮他做试验。陆勇所在的小区常常弥漫着化学品的酸味儿，曾经有人报了警，等到陆勇到派出所做笔录，小区的人才知道这里还住了这么一个奇人，家里连洗涤剂都是自己动手配的。
更窘迫的是，陆勇失明后，他已经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此前为了治眼睛，他到深圳、西安等地看病，更换角膜，每次都要花掉二三十万元。然而因为伤势太重，加之他有糖尿病，手术效果并不理想，治疗费用基本都打了水漂。当下的经济情况恐怕只能用坐吃山空来形容。
陆勇手里已经没有钱了，他只好把自己的一些化学试剂发给了谭泳强抵债。这一批化学试剂值不了多少钱，直到谭泳强被抓捕，还一直堆在他的库房里没有动过。
既然酒石酸没有成功，谭泳强说，那就做α-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吧。
事后陆勇对外宣称，α-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第一可以给妇女做减肥药，第二做药可以作为中间体，第三可以治妇女产后忧郁症。
“他们搞化工的其实一说，互相之间就明白这是什么了。”三原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李一鸣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做的东西就是甲卡西酮。
甲卡西酮又叫α-甲基氨基苯丙酮，也称浴盐、“丧尸药”，是近几年刚刚兴起的一种毒品，吸食后容易引起幻觉，且能导致急性健康问题和毒品依赖。如果吸食过量，容易造成不可逆转的脑损伤甚至死亡。甲卡西酮早在2005年就已被中国列入Ⅰ类精神药品，对生产和销售进行严格管制。
甲卡西酮与α-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的分子式只差一个HCl，实际上可以画等号，都能起到致幻剂的作用。而如果被警方抓到，利用这个分子式上的细微差别，制造者就可以说自己做的不是同一个产品来逃避责任。事后陆勇和陈玉强确实也用过一个比喻，认为自己做的东西就像菜刀，“卖出去后，别人拿它来做什么跟我没关系”。
陆勇又一次给陈玉强写了配方，带着这个单子，陈玉强和同乡陈健在渭南再次开了工。二人前后试制了二三十次，陈健带着样品到陆勇家里做检测，反反复复，都是不行，做出来的产品一直是黑红色的。 大家分析，问题出在了原料上：渭南的工厂只能买到四氢呋喃，做出来的东西都是红色的，想要做出白色的粉末，必须要除一道杂质，这就需要用到丙酮。
丙酮是国家管制的易制毒化工产品，必须有资质的公司才能进货。数十次的试验失败，加上还没有堵上的资金缺口，陆勇决定动用自家的公司。2013年11月，陈玉强搬到咸阳三原县，的西安科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创药业”）在这里有一间租用的车间。
科创药业是陆勇1997年创办的，在眼盲之前，这家公司没有实体，主要销售陆勇研究的化工技术。其中有70%的股份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产业集团总公司，因此也可以看作是西安交大的校办企业。2007年的事故之后，陆勇没法再研究技术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转成了任虹，公司在三原县租了一个车间，开始制造类似托吡酯这样的化工产品赚钱。
科创药业的实际情况，并不像“交大主控股公司”这个名头一样漂亮。三原县的大程镇有一家民营的化工厂，因为经营不善，把车间拆分着租了出去。科创药业租了其中一个不到100平方米的小车间，装备了离心机、反应釜、干燥机、甩干桶、分离机等基础化工设备。
在2013年，科创药业的订单已经不多了，基本处在半歇业状态。任虹每年10万元的租金正在白白浪费，她乐得有人过来接手这些设备。陈玉强前后一共租了两次车间，每次持续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陈玉强可以通过任虹，从能合法申报的科创药业购买丙酮和盐酸；任虹每次出租厂房，都能收到4万元的月租金弥补亏空。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黑的还是白的？
陈玉强做出来的α-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大部分都卖给了陆勇。陆勇以400元/公斤的低价收入，再以900～1200元/公斤的价格卖给谭泳强。每个蓝桶能装25公斤货，平均每次运输4桶，当货物用物流运到上海，一条连绵不断的销售路径就开始了。
谭泳强卖给山东的下家，是1800～3000元/公斤，山东下家卖到河南，就至少是3000元/公斤。此后的链条再依次加价。李一鸣和同事们跑了十几个省份，抓到了谭泳强和他的第一级下家，一共抓了17名犯罪嫌疑人：“像河南我们抓了一个姓杨的嫌疑人，他知道有人卖‘土冰’发财了，就找到河南的王金明想买点‘土冰’，王金明认识谭泳强，就叫了几个人一起开车去上海进货。姓杨的已经是很末端的买家了，他从谭泳强那里拿到的价格已经变成了每公斤1万元。”
交易中，这些嫌疑人用“土冰”“甲卡”来称呼这批α-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实际上就是把它当作甲卡西酮来买卖。李一鸣花了两周时间清查出谭泳强的快递记录，发现他用公司楼下的一家快递公司向全国发了100多笔货，发货地址包括河南安阳、河北邯郸、四川双流、福建龙岩、山东菏泽、山西长治等多个省份和地区，很多收件人用了“李先生”“张老师”这样的化名，一些快递上标注了重量，2.3kg、5.7kg、13.6kg，这并不是批发普通化工产品的正常销量。
2014年5月，有人向三原县禁毒大队举报，说在大程镇的一家公司厂房里有一群人“行为诡秘”，常常半夜生产运输，工人都戴着防毒面具，生产的产品气味刺鼻。张勇是禁毒大队队长，他过去抓的都是倒卖和吸食海洛因、冰毒，从来没抓过新式毒品，接到这样的举报，其实警方并不太懂。
“我们是去了第三次，才真正开始行动的。之前侦查员去的两次，发现要么没人生产，要么门窗紧闭，不敢随便进去打草惊蛇。但到厂子里抓捕的时候，说实话我心里也没有底，不确定这家工厂到底合法不合法，只觉得可能性很大。”张勇干了6年禁毒工作，一进车间，他立刻心里有底了：满屋子堆着丙酮、盐酸、硫酸，这些都是易制毒的化工原料。在三原县，任何工厂要使用这些原料都必须在公安局报备。“我们从来没接到陈国发这个厂子的报备材料，起码在原料使用上已经是违法的了。”
整个车间此时正在全速运转中，满屋子都摆着40cm×60cm的不锈钢托盘，刚刚生产出来的α-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还是湿的，正在阴凉处晾干。几名生产工人一脸蒙，不知道为什么还招来了警察，陈玉强也在，张勇问他这些产品合不合法，“陈玉强现场说了一个化工名词，自己又承认说，反正这些东西是违禁的吧”。
当场扣押的122公斤成品、2000余升半成品，三原县并不知道该怎么鉴定，一层层向咸阳市公安局、省公安厅上报，结果大家都没有处理这种新式毒品的经验。最后，是市局有一位懂化学的警察提了建议，让张勇用水把这些粉末化开，滴在平时测吸毒者的尿检板上看看是阴性还是阳性。
张勇当时还拿不准用哪一种尿检板，是测海洛因、冰毒还是测氯胺酮的？“他告诉我都用上试试，我一测，好家伙，三个尿检板都显示阳性。看到这个结果，我们就说别等了，赶紧抓人吧！”
几天后，警方审出了车间背后陆勇的角色。“其实陆勇几天联系不上陈玉强，应该已经知道坏事儿了。”李一鸣去西安抓捕陆勇，一押到车上，陆勇就问他：“你们查到的货是黑的还是白的？”李一鸣说是白的，陆勇听完，“嗯”了一声。
“如果是黑的，那还是渭南那批不合格的货。他这时候已经明白了，真正的窝点被端了。”李一鸣说。
审判
在2015年3月，任虹以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因为从始至终对所制产品不知情，她和其他几名销售丙酮、盐酸的参与者被另案处理。
科创公司的出纳李娜，每次帮助陆勇从车间收货，向上海发货。李娜、保姆、车间里的普通操作工人，对陆勇在倒卖的这些化工品都一无所知。每次谭泳强下订单，陆勇都以“陈玉强的货”来指代那些白色粉末，李娜填完物流单子，货物发走，从始至终都以为跟过去科创的普通化工品没有两样。
三原县警方花了7个月时间，从谭泳强开始抓，跑了十几个省市，一共抓了17个人。“按照我们禁毒的惯例，我们从陈玉强这里算，向上抓一级，向下抓一级，其他的交给当地警方处理。”其中有一名嫌疑人已经把货从云南背到了缅甸，卖给了缅甸的赌场。李一鸣告诉我们，他们还查到了一名吸食者，从车间里出来的α-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已经是可以吸食的成品了。因为吸食后间隔时间太长，这名吸食者已经做不了尿检。“他也知道这事儿很严重，已经不认了。” 谭泳强、陈玉强、陈健，被抓之后全都招供了。谭泳强最年轻，他1982年出生，青岛理工大学毕业，此前在上海打工，2012年开始自己出来开公司。谭泳强的目的很明确，他要赚大钱，趁年轻早日移民海外。“我们抓他之后，有证据的他都承认了，没证据的不认。后来他觉得情节严重，自己也开始要立功，检举了河北也有个做甲卡西酮的。”张勇说，谭泳强懂化工，也懂法，知道现在只能好好配合，否则这么大的销售量，最后肯定是死刑。
陈玉强、陈健也招了，原原本本地讲了自己如何从陆勇处拿了配方，前后几十次做试验，到陆勇家里检验，并销售给陆勇。
只有陆勇不招，直到今天，陆勇还是不承认自己做了毒品。
抓捕当天，陆勇就在审讯室破口大骂了整整一夜，宣称：“怎么带过来的，以后会怎么把我送回去。”禁毒大队的警察们轮番审问，很多老资历的警察进去也问不到任何内容，最后都变成了陆勇给警察上课。“不管对面坐的是谁，陆勇都是讲一大串化学公式，谁也听不懂。”
陆勇以眼睛看不见为由，拒绝在任何笔录上签字。检察官王志宏发现陆勇不签字，告诉他可以从头到尾宣读一遍提审记录，陆勇反问他：“我哪知道你读的是不是真的？”王志宏告诉我们，陆勇从始至终都采取一种抵抗不合作的态度：“他否认了所有事情，包括给陈玉强提供配方、鉴别产品、提供改良的方案，还有和谭泳强的交易，这些他都完全否认。”王志宏觉得，如果真的是合法经营，完全没必要隐瞒所有的交易过程，而这些过程全都有充分的人证和物证。“包括法庭上，陆勇态度都是非常恶劣的，他在法庭上动不动就是破口大骂、大声大笑，也许这都是他掩盖内心波动的一种方式。”
那些查没的α-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取了样品后，一级一级上传，咸阳市局、陕西省公安厅都没有对新式毒品做鉴定的技术，最后是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取得了鉴定结果：所送检的α-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中含有甲卡西酮成分。几份样品分别含有51%、49%、50%的甲卡西酮，还有一个未提纯的液体混合物，含量约0.4%左右。
今年5月份，咸阳中院邀请公安部鉴定中心的专家参加庭审。这次庭审的现场，陆勇的辩护律师、禁毒警察、检察官有不同表述。李一鸣因为办这个案子恶补了一大堆化学知识：“办这个案子真把人办蒙了，全是这些化学名词，我们、律师，都是外行，谁都辩不过陆勇。”庭审上漫长的专业名词辩论让人云里雾里，李一鸣形容，就像是学过一点英语的人去听一堂全外语教学课：“其实庭审的时候陆勇、谭泳强以及公安部专家，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在陆勇的辩护律师康博明的叙述中，公安部的专家没有提出一个可信的证据，陆勇逐条批驳了专家的鉴定方法，还在法庭上直接斥责对方：“还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物证检验专家，我都为你感到脸红。”陆勇的脾气一直不好，即便对康博明也是这样，康博明说：“他认为毒品快1000公斤，那不是死刑么，人到这时候就急了，什么话都敢说。老陆一直有抵触情绪，对检察官、法官都有抵触情绪。我跟他说不要抵触，有事情说事情。所有人好好讲道理都能听明白，你说有冤屈我帮你洗冤，有抵触了怎么替你说话？”
王志宏最后听出来了门道：公安部专家和陆勇说的是两种鉴定方法。“陆勇是参照食药局颁布的食品药品检验的程序和标准。而公安部的鉴定是依据公安机关、公安部颁布的毒品检验的程序和标准。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要让他们在这上面取得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
“公安部是咱们国家最高的侦查机构，我们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对于公安部的鉴定结果是很少持怀疑态度的。除非他的程序违法，或者说送检的程序有什么问题。”王志宏告诉我们，不管控辩双方对鉴定的标准有什么样的争议，在毒品案件的审理中，一个最基本的准则是，检查产品里是否有毒品的成分。而查封样品里含有高含量甲卡西酮成分，这是确凿无疑的结论。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非法药物折算表》，1克甲卡西酮相当于1克海洛因。如果判处死刑，除了定性分析产品中是否含有毒品成分，还要定量分析其中的毒品含量，以海洛因为例，毒品重量是以化学品中含毒品25%为核算分界，超过25%的按实际重量算，不到25%的要折成25%来计算贩毒的数量。
陆勇在看守所已经羁押了两年半的时间，这起案子是陕西第一例新型毒品案件，而且涉及1200余公斤的生产销售总量，在国内也没有先例。在今年5月份的庭审中，咸阳中院因“客观原因致使本案不能在审理期限内审理终结”做出裁定，此案暂时中止审理。
为什么要制毒？
陆勇住在一个老小区里，房子很破，三室一厅不到100平方米。警方从中一共搜查出45万元现金，其中5万元是藏在阳台上的一堆破鞋盒里，另外40万元在书房。陆勇的书房里书架堆了几面墙，这些钱就藏在一个书架的背后，估计连保姆都完全不知道。
“陈玉强的货”一共给陆勇赚了85.9万元纯利润。谭泳强靠这笔买卖真的发了财：警方调取他的银行记录，2013年谭泳强全部家当就30万元，2014年他从春节之后开始卖货，到被捕时，一共销售了3个多月，此时谭泳强的账面上已经有四五百万元的余额了。
陆勇以前也爱钱。过去的科创公司销售医药中间体、原料药，转让陆勇研究的合成技术，每年能有300万～500万元的收入。他通过律师告诉我们，自己的每项技术能卖出50万～60万元，最高的一次卖到了300万元。
陆勇“交大副教授”的身份，过去更像是一个公司销售的金字招牌。他的员工记得，陆勇以高校教授的身份在《参考消息》上打广告，吸引了很多人来买技术。其中山东一家企业，是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遣散费合资筹办的小公司。“但是他卖出的技术其实有很多问题的，可行性报告也是倒着写的——先写盈收、平衡点，然后倒推其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骗人呢。”
眼睛失明后，一切都开始走下坡路。陆勇说自己做了十余次手术，花费了上百万元，自己原本预计再用五六十万元继续治。被抓后，警方一度把他送到西安的安康医院，这是西安公安局的医院，关的都是犯人。康博明探视过，得知陆勇在这里态度也很暴躁，每天大喊大叫，这听起来不是一个积极的治疗态度，最后医院不堪其扰，又把他送回监狱了。
几名采访对象都说，陆勇的眼睛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估计也没什么治愈的希望，至多是恢复一些光感。
此前有媒体称陆勇卖了毒品后只要现金，这只是部分的真实：李娜确实去银行把钱取出来拿给陆勇，但并不像《绝命毒师》那部美剧一样，整个交易因为隐秘，需要用现金来躲避警方的追查。警方查到的证据中，嫌疑人们的金钱往来在QQ、微信、短信上有大量的交易记录，下线之间也有短信，虽然没写着具体的名目，但类似“1×2.4+1×3=……”这样结账的算式也都还留着。陆勇的钱从上海到西安，每一笔流动都在银行留下了痕迹。所以眼下能想到的可能就是，陆勇的这笔钱只是想瞒住他想瞒着的人。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自己老了，又有孩子，都想留一些私房钱。”在采访中康博明律师没头没尾地说过这么一句话，他今年53岁，跟陆勇的年纪相仿，在他有限的、保守的叙述里，没有继续挑明原因。
警察去抓任虹时，发现她住在另一处高档小区里，装修很精致，房子面积很大，她自己带着女儿在这里生活。任虹看起来是完全被动地卷入了这桩案件，她的姐姐只给她请了辩护律师，并不愿多管陆勇的案子，姐姐言谈中对陆勇多有怨怼：“任虹能跟制毒扯上关系，她所有的朋友都不相信。陆勇这个人过去脾气就不好，我们跟他没什么来往，这两个人差了20多岁，最早他们在一起，我们家里就一直都不同意。”
事实上，陆勇和任虹两个人一直没有领结婚证，二人的女儿已经15岁了，现在被任虹的姐姐抚养。二人在案发前的经济来往，在律师和家人罗生门一样的叙述中很难判断清楚。
李一鸣没有追问过陆勇储存现金的理由。这些事关家庭和私人关系的细节，不是他审讯的重点，他只是想起来，陆勇曾经有一笔20多万元的收入被任虹发现后，就被任虹从账上划走了。
“那20多万元是什么钱呢？就是谭泳强支付的酒石酸的货款。”李一鸣回忆。
以陆勇当时的经济条件，他无法及时堵上这笔资金的窟窿。他东山再起的期待遭遇了第一笔巨大亏空。这笔亏空也促成了他和谭泳强下一步的合作，新研发的产品租用了任虹的厂房，使用了科创公司的丙酮和盐酸，紧密的合作链条上每个人都得到了滚滚而来的大笔利润，最终，每个人也都在这种白色粉末里面越陷越深。
顶楼的怪人
被抓时，58岁的陆勇已经失明了7年时间。2007年，他有一种化工产品正在出售，对方要求做提纯，就在做提纯实验时，玻璃容器爆炸了，崩出的碎片割坏了陆勇的眼睛。
陆勇形容此前的自己，是“医药化工、生物化工、生命科学等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专家、教授”，多次参加学术会议，有60多项待申请的专利，大部分都将填补国内研究的空白。被抓后，陆勇在审讯室先喊出来自己是“副教授”，警方才知道这个盲眼的老头还有另一重真实身份。
现在查证，陆勇一长串的自我介绍半真半假。在中国知网上只能找到陆勇的一篇文献，是2002年发表的关于噻吩及其衍生物的论文。他的专利也远没有自己宣称的那么丰富，注册成功的只有两项，是关于两种化合物的合成方法，2007年4月申请，已经因为未缴年费而终止失效。
西安交通大学的化工学院，在电话里急匆匆地撇清了与陆勇的关系：学院的教职员名录里从未出现过陆勇的名字。陆勇的公司曾经有西安交通大学产业集团总公司入股，也许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陆勇有了一个在学校的合作身份，这并不是上课带学生的正式教学职位，那个“副教授”恐怕只是一个称呼。“就像我们到哪个小学上课，人家给我们颁个名誉副校长的聘书一样。”办案警察解释说。
但是这个“交大副教授”的头衔，案发后很快传播出去，在新闻和公众号的层层演绎里，变成了陆勇最令人咋舌的背景。盲眼、教授、毒品——听上去跟美剧《绝命毒师》别无二致。某公众号痛心疾首地感叹：“他曾经是一个/拯救病人于危难的白衣天使/如今却变成了荼毒生灵的毒枭。”
而2013年，当江苏人陈玉强找到陆勇时，这只不过是两个潦倒中年人的相遇。陆勇自己住在西安碑林区的一个老小区里，从2009年开始，他就已经跟妻子任虹分居，女儿也被妻子带走。任虹雇了一个保姆，照顾陆勇的日常生活。陆勇此时已经没有什么社会活动了，他性格暴躁孤僻，本身就没有几个朋友，如今眼睛看不见，又住在顶层，他几乎常年不出房门一步。
陈玉强是陆勇过去在化工圈的朋友，2012年刚刚因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被判刑一年。他当时做的是盐酸羟亚胺，这种化合物是一种医药中间体，最终可制成医用麻酾剂氯胺酮——也就是K粉。在2012年这桩案子里，盐城警方曾来西安找陆勇谈过话，最后不了了之。等到2013年，陈玉强出狱，他又一次找到了陆勇，两个人想一起再生产个什么东西。
酒石酸
陆勇此时搭上了另一条线，就是在上海的谭泳强。谭泳强32岁，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开了一家专门做销售的化工公司。陆勇告诉谭泳强，他那儿什么都能生产。
一开始，谭泳强要的是酒石酸，一种药用化工原料。陈玉强拿了陆勇开的配方，在陕西渭南租了一个车间试制。这批货经过陆勇卖给了谭泳强，拿到了第一批20多万元的货款。
然而谭泳强销售出去的酒石酸很快就被下家退货了：质量不行，没法用，得退款。
这让陆勇非常尴尬：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如果不是失明，也许不会遭遇这样的失败。陆勇之前的公司下属回忆：“陆老师的办公室里随处都是化工专业书籍、期刊、论文资料，别的什么都没有。很多老板的办公室都有茶桌鱼缸什么的，陆老师的办公室除了书还是书。他也没有烟酒嗜好，就是在看论文、做实验。技术工艺上的任何问题，他张嘴就来。”陆勇也遇到过失败，他成功合成过抗艾滋病的司他夫定的仿制药，被多家媒体报道，但技术不太稳定，最后无法产业化，专门成立的制药公司也因此倒闭了。但陆勇也成功改进过抗癌药7-乙基-10-羟基喜树碱的合成路径，“以至于实验室的小姑娘都已熟练掌握，和当时的厂长一起出去自己干了”。
一直以专家、“教授”自居的陆勇，现在却被黑暗困在了房子里，他有大量的精力发泄不出去，唯一的消遣变成了指导保姆帮他做试验。陆勇所在的小区常常弥漫着化学品的酸味儿，曾经有人报了警，等到陆勇到派出所做笔录，小区的人才知道这里还住了这么一个奇人，家里连洗涤剂都是自己动手配的。
更窘迫的是，陆勇失明后，他已经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此前为了治眼睛，他到深圳、西安等地看病，更换角膜，每次都要花掉二三十万元。然而因为伤势太重，加之他有糖尿病，手术效果并不理想，治疗费用基本都打了水漂。当下的经济情况恐怕只能用坐吃山空来形容。
陆勇手里已经没有钱了，他只好把自己的一些化学试剂发给了谭泳强抵债。这一批化学试剂值不了多少钱，直到谭泳强被抓捕，还一直堆在他的库房里没有动过。
既然酒石酸没有成功，谭泳强说，那就做α-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吧。
事后陆勇对外宣称，α-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第一可以给妇女做减肥药，第二做药可以作为中间体，第三可以治妇女产后忧郁症。
“他们搞化工的其实一说，互相之间就明白这是什么了。”三原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李一鸣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做的东西就是甲卡西酮。
甲卡西酮又叫α-甲基氨基苯丙酮，也称浴盐、“丧尸药”，是近几年刚刚兴起的一种毒品，吸食后容易引起幻觉，且能导致急性健康问题和毒品依赖。如果吸食过量，容易造成不可逆转的脑损伤甚至死亡。甲卡西酮早在2005年就已被中国列入Ⅰ类精神药品，对生产和销售进行严格管制。
甲卡西酮与α-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的分子式只差一个HCl，实际上可以画等号，都能起到致幻剂的作用。而如果被警方抓到，利用这个分子式上的细微差别，制造者就可以说自己做的不是同一个产品来逃避责任。事后陆勇和陈玉强确实也用过一个比喻，认为自己做的东西就像菜刀，“卖出去后，别人拿它来做什么跟我没关系”。
陆勇又一次给陈玉强写了配方，带着这个单子，陈玉强和同乡陈健在渭南再次开了工。二人前后试制了二三十次，陈健带着样品到陆勇家里做检测，反反复复，都是不行，做出来的产品一直是黑红色的。 大家分析，问题出在了原料上：渭南的工厂只能买到四氢呋喃，做出来的东西都是红色的，想要做出白色的粉末，必须要除一道杂质，这就需要用到丙酮。
丙酮是国家管制的易制毒化工产品，必须有资质的公司才能进货。数十次的试验失败，加上还没有堵上的资金缺口，陆勇决定动用自家的公司。2013年11月，陈玉强搬到咸阳三原县，的西安科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创药业”）在这里有一间租用的车间。
科创药业是陆勇1997年创办的，在眼盲之前，这家公司没有实体，主要销售陆勇研究的化工技术。其中有70%的股份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产业集团总公司，因此也可以看作是西安交大的校办企业。2007年的事故之后，陆勇没法再研究技术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转成了任虹，公司在三原县租了一个车间，开始制造类似托吡酯这样的化工产品赚钱。
科创药业的实际情况，并不像“交大主控股公司”这个名头一样漂亮。三原县的大程镇有一家民营的化工厂，因为经营不善，把车间拆分着租了出去。科创药业租了其中一个不到100平方米的小车间，装备了离心机、反应釜、干燥机、甩干桶、分离机等基础化工设备。
在2013年，科创药业的订单已经不多了，基本处在半歇业状态。任虹每年10万元的租金正在白白浪费，她乐得有人过来接手这些设备。陈玉强前后一共租了两次车间，每次持续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陈玉强可以通过任虹，从能合法申报的科创药业购买丙酮和盐酸；任虹每次出租厂房，都能收到4万元的月租金弥补亏空。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黑的还是白的？
陈玉强做出来的α-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大部分都卖给了陆勇。陆勇以400元/公斤的低价收入，再以900～1200元/公斤的价格卖给谭泳强。每个蓝桶能装25公斤货，平均每次运输4桶，当货物用物流运到上海，一条连绵不断的销售路径就开始了。
谭泳强卖给山东的下家，是1800～3000元/公斤，山东下家卖到河南，就至少是3000元/公斤。此后的链条再依次加价。李一鸣和同事们跑了十几个省份，抓到了谭泳强和他的第一级下家，一共抓了17名犯罪嫌疑人：“像河南我们抓了一个姓杨的嫌疑人，他知道有人卖‘土冰’发财了，就找到河南的王金明想买点‘土冰’，王金明认识谭泳强，就叫了几个人一起开车去上海进货。姓杨的已经是很末端的买家了，他从谭泳强那里拿到的价格已经变成了每公斤1万元。”
交易中，这些嫌疑人用“土冰”“甲卡”来称呼这批α-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实际上就是把它当作甲卡西酮来买卖。李一鸣花了两周时间清查出谭泳强的快递记录，发现他用公司楼下的一家快递公司向全国发了100多笔货，发货地址包括河南安阳、河北邯郸、四川双流、福建龙岩、山东菏泽、山西长治等多个省份和地区，很多收件人用了“李先生”“张老师”这样的化名，一些快递上标注了重量，2.3kg、5.7kg、13.6kg，这并不是批发普通化工产品的正常销量。
2014年5月，有人向三原县禁毒大队举报，说在大程镇的一家公司厂房里有一群人“行为诡秘”，常常半夜生产运输，工人都戴着防毒面具，生产的产品气味刺鼻。张勇是禁毒大队队长，他过去抓的都是倒卖和吸食海洛因、冰毒，从来没抓过新式毒品，接到这样的举报，其实警方并不太懂。
“我们是去了第三次，才真正开始行动的。之前侦查员去的两次，发现要么没人生产，要么门窗紧闭，不敢随便进去打草惊蛇。但到厂子里抓捕的时候，说实话我心里也没有底，不确定这家工厂到底合法不合法，只觉得可能性很大。”张勇干了6年禁毒工作，一进车间，他立刻心里有底了：满屋子堆着丙酮、盐酸、硫酸，这些都是易制毒的化工原料。在三原县，任何工厂要使用这些原料都必须在公安局报备。“我们从来没接到陈国发这个厂子的报备材料，起码在原料使用上已经是违法的了。”
整个车间此时正在全速运转中，满屋子都摆着40cm×60cm的不锈钢托盘，刚刚生产出来的α-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还是湿的，正在阴凉处晾干。几名生产工人一脸蒙，不知道为什么还招来了警察，陈玉强也在，张勇问他这些产品合不合法，“陈玉强现场说了一个化工名词，自己又承认说，反正这些东西是违禁的吧”。
当场扣押的122公斤成品、2000余升半成品，三原县并不知道该怎么鉴定，一层层向咸阳市公安局、省公安厅上报，结果大家都没有处理这种新式毒品的经验。最后，是市局有一位懂化学的警察提了建议，让张勇用水把这些粉末化开，滴在平时测吸毒者的尿检板上看看是阴性还是阳性。
张勇当时还拿不准用哪一种尿检板，是测海洛因、冰毒还是测氯胺酮的？“他告诉我都用上试试，我一测，好家伙，三个尿检板都显示阳性。看到这个结果，我们就说别等了，赶紧抓人吧！”
几天后，警方审出了车间背后陆勇的角色。“其实陆勇几天联系不上陈玉强，应该已经知道坏事儿了。”李一鸣去西安抓捕陆勇，一押到车上，陆勇就问他：“你们查到的货是黑的还是白的？”李一鸣说是白的，陆勇听完，“嗯”了一声。
“如果是黑的，那还是渭南那批不合格的货。他这时候已经明白了，真正的窝点被端了。”李一鸣说。
审判
在2015年3月，任虹以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因为从始至终对所制产品不知情，她和其他几名销售丙酮、盐酸的参与者被另案处理。
科创公司的出纳李娜，每次帮助陆勇从车间收货，向上海发货。李娜、保姆、车间里的普通操作工人，对陆勇在倒卖的这些化工品都一无所知。每次谭泳强下订单，陆勇都以“陈玉强的货”来指代那些白色粉末，李娜填完物流单子，货物发走，从始至终都以为跟过去科创的普通化工品没有两样。
三原县警方花了7个月时间，从谭泳强开始抓，跑了十几个省市，一共抓了17个人。“按照我们禁毒的惯例，我们从陈玉强这里算，向上抓一级，向下抓一级，其他的交给当地警方处理。”其中有一名嫌疑人已经把货从云南背到了缅甸，卖给了缅甸的赌场。李一鸣告诉我们，他们还查到了一名吸食者，从车间里出来的α-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已经是可以吸食的成品了。因为吸食后间隔时间太长，这名吸食者已经做不了尿检。“他也知道这事儿很严重，已经不认了。” 谭泳强、陈玉强、陈健，被抓之后全都招供了。谭泳强最年轻，他1982年出生，青岛理工大学毕业，此前在上海打工，2012年开始自己出来开公司。谭泳强的目的很明确，他要赚大钱，趁年轻早日移民海外。“我们抓他之后，有证据的他都承认了，没证据的不认。后来他觉得情节严重，自己也开始要立功，检举了河北也有个做甲卡西酮的。”张勇说，谭泳强懂化工，也懂法，知道现在只能好好配合，否则这么大的销售量，最后肯定是死刑。
陈玉强、陈健也招了，原原本本地讲了自己如何从陆勇处拿了配方，前后几十次做试验，到陆勇家里检验，并销售给陆勇。
只有陆勇不招，直到今天，陆勇还是不承认自己做了毒品。
抓捕当天，陆勇就在审讯室破口大骂了整整一夜，宣称：“怎么带过来的，以后会怎么把我送回去。”禁毒大队的警察们轮番审问，很多老资历的警察进去也问不到任何内容，最后都变成了陆勇给警察上课。“不管对面坐的是谁，陆勇都是讲一大串化学公式，谁也听不懂。”
陆勇以眼睛看不见为由，拒绝在任何笔录上签字。检察官王志宏发现陆勇不签字，告诉他可以从头到尾宣读一遍提审记录，陆勇反问他：“我哪知道你读的是不是真的？”王志宏告诉我们，陆勇从始至终都采取一种抵抗不合作的态度：“他否认了所有事情，包括给陈玉强提供配方、鉴别产品、提供改良的方案，还有和谭泳强的交易，这些他都完全否认。”王志宏觉得，如果真的是合法经营，完全没必要隐瞒所有的交易过程，而这些过程全都有充分的人证和物证。“包括法庭上，陆勇态度都是非常恶劣的，他在法庭上动不动就是破口大骂、大声大笑，也许这都是他掩盖内心波动的一种方式。”
那些查没的α-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取了样品后，一级一级上传，咸阳市局、陕西省公安厅都没有对新式毒品做鉴定的技术，最后是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取得了鉴定结果：所送检的α-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中含有甲卡西酮成分。几份样品分别含有51%、49%、50%的甲卡西酮，还有一个未提纯的液体混合物，含量约0.4%左右。
今年5月份，咸阳中院邀请公安部鉴定中心的专家参加庭审。这次庭审的现场，陆勇的辩护律师、禁毒警察、检察官有不同表述。李一鸣因为办这个案子恶补了一大堆化学知识：“办这个案子真把人办蒙了，全是这些化学名词，我们、律师，都是外行，谁都辩不过陆勇。”庭审上漫长的专业名词辩论让人云里雾里，李一鸣形容，就像是学过一点英语的人去听一堂全外语教学课：“其实庭审的时候陆勇、谭泳强以及公安部专家，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在陆勇的辩护律师康博明的叙述中，公安部的专家没有提出一个可信的证据，陆勇逐条批驳了专家的鉴定方法，还在法庭上直接斥责对方：“还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物证检验专家，我都为你感到脸红。”陆勇的脾气一直不好，即便对康博明也是这样，康博明说：“他认为毒品快1000公斤，那不是死刑么，人到这时候就急了，什么话都敢说。老陆一直有抵触情绪，对检察官、法官都有抵触情绪。我跟他说不要抵触，有事情说事情。所有人好好讲道理都能听明白，你说有冤屈我帮你洗冤，有抵触了怎么替你说话？”
王志宏最后听出来了门道：公安部专家和陆勇说的是两种鉴定方法。“陆勇是参照食药局颁布的食品药品检验的程序和标准。而公安部的鉴定是依据公安机关、公安部颁布的毒品检验的程序和标准。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要让他们在这上面取得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
“公安部是咱们国家最高的侦查机构，我们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对于公安部的鉴定结果是很少持怀疑态度的。除非他的程序违法，或者说送检的程序有什么问题。”王志宏告诉我们，不管控辩双方对鉴定的标准有什么样的争议，在毒品案件的审理中，一个最基本的准则是，检查产品里是否有毒品的成分。而查封样品里含有高含量甲卡西酮成分，这是确凿无疑的结论。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非法药物折算表》，1克甲卡西酮相当于1克海洛因。如果判处死刑，除了定性分析产品中是否含有毒品成分，还要定量分析其中的毒品含量，以海洛因为例，毒品重量是以化学品中含毒品25%为核算分界，超过25%的按实际重量算，不到25%的要折成25%来计算贩毒的数量。
陆勇在看守所已经羁押了两年半的时间，这起案子是陕西第一例新型毒品案件，而且涉及1200余公斤的生产销售总量，在国内也没有先例。在今年5月份的庭审中，咸阳中院因“客观原因致使本案不能在审理期限内审理终结”做出裁定，此案暂时中止审理。
为什么要制毒？
陆勇住在一个老小区里，房子很破，三室一厅不到100平方米。警方从中一共搜查出45万元现金，其中5万元是藏在阳台上的一堆破鞋盒里，另外40万元在书房。陆勇的书房里书架堆了几面墙，这些钱就藏在一个书架的背后，估计连保姆都完全不知道。
“陈玉强的货”一共给陆勇赚了85.9万元纯利润。谭泳强靠这笔买卖真的发了财：警方调取他的银行记录，2013年谭泳强全部家当就30万元，2014年他从春节之后开始卖货，到被捕时，一共销售了3个多月，此时谭泳强的账面上已经有四五百万元的余额了。
陆勇以前也爱钱。过去的科创公司销售医药中间体、原料药，转让陆勇研究的合成技术，每年能有300万～500万元的收入。他通过律师告诉我们，自己的每项技术能卖出50万～60万元，最高的一次卖到了300万元。
陆勇“交大副教授”的身份，过去更像是一个公司销售的金字招牌。他的员工记得，陆勇以高校教授的身份在《参考消息》上打广告，吸引了很多人来买技术。其中山东一家企业，是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遣散费合资筹办的小公司。“但是他卖出的技术其实有很多问题的，可行性报告也是倒着写的——先写盈收、平衡点，然后倒推其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骗人呢。”
眼睛失明后，一切都开始走下坡路。陆勇说自己做了十余次手术，花费了上百万元，自己原本预计再用五六十万元继续治。被抓后，警方一度把他送到西安的安康医院，这是西安公安局的医院，关的都是犯人。康博明探视过，得知陆勇在这里态度也很暴躁，每天大喊大叫，这听起来不是一个积极的治疗态度，最后医院不堪其扰，又把他送回监狱了。
几名采访对象都说，陆勇的眼睛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估计也没什么治愈的希望，至多是恢复一些光感。
此前有媒体称陆勇卖了毒品后只要现金，这只是部分的真实：李娜确实去银行把钱取出来拿给陆勇，但并不像《绝命毒师》那部美剧一样，整个交易因为隐秘，需要用现金来躲避警方的追查。警方查到的证据中，嫌疑人们的金钱往来在QQ、微信、短信上有大量的交易记录，下线之间也有短信，虽然没写着具体的名目，但类似“1×2.4+1×3=……”这样结账的算式也都还留着。陆勇的钱从上海到西安，每一笔流动都在银行留下了痕迹。所以眼下能想到的可能就是，陆勇的这笔钱只是想瞒住他想瞒着的人。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自己老了，又有孩子，都想留一些私房钱。”在采访中康博明律师没头没尾地说过这么一句话，他今年53岁，跟陆勇的年纪相仿，在他有限的、保守的叙述里，没有继续挑明原因。
警察去抓任虹时，发现她住在另一处高档小区里，装修很精致，房子面积很大，她自己带着女儿在这里生活。任虹看起来是完全被动地卷入了这桩案件，她的姐姐只给她请了辩护律师，并不愿多管陆勇的案子，姐姐言谈中对陆勇多有怨怼：“任虹能跟制毒扯上关系，她所有的朋友都不相信。陆勇这个人过去脾气就不好，我们跟他没什么来往，这两个人差了20多岁，最早他们在一起，我们家里就一直都不同意。”
事实上，陆勇和任虹两个人一直没有领结婚证，二人的女儿已经15岁了，现在被任虹的姐姐抚养。二人在案发前的经济来往，在律师和家人罗生门一样的叙述中很难判断清楚。
李一鸣没有追问过陆勇储存现金的理由。这些事关家庭和私人关系的细节，不是他审讯的重点，他只是想起来，陆勇曾经有一笔20多万元的收入被任虹发现后，就被任虹从账上划走了。
“那20多万元是什么钱呢？就是谭泳强支付的酒石酸的货款。”李一鸣回忆。
以陆勇当时的经济条件，他无法及时堵上这笔资金的窟窿。他东山再起的期待遭遇了第一笔巨大亏空。这笔亏空也促成了他和谭泳强下一步的合作，新研发的产品租用了任虹的厂房，使用了科创公司的丙酮和盐酸，紧密的合作链条上每个人都得到了滚滚而来的大笔利润，最终，每个人也都在这种白色粉末里面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