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亚的印度与巴基斯坦，到中东的阿拉伯半岛与伊朗，还有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国，蝗虫的肆虐成为了新冠疫情之外的另一项严重灾难。
　　目前受灾的国家主要都位于印度洋西侧地区，其实蝗灾的开始也正是来自气候暖化对印度洋气候的影响。
　　所谓的“印度洋偶极效应”（Indian Ocean Dipole），在2018年时使得也门遭受了强烈热带气旋的袭击;在沙漠地区意外降下的充沛雨量，给了沙漠蝗（Schistocerca Gregaria）良好的环境，而也门又陷于内战无法采取有效措施，于是它们迅速扩张蔓延开来。
　　东非地区从去年到今年是暴雨、洪水经常发生，最近几个月的印度则是受到四五十度的高温热浪炙烤，又逢史上少见的超级热带风暴“安潘”袭击，气候暖化的冲击持续不断。
　　从2018年到现在，蝗虫的蔓延就没有终止过。它们乘着风飞行，有时候在各国的灭蝗行动下于某些地区被遏制住，或者是暂时进入干旱地区繁殖下一代，可是由于数量庞大难以根绝，每隔一段时间又会席卷回归，现在的数目至少已达到数百亿之谱。
　　从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再到东非，众多的环印度洋周边国家都正在面对蝗灾、新冠疫情、气候灾害的多重挑战。而且近一两年来，这些国家的经济都趋于下行，只能在防守求存中勉力应对难关。

蝗灾的政治学

　　要消灭蝗虫群并非易事。一般来说，只要蝗虫群达到巨大规模，想靠比较对环境友善的方法来消灭蝗虫，例如用真菌或鸡鸭之类的方法，都是很困难的。目前通用的方式，就是喷洒一种叫马拉硫磷（Malathion）的杀虫剂，它会阻止昆虫体内的神经传导物质分解，然后导致神经系统瘫痪。
　　虽然马拉硫磷是一种对人来说相对安全的物质，但毕竟也不是完全没有毒性的，而且对蝗群大规模的喷洒也不是地方农户所能办到的，所以必然需要政府装备专门的拖拉机、消防车、飞机或无人机来进行喷药。这就考验各国政府的后勤与动员能力。
　　以伊朗为例，虽然有政府行动缓慢的问题，但初期也是受困于美国的禁运而无法取得药剂，只能暂时调配其他类型杀虫剂充数。这拖延了灭蝗进度，到了5月伊朗才从联合国粮农组织取得了一批装备，最近则是从印度政府取得了25吨马拉硫磷。
　　至于埃塞俄比亚，则在蓬佩奥国务卿访问期间，得到了美国给予的800万美元的治蝗经费;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也从中国得到马拉硫磷、喷洒装备与工作组支援，这给了2月3日就宣布蝗灾紧急状态的巴国相当的支持。
　　消息指出，印度也提议供应杀虫剂支援巴基斯坦，但巴方的回应就相对迟缓许多。虽然印度、巴基斯坦与伊朗几十年来就有协同灭蝗的制度，但毕竟近年来印巴关系恶化不是毫无影响，光是这制度还能维持运作已是幸事。
　　印度对外舆论的鹰派中，最荒谬的属于一名评论员高斯瓦米。他宣称蝗虫可能是被巴基斯坦专门训练过的生物武器。这种荒谬的说法，固然也被很多网民引为笑料，却反映出近年来印度极端民族主义逐渐高涨的现象。
　　还有一个事件，是关于《摔跤吧！爸爸》片中的演员赛伊拉·沃西（饰演少女吉塔）。她在去年突然宣布告别影坛成为伊斯兰信徒后，就经常受到印度教网民攻讦;5月时她又在推特上引用《古兰经》，意指蝗灾是对于人类傲慢的惩罚。有的人认为，她对蝗灾受害者的态度不当，更多人则是出于印度教立场加以批评，这使得她一度关闭社交媒体账户。
　　蝗灾就像新冠一样是跨越国界与人群的灾难，比新冠好一点的是蝗灾的可见度要高些，也不对健康造成直接威胁，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依旧逃不过阴谋论。
　　印巴之间稍微好一点的是并未发生全面冲突，但索马里内战中的极端伊斯兰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就不一样了。他们在战争占领区内除了阻止新冠防疫、杀害医疗人员，也阻碍灭蝗工作，这也造成东非各國合作治蝗的最大缺口。

　　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情势，带来了不同的应对能力。最明显的对比是波斯湾两岸的阿联酋与伊朗。当伊朗政府基于各种内外因素而穷于应付，富裕的迪拜则反应迅速，能够快速对入侵的蝗虫进行打击。但这样的条件显然在伊朗难以复制，这是很不幸的状况。

粮食与农业危机

　　其实，或许蝗灾的威胁一点都不逊于疾病。古印度的经典《政事论》就认为，粮荒对国家的影响特别严重，甚至超过瘟疫，而蝗灾就是造成粮荒的一大因素。

　　阿兹哈尔大清真寺曾颁布教令，让人们吃蝗虫。

　　一项常被引用的计算指出，一群蝗虫每天能吃掉3.5万人的粮食。疫情前，埃塞、肯尼亚与索马里可能就有1200万人处于粮食供应不足的情况，而粮食自给率尤其偏低;在疫情之下经贸受创，而刚发芽的作物就遭到蝗虫啃食，粮食进口也不便利，粮荒的危险已在眼前。
　　在极为贫困的南苏丹，玉米和高粱的价格从1月以来就一直走高，小麦价格从2月以来上涨了60%以上。副内政部长马比奥·加朗说，完全无法想象接下来的状况会是如何，而南苏丹还不属于重灾地区。
　　在灾情较严重的埃塞俄比亚，4月就至少有20万公顷的农田受殃，有些信息指出已有100万人陷入粮荒危机，破坏目前还在持续。 　　有些地方在蝗灾中会选择吃蝗虫，例如2004年埃及最著名的阿兹哈尔大清真寺曾颁布教令，让人们吃蝗虫。2019年在也门，也有大量民众把蝗虫当作佳肴。在巴基斯坦与印度，还有用蝗虫做成香饭的报道。
　　对于食用蝗虫，网络上有许多科普文章已经说明过，因为群聚蝗虫的身体里会产生有毒的氢氰酸而不宜直接食用，但或许必须考虑到烹调过程是否对毒素有所消解，也必須考虑到人们的生存需求，才能真正了解把蝗虫当作食物的现象。
　　无论如何，吃蝗虫无法解决农业受到的严重损害，如棉花、咖啡、甘蔗、花卉、橡胶树等经济作物，虽然不是蝗虫最喜爱的食物，但通常也会被啮食殆尽。
　　印度主要的棉花产区，正好都在蝗灾的覆盖范围内。在拉贾斯坦邦、旁遮普邦、中央邦等地区，都有大片棉花田遭受破坏，同时棉花由于市场库存过剩，行情并无起色;在埃塞俄比亚与乌干达，都有许多咖啡种植园受到侵害，同样地，咖啡市场价位也处于市场低点，即使上涨也是微幅。

　　面对日益庞大的蝗群，喷药队伍多半还是力有未逮。在大多数地方，往往农民都需要自己想办法对抗蝗群。各国政府都建议用敲打发出声响来惊吓蝗虫。有的印度农民搬出音响或大喇叭，有的敲打印度式的金属餐盘，还有的发挥印度著名的土法创意精神（jugaad），制作会利用风力自动打鼓的装置，在社交媒体上颇受好评，但实际作用究竟有多少却难说。

　　各国政府都建议用敲打发出声响来惊吓蝗虫。

　　当蝗虫停在高高的树梢，很多农民就到底下摇晃树木;在夜里很多农民守夜警戒，就怕蝗群会到来。有时候由于蝗虫夜间会停下休息，农民们会趁着夜里发动攻击，这样的做法效果稍微好些。

生态之殇

　　蝗虫来袭之时以亿万为单位，死时一样以亿万计。从科学认识来说，蝗虫的群聚暴增是对于两种环境条件结合在一起的演化适应：首先是干燥的沙漠生态系环境，然后是可遇不可求的大量降雨。零散的蝗虫一旦碰上后一种情境，就会抓住机会猛力繁殖，激变为成群结队的生活方式。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蝗群，就像是纯粹的物理化学反应一般，但蝗虫是种“有着面孔”的化学现象。
　　蝗虫的面孔，如同有几分像人脸的诡异面具。日本漫画家的《假面超人》就建立在这种奇特的“似人非人”的形象上。蝗虫的复眼容易理解，但很少有人看得出其嘴巴是怎么运作的。由六瓣组成、不停滑动的口器，更像是某种机器构造。古代的印度人，或许觉得它像长着长脸、嘴巴不停咬嚼的马。过去民间的一种看法就认为，蝗虫是湿婆神的马匹。
　　由于这种想法，过去许多印度人会抓来蝗虫，善待一番再放飞，觉得这样就能让湿婆满意。
　　这种“长着面孔的化学现象”很难不令人用道德眼光加以厌恶，毕竟它们贪婪而破坏力强大，但是抽离看待的时候，它们又像是单纯而柔弱的生物。死亡的蝗虫就像大批搁浅死亡的虾，成堆地摊在田间、地面上。
　　对于专业人员来说其实更在意的是，当它们的尸体在土壤里腐烂以后，杀虫剂在泥土里的大量堆积可能会有什么害处。因为即使蝗灾结束，很多生态危害也可能还是会延续，有些吃蝗虫的鸟类或动物如果也因此死去，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是可怕的。也因此在肯尼亚、巴基斯坦与印度，都有科学家尝试用苦楝树油来杀蝗。
　　其实，所有生物现象未尝不是“长着面孔”的化学反应，更精确地说蝗虫是从温和的“独居态”变脸为“群聚态”，是气候变化促成了这种变脸，而人们需要智慧来掌控好这种恶性的变脸。
　　未来可能继续增加的自然灾害，考验的是世界各国与地区合作的政经治理能力。丘吉尔曾经形容二战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是“蝗虫年代”（The Locust Years），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年代比起当年，又该如何应对“蝗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