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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觉，精神重建；上为国分忧，下取信于民，是民间资本发展的前提条件
影响近现代中国民间资本（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资本）发展的诸因素，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话题。长期以来，受政治浮躁因素的影响，人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近代中国政府的束缚、压迫以及外国侵略势力的破坏，是阻挠其民间资本发展的最大障碍；而民间资本经济力量的弱小，又导致了其政治上的软弱性与妥协性。此种分析，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意义世界的同时，却有意无意间掩盖了另外一个意义世界，即近现代中国民间资本的自我反省问题。
近现代中国民间资本的发展，既不合文化传统，又不合时代精神。传统中国有着悠久的官营经济的历史，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部门始终被王朝政府所控制。据史载，商周时期，政府即将各种手工业类分为木、金、皮、设色、刮磨、抟殖等工种，每一门类，“皆设官以掌”；春秋战国，官营手工业在“手工业生产中居于绝对的优势”；汉代，“盐铁为政府之专利事业”，官营手工业极为发达，“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唐代，官营手工业达鼎盛状态，组织庞大而整齐，仅度支部即辖有盐池18处，盐井640处，有色金属矿186处；宋代亦重官营工业，全国设官矿271处，“所用工匠数以十万计”，规模与技术均大大超过民营手工业；元朝，手工业几乎全部官营，政府一度拥有官匠42万户400万人左右；明清时代，官营经济有所萎缩，然在营建、军用物资、造船、陶瓷、纺织、矿冶等诸多领域仍具有重要影响甚至是垄断地位，远非民营工业所可比拟。此举固然是为了满足皇室、政府自身的物质需要，但相当大成分还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如确保国家财政收入、抑制豪强势力、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等，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与西方社会大为不同的文化传统。后世的学者将这种思想称之为“均富主义”（吴鼎昌语）或“全体主义”（马寅初语）。
近代以后，尤其是在清末新政之后，随着国门洞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传入，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自由主义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并控制了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的半壁江山。但这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以国家为本位的经济传统。相反，受世界经济及国内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尤其是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及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此一传统与某些西方经济思想相结合，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从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理论到蒋介石的“有计划的自由经济”思想，以及宋子文、孙科、陈公博的“统制经济”思想和翁文灏的国有经济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述趋势。对此，思想界和学术界也给予了广泛的呼应。战前，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等人指出：“中国经济之出路，只有统制经济之一途”，“在民族资本极端幼稚的中国，我们要毫不客气的主张计划经济”。抗战时期，被视为“战争期间自由中国最富卓越见解的人士”成立的民间学术组织“中国经济建设协会”指出：战后中国要全面统制经济，“尽速发展为国家企业”。抗战胜利后，北美中国学生基督协会在留美中国学生中所作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留学生主张，中国的基本经济政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
在“国家本位”和“民族至上”的文化背景与社会主题下，民间资本阶级未能建构起独立的思想智库并在理论上完成时代转换，而是固执地因循早已备受批判的西方自由经济理论，鼓吹以个人为主体、以私利为目的的自由竞争，显然不可能在主流思想体系中获得太大的话语空间。
文化自觉的滞后，也是民间资本使其发展中缺乏相应的责任感与道德感，自主性与开拓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理想，也是其商业精神的核心组成部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其引入中国并作为其实现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法宝。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亦即民间工商业者，却未能实现文化上的同步自觉，很难觅到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与商业精神的踪迹。
以政治而言，作为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民间资本本应成为生产关系变革的领导阶级和主力军。然而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它们却更多继续着“在商言商”的传统，扮演着“保守分子”和“旁观者”的角色。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时期，工商阶层的罢市和抵制日货，是在学生们“跪地哀求”和工人们的强力压迫下采取的。1927年，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戛然而止，与以“江浙财团”为主的民间资本阶级对蒋介石为首的保守政治力量的支持有着直接关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东部沿海地区民营企业中，跟随国民政府内迁而坚持抗战者仅有600家，不足当时上海一地企业总数的1/3。所余部分仍然抱着发财致富，甚至是“发战争财”的黄粱梦，屈膝于日本侵略者或托庇于英美租借地。
就经济层面而言，大多数民间资本思想保守，技术水平低，管理体制落后。1935年，英国纺织专家彭考夫（H. Bancroft）在应邀考察了中国棉纺织工业后指出，民营纺织业普遍存在“用人庸滥，管理混乱”的现象。1938年，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也针对民营企业管理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指出：“官办企业与官商合办之企业固无论矣，即纯为商人自办之企业，每多经营不当，公司或工厂，形同衙门，董事经理，俨然官吏，对业务不求改进，遇事则因循敷衍，重要位置，多委于亲信，既缺乏专门技术，又无办事能力，舞弊迭出，虚耗丛生。”民间资本企业的整体效率也低于同时期国有企业。抗战时期，国家银行的工业贷款“大部分贷款给了私营企业”，但私营企业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国有企业。据统计，到1942年，占后方工厂总数17%的国有企业，控制了后方工业总动力设备的42%，工业资本总额的70%，工人总数的68%，规模与技术水平远远超过民营企业。再以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为例，据1947年6月统计，该公司13项主要效能指标平均高于民营纺织厂，其中6项指标居第一位。
正是国家资本企业的发展，使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东西布局不均，轻重结构失衡”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使中国工业制造技术由单纯地依赖与仿造国外而“步入创造之领域”。而自晚清以来，即有大规模发展甚至一度占据半壁江山的民间资本企业，并未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宣扬的那样，承担起中国工业化的领导重任。
不仅如此，由于自身组织的缺乏与自主能力的弱小，民间资本不得不求助于政府或国家资本企业，以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曾经对国民政府经济财政政策“加以怀疑与阻挠”的上海工商界人士，不得不上书政府请求协助，认为“只有政府的干预，才能挽救上海的危机”。抗战时期，不少民营企业羡于国有企业的管理与技术，而主动将经营权让给国有单位，如民营天府煤矿、万县水电厂、新威炼铁厂、人和钢铁冶炼股份有限公司、龙章造纸厂等。
就社会层面，由于近代商业精神的缺乏，民间资本经营活动中存在大量不良现象。或沿袭“官商勾结”的旧路，垄断囤积，巧取豪夺；或循着“上海洋奴的心理”，投机钻营，恃强凌弱。抗战后期，孔祥熙、宋子文等官僚私人资本的膨胀，即是典型的例子。民间资本也因此而广为世人所诟病者，马寅初曾愤激指出：“中国商业道德极为堕落。”严仁赓也在1948年写道：“我们的国有工业固然很差，就是我们的所谓‘民族工业’也不见得高明。今日我们所谓的‘民族工业’有几家真正的可以和国外的工业比拟？有几家不是把国外运来的大罐子拆开了改装成小罐小瓶贴上中国字的纸招拿去批卖？今日的所谓‘民族工商业家’有几人不自认为在社会上有特殊身份，又有几人没有政治的瓜葛？会见他们不比见中央要员容易，柜台里的面孔不是和衙门门官的脸色一样难看？”
思想自觉，精神重建；上为国分忧，下取信于民，是民间资本发展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展中国家。而近代中国民间资本发展所缺者，恰恰在此。
赵兴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
影响近现代中国民间资本（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资本）发展的诸因素，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话题。长期以来，受政治浮躁因素的影响，人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近代中国政府的束缚、压迫以及外国侵略势力的破坏，是阻挠其民间资本发展的最大障碍；而民间资本经济力量的弱小，又导致了其政治上的软弱性与妥协性。此种分析，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意义世界的同时，却有意无意间掩盖了另外一个意义世界，即近现代中国民间资本的自我反省问题。
近现代中国民间资本的发展，既不合文化传统，又不合时代精神。传统中国有着悠久的官营经济的历史，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部门始终被王朝政府所控制。据史载，商周时期，政府即将各种手工业类分为木、金、皮、设色、刮磨、抟殖等工种，每一门类，“皆设官以掌”；春秋战国，官营手工业在“手工业生产中居于绝对的优势”；汉代，“盐铁为政府之专利事业”，官营手工业极为发达，“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唐代，官营手工业达鼎盛状态，组织庞大而整齐，仅度支部即辖有盐池18处，盐井640处，有色金属矿186处；宋代亦重官营工业，全国设官矿271处，“所用工匠数以十万计”，规模与技术均大大超过民营手工业；元朝，手工业几乎全部官营，政府一度拥有官匠42万户400万人左右；明清时代，官营经济有所萎缩，然在营建、军用物资、造船、陶瓷、纺织、矿冶等诸多领域仍具有重要影响甚至是垄断地位，远非民营工业所可比拟。此举固然是为了满足皇室、政府自身的物质需要，但相当大成分还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如确保国家财政收入、抑制豪强势力、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等，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与西方社会大为不同的文化传统。后世的学者将这种思想称之为“均富主义”（吴鼎昌语）或“全体主义”（马寅初语）。
近代以后，尤其是在清末新政之后，随着国门洞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传入，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自由主义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并控制了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的半壁江山。但这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以国家为本位的经济传统。相反，受世界经济及国内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尤其是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及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此一传统与某些西方经济思想相结合，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从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理论到蒋介石的“有计划的自由经济”思想，以及宋子文、孙科、陈公博的“统制经济”思想和翁文灏的国有经济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述趋势。对此，思想界和学术界也给予了广泛的呼应。战前，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等人指出：“中国经济之出路，只有统制经济之一途”，“在民族资本极端幼稚的中国，我们要毫不客气的主张计划经济”。抗战时期，被视为“战争期间自由中国最富卓越见解的人士”成立的民间学术组织“中国经济建设协会”指出：战后中国要全面统制经济，“尽速发展为国家企业”。抗战胜利后，北美中国学生基督协会在留美中国学生中所作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留学生主张，中国的基本经济政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
在“国家本位”和“民族至上”的文化背景与社会主题下，民间资本阶级未能建构起独立的思想智库并在理论上完成时代转换，而是固执地因循早已备受批判的西方自由经济理论，鼓吹以个人为主体、以私利为目的的自由竞争，显然不可能在主流思想体系中获得太大的话语空间。
文化自觉的滞后，也是民间资本使其发展中缺乏相应的责任感与道德感，自主性与开拓性。“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理想，也是其商业精神的核心组成部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其引入中国并作为其实现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法宝。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亦即民间工商业者，却未能实现文化上的同步自觉，很难觅到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与商业精神的踪迹。
以政治而言，作为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民间资本本应成为生产关系变革的领导阶级和主力军。然而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它们却更多继续着“在商言商”的传统，扮演着“保守分子”和“旁观者”的角色。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时期，工商阶层的罢市和抵制日货，是在学生们“跪地哀求”和工人们的强力压迫下采取的。1927年，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戛然而止，与以“江浙财团”为主的民间资本阶级对蒋介石为首的保守政治力量的支持有着直接关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东部沿海地区民营企业中，跟随国民政府内迁而坚持抗战者仅有600家，不足当时上海一地企业总数的1/3。所余部分仍然抱着发财致富，甚至是“发战争财”的黄粱梦，屈膝于日本侵略者或托庇于英美租借地。
就经济层面而言，大多数民间资本思想保守，技术水平低，管理体制落后。1935年，英国纺织专家彭考夫（H. Bancroft）在应邀考察了中国棉纺织工业后指出，民营纺织业普遍存在“用人庸滥，管理混乱”的现象。1938年，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也针对民营企业管理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指出：“官办企业与官商合办之企业固无论矣，即纯为商人自办之企业，每多经营不当，公司或工厂，形同衙门，董事经理，俨然官吏，对业务不求改进，遇事则因循敷衍，重要位置，多委于亲信，既缺乏专门技术，又无办事能力，舞弊迭出，虚耗丛生。”民间资本企业的整体效率也低于同时期国有企业。抗战时期，国家银行的工业贷款“大部分贷款给了私营企业”，但私营企业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国有企业。据统计，到1942年，占后方工厂总数17%的国有企业，控制了后方工业总动力设备的42%，工业资本总额的70%，工人总数的68%，规模与技术水平远远超过民营企业。再以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为例，据1947年6月统计，该公司13项主要效能指标平均高于民营纺织厂，其中6项指标居第一位。
正是国家资本企业的发展，使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东西布局不均，轻重结构失衡”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使中国工业制造技术由单纯地依赖与仿造国外而“步入创造之领域”。而自晚清以来，即有大规模发展甚至一度占据半壁江山的民间资本企业，并未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宣扬的那样，承担起中国工业化的领导重任。
不仅如此，由于自身组织的缺乏与自主能力的弱小，民间资本不得不求助于政府或国家资本企业，以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曾经对国民政府经济财政政策“加以怀疑与阻挠”的上海工商界人士，不得不上书政府请求协助，认为“只有政府的干预，才能挽救上海的危机”。抗战时期，不少民营企业羡于国有企业的管理与技术，而主动将经营权让给国有单位，如民营天府煤矿、万县水电厂、新威炼铁厂、人和钢铁冶炼股份有限公司、龙章造纸厂等。
就社会层面，由于近代商业精神的缺乏，民间资本经营活动中存在大量不良现象。或沿袭“官商勾结”的旧路，垄断囤积，巧取豪夺；或循着“上海洋奴的心理”，投机钻营，恃强凌弱。抗战后期，孔祥熙、宋子文等官僚私人资本的膨胀，即是典型的例子。民间资本也因此而广为世人所诟病者，马寅初曾愤激指出：“中国商业道德极为堕落。”严仁赓也在1948年写道：“我们的国有工业固然很差，就是我们的所谓‘民族工业’也不见得高明。今日我们所谓的‘民族工业’有几家真正的可以和国外的工业比拟？有几家不是把国外运来的大罐子拆开了改装成小罐小瓶贴上中国字的纸招拿去批卖？今日的所谓‘民族工商业家’有几人不自认为在社会上有特殊身份，又有几人没有政治的瓜葛？会见他们不比见中央要员容易，柜台里的面孔不是和衙门门官的脸色一样难看？”
思想自觉，精神重建；上为国分忧，下取信于民，是民间资本发展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展中国家。而近代中国民间资本发展所缺者，恰恰在此。
赵兴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