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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铜的发现和使用,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历年来,在昭通各地出土的数件青铜器呈现在世人面前,引起了海内外金石学家们的研究热情,他们纷纷撰文考证,收录这些器物。早在宋代,就有人对昭通铜器进行过资料的收录和考证。清代更甚,考证者骤增,著书籍颇多。到了民国时期,昭通著名考古学家张希鲁先生收集到许多汉代铜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随着历代学者们的潜心研究,揭开了汉代铜器与昭通的历史。
【关键词】汉铜器;朱提银;昭通;出土;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5-202-03
【本文著录格式】黄智.昭通汉铜器和朱提银出土[J].中国民族博览,2021,03(05):202-204.
云南昭阳城西北有一条洒渔河,河两岸除了肥沃的土地,还有古老的村落,这里的人们养牛耕地,养马驮物,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因为有了这片土地,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着。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果没有天灾人祸,还是能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平时,他们都各自耕田种地,农忙季节,大家互相帮助,我帮你插秧,你帮我犁地,乡间习俗大家都遵循礼尚往来,和谐相处。
五十年前,我就出生在这个地方,我的童年,听着爷爷的故事长大。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爷爷简直就是个故事大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乡间故事,爷爷都知道。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故事也渐渐淡出了记忆,可是,有一个白马和白鸡的故事,却一直还在记忆之中闪现。
村庄的后面有山,山上有森林,有野果,也有一片片的土地,甚至还有人家居住。有人说过,有生命的地方就有村庄,有村庄的地方就有故事。在爷爷的故事里,村庄的后山上有宝器,分布在后山的两片土地里,北面是皮匠地,南面是石匠地。在月朗星稀的时候,北面的皮匠地会出现一群白鸡在地里寻食,南面的石匠地会出现一匹白马奔驰,有时白鸡出现,有时白马出现,有时白鸡和白马还会同时出现。村庄的人都觉得神奇,想去探个究竟,有人就亲自去走近它们,当人快接近它们时,又什么都不见了,即便是掘地三尺也找不到它们。村庄的人们有的说是神灵,有的说是宝器发光。故事在村里不知传了多少代人,它们一直是村里人的一个谜。
村后的山上有一个叫柜子洞的地方,居住着余姓和叶姓。在柜子洞附近的斜坡上有一片耕地,地名叫皮匠地,“一群白鸡”就是在这块地里出现过。有一年深秋,柜子洞的余春春在皮匠地代叶家犁地,牛足去,听到有金属声,余春春暂停犁地,仔细吃察看,发现土中埋有铜器。余春春很快又把发现的铜器掩埋后并做了记号,接着又犁了一阵地便歇牛回家。吃了晚饭后,余春春带着父亲和弟弟向皮匠地出发,余弟置身山中,徘徊四顾。余春春和他的父亲到皮匠地掘起铜器后背回家中。
几天之后,叶家到地里,发现有掘过的印迹,就去追问余春春是否在地里发现了什么宝器,悄悄取回家了?余春春否认有此事。两家就针对这个掘铜器罐的印迹争执不休,甚至发展到赌咒发誓。传说铜器内装有满满一罐银子,因为,赌咒发誓,最后,罐里的银子变成了蜜蜂飞走,两家的争执也就此罢休了。
后来,独树村富户王绍龙知道余春春在皮匠地掘出的铜罐,便亲自到余春春家察看铜罐。余春春告诉王绍龙,因为白天不敢取出来,晚上他和父亲两人才悄悄取了背回家。是两个一深一浅的铜器,取铜器的时候,浅的一个像铜盆一样盖在上面,下面一个是深的铜罐,铜罐内有两三块枯木和四五斤重的金属。王绍龙仔细看了眼前这些铜器,心理已经有了打算,他准备把铜器买回去,便与余春春商量把铜器卖给他,余春春只同意卖两件铜器,那块金属他不卖。王绍龙读过私塾,对文物常识略有所知,故用了自己心爱的麂子皮马褂换了别人眼中的破铜罐。
过些日子,王绍龙打听到昭通城有一位历史老师叫张希鲁,他喜欢收藏古董,也舍得花钱购买。于是,他把用麂子皮马褂换来的铜器带到昭通城,去找那位叫张希鲁的历史老师,终于在昭通城的怀远街找到了张希鲁老师,张希鲁老师仔细端详后,用自己多年的积蓄买下了这两件铜器。自此,王绍龙将铜器卖得好价后返回乡里,用卖铜器的钱为先祖建了三座碑,为村里在洒渔河搭建了一座桥,这件事也一天天地传开了。
张希鲁老师自购得两件铜器后,也开始了数年的考古研究。以下是考古学家张希鲁对两件铜器的研究。
一、汉建初器与虫鱼器跋[1]
汉建初器,高营造尺四寸九分,深四寸六分,口径一尺,腹围二尺九寸二分,重一百五十一两,形若鼎无足然。底内双鱼,款一行,篆书阳文,余不敢遽释,乃拓寄求教二三知交,已而浦汉英兄赐书曰:“建初洗似为,八年朱提造作,次岁始改元为元和,此洗先永元洗十年,先阳嘉洗五十年,至可宝也。”
黄仲琴先生曰:“審视见教洗拓,似系建初八年之物。如果不误,当为汉章帝时所制,非属于李蜀、凉秦。高明以为如何?”两君博学卓识,释为“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八字,自当不谬。容希白先生,又谓“年朱二字合文是也。”
昭通出土汉洗,阳嘉二年者,为汉顺帝时物,造于邛都;永元五年者,为汉和帝时物,造于堂狼。建初者,年代居两洗先,朱提又为今昭通,则当日此地文物,可想见也。
与建初器同穴出土有虫鱼器,铜质制作亦极相近,同为章帝时物无疑。高营造尺九寸,深八寸八分,口径一尺零五分,腹围三尺七寸,重二百四十两,形较大。两耳,深如罂,底内双鱼兼一虫,无款识。
李如坤君得拓片,亦复书曰:“朱提开化甚早,产铜铸造最盛。惜素来地方人士,少有搜罗。及夫子一加注意,瑰宝选出,山川生辉。集古之编,将见更加续录也。”
建初器顷又承岭南黄仲琴先生惠书,并邓尔疋先生考释。尤中肯綮,亟录如下:
[嘱考洗拓,面晤尔疋兄,以为系六年,“朱提”二字合文。容元胎兄述希白兄释,亦以为“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兹将邓提原纸奉上,乞与浦兄并审定之。(仲琴先生赐札)。] [纪年之下,例有姓氏或地名,此仅一字作“朱提”,当是“朱?”二字合文。汉洗“朱?”皆从木,与史籍作“提”者不同。“朱”亦从“木”增一画,可假借,犹秦碑“大夫”作。“夫”例。(尔疋先生考释)。]
此器与虫鱼器出土实况,经余视察后,农人王圣明来述曰:“出土处地名皮匠地,又名刘家包包,在郑家山后,距柜子洞仅咫尺。民国二十四年旧历九月二十四日,于氏子耕于斜坡上,牛足去,闻有声,掘之,见小器复大器,内储枯木二三块,锡四五斤。昼不敢取,入夜父子两人荷之归。”
余按昭通吉金,其来古矣,近又得见“长乐卣”,其古茂又驾“建初器”而上之,殆汉初之物也。
二、跋汉朱提银锡白金[2]
汉朱提银锡白金,九年前出土于昭通城西三十里山谷中。谷名“皮匠地”,中有沃壤,可耕牧。农人于姓之子犁地,发土获此珍密,掘而负归。白金藏土中时,盛于底铸虫鱼之铜器内。上复以双鱼洗,洗底内铸篆文曰:“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建初”,东汉章帝年号,为公元八十三年)。洗与器为识者先购得,独白金走市求售,以质不易辨认,竟无人收。
一二年后,余旋里访古,于姓持来求鉴定。视之,似银非银,似锡非锡,究不识为何物。暇时抽读《汉书·食货志》,知武帝建元间,造银锡白金,共分三品,形、重、质均不同。然此金一品未似,盖为三品原料而待制者。形近川省锅边盐一块,重八十一两。建初距西汉不远,后汉人以当时器而藏前代物,本属可能。上刻篆文一行“建盉重五十斤”。其画如发。李监察使印泉,释首两文为“建盉”二字。谓“建”字上断“永”字,应读曰“永建盉重五十斤”为汉器款识。就物论之,窃以为未审。
又按《汉书·地理志》,记“朱提山出银”;《食货志》记“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后汉书·郡国志》谓“朱提山出银铜”。“朱提”乃汉代出银出铜名地,史不绝书。所覆之洗,既曰。“朱提造作所”,下所藏,虽银质未纯,真“朱提银”传之至今者,固无可疑。
又读王先谦《汉书补注》,考定“朱提”為今昭通。《隋书·梁睿传》言:“朱提去益路止一千,北境与戎州接界。”“戎州”即四川宜宾县。以道里计,王氏之言,已足据验。是则“朱提银”为“道地货”固应尔尔!不过从来颇少发现,吾今历历得证。
近岁乡绅萧石斋先生嘱周钟岳题昭通新开城门曰:“朱提古县。”此本自志乘,证以“铜洗”“白金”数事,益见周氏所署确当。
中央银行卫聚贤氏,因友人介绍,知昭通有“汉白金”发现,乃来函征集。爰将“白金”寄到昆明,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取片屑代为分析,中含银百分之四十二,余为锡等杂质。与余考为“银锡白金”之说,若合符节。以此知汉代货币,所谓“白金”,提炼工夫,尚未臻极处。一则原质使然,一则冶金之术未能如今日进步,故银中犹含锡等杂质。但吾人与此物以史料视之,无论质属何等,其价值要不在“殷墟甲骨”下。既而卫氏以远隔重庆,物在滇垣,由行员代为接洽,迄未成议。
山左王献唐先生闻之,子蜀寄书曰:“前闻卫聚贤兄言,昭通曾出汉银砖一块,上有文字,兄必有拓本或摹本。传世汉银铤,有年号者皆伪物。《陶斋吉金录》残银块虽真,但无年号,其书体亦稍晚。若聚贤所言果确,恐绝无仅有者也。此银拟入《国史·金石志》。弟近撰《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亦一重要材料。……”王先生评如是。
又按昭通历年出土的古物,属于“铜”与“陶”者最多,属于“银锡”者,此诚仅见。王氏为当代金石大家,依其所示,“银锡白金”不独为滇者稀有,海内亦属罕见。
昭通出土的汉代铜器,譬如:“永元五年堂狼”六字盘,“永元八年造”五字洗,“永建五年造作大吉”八字双鱼洗,“阳嘉二年邛都造”七字汉鱼洗,“汉安元年朱提造”七字洗,“长乐”提梁卣,“汉铜甑”,“古铜凤”,“三连杯”,“汉叟邑长”等汉代铜器不下百数,铜器款识,或篆书阳文或篆书阴文。
三、结语
昭通,据近半个世纪来古物的先后发现,自孟孝琚碑出土后,向来国内推孟碑为滇中第一古刻。就金文来说,一九三五年洒渔河皮匠地又有建初八年朱提两汉洗发现,内盛朱提银一块,尤为国内稀见之物。又“堂狼”“朱提”诸器先后出土,故自古银以地代别号“朱提”。证以《汉书·地理志·食货志》《后汉书·郡国志》及《水经注》等,古物与史乘一一吻合。容庚《汉金文录》所录汉器识款凡有地名,不曰朱提,即曰堂狼,其它地名极少见。由此考证,昭通不仅上述金石定为史证可凭,至五铢、汉钱、花砖等,昭通随时发现,古物蕴藏丰富,乃知昭通一带,在两汉间已大开发,昭通在汉时不仅与中原同风,且为国家银器和铜器的重要铸造之地。
参考文献:
[1]张希鲁.汉建初铜器与虫鱼器跋[M].西楼文选,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154-155.
[2]张希鲁.跋汉朱提银锡白金[M]西楼文选,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173-174.
作者简介:黄智,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博物馆 文博馆员。
【关键词】汉铜器;朱提银;昭通;出土;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5-202-03
【本文著录格式】黄智.昭通汉铜器和朱提银出土[J].中国民族博览,2021,03(05):202-204.
云南昭阳城西北有一条洒渔河,河两岸除了肥沃的土地,还有古老的村落,这里的人们养牛耕地,养马驮物,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因为有了这片土地,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着。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果没有天灾人祸,还是能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平时,他们都各自耕田种地,农忙季节,大家互相帮助,我帮你插秧,你帮我犁地,乡间习俗大家都遵循礼尚往来,和谐相处。
五十年前,我就出生在这个地方,我的童年,听着爷爷的故事长大。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爷爷简直就是个故事大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乡间故事,爷爷都知道。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故事也渐渐淡出了记忆,可是,有一个白马和白鸡的故事,却一直还在记忆之中闪现。
村庄的后面有山,山上有森林,有野果,也有一片片的土地,甚至还有人家居住。有人说过,有生命的地方就有村庄,有村庄的地方就有故事。在爷爷的故事里,村庄的后山上有宝器,分布在后山的两片土地里,北面是皮匠地,南面是石匠地。在月朗星稀的时候,北面的皮匠地会出现一群白鸡在地里寻食,南面的石匠地会出现一匹白马奔驰,有时白鸡出现,有时白马出现,有时白鸡和白马还会同时出现。村庄的人都觉得神奇,想去探个究竟,有人就亲自去走近它们,当人快接近它们时,又什么都不见了,即便是掘地三尺也找不到它们。村庄的人们有的说是神灵,有的说是宝器发光。故事在村里不知传了多少代人,它们一直是村里人的一个谜。
村后的山上有一个叫柜子洞的地方,居住着余姓和叶姓。在柜子洞附近的斜坡上有一片耕地,地名叫皮匠地,“一群白鸡”就是在这块地里出现过。有一年深秋,柜子洞的余春春在皮匠地代叶家犁地,牛足去,听到有金属声,余春春暂停犁地,仔细吃察看,发现土中埋有铜器。余春春很快又把发现的铜器掩埋后并做了记号,接着又犁了一阵地便歇牛回家。吃了晚饭后,余春春带着父亲和弟弟向皮匠地出发,余弟置身山中,徘徊四顾。余春春和他的父亲到皮匠地掘起铜器后背回家中。
几天之后,叶家到地里,发现有掘过的印迹,就去追问余春春是否在地里发现了什么宝器,悄悄取回家了?余春春否认有此事。两家就针对这个掘铜器罐的印迹争执不休,甚至发展到赌咒发誓。传说铜器内装有满满一罐银子,因为,赌咒发誓,最后,罐里的银子变成了蜜蜂飞走,两家的争执也就此罢休了。
后来,独树村富户王绍龙知道余春春在皮匠地掘出的铜罐,便亲自到余春春家察看铜罐。余春春告诉王绍龙,因为白天不敢取出来,晚上他和父亲两人才悄悄取了背回家。是两个一深一浅的铜器,取铜器的时候,浅的一个像铜盆一样盖在上面,下面一个是深的铜罐,铜罐内有两三块枯木和四五斤重的金属。王绍龙仔细看了眼前这些铜器,心理已经有了打算,他准备把铜器买回去,便与余春春商量把铜器卖给他,余春春只同意卖两件铜器,那块金属他不卖。王绍龙读过私塾,对文物常识略有所知,故用了自己心爱的麂子皮马褂换了别人眼中的破铜罐。
过些日子,王绍龙打听到昭通城有一位历史老师叫张希鲁,他喜欢收藏古董,也舍得花钱购买。于是,他把用麂子皮马褂换来的铜器带到昭通城,去找那位叫张希鲁的历史老师,终于在昭通城的怀远街找到了张希鲁老师,张希鲁老师仔细端详后,用自己多年的积蓄买下了这两件铜器。自此,王绍龙将铜器卖得好价后返回乡里,用卖铜器的钱为先祖建了三座碑,为村里在洒渔河搭建了一座桥,这件事也一天天地传开了。
张希鲁老师自购得两件铜器后,也开始了数年的考古研究。以下是考古学家张希鲁对两件铜器的研究。
一、汉建初器与虫鱼器跋[1]
汉建初器,高营造尺四寸九分,深四寸六分,口径一尺,腹围二尺九寸二分,重一百五十一两,形若鼎无足然。底内双鱼,款一行,篆书阳文,余不敢遽释,乃拓寄求教二三知交,已而浦汉英兄赐书曰:“建初洗似为,八年朱提造作,次岁始改元为元和,此洗先永元洗十年,先阳嘉洗五十年,至可宝也。”
黄仲琴先生曰:“審视见教洗拓,似系建初八年之物。如果不误,当为汉章帝时所制,非属于李蜀、凉秦。高明以为如何?”两君博学卓识,释为“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八字,自当不谬。容希白先生,又谓“年朱二字合文是也。”
昭通出土汉洗,阳嘉二年者,为汉顺帝时物,造于邛都;永元五年者,为汉和帝时物,造于堂狼。建初者,年代居两洗先,朱提又为今昭通,则当日此地文物,可想见也。
与建初器同穴出土有虫鱼器,铜质制作亦极相近,同为章帝时物无疑。高营造尺九寸,深八寸八分,口径一尺零五分,腹围三尺七寸,重二百四十两,形较大。两耳,深如罂,底内双鱼兼一虫,无款识。
李如坤君得拓片,亦复书曰:“朱提开化甚早,产铜铸造最盛。惜素来地方人士,少有搜罗。及夫子一加注意,瑰宝选出,山川生辉。集古之编,将见更加续录也。”
建初器顷又承岭南黄仲琴先生惠书,并邓尔疋先生考释。尤中肯綮,亟录如下:
[嘱考洗拓,面晤尔疋兄,以为系六年,“朱提”二字合文。容元胎兄述希白兄释,亦以为“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兹将邓提原纸奉上,乞与浦兄并审定之。(仲琴先生赐札)。] [纪年之下,例有姓氏或地名,此仅一字作“朱提”,当是“朱?”二字合文。汉洗“朱?”皆从木,与史籍作“提”者不同。“朱”亦从“木”增一画,可假借,犹秦碑“大夫”作。“夫”例。(尔疋先生考释)。]
此器与虫鱼器出土实况,经余视察后,农人王圣明来述曰:“出土处地名皮匠地,又名刘家包包,在郑家山后,距柜子洞仅咫尺。民国二十四年旧历九月二十四日,于氏子耕于斜坡上,牛足去,闻有声,掘之,见小器复大器,内储枯木二三块,锡四五斤。昼不敢取,入夜父子两人荷之归。”
余按昭通吉金,其来古矣,近又得见“长乐卣”,其古茂又驾“建初器”而上之,殆汉初之物也。
二、跋汉朱提银锡白金[2]
汉朱提银锡白金,九年前出土于昭通城西三十里山谷中。谷名“皮匠地”,中有沃壤,可耕牧。农人于姓之子犁地,发土获此珍密,掘而负归。白金藏土中时,盛于底铸虫鱼之铜器内。上复以双鱼洗,洗底内铸篆文曰:“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建初”,东汉章帝年号,为公元八十三年)。洗与器为识者先购得,独白金走市求售,以质不易辨认,竟无人收。
一二年后,余旋里访古,于姓持来求鉴定。视之,似银非银,似锡非锡,究不识为何物。暇时抽读《汉书·食货志》,知武帝建元间,造银锡白金,共分三品,形、重、质均不同。然此金一品未似,盖为三品原料而待制者。形近川省锅边盐一块,重八十一两。建初距西汉不远,后汉人以当时器而藏前代物,本属可能。上刻篆文一行“建盉重五十斤”。其画如发。李监察使印泉,释首两文为“建盉”二字。谓“建”字上断“永”字,应读曰“永建盉重五十斤”为汉器款识。就物论之,窃以为未审。
又按《汉书·地理志》,记“朱提山出银”;《食货志》记“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后汉书·郡国志》谓“朱提山出银铜”。“朱提”乃汉代出银出铜名地,史不绝书。所覆之洗,既曰。“朱提造作所”,下所藏,虽银质未纯,真“朱提银”传之至今者,固无可疑。
又读王先谦《汉书补注》,考定“朱提”為今昭通。《隋书·梁睿传》言:“朱提去益路止一千,北境与戎州接界。”“戎州”即四川宜宾县。以道里计,王氏之言,已足据验。是则“朱提银”为“道地货”固应尔尔!不过从来颇少发现,吾今历历得证。
近岁乡绅萧石斋先生嘱周钟岳题昭通新开城门曰:“朱提古县。”此本自志乘,证以“铜洗”“白金”数事,益见周氏所署确当。
中央银行卫聚贤氏,因友人介绍,知昭通有“汉白金”发现,乃来函征集。爰将“白金”寄到昆明,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取片屑代为分析,中含银百分之四十二,余为锡等杂质。与余考为“银锡白金”之说,若合符节。以此知汉代货币,所谓“白金”,提炼工夫,尚未臻极处。一则原质使然,一则冶金之术未能如今日进步,故银中犹含锡等杂质。但吾人与此物以史料视之,无论质属何等,其价值要不在“殷墟甲骨”下。既而卫氏以远隔重庆,物在滇垣,由行员代为接洽,迄未成议。
山左王献唐先生闻之,子蜀寄书曰:“前闻卫聚贤兄言,昭通曾出汉银砖一块,上有文字,兄必有拓本或摹本。传世汉银铤,有年号者皆伪物。《陶斋吉金录》残银块虽真,但无年号,其书体亦稍晚。若聚贤所言果确,恐绝无仅有者也。此银拟入《国史·金石志》。弟近撰《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亦一重要材料。……”王先生评如是。
又按昭通历年出土的古物,属于“铜”与“陶”者最多,属于“银锡”者,此诚仅见。王氏为当代金石大家,依其所示,“银锡白金”不独为滇者稀有,海内亦属罕见。
昭通出土的汉代铜器,譬如:“永元五年堂狼”六字盘,“永元八年造”五字洗,“永建五年造作大吉”八字双鱼洗,“阳嘉二年邛都造”七字汉鱼洗,“汉安元年朱提造”七字洗,“长乐”提梁卣,“汉铜甑”,“古铜凤”,“三连杯”,“汉叟邑长”等汉代铜器不下百数,铜器款识,或篆书阳文或篆书阴文。
三、结语
昭通,据近半个世纪来古物的先后发现,自孟孝琚碑出土后,向来国内推孟碑为滇中第一古刻。就金文来说,一九三五年洒渔河皮匠地又有建初八年朱提两汉洗发现,内盛朱提银一块,尤为国内稀见之物。又“堂狼”“朱提”诸器先后出土,故自古银以地代别号“朱提”。证以《汉书·地理志·食货志》《后汉书·郡国志》及《水经注》等,古物与史乘一一吻合。容庚《汉金文录》所录汉器识款凡有地名,不曰朱提,即曰堂狼,其它地名极少见。由此考证,昭通不仅上述金石定为史证可凭,至五铢、汉钱、花砖等,昭通随时发现,古物蕴藏丰富,乃知昭通一带,在两汉间已大开发,昭通在汉时不仅与中原同风,且为国家银器和铜器的重要铸造之地。
参考文献:
[1]张希鲁.汉建初铜器与虫鱼器跋[M].西楼文选,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154-155.
[2]张希鲁.跋汉朱提银锡白金[M]西楼文选,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173-174.
作者简介:黄智,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博物馆 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