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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绍祖一生都在跟着党走。他说：“尽管她有不少问题，但历史证明她是可以自己修正的。”每一次命运的关键时刻，他选择的都是“服从”。
伍绍祖今年刚好70岁。1939年出生于西安的伍老，十月大就随母亲到了延安，儿时第一首能唱完整的歌曲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在延安读小学时，伍绍祖就秘密成为儿童团团员，和同伴们想着有一天上战场打敌人。他至今清楚记得解放战争时期，跟随学校老师同学2000里长途辗转路上的很多故事。1957年开始，从本科到研究生，在清华大学学了8年，在积累了丰富的学习和社会经验之后，伍绍祖于1965年1月在全国学联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学联主席，5月被调到团中央机关(全国学联机关)工作。1965年年底，被补选为广东省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后，伍绍祖几易工作领域，“文革”后期担任王震同志秘书，后又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工作近14年。1988年，完全不熟悉体育领域的伍绍祖被调到当时的国家体委当一把手，一干就是11年多。2000年5月，伍绍祖到中央直属机关工委担任副书记，又于2004年5月离开，全心做政协工作，直到2008年3月，结束任期，卸下所有官方职务。
采访中得知，伍老刚刚完成《在党的怀抱中成长》一文。本文节选其中片段，以记述伍老与党基本成熟后奋斗历程同步的成长历程，以及一名共产党员70年风雨历程中收获的经验与教训。
英雄出少年
1939年4月8日，我出生在西安，父亲伍云甫和母亲熊天荆当时都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那时，西安经常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有一次母亲出门办事，就把我放在大床上。一听到轰炸的声音，她马上跑回来，发现我已经被摔到地上，还碰翻了一盆水，但我依然在熟睡。
后来，中央领导同志考虑我们母子的安全，于1940年2月让我们撤回延安，母亲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合作局局长。1940年下半年，父亲也调回延安，担任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兼边区银行副行长。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后，父亲被调回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1942年上半年，父亲再次回到延安，在中央军委工作。同年，受毛主席指派，父亲随林彪去与蒋介石谈判，后来又跟着林伯渠、王若飞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1943年，母亲之前在国民党监狱里感染上的肺结核病复发，住进了延安的中央医院。没有人管我，朱老总就收我做“干儿子”，后来，我跟父亲在中央党校住了一段时间。1944年，母亲奇迹般地康复了，我就又回到边区政府住。9月，我被母亲送到离驻地不远的延安第一完全小学上学。
1946年元旦时，驻在延安的中央和边区的各机关的同志互相拜年，那时毛主席住在王家坪，我跟着母亲也到了王家坪，正好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也在，大家就合了一张影。2005年，我偶然见到了这张照片，上面一共有33个人，我就站在毛主席的身旁。这成了我们家十分珍贵的一张照片。
抗战胜利后不久，毛主席去重庆返回延安后，就说要加强备战，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为了备战，母亲把我送到离延安80多里的延安第一保育院小学(简称“保小”)。1946年底，我被秘密地吸收为儿童团员。也就在这个时候，驻在延安城附近的抗小(抗日干部子弟小学)与保小合并。那时我年龄虽小，但对敌人仇恨是深刻的，想着有机会能上战场与敌人拼命。
1947年，国民党派胡宗南的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3月16日，我随延安保小的第一批学生离开白家坪行军40里到雷咀河村，整整走了一天，到傍晚才看到山底下的目的地。休整了几天后，队伍往旧安定城走，路上遭到敌机轰炸，但没受损失。我是第一个跑进城的。晚上我们住在被轰炸过的房子里，半夜又被叫起来，说敌人要占领旧安定城，要求立刻集合起来返回雷咀河。
行军一开始很艰苦。有一次我们走到一个没有人的村子，从一个空窑洞里找到一包辣椒粉，打了一桶凉水冲着喝了。后来村里的老百姓知道是八路的娃来了，就从地底下挖出白面，给我们做面条吃。
1947年6月，我们到了山西，在晋察冀解放区的离石县王家坡村休整了大约一个月。以后我们穿越汾河，过同蒲路封锁线，翻越太岳山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武安县阳邑镇。在那里呆了差不多一年。整整2000里的行军，对于不到8岁的我来说还是很大的挑战，而且我被评为行军模范。1947年秋天，我在学校见到了两年没有见面的父亲，还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报平安。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我随中央机关坐着杨尚昆同志的中型吉普进了北京，随父亲住在香山的镇芳楼第二层，后又搬到中南海。
从延安开始，经过2000里的行军(我们自己叫“短征”)到河北，最后到北京，我们见证了党如何成功夺取全国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虽然我那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但也经历了这个大变化，真是受益匪浅。
“朝为田舍郎，暮登大会堂”
到北京以后，我在北京市101中学经过6年中学学习，1957年秋以不错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4年本科毕业，又考上张礼教授名下的“高能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前后在清华大学呆了近8年。
大学本科毕业前，有一次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同志突然找我谈话，说如果组织上需要，把我调到全国学联做社会工作，问我愿意不愿意。我表示坚决服从。1965年1月，在全国学联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我被推举为全国学联主席，并在同时举行的全国青联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第4届青联常委。当选后，我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巴勒斯坦领导人舒凯里的宴会，舒凯里与我握手时，惊讶地说：“你这么年轻!”
1965年底，我又被补选为广东省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说，这是我在全国学联主席的岗位上经受的第一次考验。当时真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大会堂”。能不能有自知之明，保持一个普通一兵的本色，对我是一個很高的要求。当时我比较自觉，从不要求特殊待遇，也从不抽人民大会堂里的高级香烟。
1965年5月，我在清华大学办了保留研究生学籍的手续，正式调到团中央机关工作，被分在国际联络部组织科。
上世纪60年代，我两次到访欧洲，一次是1965年11月以全国学联主席的身份率中国学生代表团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国际学联执委会，另一次是1966年6月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到匈牙利参加世界青联的代表大会。6月24日回国，我一下飞机就被人直接拉到团中央机关礼堂，当时正在对团中央书记处进行批判。会后，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照华同志找我谈话，说我的女朋友曾晓前(现在的夫人)的爸爸被定为杨尚昆的死党，要我与之划清界限。
1966年8月，我送两位到访中国的美国 青年走后回到团中央机关，看到团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胡耀邦、胡克实、王伟等被“示众”，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就向机关造反的负责人提出意见，他们也觉得不要，到9月初就停止了这些活动。
当时，我对“文革”确实很不理解，但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我又要想办法努力跟上，这成了我经历的第二次考验。
人生三导师
胡耀邦、王震和张爱萍是我人生中的三位导师。1969年4月份，团中央机关“一锅端”下到了河南省信阳地区潢川县的黄湖农场。5月，胡耀邦同志来到干校。我们都被分到一连的行政处人员的班里。在与耀邦同志相处的两年多里，他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不迷信权威，善于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刻苦思考、刻苦学习等很多优良品行对我影响至深。他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社会老师，也是思想老师，是他真正使我走上了永远跟着党干革命的道路。这是我在团中央机关七年的时间里最大的收获。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同志抓住时机解放和使用一批老同志，王震同志是其中之一，当时被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王老要找一个年轻的新秘书，把目光投向了团中央机关。团中央机关的人提出了可以选择的十几个人，其中也有我，但说可惜是一个“反革命”。王老当场就说：“我就要这个‘反革命’!”1972年4月中旬，我去王老那里报到了。虽然在这个岗位的时间不长，只有三年零两个月半，但受到的锻炼却不少。王震同志是我的第二位社会老师，也是政治老师。
有一次，我陪王老去看望聂帅。当聂帅了解到我曾是清华大学理论核物理的研究生时，他对王老讲：“你怎么找了个研究生当秘书?秘书不需要这么高的学历，你应当让他归队。”王老对此很重视。1975年，张爱萍同志回到国防科委工作，王老把我推荐给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说让我去了以后不要当大官，要从最低的职务干起。
1975年7月1日，我成为国防科委二局的一名参谋。10月份，我刚办完参军手续就去新疆马兰的核试验基地参加试验。这也是张爱萍同志复出后的第一次大型试验，他作为总负责人乘专机到了基地。试验非常成功，我参与了从产品研制、装载到炸后现场检查的全过程，清楚了解了地下核试验。我有很多大学同学被分配在这个基地，所以那段时间一天到晚都沉浸在快乐之中。
张爱萍同志是我的第三位社会老师。他非常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具有非常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抱负，无论是“文革”的摧残还是“批邓反右”重压，他都没有动摇。有一次，我提出原子能事业要为国家多做贡献时，他在我写的报告上批示：“要在保证军用的前提下，把重点转向民用。”这就是后来核工业部和其他军工部门提出的“保军转民’口号的由来。所以，我把张爱萍同志称为工作的老师。
“空降”体委
那段时间的国内形势很好，而我从小在军队领导机关长大，大学学习核物理专业，又在国防科技战线上工作了十多年，比较了解业务，人际关系也打通了，感觉如鱼得水，打算好好施展拳脚。但1988年12月中旬，我在京西宾馆参加军委工作会议时突然接到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刘泽鹏的电话，说要把我调到国家体委当主任。
严格说来，我对体育是一个外行。作为国家体委主任，我在高层次上既要管体育，又要管运动，有时确实不知道怎么办。不懂就要学习，一学就是11年半，直到我离开国家体育领导机关时也不能算是搞明白了，但应该说是努力了。
作为体育領导机关的一把手，到很多地方都要讲话，我不愿意随便讲，这确实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我曾开玩笑说，我讲一小时话，平均要想5个小时，秘书根据录音整理出来最后形成定稿大概要10个小时。2008年，秘书们选出100篇讲话编成《伍绍祖文集——体育工作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较全面地记述了我在体育部门工作的11年零4个月经历的一些事，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中间的一段的体育工作情况，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改革开放的成就。
我在国家体育工作部门做了以下一些事情，包括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轰轰烈烈地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完成国家赋予的重大竞技体育任务，如圆满完成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工作等；开展反对使用兴奋剂的工作；积极推进整个体育事业的改革；进行了运动项目管理改革；抓了申办第27届和第29届奥运会的工作……
由于体育工作的公众性很强，在举办北京亚运会和中办奥运会时，我在电视上和公众场合露面很多，所以竟然成了一个公众人物，我事情没有干多少，却大大地出了名。
春泥更护花
2000年4月15日，中组部突然通知我调离国家体委，那时我们正在紧张备战悉尼奥运会和申办第29届奥运会。尽管一般都认为临阵换将不好，但我表示坚决服从组织。5月下旬，我被调到中直机关工委。2002年接替武连元担任常务副书记。2004年5月，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孙晓群接替我担任常务副书记。在交接工作时，我认认真真地向他交待了50件正在做的事情。从那时起，我就专心做全国政协的工作了。
2008年3月2日，我的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任期结束了。现在，我虽然没有任何官方职务，但从不放松自我要求，因为我还是一名中共党员。所以，凡是我能做的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还要积极去做。
今年我已经70岁了。按现在的标准衡量，这个年龄不算大，但因为我赶上了我国在20世纪中、后期直到现在仍在进行的大变革，所以经历的事情却不少。我的成长经历正好与我们党基本成熟后的奋斗历史同步，所以这些经历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我党的先辈们是怎么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教育后一代的，有一些好的经验，也有一些重要的教训。
如果我能活到80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积极地看待生死。一方面要与随之而来的疾病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像革命先烈一样视死如归。我想，如果我走了，就把骨灰埋在一棵树下，让这颗树长大成荫，为地球增添一点绿色。
采访后记
提起伍绍祖，多数人首先会把他与体育联系起来，人们都知道伍老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体育事业勃兴的功臣。但实际上，伍老经历的事情很多。他把自己一生总结为十个阶段，入世，启蒙，积累，成熟，考验，锻炼，贡献，出名，重要，创造。如今退休在家，日程安排却依旧繁忙，用他的话说，是进入了第十一个“余热”阶段，要老当益壮、宝刀不老、尽力而为。
伍绍祖出生在西安，父母都是老革命，在战乱纷争中度过童年。他们这一代人，对于生与死、过去与将来、民族与国家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其深远程度远非今日之青年可以比拟。
年少时，为了躲避胡宗南部队进攻，伍绍祖随“保小”师生进行了2000里的‘短征’。被评为“行军模范”的他，曾在继续北上的途中迷路，第一次体验到“找不到队伍和组织的恐惧感”。18岁时，刚刚成年的伍绍祖初入清华大学，经历了当时社会上一系列政治运动。但他找到了投身一生的队伍和组织：
“共产党是不能反的，因为党领导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证明她是光荣、正确、伟大的，尽管她有不少问题，但历史证明她是可以自己修正的。建设社会主义仍然要靠党来领导，如果把她打倒了，我们国家便什么也没有了。”
在伍老家采访时，他送给我们两本装帧简洁的《伍绍祖文集》。书中汇集了1988年到2000年间，他在国家体育总局执政期间的百篇发言讲稿。他特意指出《在<中国体育报>社“迎亚运”动员会上的讲话》一文，因为其中有关“真实性”、“人民性”和“党性”的思考与分析，正是他屡次辗转工作领域而屡有所得的思想根基。
伍老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使自己能吃大苦、耐大劳，这是伍绍祖在中学时就明白的道理，也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之精髓。两次去英国，他都去马克思墓瞻仰。铭刻在墓碑上的那句话：“从来的哲学家都是用各种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要去改变它”，伍老实践了一辈子。
伍绍祖今年刚好70岁。1939年出生于西安的伍老，十月大就随母亲到了延安，儿时第一首能唱完整的歌曲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在延安读小学时，伍绍祖就秘密成为儿童团团员，和同伴们想着有一天上战场打敌人。他至今清楚记得解放战争时期，跟随学校老师同学2000里长途辗转路上的很多故事。1957年开始，从本科到研究生，在清华大学学了8年，在积累了丰富的学习和社会经验之后，伍绍祖于1965年1月在全国学联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学联主席，5月被调到团中央机关(全国学联机关)工作。1965年年底，被补选为广东省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后，伍绍祖几易工作领域，“文革”后期担任王震同志秘书，后又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工作近14年。1988年，完全不熟悉体育领域的伍绍祖被调到当时的国家体委当一把手，一干就是11年多。2000年5月，伍绍祖到中央直属机关工委担任副书记，又于2004年5月离开，全心做政协工作，直到2008年3月，结束任期，卸下所有官方职务。
采访中得知，伍老刚刚完成《在党的怀抱中成长》一文。本文节选其中片段，以记述伍老与党基本成熟后奋斗历程同步的成长历程，以及一名共产党员70年风雨历程中收获的经验与教训。
英雄出少年
1939年4月8日，我出生在西安，父亲伍云甫和母亲熊天荆当时都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那时，西安经常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有一次母亲出门办事，就把我放在大床上。一听到轰炸的声音，她马上跑回来，发现我已经被摔到地上，还碰翻了一盆水，但我依然在熟睡。
后来，中央领导同志考虑我们母子的安全，于1940年2月让我们撤回延安，母亲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合作局局长。1940年下半年，父亲也调回延安，担任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兼边区银行副行长。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后，父亲被调回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1942年上半年，父亲再次回到延安，在中央军委工作。同年，受毛主席指派，父亲随林彪去与蒋介石谈判，后来又跟着林伯渠、王若飞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1943年，母亲之前在国民党监狱里感染上的肺结核病复发，住进了延安的中央医院。没有人管我，朱老总就收我做“干儿子”，后来，我跟父亲在中央党校住了一段时间。1944年，母亲奇迹般地康复了，我就又回到边区政府住。9月，我被母亲送到离驻地不远的延安第一完全小学上学。
1946年元旦时，驻在延安的中央和边区的各机关的同志互相拜年，那时毛主席住在王家坪，我跟着母亲也到了王家坪，正好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也在，大家就合了一张影。2005年，我偶然见到了这张照片，上面一共有33个人，我就站在毛主席的身旁。这成了我们家十分珍贵的一张照片。
抗战胜利后不久，毛主席去重庆返回延安后，就说要加强备战，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为了备战，母亲把我送到离延安80多里的延安第一保育院小学(简称“保小”)。1946年底，我被秘密地吸收为儿童团员。也就在这个时候，驻在延安城附近的抗小(抗日干部子弟小学)与保小合并。那时我年龄虽小，但对敌人仇恨是深刻的，想着有机会能上战场与敌人拼命。
1947年，国民党派胡宗南的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3月16日，我随延安保小的第一批学生离开白家坪行军40里到雷咀河村，整整走了一天，到傍晚才看到山底下的目的地。休整了几天后，队伍往旧安定城走，路上遭到敌机轰炸，但没受损失。我是第一个跑进城的。晚上我们住在被轰炸过的房子里，半夜又被叫起来，说敌人要占领旧安定城，要求立刻集合起来返回雷咀河。
行军一开始很艰苦。有一次我们走到一个没有人的村子，从一个空窑洞里找到一包辣椒粉，打了一桶凉水冲着喝了。后来村里的老百姓知道是八路的娃来了，就从地底下挖出白面，给我们做面条吃。
1947年6月，我们到了山西，在晋察冀解放区的离石县王家坡村休整了大约一个月。以后我们穿越汾河，过同蒲路封锁线，翻越太岳山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武安县阳邑镇。在那里呆了差不多一年。整整2000里的行军，对于不到8岁的我来说还是很大的挑战，而且我被评为行军模范。1947年秋天，我在学校见到了两年没有见面的父亲，还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报平安。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我随中央机关坐着杨尚昆同志的中型吉普进了北京，随父亲住在香山的镇芳楼第二层，后又搬到中南海。
从延安开始，经过2000里的行军(我们自己叫“短征”)到河北，最后到北京，我们见证了党如何成功夺取全国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虽然我那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但也经历了这个大变化，真是受益匪浅。
“朝为田舍郎，暮登大会堂”
到北京以后，我在北京市101中学经过6年中学学习，1957年秋以不错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4年本科毕业，又考上张礼教授名下的“高能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前后在清华大学呆了近8年。
大学本科毕业前，有一次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同志突然找我谈话，说如果组织上需要，把我调到全国学联做社会工作，问我愿意不愿意。我表示坚决服从。1965年1月，在全国学联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我被推举为全国学联主席，并在同时举行的全国青联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第4届青联常委。当选后，我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巴勒斯坦领导人舒凯里的宴会，舒凯里与我握手时，惊讶地说：“你这么年轻!”
1965年底，我又被补选为广东省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说，这是我在全国学联主席的岗位上经受的第一次考验。当时真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大会堂”。能不能有自知之明，保持一个普通一兵的本色，对我是一個很高的要求。当时我比较自觉，从不要求特殊待遇，也从不抽人民大会堂里的高级香烟。
1965年5月，我在清华大学办了保留研究生学籍的手续，正式调到团中央机关工作，被分在国际联络部组织科。
上世纪60年代，我两次到访欧洲，一次是1965年11月以全国学联主席的身份率中国学生代表团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国际学联执委会，另一次是1966年6月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到匈牙利参加世界青联的代表大会。6月24日回国，我一下飞机就被人直接拉到团中央机关礼堂，当时正在对团中央书记处进行批判。会后，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照华同志找我谈话，说我的女朋友曾晓前(现在的夫人)的爸爸被定为杨尚昆的死党，要我与之划清界限。
1966年8月，我送两位到访中国的美国 青年走后回到团中央机关，看到团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胡耀邦、胡克实、王伟等被“示众”，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就向机关造反的负责人提出意见，他们也觉得不要，到9月初就停止了这些活动。
当时，我对“文革”确实很不理解，但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我又要想办法努力跟上，这成了我经历的第二次考验。
人生三导师
胡耀邦、王震和张爱萍是我人生中的三位导师。1969年4月份，团中央机关“一锅端”下到了河南省信阳地区潢川县的黄湖农场。5月，胡耀邦同志来到干校。我们都被分到一连的行政处人员的班里。在与耀邦同志相处的两年多里，他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不迷信权威，善于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刻苦思考、刻苦学习等很多优良品行对我影响至深。他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社会老师，也是思想老师，是他真正使我走上了永远跟着党干革命的道路。这是我在团中央机关七年的时间里最大的收获。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同志抓住时机解放和使用一批老同志，王震同志是其中之一，当时被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王老要找一个年轻的新秘书，把目光投向了团中央机关。团中央机关的人提出了可以选择的十几个人，其中也有我，但说可惜是一个“反革命”。王老当场就说：“我就要这个‘反革命’!”1972年4月中旬，我去王老那里报到了。虽然在这个岗位的时间不长，只有三年零两个月半，但受到的锻炼却不少。王震同志是我的第二位社会老师，也是政治老师。
有一次，我陪王老去看望聂帅。当聂帅了解到我曾是清华大学理论核物理的研究生时，他对王老讲：“你怎么找了个研究生当秘书?秘书不需要这么高的学历，你应当让他归队。”王老对此很重视。1975年，张爱萍同志回到国防科委工作，王老把我推荐给他，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说让我去了以后不要当大官，要从最低的职务干起。
1975年7月1日，我成为国防科委二局的一名参谋。10月份，我刚办完参军手续就去新疆马兰的核试验基地参加试验。这也是张爱萍同志复出后的第一次大型试验，他作为总负责人乘专机到了基地。试验非常成功，我参与了从产品研制、装载到炸后现场检查的全过程，清楚了解了地下核试验。我有很多大学同学被分配在这个基地，所以那段时间一天到晚都沉浸在快乐之中。
张爱萍同志是我的第三位社会老师。他非常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具有非常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抱负，无论是“文革”的摧残还是“批邓反右”重压，他都没有动摇。有一次，我提出原子能事业要为国家多做贡献时，他在我写的报告上批示：“要在保证军用的前提下，把重点转向民用。”这就是后来核工业部和其他军工部门提出的“保军转民’口号的由来。所以，我把张爱萍同志称为工作的老师。
“空降”体委
那段时间的国内形势很好，而我从小在军队领导机关长大，大学学习核物理专业，又在国防科技战线上工作了十多年，比较了解业务，人际关系也打通了，感觉如鱼得水，打算好好施展拳脚。但1988年12月中旬，我在京西宾馆参加军委工作会议时突然接到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刘泽鹏的电话，说要把我调到国家体委当主任。
严格说来，我对体育是一个外行。作为国家体委主任，我在高层次上既要管体育，又要管运动，有时确实不知道怎么办。不懂就要学习，一学就是11年半，直到我离开国家体育领导机关时也不能算是搞明白了，但应该说是努力了。
作为体育領导机关的一把手，到很多地方都要讲话，我不愿意随便讲，这确实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我曾开玩笑说，我讲一小时话，平均要想5个小时，秘书根据录音整理出来最后形成定稿大概要10个小时。2008年，秘书们选出100篇讲话编成《伍绍祖文集——体育工作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较全面地记述了我在体育部门工作的11年零4个月经历的一些事，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中间的一段的体育工作情况，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改革开放的成就。
我在国家体育工作部门做了以下一些事情，包括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轰轰烈烈地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完成国家赋予的重大竞技体育任务，如圆满完成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工作等；开展反对使用兴奋剂的工作；积极推进整个体育事业的改革；进行了运动项目管理改革；抓了申办第27届和第29届奥运会的工作……
由于体育工作的公众性很强，在举办北京亚运会和中办奥运会时，我在电视上和公众场合露面很多，所以竟然成了一个公众人物，我事情没有干多少，却大大地出了名。
春泥更护花
2000年4月15日，中组部突然通知我调离国家体委，那时我们正在紧张备战悉尼奥运会和申办第29届奥运会。尽管一般都认为临阵换将不好，但我表示坚决服从组织。5月下旬，我被调到中直机关工委。2002年接替武连元担任常务副书记。2004年5月，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孙晓群接替我担任常务副书记。在交接工作时，我认认真真地向他交待了50件正在做的事情。从那时起，我就专心做全国政协的工作了。
2008年3月2日，我的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任期结束了。现在，我虽然没有任何官方职务，但从不放松自我要求，因为我还是一名中共党员。所以，凡是我能做的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还要积极去做。
今年我已经70岁了。按现在的标准衡量，这个年龄不算大，但因为我赶上了我国在20世纪中、后期直到现在仍在进行的大变革，所以经历的事情却不少。我的成长经历正好与我们党基本成熟后的奋斗历史同步，所以这些经历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我党的先辈们是怎么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教育后一代的，有一些好的经验，也有一些重要的教训。
如果我能活到80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积极地看待生死。一方面要与随之而来的疾病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像革命先烈一样视死如归。我想，如果我走了，就把骨灰埋在一棵树下，让这颗树长大成荫，为地球增添一点绿色。
采访后记
提起伍绍祖，多数人首先会把他与体育联系起来，人们都知道伍老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体育事业勃兴的功臣。但实际上，伍老经历的事情很多。他把自己一生总结为十个阶段，入世，启蒙，积累，成熟，考验，锻炼，贡献，出名，重要，创造。如今退休在家，日程安排却依旧繁忙，用他的话说，是进入了第十一个“余热”阶段，要老当益壮、宝刀不老、尽力而为。
伍绍祖出生在西安，父母都是老革命，在战乱纷争中度过童年。他们这一代人，对于生与死、过去与将来、民族与国家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其深远程度远非今日之青年可以比拟。
年少时，为了躲避胡宗南部队进攻，伍绍祖随“保小”师生进行了2000里的‘短征’。被评为“行军模范”的他，曾在继续北上的途中迷路，第一次体验到“找不到队伍和组织的恐惧感”。18岁时，刚刚成年的伍绍祖初入清华大学，经历了当时社会上一系列政治运动。但他找到了投身一生的队伍和组织：
“共产党是不能反的，因为党领导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证明她是光荣、正确、伟大的，尽管她有不少问题，但历史证明她是可以自己修正的。建设社会主义仍然要靠党来领导，如果把她打倒了，我们国家便什么也没有了。”
在伍老家采访时，他送给我们两本装帧简洁的《伍绍祖文集》。书中汇集了1988年到2000年间，他在国家体育总局执政期间的百篇发言讲稿。他特意指出《在<中国体育报>社“迎亚运”动员会上的讲话》一文，因为其中有关“真实性”、“人民性”和“党性”的思考与分析，正是他屡次辗转工作领域而屡有所得的思想根基。
伍老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使自己能吃大苦、耐大劳，这是伍绍祖在中学时就明白的道理，也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之精髓。两次去英国，他都去马克思墓瞻仰。铭刻在墓碑上的那句话：“从来的哲学家都是用各种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要去改变它”，伍老实践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