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结合中国工人的现状,集中从教育、宣传和组织三个层面培养其阶级意识:开办工人补习学校,使工人在共同学习的空间接受新的话语,产生阶级情感的共鸣,认同阶级身份;创办工人报刊,发行特号、特刊,传播马列主义理论,报道典型罢工事件,使工人认识到共同的阶级利益,产生共同信仰,提出共同诉求;召开全国劳动大会,引导工人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消除帮口、行会固有的角色与身份差异的分歧,使工人阶级走向统一.中共遵照马列主义理论,立足于工人的阶级意识培养,使一盘散沙的无产者成长为无产阶级,既体现党的理论自觉,更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结合中国工人的现状,集中从教育、宣传和组织三个层面培养其阶级意识:开办工人补习学校,使工人在共同学习的空间接受新的话语,产生阶级情感的共鸣,认同阶级身份;创办工人报刊,发行特号、特刊,传播马列主义理论,报道典型罢工事件,使工人认识到共同的阶级利益,产生共同信仰,提出共同诉求;召开全国劳动大会,引导工人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消除帮口、行会固有的角色与身份差异的分歧,使工人阶级走向统一.中共遵照马列主义理论,立足于工人的阶级意识培养,使一盘散沙的无产者成长为无产阶级,既体现党的理论自觉,更反映了党的使命担当.
其他文献
山东省在历史上一直是华北的重要部分,但在当今的地域概念中,山东属于华东.这种地域认知上的巨大转变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作用日渐重要;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在国共决战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军事和政治作用,最终在中共的政治版图中被编人华东.而追溯“华东”的概念史,民国时期的“华东”一词影响力较小,“华东”概念最重要的塑造过程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完成的.然而,山东的华东属性毕竟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后,华东与华北各地也逐渐回到近代以来的发展轨迹,山东再次融入华北,“华东”概念也逐渐缩小到指代长
长期以来,学界多认为中共一大与统一战线无关,甚至否定了统一战线.实际上,马林在中共一大上传达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代表们也广泛讨论了统一战线问题,包括如何看待孙中山国民党和南北政府,以及共产党员能否担任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等.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共一大是统一战线的萌芽期,二大召开之后中共统一战线正式破土而出.因此,中共统一战线应溯源到中共一大.
劳动主义与发展工商业之间怎样保持平衡,迄今仍是国内外一个难解的困局.1920年初上海厚生纱厂到湖南长沙招募女工引发的广泛社会争议,就是这对矛盾在中国较早的一次爆发.其中,湘、沪两地知识人高擎劳动主义大旗,连连呼吁资方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工人福利待遇和劳动条件;资方穆藕初等坚信实业救国之道,认为对方所提要求根本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给予激烈回击;湖南女工对知识分子们“偏向”己方的言论并不理会,纷纷应募.本文将上述三方的不同面相及其缠斗置回历史现场,尝试揭示论争的深层次原因.
科研项目经费使用风险肇源于科研项目立项、执行、结项过程中信息不对称、过程不可观察、结果不确定等特质引发的经费滥用与浪费等可能.囿于当前的部门法规制思维,科研项目经费使用风险规制呈现出“重公法、硬法、实体法而轻私法、软法、程序法”的不良状态.规制科研项目经费使用风险应从科研资助合同的本质探寻风险的生成机理,并依据合同理论完善风险规制的法治理路,打破传统部门法规制壁垒,坚持公私法融合的规制路径,建构以自我规制为前提、以合同规制为核心、以刑事规制为补充的兼具实体与程序、法律与道德的多维度风险规制体制.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1条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在诉讼法学界引起了巨大争议.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201条要求法院“一般应当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规定,导致检察机关侵犯了法院的审判权.也有不少人认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没有侵犯法院的审判权.从我国《宪法》和两大机关组织法的规定来看,检察权包括了公诉权和法律监督两方面的内容,刑事审判权则包括定罪权和量刑权这两项核心权能.量刑建议最初只是检察院改进公诉方式的一道工作程序,但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转变为对法院具有约束力的权力.对此,有必
担保财产的概括描述是通过担保财产的通用类型或法定类型加上数量进行的描述.它以动产抵押的兴起为契机,旨在降低特定描述的难度,提升担保设定的效率,保护担保人的隐私和商业秘密并降低其诚信风险,但可能造成在先担保权人对担保人的全部财产形成垄断.它主要适用于动产浮动担保、未来财产的担保和同类财产的集合担保,不适用于以部分某类动产设定的固定担保.概括描述的充分性至少要明确财产类型和数量,其功能的最大化以声明登记制和区分担保合同与担保登记为前提.担保财产的概括描述未达合理标准时,担保合同和担保物权均不成立.当事人以担保
1928年3月,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人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被捕,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要求引渡,被法国总领事陆公德拒绝.胡宗铎指责陆公德“受贿庇共”,威胁收回租界.向警予引渡案升级为中法冲突.揆诸史实,“受贿庇共”系胡宗铎对陆公德的构陷,以期小题大做,迫使法方就范.最后,法方慑于舆论,不仅同意引渡,而且承诺将配合国民政府在租界搜捕和引渡中共人员.法国在华租界曾以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中共提供了诸多便利.向警予引渡案预示着法国政府对国共之争态度的变化,即不再对共产党人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随着国民政府逐步在形式上
国际社会在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中频发禁诉令与反禁诉令的司法混战,是各国争夺国际通信行业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的司法政策主导权和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必然结果.结合国外众多签发禁诉令的司法实践,可以总结出签发禁诉令的一般分析框架,包括国际平行诉讼的前提性条件、公私政策考量的实质性条件及国际礼让的反思性条件.上述司法方法和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同时,标准必要专利纠纷的诸多特殊性质,要求法院在签发禁诉令的司法决策过程中,应以更加实质和灵活的方法来认定国际平行诉讼,在各国法院争夺全球许可费率的争议管辖权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