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诸葛亮办过公，杜甫泛过舟，花蕊夫人游过园，陆游写过诗……
　　它就是成都市中心的东华门遗址，在2300多年的时间里，东华门遗址跨越21个朝代，一直是成都的CBD，核心中的核心，黄金地段中的黄金地段。
　　东华门遗址的发现还引起国外专家高度关注，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实地考察后认为，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浓缩了一座城市千年的历史，不仅在中国独一无二，在世界上也只有罗马斗兽场可与之媲美。
　　“东华门遗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希望这个地方不仅能被打造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地标，也能成为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网红景点。”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东华门遗址考古领队易立说。

秦并巴蜀 设蜀郡建大城

　　东华门遗址位于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附近，清代在原来明代蜀王府的旧址上修建了贡院，贡院的东大门叫做东华门，遗址因此得名。
　　易立介绍，从目前的发现和出土的上万件重要文物来看，东华门遗址时代从战国持续至明清，有水井、道路、河道、建筑、沟渠等丰富的遗迹，以及汉代蜀郡官署、隋唐至宋代摩诃池、五代宣华苑、明代蜀王府、清代贡院等重要历史遗址，证实了该区域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成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公元前316年，秦王派相国张仪、将军司马错入蜀，灭蜀并巴，贬蜀王为蜀侯，设郡置守。张仪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谋略家，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周旋于各国国君之间。司马错打仗是一把好手，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就是他的后人。张仪和司马错一文一武，都是“猛人”，可见当时秦国国君对蜀地的重视。
　　张仪驻成都，与郡守张若对成都城进行大规模修建，分别修筑了大城、少城，二城互为屏障，少城居西，为成都县治和工商业区所在;大城居东，为蜀郡郡治和官署区所在。东华门遗址是大城的核心区。
　　“早在战国时期，当时最高长官——蜀郡郡守的官邸就位于此地，居家和辦公都在这里。”易立说。
　　易立告诉本刊记者，除了张仪，东华门遗址还与另外一位名人密切相关，他就是曾任蜀郡郡守、主持修建了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李冰。
　　被誉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秦汉以前是一个水患较为严重的地方。战国末期，秦国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并“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之后成都才变得“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2013年，在东华门遗址附近不到300米的天府广场，出土了一头石犀，考古学家判断，这很可能是李冰所造其中之一。这头千年“镇水神兽”从侧面印证了李冰在成都的活动范围应该也位于东华门的郡府里。
　　秦朝、两汉时期的遗存，东华门遗址发现了大量钱币、陶器、建筑构件。到了三国时期，蜀汉皇宫同样位于此地，考古发现了大型夯土台基、涂朱瓦当等高等级建筑构件，刘备、诸葛亮、刘禅都曾在这里活动过。

　　有网友说：“想起每次去成体看演唱会，大家在里面可嗨了，殊不知脚下静静地卧着几千年的历史，这可真是太奇妙了。”

　　“涂朱瓦当并不是普通人家可以使用的建筑构件，中国古代以朱色区分尊卑，因此可以判定这里就是蜀汉皇宫。”易立说。
　　东华门遗址还发现了大量六朝时期的瓷器，包括本地青羊宫窑烧造的瓷器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瓷器，说明当时成都制造业发达、贸易繁荣。此外还发现了风格上受六朝都城建康影响的莲花纹瓦当及兽面纹瓦当。

一过一销魂的摩诃池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化，到了隋唐五代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东华门遗址也迎来了新的繁华。
　　《资治通鉴》记载，隋代蜀王杨秀（573年—618年）于此营建蜀王宫，并开凿附属池苑，有胡僧见之曰：“摩诃宫毗罗”，谓此池广大有龙，故得名为“摩诃池”。摩诃池，又名龙跃池、宣华池、宣华苑，是中古时期成都城内著名的池苑园林景观。
　　唐代中叶以后，摩诃池声名更盛，众多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前来宴饮和游玩，在这里留下大量华美的诗词。
　　李白在《登锦城散花楼》中描述摩诃池胜景：“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杜甫在《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中写道：“湍驶风醒酒，船回雾起堤。高城秋自落，杂树晚相迷。坐触鸳鸯起，巢倾翡翠低。莫须惊白鹭，为伴宿青溪。”
　　易立告诉记者，隋唐五代时期，摩诃池的规模和规格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绿釉兽面纹瓦当、牡丹纹铺地砖、拼花石子路、邛窑的低温釉瓷器、定窑的白瓷、越窑的青瓷等，一一被考古发现和出土。这些都彰显了当时摩诃池独一无二的“皇家园林”地位。
　　普通百姓平时不能随意进入摩诃池，但在危急时期，摩诃池也为成都百姓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活用水保障。《新唐书》记载，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南诏军入寇西川，“城中井为竭，则共饮摩诃池。”
　　五代时期，前蜀立国于成都，开国皇帝王建改摩诃池为龙跃池。王建的儿子，前蜀末代皇帝王衍并不像他的父亲那样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他将摩诃池更名为宣华池、宣华苑，扩建摩诃池，环池修建宫殿，“土木之功，穷极奢巧”，“衍年少荒淫……日夜酣饮其中”。
　　后蜀末代皇帝孟昶在位时，于宣华苑广植牡丹， 故又名“牡丹苑”。孟昶时常携花蕊夫人流连于此。
　　宴饮游乐、诗词歌赋、美人名花……纸醉金迷的富贵安逸并没有长久。北宋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宋太祖发兵攻伐后蜀。次年一月，孟昶急惶惶自缚出降，其后宫眷属全被押解至大宋京城开封府。可谓是国破山河碎，花下美人非。 　　易立介绍，北宋灭后蜀之后，对摩诃池原有超出规制的建筑进行削减或拆除。摩诃池的范围开始缩减，但仍不失其瑰丽景色，名仕往来依旧络绎不绝。
　　诗人陆游曾在《摩诃池》中写道：“摩诃古池苑，一过一销魂。春水生新涨，烟芜没旧痕。年光走车毂，人事转萍根。犹有宫梁燕，衔泥入水门。”
　　“据考古所见，摩诃池遗址两宋时期建筑的数量、规模和工艺等均不及前代。这些现象，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相吻合的。”易立说。
　　到了元代，摩诃池仍然存在，遗址一带发现了较多龙泉窑和景德镇瓷器，但由于当时社会经济萧条，繁华喧嚣程度远不如前代。

非壮丽无以示威仪的蜀王府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正式下达了在成都修建蜀王府宫殿的诏令，存在近800年的摩诃池被填埋以作王府地基。按照朱元璋“非壮丽无以示威仪”的指示，蜀王府一直建了九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曾有两万劳力同时修筑蜀王府。
　　易立认为，建设蜀王府之所以花费如此之大，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蜀王府是西南地区唯一的亲王府，对西南边陲有震慑作用;二是因为朱元璋非常喜爱蜀王朱椿。
　　明朝第一代蜀王朱椿，是朱元璋的第十一子，史书说他“孝友慈祥，博综典籍，容止都雅”，一听就是一个好学上进、人品贵重的好青年。这是出身草莽的朱元璋所没有的气质，朱元璋很爱这个儿子，称赞他为“蜀秀才”。
　　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正月初一，刚刚20岁的朱椿就藩四川成都府，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蜀王府先后生活过的蜀藩王共计10世13王。
　　万历末年，时任四川按察使的曹学佺曾到蜀王府花园观赏牡丹，描绘当时的美景：“锦城佳丽蜀王宫，春日游看别院中;水自龙池分处碧，花从鱼血染来红;平台不到林间日，曲岸时回洞口风;尽道今年当大有，何妨行乐与人同。”
　　如今的东华门遗址，只是明蜀王府的一部分。“城市考古只能见缝插针地进行，因此无法得知蜀王府的全貌，推测蜀王府最中心的‘三大殿’——承运殿、圜殿、存心殿应该还埋藏于现在成都市中轴线主干道——人民中路的下面。”易立说。
　　出土的明代遗物以青花瓷器最具代表，有碗、盘、杯、靶盏、盏、盏托、盆等，多出自景德镇窑。其中编號G4：2的景德镇窑青花大碗，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明宣德瓷器中，有一件青花碗与之器形和纹饰完全一致。
　　出土的建筑构件主要为琉璃构件和雕花石柱头。另外，蜀王府遗址共出土动物遗存68978件，有鹿、牛、马、猪、猫、兔、鹤、鹅、鸽、鸡、鸭等。
　　明朝末年，张献忠攻占成都，一度据蜀王府为宫，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并将原来的蜀王府正殿——承运殿改建为承天殿，府门外廊改建为朝房，作为处理政务的场所。
　　崇祯十七年冬至，张献忠大宴官僚，宴会设于“宫内正厅，此厅广阔，有七十二柱分两行对立，足壮观瞻”，表明此时的蜀王府经过政权更替后，依然壮丽宏伟，旧貌犹存。
　　清顺治三年（1646年）七月，大西政权在四川已岌岌可危，即将撤离成都的张献忠下令将王宫焚毁，“焚蜀王宫室并未尽之物，凡石柱庭栏皆毁，大不能毁者则聚火烧裂之。成都一空，悉成焦土。”
　　清康熙四年（1665年）以后，原址改作四川贡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以后，清廷诏令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科举制度废除，四川贡院改作各级学堂和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四川贡院又改作四川督军府和四川省行政公署。民国十五年（1926年）以后，贡院旧址改作四川大学校舍。

体育场下的千年历史

　　1991年底竣工的成都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后子门体育场），可同时容纳几万观众。1994年，中国第一届职业足球联赛在这里开幕，与之一同映入全国球迷眼帘的还有一股从巴蜀大地异军突起的“黄色旋风”——四川全兴队。无数球迷在这个体育场声嘶力竭地吼“雄起”，然后在附近的苍蝇馆子或哭或笑。体育场见证了一代球迷的青春和记忆。

　　1995年，还在读初中的易立坐在电视机前，又蹦又跳地看四川全兴足球队比赛，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十几年后他会在球队比赛的地方考古，还挖出了东华门遗址。
　　考古发现的新闻一出，有网友说：“想起每次去成体看演唱会，大家在里面可嗨了，殊不知脚下静静地卧着几千年的历史，这可真是太奇妙了。”
　　东华门遗址位于成都的市中心，现代建筑鳞次栉比，古代遗迹层层叠压，而考古不可能把地下整个翻一遍，只能见缝插针地进行。
　　“就像做拼图游戏，有改建重建的地块，我们就跟上做前期的考古发掘，找到一块就往上拼，暂时不能发掘的区域就留白，有机会再补上，一点点慢慢地还原城市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面貌。”易立说。 　　以东华门遗址为例，最早是为了配合修建体育场外围的地下停車场，2013年在这里开了6个标准探方，总共发掘面积仅600平方米。就是在这次小规模发掘的第6个探方剖面上，易立发现了水池回填的遗迹。
　　此前已有丰富城市考古经验的他，根据前几年在天府广场发现的类似线索，认为这个地方“会不会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摩诃池”。结合第3个探方里砌筑规整、疑似庭院地面的唐代砖墁地，易立认为这个遗址无疑非常重要，需要扩大发掘面积来佐证。
　　“2013年只做了小规模的发掘，2014年至2019年开始不断扩大发掘面积，越来越多年代更早的重要遗迹被揭露出来。”易立说。
　　工作越是深入，遗址的重要性越是突显，易立的压力就越大。“这么大的发掘面积，时间又紧，我一直守在工地上，尽量不漏掉城市历史的每一块‘碎片’。”
　　从目前发掘成果来看，摩诃池的范围、面积已经基本确定，东华门遗址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也基本清晰。但易立认为，今后周边可能会有更多更大的发现。“东华门遗址只是古代成都市中心的一部分，摩诃池、蜀王府等还有大量的遗迹现在依然深埋地下。”

“一眼千年”的沉浸式体验

　　东华门遗址是一个城市的历史缩影，触及2300多年来成都的城市历史、社会文化、市井生活、政治和军事等。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认为，积淀丰厚的东华门遗址是天府文化悠长厚重特质的实物见证，也是天府文化创新创造发展的根脉源泉。
　　他说：“东华门遗址是成都市区继金沙遗址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有力证明成都经历两千多年‘城名未改、城址未变、中心未移’，是成都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地标实证，承载了成都城市发展史上‘列备五都’、‘扬一益二’的辉煌记忆，以及摩诃池‘一过一销魂’的生态人文华章，蕴藏着世界文化名城和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的历史基因。”
　　“我们有责任将其完整保存下来，纳入城市历史文化展示体系统筹考虑，使之成为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时空坐标与重要根基所在。”
　　下一步，东华门遗址将按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标准进行保护展示。在此基础上将创新营造遗址体验与城市文脉展示、当代艺术展演、文创产业孵化、都市文化时尚、城市公共空间等功能有机融合、文体旅商全面发展的文化遗产保护国家典范工程。
　　随着建设国际性区域中心城市总体目标的整体推进，东华门遗址片区将有条件成为成都面向全球的城市名片，以及具有全球影响力、美誉度的世界级文旅地标，以独特的遗产价值和文化创意，成为成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价值交相辉映的文化综合示范区和生态休闲功能区。
　　2018 年 9 月，四川省文物局与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坎皮佛莱格瑞考古公园签订合作协议，把东华门城市考古遗址列入中意两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合作内容，计划按照世界级文化遗产的标准，形成全球独一无二的城市历史文化“一眼千年”的沉浸式体验，打造成为展示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的重要窗口。
　　“相信东华门遗址的国际合作与保护实践，将对世界重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起到重要示范作用。”颜劲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