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之林
　　1928年生于河北滦南。195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后留校任教。历任中国美协陕西分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会会员，文化部艺术（美术）专业人员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会长。获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的政府津贴专家，获法国功勋与敬业最高颁奖委员会金质十字勋章。
　　靳之林老师今年已87岁高龄，是我采访过最年长的对象，也是对采访准备最充分的一位：事先备好滚水泡的浓茶醒神，还在小纸条上记下了问题要点，逐个温习。这也许就是老一代艺术家熠熠发光的东西：他们是朴素的、饱满的、对事情极度认真负责的。
　　田园生活培养艺术情趣
　　靳之林先生，从小成长在一个田园文人的环境中。祖父是当时的秀才，创办了县里的第一所小学。父亲考入了北平测量大学，学习航海测量，毕业被分配到宁波建设港口，后因祖父重病，回到了家乡，不仅成为家里的顶梁柱，还接过了小学校长的重任。家中每月有八十块银元的收入，算不上富户，但精神生活非常丰盈：两代文化人都爱阅读，平日常习书法;读过大学的父亲还精通英语，视野宽广。家庭是一种自修的、清高的知识分子氛围。

　　而生活在农村，也满足了他孩子的天性。“小时候，我自己到地里收麦子、收豆子、抓鸟，到水塘里抓鱼;遇到下雨天，晚上还可以出来抓螃蟹！”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讲得津津有味。这种陶渊明式的日子，让靳之林体会到浓郁、鲜活的生活趣味，更让他在自然中获得了绘画的灵感：有时，自田间回家的路上，一回身便是霞光万道的落日;有时，午后斑驳多彩的爬山虎，也引起他的注意。
　　他创作了大量自然题材作品：无论是笔下的鸡冠花群、玉米垛，还是白桦林……都脱离了油画常见的静态描摹，而是在写意般恣情的笔触里，展现出自然强大的生命活力。
　　但历史碾压的车轮，不会因美好而绕道前行。在上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华时期，滦南地区成为了实行“三光”政策的沦陷区。还在上中学的靳之林不得不背井离乡，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但这些并未影响他对艺术的追求：在师范学院求学时，每天晚上，同学们休息后，他便一个人跑到教室，焚上香，静心地临摹古人山水。他积极参加学校的冬青书画研究会，和同辈们探讨。如果不是一次“偶然”，也许他会一直在国画的道路上前行下去。
　　而引发他转向油画的契机，是徐悲鸿先生的作品《箫声》。这幅作品以蒋碧薇为原型，描绘了一位静雅吹箫的东方女子的侧影，如中国诗词般沉静、隽永。“让人联想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长天共一色’，西方是没有这个的，一下子就抓住了我！”这幅作品对灵魂的冲击，让他笃定地决意转学油画。1947年，当他面试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时，接待他的正是徐悲鸿老师。仿佛命运自有一种冥冥之力，将靳之林拉入了多彩的油画世界。
　　实地写生，始终伴随着他
　　解放后，生活上的困难一下解决了：学校不仅设立了奖学金，还为毕业生分配工作。靳之林选择了留校任教。
　　1953年，国家军事博物馆联系他创作一幅《罗盛教》题材的作品。由于事件的轰动性，当时很多画家已经自发进行了创作：大多是一个冰窟窿旁，战士脱了衣服，纵身一跃的画面。靳之林心里却有深深的疑惑：罗盛教水性好不好？水性好的话，这样一个冰窟窿我都可以上来，他怎么会牺牲了？于是他向军博提出，要亲自去现场看看，得到了批准。
　　彼时的朝鲜仍不时有轰炸发生，火车运输停止向民众开放，整列车厢都是志愿军的将领们。一个干瘦的小伙子穿着破棉袄，背着画夹，让工作人员摸不着头脑。就这样，25岁的靳之林为了收集背景资料，跑到了千里之外战乱的平壤。
　　在那，他不仅接触了罗盛教的父亲，被救少年崔莹的家人，还亲自考察了事发地。靳之林发现：救人处并不是单纯的冰窟，而是一个拐弯儿，底下藏着一眼活泉水。“整个冰很厚，但是是有坡度的，一爬上来就滑下去”，罗盛教一次次从冰水中将崔莹托上来，老百姓在岸上用竿挑。“到最后，孩子是救上来了，他身体沉，也没有力气了”。这次考察，不仅让他拿到了真实经过的第一手资料，还对周围的环境有了新发现：那并非画家们在画室中想象的——三千里江山，全是冰天雪地的白调子，而是周围被黑压压的大山包围。“当时崔莹的母亲和弟弟站在那儿，白色的背影在黑山衬托下，构成一幅很好的画面。但那个环境绝不是优美的大自然，是非常压抑的。”
　　这种青年时期的感触，也是靳先生一生不在画室画画的理由，他要走出去，到现场去。画冬季的黄河时，他连续三个月每天坐着毛驴车，拉着画布上山;画大生产运动，他加入兵团，跟着战士们一起开荒;画拖拉机手时，他们同吃同住，共同劳动。这种艺术上的求真、求实精神，让他的画面呈现出一种“立得住”的东西。
　　延安，“就像我心里的家”
　　提到靳之林先生，不能不提到他和延安的情。最初，是古元的木刻画《菜圃》吸引了他：“那幅画和国统区风格完全不同，是明朗的、质朴的，一下子让人感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59年，他有机会第一次去陕北采风，亲眼看到了粗放、浑厚的黄土地，见到了热情、高亢的秧歌，腰鼓，民歌。一切都让他有一种难舍难分的感情。回去后，他几次向组织打报告，终于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举家落户在了延安。
　　采访前，我始终对这段经历不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对异乡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后来仿若明白，真正在召唤靳之林的，是内心的认同：黄土高原有着蓝天白云的明亮，沟壑纵横的沧桑;有着百姓质朴、醇厚的乡情;还有黄河虽九曲十八弯，却永不回头、坚定不移的精神。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文环境，与他内心的质地吻合，造成了强烈的归属感。靳先生也说，“延安，在我心里就像家一样”。
　　先生将体验生活分为走马观花、下马观花和安家落户。落户了，当你的劳动经历、民间语言、文化传统都和他们一样时，自然能彼此理解。与时下一些画家采风时，匆匆拍摄几张照片就离去相比，在漫长的生活中，靳之林不仅真切地了解到当地人民的生活情态，更通过对民间符号的考察、整理，发现其中蕴藏的中国最早的哲学思想：本原文化。这种精神厚度的积累，令靳先生晚年的作品在光影技法之外，出现了更多类似大写意的用笔;在油画的媒材下，流露出中国的哲学思想和以“气”造境的场域，整体酣畅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