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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一家人：一个真实的故事》是雷蒙德·布里格斯（Raymond Briggs）继《鹅妈妈》和《雪人》等绘本之后的又一力作，并于1999年获得英国最佳插画奖。后来，在绘本作者的参与下完成动画电影《伦敦一家人》，于2016年在伦敦电影节上首映。影片讲述了绘本作者的父母从1928年初遇至1971年相继逝世的平凡一生，以琐碎的家庭点滴透射出在时代、地域和社会背景下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影片延续绘本结构，旨在呈现和展示一段私人的记忆，而正是这段关于20世纪英国伦敦的平凡记忆却激发了包含不同地区、不同年代和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人们关于战争、技术和社会等相关主题的集体记忆。在共鸣和共情中，影片本身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客体物质和象征符号，并作为文化载体和阐释路径对集体记忆进行延续。
一、集体记忆的内涵与延续
学界普遍认为“集体记忆”源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的“集体意识”。涂尔干在其1893年所著的《社会分工论》中提出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团结从而实现社会整合，继而形成社会的“集体意识”[1]。涂尔干的学生——哈布瓦赫在1925年的《记忆的社会框架》中首次提出“集体记忆”并将之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2]。其中，集体记忆的集体性、建构性和延续性成为哈布瓦赫关注的重点。
扬·阿斯曼在1997年出版的著作《文化记忆》中发展了哈布瓦赫的观点，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并将“记忆”引入文化学的研究领域内。阿斯曼认为记忆不只停留在语言与文本中，还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当中。记忆从个人，通过文化载体进行沟通和分享，最后形成一种具备较普遍而清晰形式的社会属性的文化记忆[3]。即记忆只有通过文化载体才能延续。事实上，“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区别只是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所以，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绘本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建构性基础上，欧里克认为记忆的延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以动态的方式完成再生产。对同一个历史事件，曾经的记忆与叙述方式影响着今天的记忆，虽然每次被延续和重构的记忆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都与前一次有着深刻的关系[4]。所以，在记忆再生产这个不断筛选和借用的过程中，绘本电影不仅是对记忆的一次阐释，还会作为一种被不断提及与借用的阐释路径影响之后的记忆。
二、作为文化载体的绘本电影——从个人到集体的记忆
Ernest是绘本作者的父亲，一名工人，每天的工作是在街区送牛奶，Ethel是绘本作者的母亲，一名女佣。母亲偶然在窗前抖灰的毛巾就像挥舞的双手，吸引了骑行而过的父亲，父亲微笑着脱帽回礼。日复一日，这种独特的见面方式让浪漫在两人的心里开了花，随后两人约会、恋爱和结婚。从搬进一座贷款25年的毛坯房开始，两人坚定而努力地携手度过了各自既平凡又普通的一生。
比起传统的文本和仪式，电影是一种综合的文化载体形式，极大地增加了观众的人数和范围，并建立了庞大的交流集体。因此，透过电影，绘本作者在回忆父母的同时，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些重大事件也在观众心中得到展现和阐释，记忆完成了从个人到集体的延续。其中，战争是一种痛苦的记忆，而社会的变迁则带来了很多愉快的记忆，这些丰富的记忆存在于个人与社会中，承载了属于不同的个体和集体的悲喜。
（一）关于战争的痛苦记忆
在影片中，战争是无法摆脱的阴影，或明或暗地连接起各种回忆。在对众多战争的回忆中，与绘本作者联系最为紧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影片以时间为線索，用巨细无遗的方式展示了作者的家庭在面对战争前、战争中和战争后的一系列反映和感受，不断重申并强调战争所带来的恐惧和痛苦记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作者母亲和父亲在各自的原生家庭中都有至亲的兄弟死于上一场战争中，但由于父母亲当时年纪尚小所以并未留下较大的心理创伤，唯一被战争压垮的是作者的外祖母，即使她尚能在儿女夭折后挣扎着生活，却一辈子未能走出一个成年儿子战死的阴影。
随着英国政府对希特勒下最后通牒要求德军从波兰撤军未得到回应，英国正式宣布与德国开战，从此防空警报成了一种常态化、如幽冥般的声音响彻在这个国家的上空。防毒面具、安全屋和铁床笼成了大多数家庭在面对由战争带来的空袭威胁下的无奈选择，虽然大家很快就明白这些仅仅只是一些安慰剂并没有实际的保护作用，但人们依然一次又一次义无反顾地购买和使用，间接地反映了普通人对活着的基本渴望。随着战局的恶化，这个家庭一次比一次更深刻地与战争正面接触，并感受到了其残酷。随着战争的持续，父母与子女在空间上形成了分离，英国被割裂成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安逸宁静未受战争影响的乡村，一个是满天火光的伦敦。几度因被空袭而摧毁的街区、连续14个小时的消防工作、还有亲手埋葬支离破碎的尸首成为了父亲每日必须面对的场景，最后一个并不相识的孩童的死亡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让一直乐观而积极的父亲破防崩溃，这也成了父亲关于战争最深刻的个人记忆。从此，对战争深深的恐惧转换为无意识的提防深入父亲的记忆和身体中，后来在田间瞥见一架飞机的意外失事瞬间重燃了父亲关于战争的恐慌，对未能保护战争中儿童的复杂情感在这一次喷涌而出，父亲冲向作者并将之扑倒保护，无意识的身体反应回应了战争所留下的后遗症，也让作者感受到了父亲的爱。
当战争彻底胜利，所有人在街道上庆祝，已经喝得有点晕忽忽的父亲注意到街对面一个愁容满面的中年邻居。父亲欢笑着走近他，邀请他加入欢庆的队伍，然而那个满脸写着哀伤的男人仅仅吐出几个小声而沉如巨石的单词——我的儿子死了，随即电影中洋溢的欢声笑语变成了苍白的沉默。影片以二战前外婆的痛彻心扉到二战后邻居的丧子之痛作为对战争主题的首尾呼应，将战争的痛苦记忆由己及他，并且继续将这种伤痕的呈现以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街区、从街区到城市、从城市到国家的方式在空间上逐步放大。另外，影片还将记忆顺延着时间继续蔓延，那些诸多被零星提及的其他战争，如日本战争和朝鲜战争等，继续刺痛着每一个战争的亲历者，也挑动着每一个观众的心：一方面感受到区别于现阶段和平年代的时代感，另一方面也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本质和痛苦记忆。最终，绘本电影实现了将个人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战争记忆转换成无数不同年代的观众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集体记忆。 （二）关于社会变迁的愉快记忆
影片不仅有对具体场景的深刻描绘和细节表达，还以视觉语言——色彩来进行辅助说明集体记忆的情绪和心理感受，比如父亲少年时期工业污染严重的“雾都”伦敦和战争时期城市中阴暗的色彩都是一种悲伤的、负面的集体记忆，而乡村的晴朗与灿烂以及胜利后较为鲜艳而明亮的色彩都透露了一种愉悦的、正面的集体记忆。
其中，绘本作者主要通过家庭用品的更新换代来叙述时间的前进，同时也带来了对社会变迁的思考。对于以送奶为职业的父亲而言，从手推车到小汽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技术提升了工作和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在节奏越来越快的发展下，如电灯、广播电台、半自动洗衣机、电视和电话等等相继出现。这些电器不仅是家庭生活水平的改善和个人财富累积的结果，也是整个社会技术发展的缩影，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社会变迁不仅体现在技术生产力的进步上，还有与之相关制度的变迁。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绘本作者家庭在遭遇经济大萧条、二战以及战后资源紧缩等危机后，仍然没有丧失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还按时付清了所有的贷款，体面地过完了一生，这与当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英国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影响了父亲个人，也影响了同时代的整个英国工人阶级，同时还对英国和一些其他的国家之后的政策制定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来说，1942年英国关于“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主主张社会保障和福利要从“摇篮到坟墓”贯穿人的一生，在具体的政策实行中包含病假津贴、失业救济金、养老补助、儿童福利以及不断完善的免费医疗体系。父亲在了解并且真实地享受到福利保障后非常高兴，坚信这是工人阶级打破资本主义体制下阶级不平等所获得的一次阶段性胜利。
三、作为阐释路径的绘本电影——从过去到现在的集体记忆
根据哈布瓦赫的理论，集体并不是“客观”地回忆过去，而是根据各个阶段不同的社会框架来对过去进行重构，它不是简单地用新思想来代替已经被认同的旧思想，而是以重新阐释过去的方式来达到巩固自己主体同一性的目的。[5]所以，绘本电影一方面作为文化载体对集体记忆形成了一种阐释，另一方面作为已有的阐释路径为日后的重新阐释提供基础，从而避免集体记忆在时间上和内容上的断裂。
绘本电影不仅扩大了观众的范围，还突破了文化、地域和时代上理解的限制，为跨文化、跨地区和跨世代的观众提供记忆阐释的路径。从表现的形式上，区别于单纯的文本、图片和声音，电影使集体记忆在多重感官的同时刺激下得以巩固和强化，成为当代对集体记忆进行阐释的主流路径之一。对于21世纪的观众，虽然绝大多数人没有关于战争的直观体验，只能从他者的客观资料或者主观叙述中感受。而电影正是充分利用多重感官的刺激，从听觉和视觉的交融入手，为记忆的延续提供一种立体感。虽然在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叙述表达上，英国参与二战的相关影片提供了无数种叙述和阐释的视角，但无论是2017年的《敦刻尔克》和2018年的《至暗时刻》这种纪实性为主的真人电影，还是《伦敦一家人》这样的绘本电影，在表现手法上都通过同一种模式即采用丘吉尔的原声加上冗长而灰暗的视觉画面将“黎明前的黑暗”这一历史时刻塑造成电影中最富有张力的一个片段之一。这种同一性是集体记忆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固化和统一，一方面确立了电影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提取、借用和阐释的文化载体，另一方面在电影表现手法上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
康纳顿认为“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情和事件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6]。在越来越快的技术变革及应用中，上一辈不仅对新鲜事物的原理缺乏了解，而且接受程度也变得缓慢。就像电影中父母开始使用电台时，父亲的继母对此表现出的无知和母亲后来在面对电话时的手足无措一样。21世纪的观众没有完全相同的经历，但是相似的体验可以参考从电话到智能手机的变革，还有无人驾驶、瞳孔识别、VR模拟等新技术的出现。这种相似的主题不断地从以前的集体记忆中被引用和重构，并结合现实的社会情境，成为了跨越世代之间交流、类比和延续的一种可能性。
哈布瓦赫认为个人的记忆被限于所属社会对记忆的集体架构之中，所以集体记忆存在于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而且记忆往往受到社会影响，所以集体记忆在文化认同中发挥着核心作用。[7]影片中的父亲作为英国资本主義社会中工人阶级的一员，在一生之中一直都感受到严重的阶级不平等，并有与之对抗的强烈意愿。这种抗争一方面反映在父亲与母亲在教育、生活以及政治观念上存在的差异，一方面反映在父亲在收听电台、阅读报纸和观看电视后的评论。在作者的眼中，从小到大直至生命的结束，父亲也从未放弃过其作为工人阶级一份子的骄傲与自豪，比如在工作中唱劳工歌曲、生活中仍然保持工人阶级以“送煤炭”为礼物的习性以及坚持读时事新闻保持对工党事务的敏感度等。
这些关于工人阶级的集体记忆并没有随着父亲那一代人的离世而消亡，而是以其他方式持续作用并巩固了工人阶级的文化认同，并且还像一面镜子促使其他阶级、国家以及不同时代的群体进行反思。首先，对于现今的英国工人阶级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持续影响下，在记忆重述与传承下，工人阶级谋求平等地位与待遇以及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集体夙愿也得到延续。其次，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保障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成为了不仅仅是只属于工人阶级的，而是旨在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和减少社会不平等的集体记忆。最后，严格来说绘本作者并不属于工人阶级，但是作为工人阶级的后代，受之影响，作者通过绘本及绘本电影记录下来记忆，伴随着绘本及绘本电影的全球发行，将这一段属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集体记忆以及认同带到了世界各地，并引发了强烈共鸣与深刻的反思。
结语
总而言之，集体记忆的框架并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叠加而建构起来的，集体记忆是通过社会交往并在社会的框架约束下形成的，绘本电影在叙述个人回忆的同时反映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并以文化载体的形式与更大的集体进行互动形成一种集体记忆的阐释，成为以后建构集体记忆的阐释路径，实现从个人到集体、从过去到未来的延续。无论是战争、技术进步或者社会变迁，过去的集体记忆通过绘本电影作为阐释路径如同各类仪式、节庆和社会纪念活动一样，使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既根植于社会生活之中，又与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推动不断发展的认知和实践过程。集体记忆虽然根植于过去，但其延续的目标却指向未来。绘本电影作为集体记忆的载体，不仅记录和描绘了一部分记忆，更让这部分记忆长存于历史的长河中，是未来提取和应用相关记忆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42.
[2][5][7][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90-93.
[4]Olick， J.K.，Robbi， J.，D.，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Collective memory’to the historiical sociology of memeronic practice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4.1998：105-140.
[6][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18.
一、集体记忆的内涵与延续
学界普遍认为“集体记忆”源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的“集体意识”。涂尔干在其1893年所著的《社会分工论》中提出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团结从而实现社会整合，继而形成社会的“集体意识”[1]。涂尔干的学生——哈布瓦赫在1925年的《记忆的社会框架》中首次提出“集体记忆”并将之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2]。其中，集体记忆的集体性、建构性和延续性成为哈布瓦赫关注的重点。
扬·阿斯曼在1997年出版的著作《文化记忆》中发展了哈布瓦赫的观点，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并将“记忆”引入文化学的研究领域内。阿斯曼认为记忆不只停留在语言与文本中，还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当中。记忆从个人，通过文化载体进行沟通和分享，最后形成一种具备较普遍而清晰形式的社会属性的文化记忆[3]。即记忆只有通过文化载体才能延续。事实上，“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区别只是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所以，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绘本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建构性基础上，欧里克认为记忆的延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以动态的方式完成再生产。对同一个历史事件，曾经的记忆与叙述方式影响着今天的记忆，虽然每次被延续和重构的记忆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都与前一次有着深刻的关系[4]。所以，在记忆再生产这个不断筛选和借用的过程中，绘本电影不仅是对记忆的一次阐释，还会作为一种被不断提及与借用的阐释路径影响之后的记忆。
二、作为文化载体的绘本电影——从个人到集体的记忆
Ernest是绘本作者的父亲，一名工人，每天的工作是在街区送牛奶，Ethel是绘本作者的母亲，一名女佣。母亲偶然在窗前抖灰的毛巾就像挥舞的双手，吸引了骑行而过的父亲，父亲微笑着脱帽回礼。日复一日，这种独特的见面方式让浪漫在两人的心里开了花，随后两人约会、恋爱和结婚。从搬进一座贷款25年的毛坯房开始，两人坚定而努力地携手度过了各自既平凡又普通的一生。
比起传统的文本和仪式，电影是一种综合的文化载体形式，极大地增加了观众的人数和范围，并建立了庞大的交流集体。因此，透过电影，绘本作者在回忆父母的同时，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些重大事件也在观众心中得到展现和阐释，记忆完成了从个人到集体的延续。其中，战争是一种痛苦的记忆，而社会的变迁则带来了很多愉快的记忆，这些丰富的记忆存在于个人与社会中，承载了属于不同的个体和集体的悲喜。
（一）关于战争的痛苦记忆
在影片中，战争是无法摆脱的阴影，或明或暗地连接起各种回忆。在对众多战争的回忆中，与绘本作者联系最为紧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影片以时间为線索，用巨细无遗的方式展示了作者的家庭在面对战争前、战争中和战争后的一系列反映和感受，不断重申并强调战争所带来的恐惧和痛苦记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作者母亲和父亲在各自的原生家庭中都有至亲的兄弟死于上一场战争中，但由于父母亲当时年纪尚小所以并未留下较大的心理创伤，唯一被战争压垮的是作者的外祖母，即使她尚能在儿女夭折后挣扎着生活，却一辈子未能走出一个成年儿子战死的阴影。
随着英国政府对希特勒下最后通牒要求德军从波兰撤军未得到回应，英国正式宣布与德国开战，从此防空警报成了一种常态化、如幽冥般的声音响彻在这个国家的上空。防毒面具、安全屋和铁床笼成了大多数家庭在面对由战争带来的空袭威胁下的无奈选择，虽然大家很快就明白这些仅仅只是一些安慰剂并没有实际的保护作用，但人们依然一次又一次义无反顾地购买和使用，间接地反映了普通人对活着的基本渴望。随着战局的恶化，这个家庭一次比一次更深刻地与战争正面接触，并感受到了其残酷。随着战争的持续，父母与子女在空间上形成了分离，英国被割裂成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安逸宁静未受战争影响的乡村，一个是满天火光的伦敦。几度因被空袭而摧毁的街区、连续14个小时的消防工作、还有亲手埋葬支离破碎的尸首成为了父亲每日必须面对的场景，最后一个并不相识的孩童的死亡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让一直乐观而积极的父亲破防崩溃，这也成了父亲关于战争最深刻的个人记忆。从此，对战争深深的恐惧转换为无意识的提防深入父亲的记忆和身体中，后来在田间瞥见一架飞机的意外失事瞬间重燃了父亲关于战争的恐慌，对未能保护战争中儿童的复杂情感在这一次喷涌而出，父亲冲向作者并将之扑倒保护，无意识的身体反应回应了战争所留下的后遗症，也让作者感受到了父亲的爱。
当战争彻底胜利，所有人在街道上庆祝，已经喝得有点晕忽忽的父亲注意到街对面一个愁容满面的中年邻居。父亲欢笑着走近他，邀请他加入欢庆的队伍，然而那个满脸写着哀伤的男人仅仅吐出几个小声而沉如巨石的单词——我的儿子死了，随即电影中洋溢的欢声笑语变成了苍白的沉默。影片以二战前外婆的痛彻心扉到二战后邻居的丧子之痛作为对战争主题的首尾呼应，将战争的痛苦记忆由己及他，并且继续将这种伤痕的呈现以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街区、从街区到城市、从城市到国家的方式在空间上逐步放大。另外，影片还将记忆顺延着时间继续蔓延，那些诸多被零星提及的其他战争，如日本战争和朝鲜战争等，继续刺痛着每一个战争的亲历者，也挑动着每一个观众的心：一方面感受到区别于现阶段和平年代的时代感，另一方面也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本质和痛苦记忆。最终，绘本电影实现了将个人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战争记忆转换成无数不同年代的观众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集体记忆。 （二）关于社会变迁的愉快记忆
影片不仅有对具体场景的深刻描绘和细节表达，还以视觉语言——色彩来进行辅助说明集体记忆的情绪和心理感受，比如父亲少年时期工业污染严重的“雾都”伦敦和战争时期城市中阴暗的色彩都是一种悲伤的、负面的集体记忆，而乡村的晴朗与灿烂以及胜利后较为鲜艳而明亮的色彩都透露了一种愉悦的、正面的集体记忆。
其中，绘本作者主要通过家庭用品的更新换代来叙述时间的前进，同时也带来了对社会变迁的思考。对于以送奶为职业的父亲而言，从手推车到小汽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技术提升了工作和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在节奏越来越快的发展下，如电灯、广播电台、半自动洗衣机、电视和电话等等相继出现。这些电器不仅是家庭生活水平的改善和个人财富累积的结果，也是整个社会技术发展的缩影，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社会变迁不仅体现在技术生产力的进步上，还有与之相关制度的变迁。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绘本作者家庭在遭遇经济大萧条、二战以及战后资源紧缩等危机后，仍然没有丧失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还按时付清了所有的贷款，体面地过完了一生，这与当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英国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影响了父亲个人，也影响了同时代的整个英国工人阶级，同时还对英国和一些其他的国家之后的政策制定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来说，1942年英国关于“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主主张社会保障和福利要从“摇篮到坟墓”贯穿人的一生，在具体的政策实行中包含病假津贴、失业救济金、养老补助、儿童福利以及不断完善的免费医疗体系。父亲在了解并且真实地享受到福利保障后非常高兴，坚信这是工人阶级打破资本主义体制下阶级不平等所获得的一次阶段性胜利。
三、作为阐释路径的绘本电影——从过去到现在的集体记忆
根据哈布瓦赫的理论，集体并不是“客观”地回忆过去，而是根据各个阶段不同的社会框架来对过去进行重构，它不是简单地用新思想来代替已经被认同的旧思想，而是以重新阐释过去的方式来达到巩固自己主体同一性的目的。[5]所以，绘本电影一方面作为文化载体对集体记忆形成了一种阐释，另一方面作为已有的阐释路径为日后的重新阐释提供基础，从而避免集体记忆在时间上和内容上的断裂。
绘本电影不仅扩大了观众的范围，还突破了文化、地域和时代上理解的限制，为跨文化、跨地区和跨世代的观众提供记忆阐释的路径。从表现的形式上，区别于单纯的文本、图片和声音，电影使集体记忆在多重感官的同时刺激下得以巩固和强化，成为当代对集体记忆进行阐释的主流路径之一。对于21世纪的观众，虽然绝大多数人没有关于战争的直观体验，只能从他者的客观资料或者主观叙述中感受。而电影正是充分利用多重感官的刺激，从听觉和视觉的交融入手，为记忆的延续提供一种立体感。虽然在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叙述表达上，英国参与二战的相关影片提供了无数种叙述和阐释的视角，但无论是2017年的《敦刻尔克》和2018年的《至暗时刻》这种纪实性为主的真人电影，还是《伦敦一家人》这样的绘本电影，在表现手法上都通过同一种模式即采用丘吉尔的原声加上冗长而灰暗的视觉画面将“黎明前的黑暗”这一历史时刻塑造成电影中最富有张力的一个片段之一。这种同一性是集体记忆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固化和统一，一方面确立了电影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提取、借用和阐释的文化载体，另一方面在电影表现手法上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
康纳顿认为“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情和事件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6]。在越来越快的技术变革及应用中，上一辈不仅对新鲜事物的原理缺乏了解，而且接受程度也变得缓慢。就像电影中父母开始使用电台时，父亲的继母对此表现出的无知和母亲后来在面对电话时的手足无措一样。21世纪的观众没有完全相同的经历，但是相似的体验可以参考从电话到智能手机的变革，还有无人驾驶、瞳孔识别、VR模拟等新技术的出现。这种相似的主题不断地从以前的集体记忆中被引用和重构，并结合现实的社会情境，成为了跨越世代之间交流、类比和延续的一种可能性。
哈布瓦赫认为个人的记忆被限于所属社会对记忆的集体架构之中，所以集体记忆存在于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而且记忆往往受到社会影响，所以集体记忆在文化认同中发挥着核心作用。[7]影片中的父亲作为英国资本主義社会中工人阶级的一员，在一生之中一直都感受到严重的阶级不平等，并有与之对抗的强烈意愿。这种抗争一方面反映在父亲与母亲在教育、生活以及政治观念上存在的差异，一方面反映在父亲在收听电台、阅读报纸和观看电视后的评论。在作者的眼中，从小到大直至生命的结束，父亲也从未放弃过其作为工人阶级一份子的骄傲与自豪，比如在工作中唱劳工歌曲、生活中仍然保持工人阶级以“送煤炭”为礼物的习性以及坚持读时事新闻保持对工党事务的敏感度等。
这些关于工人阶级的集体记忆并没有随着父亲那一代人的离世而消亡，而是以其他方式持续作用并巩固了工人阶级的文化认同，并且还像一面镜子促使其他阶级、国家以及不同时代的群体进行反思。首先，对于现今的英国工人阶级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持续影响下，在记忆重述与传承下，工人阶级谋求平等地位与待遇以及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集体夙愿也得到延续。其次，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保障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手段，成为了不仅仅是只属于工人阶级的，而是旨在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和减少社会不平等的集体记忆。最后，严格来说绘本作者并不属于工人阶级，但是作为工人阶级的后代，受之影响，作者通过绘本及绘本电影记录下来记忆，伴随着绘本及绘本电影的全球发行，将这一段属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集体记忆以及认同带到了世界各地，并引发了强烈共鸣与深刻的反思。
结语
总而言之，集体记忆的框架并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叠加而建构起来的，集体记忆是通过社会交往并在社会的框架约束下形成的，绘本电影在叙述个人回忆的同时反映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并以文化载体的形式与更大的集体进行互动形成一种集体记忆的阐释，成为以后建构集体记忆的阐释路径，实现从个人到集体、从过去到未来的延续。无论是战争、技术进步或者社会变迁，过去的集体记忆通过绘本电影作为阐释路径如同各类仪式、节庆和社会纪念活动一样，使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既根植于社会生活之中，又与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推动不断发展的认知和实践过程。集体记忆虽然根植于过去，但其延续的目标却指向未来。绘本电影作为集体记忆的载体，不仅记录和描绘了一部分记忆，更让这部分记忆长存于历史的长河中，是未来提取和应用相关记忆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42.
[2][5][7][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90-93.
[4]Olick， J.K.，Robbi， J.，D.，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Collective memory’to the historiical sociology of memeronic practice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4.1998：105-140.
[6][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