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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统战的“外交”手段
在共产国际有意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背景和日寇加紧蚕食侵略中国的危急情境下，中共的“八一宣言”定稿并传出。受其影响，国共两党开始谈判。
然而，谈判并不顺利，军事对垒仍在，国共通而未通。在此情形下，亲笔书信成为毛泽东沟通国民党政要和社会精英的重要手段之一。与亲笔书信相协同的，还有派员联络、电报联系等。派员联络通常会捎上亲书，电报联系具有近代化的便捷性，但前提是双方必须互递密码，这通常是在“亲书政治”奏效之后进行的。
此外，中共方面还以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红军将领等名义向国民党等发出宣言、通电、公开信等，以宣传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这些政治文件虽然很多也蕴含着毛泽东的心血智慧，有的甚至就是出自他的手书，但因为是以组织的名义，因而不能视为亲书。
毛泽东的“亲书政治”，以统战理论观之，可统归于上层统一战线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写给党内同志的书信亦不入论列。在193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这里的“外交”，实指统一战线。报告确立了十大“外交”方针，其中第十条正是“发表普遍的或个别的请求书”。如果说宣言、通电、公开信等可称之为“普遍的请求书”的话，那“个别的请求书”则非写给统战对象的亲笔书信莫属。
西安事变前形成高峰
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写的亲笔书信，应以1935年11月26日他致信董英斌为最早。董英斌当时在国民党东北军代理第57军军长，该军东进以解甘泉之围，结果在直罗镇遭到惨败。之后，毛泽东给败军之将修书一封，痛陈东北沦丧的历史教训，提出同对方商洽东北军、红军互不攻击等约定。同年12月5日，毛泽东了解到杨虎城与第17路军的情况后，同彭德怀联名致信杨虎城。从书信的文言措辞可以判断，此信出自毛泽东之手。而为了提升送信任务的成功率，毛泽东还致信第17路军总参议杜斌丞，称赞对方“不忘情于革命”“为西北领袖人物”，促其与杨虎城商洽，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战线，并表达同沈克等东北军将领、甘肃邓宝珊联合的意愿。
自1935年末对统战对象展开亲书攻势后，毛泽东的相关书写活动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形成了一波高峰。红军东征胜利后，毛泽东又分别致信阎锡山及其晋绥军部将，晓以统战抗日之民族大义。之后，毛泽东又分别致信杜斌丞、杨虎城，敦促对方明确表态。
同时，毛泽东还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和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易礼容。其中，韩、张、刘、傅、宋皆为国民党当局举足轻重的军政大员。毛泽东审时度势，尽可能寻觅抗战的同道中人。
宋子文身份地位特殊，是蒋介石的妻舅，写信给他具有向蒋介石集团投石问路的意味，同时也是因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时有抗日绪论”，为毛泽东所看重。毛泽东书信中尊其为“邦国闻人”“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属望可謂深沉。
易礼容并非国民党军界政界显要人士，当时不过是在中国劳动协会“工人勇进队”谋到参谋长一职。但易礼容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为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直至1928年才与党组织脱离关系。毛泽东不忘旧友，更因为对方“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而欢喜。此番去信不仅是接续友谊，更是托付以重任：“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为对方免祸起见，此信落款特意署名为“杨子任”。毛泽东早年与杨开慧结为伉俪，“子任”是他曾用的笔名，故人一见即知。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意欲胁迫张、杨部进攻红军。第二天，毛泽东一日三书，分别致信冯玉祥、孙科、杨虎城，不放弃争取。在统战局势异常凶险的情况下，西安事变既势有必然又颇具戏剧性地爆发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没有盲目乐观，“亲书政治”亦未就此罢手。12月27日，他致信韩复榘，希望在确定救亡大计等方面与对方有切实的合作。
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致信斯诺，传递新的政策主张；3月29日，致信范长江，附寄新的政策主张与自己写的《祭黄帝陵文》。除了团结中外记者，毛泽东还致信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这既是世界党际交往，亦可视为融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来促进国内的举措。此外，毛泽东还复信何香凝，其中“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一句，竟成时代的预言。
具有四大信札美学特点
书信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虽至近代而运命不息，在民国社会包括政界尤具生命力。这也是毛泽东“亲书政治”能够发生作用的文化语境。总体而言，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写的亲书具有四大信札美学特点。
一是浅文言体，继承发扬书信文化传统。对比毛泽东那时期的政治亲书与公开信不难发现，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文体的差异，后者为近代白话文，前者是浅文言。采用浅文言，自然就把致信对象跟大众区分开了。传统书信讲究程式和礼仪，称呼、起语、结语、祝安等，表情达意尤重谦恭与委婉。毛泽东那时期致信国民党要员、民主人士以及昔日党内同志、青年挚友等，均能表达得当，既表谦逊又不失大体。例如，毛泽东曾一日写七信，结语多不重复； 致信宋子文的结束文辞更是精湛——“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公绥”，深得尺牍书翰之真髓。
二是自铸伟辞，构筑抗日统战政治话语。礼敬谦恭之余，毛泽东亲书注意铸炼伟辞，指陈反侵略战争的紧迫性，彰显抗战救亡事业的正义性，表述共产党捐弃前嫌、要求结成联合阵线的正确性。例如，“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诸如此类，骈偶的运用大增说理的气势。
三是有的放矢，拉近距离增进民族情感。私密性是“亲书政治”的一大特质，有利于通信双方的情感交流。毛泽东对致信对象的动态情况特别是其对日政治主张总能及时掌握，书信起笔通常很快就写到对方的历史壮举和近况业绩，拉近了笔谈双方的心理距离。这也就为求得最大的政治共通性作了良好铺垫。偶尔反向用之的也有，如其致信邵力子，起笔即批评对方“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这是因为邵曾是党内同志，爱之深而责之切，先抑而后扬。
此外，毛泽东亲书不时提到“寇深祸亟”“风雨同舟”“大好河山”等词，明确显示共产党和国民党拥有共同的国族立场，有助于引发民族情感的共鸣。事实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正是基于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故国山河的集体认同上。
四是健笔草书，张扬雄肆勃发的生命力。通过毛泽东的现存书信、草稿和其他相关资料可以判定：便笺式书信，应是一挥而就的； 篇幅较长的说理议事书信则可能先起草一稿，修改后再自己抄录。书写习惯沿袭平时，以竖书为主，偶有横书，字体在行草之间，有小草倾向。古人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毛泽东敢以真实面目示人，是因为其书写章法有自，又与他军书傍午的政治身份相称，更与危机时代有几多对应。匆匆不暇的草书以及自成一体的毛体字，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以及愈挫愈勇的蓬勃生命力。
在共产国际有意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背景和日寇加紧蚕食侵略中国的危急情境下，中共的“八一宣言”定稿并传出。受其影响，国共两党开始谈判。
然而，谈判并不顺利，军事对垒仍在，国共通而未通。在此情形下，亲笔书信成为毛泽东沟通国民党政要和社会精英的重要手段之一。与亲笔书信相协同的，还有派员联络、电报联系等。派员联络通常会捎上亲书，电报联系具有近代化的便捷性，但前提是双方必须互递密码，这通常是在“亲书政治”奏效之后进行的。
此外，中共方面还以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红军将领等名义向国民党等发出宣言、通电、公开信等，以宣传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这些政治文件虽然很多也蕴含着毛泽东的心血智慧，有的甚至就是出自他的手书，但因为是以组织的名义，因而不能视为亲书。
毛泽东的“亲书政治”，以统战理论观之，可统归于上层统一战线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写给党内同志的书信亦不入论列。在193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这里的“外交”，实指统一战线。报告确立了十大“外交”方针，其中第十条正是“发表普遍的或个别的请求书”。如果说宣言、通电、公开信等可称之为“普遍的请求书”的话，那“个别的请求书”则非写给统战对象的亲笔书信莫属。
西安事变前形成高峰
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写的亲笔书信，应以1935年11月26日他致信董英斌为最早。董英斌当时在国民党东北军代理第57军军长，该军东进以解甘泉之围，结果在直罗镇遭到惨败。之后，毛泽东给败军之将修书一封，痛陈东北沦丧的历史教训，提出同对方商洽东北军、红军互不攻击等约定。同年12月5日，毛泽东了解到杨虎城与第17路军的情况后，同彭德怀联名致信杨虎城。从书信的文言措辞可以判断，此信出自毛泽东之手。而为了提升送信任务的成功率，毛泽东还致信第17路军总参议杜斌丞，称赞对方“不忘情于革命”“为西北领袖人物”，促其与杨虎城商洽，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战线，并表达同沈克等东北军将领、甘肃邓宝珊联合的意愿。
自1935年末对统战对象展开亲书攻势后，毛泽东的相关书写活动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形成了一波高峰。红军东征胜利后，毛泽东又分别致信阎锡山及其晋绥军部将，晓以统战抗日之民族大义。之后，毛泽东又分别致信杜斌丞、杨虎城，敦促对方明确表态。
同时，毛泽东还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和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易礼容。其中，韩、张、刘、傅、宋皆为国民党当局举足轻重的军政大员。毛泽东审时度势，尽可能寻觅抗战的同道中人。
宋子文身份地位特殊，是蒋介石的妻舅，写信给他具有向蒋介石集团投石问路的意味，同时也是因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时有抗日绪论”，为毛泽东所看重。毛泽东书信中尊其为“邦国闻人”“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属望可謂深沉。
易礼容并非国民党军界政界显要人士，当时不过是在中国劳动协会“工人勇进队”谋到参谋长一职。但易礼容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为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直至1928年才与党组织脱离关系。毛泽东不忘旧友，更因为对方“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而欢喜。此番去信不仅是接续友谊，更是托付以重任：“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为对方免祸起见，此信落款特意署名为“杨子任”。毛泽东早年与杨开慧结为伉俪，“子任”是他曾用的笔名，故人一见即知。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意欲胁迫张、杨部进攻红军。第二天，毛泽东一日三书，分别致信冯玉祥、孙科、杨虎城，不放弃争取。在统战局势异常凶险的情况下，西安事变既势有必然又颇具戏剧性地爆发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没有盲目乐观，“亲书政治”亦未就此罢手。12月27日，他致信韩复榘，希望在确定救亡大计等方面与对方有切实的合作。
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致信斯诺，传递新的政策主张；3月29日，致信范长江，附寄新的政策主张与自己写的《祭黄帝陵文》。除了团结中外记者，毛泽东还致信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这既是世界党际交往，亦可视为融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来促进国内的举措。此外，毛泽东还复信何香凝，其中“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一句，竟成时代的预言。
具有四大信札美学特点
书信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虽至近代而运命不息，在民国社会包括政界尤具生命力。这也是毛泽东“亲书政治”能够发生作用的文化语境。总体而言，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写的亲书具有四大信札美学特点。
一是浅文言体，继承发扬书信文化传统。对比毛泽东那时期的政治亲书与公开信不难发现，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文体的差异，后者为近代白话文，前者是浅文言。采用浅文言，自然就把致信对象跟大众区分开了。传统书信讲究程式和礼仪，称呼、起语、结语、祝安等，表情达意尤重谦恭与委婉。毛泽东那时期致信国民党要员、民主人士以及昔日党内同志、青年挚友等，均能表达得当，既表谦逊又不失大体。例如，毛泽东曾一日写七信，结语多不重复； 致信宋子文的结束文辞更是精湛——“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公绥”，深得尺牍书翰之真髓。
二是自铸伟辞，构筑抗日统战政治话语。礼敬谦恭之余，毛泽东亲书注意铸炼伟辞，指陈反侵略战争的紧迫性，彰显抗战救亡事业的正义性，表述共产党捐弃前嫌、要求结成联合阵线的正确性。例如，“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诸如此类，骈偶的运用大增说理的气势。
三是有的放矢，拉近距离增进民族情感。私密性是“亲书政治”的一大特质，有利于通信双方的情感交流。毛泽东对致信对象的动态情况特别是其对日政治主张总能及时掌握，书信起笔通常很快就写到对方的历史壮举和近况业绩，拉近了笔谈双方的心理距离。这也就为求得最大的政治共通性作了良好铺垫。偶尔反向用之的也有，如其致信邵力子，起笔即批评对方“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这是因为邵曾是党内同志，爱之深而责之切，先抑而后扬。
此外，毛泽东亲书不时提到“寇深祸亟”“风雨同舟”“大好河山”等词，明确显示共产党和国民党拥有共同的国族立场，有助于引发民族情感的共鸣。事实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正是基于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故国山河的集体认同上。
四是健笔草书，张扬雄肆勃发的生命力。通过毛泽东的现存书信、草稿和其他相关资料可以判定：便笺式书信，应是一挥而就的； 篇幅较长的说理议事书信则可能先起草一稿，修改后再自己抄录。书写习惯沿袭平时，以竖书为主，偶有横书，字体在行草之间，有小草倾向。古人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毛泽东敢以真实面目示人，是因为其书写章法有自，又与他军书傍午的政治身份相称，更与危机时代有几多对应。匆匆不暇的草书以及自成一体的毛体字，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以及愈挫愈勇的蓬勃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