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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特殊建筑基址，可根据其位置选择、形制布局特点、建筑装饰水准和出土遗物等因素，推断为具有宗教祭祀功能的建筑遗存。位于长江中游的沅水、澧水流域发现的该类建筑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承载着相应的功能。通过对其性质功能的分析，推断其性质为神庙类建筑，是祭祀太阳的场所。该类特殊建筑的出现与新时期时代这一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业模式具有一定的关联。
关键词：新石器；高庙文化；八十垱；神庙
中国大陆境内迄今发掘所见的新石器时代的建筑基址，数量甚多。其中少部分基址因位置选择、形制结构、内部装饰或出土遗物的特殊性等因素，被认定为与这一时期的宗教祭祀行为相关的建筑遗存，成为一定区域内承载着特定宗教祭祀或其他功能的文化空间。
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的沅水、澧水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均发现了该类形制特异的建筑遗址。
1 高庙遗址
高庙遗址位于湖南省洪江市安江镇岔头乡岩里村，地处沅水北岸的一级台地上。2005年，在遗址中发现了高庙文化的大型祭祀场所。
主祭场所在整个祭祀场的北部，现存4个主柱洞两两对称、略呈扇形排列。柱洞均近方形，边长0.9～1.0米，深约1.1米，洞内的圆柱直径约0.6米。推测原来可能是一组对称的排架式梯状建筑，面朝正南方的沅水。这组建筑的东、西两侧分别有1个和2个直径约0.8米的柱洞以立侧柱，柱心直径约0.5米[1]。
祭祀场所最北部呈扇形排列的4个方形柱洞，边长近1米，深度也超过了1米，如果发掘者对柱洞的判断不误，那么在基址上有如此大尺寸的柱洞，说明在此曾存在过建筑遗迹，根据柱洞的尺寸其上建筑的规模也可想而知。我们认为这处大型建筑当是祭祀性的遗迹，理由如下：首先，这处大型建筑的选址颇有特点，它所在的祭祀场恰好位于沅水北岸的一级台地上，坐北朝南，对面沅水，东西两侧为溪流和冲沟，背倚山坡，处于一个山环水抱的相当封闭的独立空间之中，祭祀场所正位于这个空间最高的台地的顶部，建筑又位于祭祀场的最北部，占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背山面水的绝佳位置。这种煞费心思的选址正说明了建筑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与重要。其次，这处建筑的遗迹以中轴对称的布局呈现，还有相关附属的建筑，这些都显示了它的地位和等级。第三，根据柱洞来推测的建筑形制来看，这座建筑不仅规模不小，而且造型比较特别，并非史前时期常见的圆形或方形房址。地面上仅存了4个边长约1米的近方形主柱洞，主柱洞两两对称，呈“八”字形分布，主柱洞旁边还有柱洞以立侧柱。发掘者根据柱洞的分布判断其为一组大型梯阙式的高台建筑，这种超常规的建筑模式应当有着超现实的功能意义。最后，在建筑的南面的祭祀场地上，分布着39个祭祀坑，表明了这一块背山面水的台地是作为专门的宗教祭祀场地，那么我们就更无须怀疑位于这块场地内主祭场所的建筑的宗教功能了，它显然是这处祭祀场所内核心的祭祀建筑遗迹。
2 八十垱遗址
八十垱遗址位于湖南省澧县梦溪镇五福村，地处澧水之流涔水以北的红土阶地上。1993—1997年，先后对遗址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发掘。
遗址内发现两座形制奇特的彭头山文化高台式建筑，F1和F6。
F1位于A区北部，建筑分台体和基坑两部分。“修筑方法是先在地面挖一基坑，再在坑内夯筑黄褐色黏土，并与原地面基本持平后，再在其上堆筑一土台，最后在台面或其周围立柱。”基坑内填土可分三层。筑台体所用的土比较纯净，呈青灰色，不见包含物，“可能是特意从遗址外围搬运而来”，“台基形状呈海星状，南北最窄处长4.3米、东西最窄处长4米、西北至东南方向纵长6.7米、东北至西南方向纵长7米”。台面呈圆角方形。F1共发现柱洞7个，多为椭圆或近圆形。在其中心有一中心柱洞，位于与建筑台面同一层位的祭祀坑内[2]。房址内发现多种形制的石器。
F6位于B区的西北角，未能完全揭露，形状与F1相似，建筑规模略大。房址内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和1件陶塑鸟。
F1和F6均为平面呈海星状的高台式建筑，并且F1内有粗大的中心柱，位于房址内中心部位一祭祀坑内（F6由于未能发掘完整而无法过多地进行判断，如发掘报告称F6内中心发现一座墓葬，是否与房址有关暂无结论）。在彭头山遗址常见的地面式、半地穴式及干栏式建筑中，这两座海星状的高台式建筑显得异常另类。房屋内出土物也明显多于其他类型的房址，因而它们应该是特殊用途的建筑，是承担着区域内部的礼仪和祭祀功能的活动空间。
3 建筑的性质判断与内涵分析
洪江高庙遗址的祭祀场最北部的大型建筑遗迹，位于沅水北岸的一处大型祭祀场内。从场地内数十个祭祀坑和南部的附属建筑来看，这处祭祀场应是一处长期的固定的专用祭祀场地，是沅水流域高庙遗址先民举行大型的集体祭祀活动的公共空间。这座大型建筑不仅占据了祭祀场的显要位置，是整个祭祀场核心的祭祀场所，而且从其较大的规制和“对称的排架式梯形建筑”的形制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这处祭祀场是服务于这处大型祭祀建筑的。
確认了这处建筑的性质地位后，我们再来分析其所承载的宗教内涵。但从根据柱洞而复原的建筑本身我们很难对其祭祀对象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不过高庙遗址内出土的遗物为我们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提供了启发。
我们注意到，在高庙遗址，“尤其是与该祭祀场所相应的地层堆积中，出土了装饰飞鸟、獠牙兽面、太阳、八角星等图像的大量陶器，许多还是精美的白陶，它们显然属于祭器”[3]。1991年遗址发掘出土了一件F（T1015⑧∶16）型高领白陶圜底罐，陶罐的颈部饰有带双翼的兽面纹饰，兽面两侧各有一座木构建筑，有梯子盘旋而上[4]，通过对比发现，陶罐颈部的图案与主祭场所的排架式梯状建筑竟然十分地相似，其图案的蓝本可能就取自这一祭祀场所的主体建筑。
据统计，遗址共出土了近90件白陶器。这些白陶质地致密，做工精良，纹饰繁缛精致，常见有几何纹、星象纹、祭祀题材的纹饰等。有学者称这种陶器为祭祀专用的“艺术神器”[5]。以高庙遗址大型祭祀建筑为蓝本、戳印有兽面神徽的这件陶罐便是典型的所谓“艺术神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艺术神器”上的图案就是现实中高庙遗址祭祀建筑形制的摹写。从构图上来看，兽面神徽不仅居中，而且占满了图案的宽幅，又明显大于两侧的梯阙式建筑，给人以强烈的中心感和主旨感，它显然是这幅图案中祭祀建筑的祭祀对象。兽面神徽的面部近圆形，口部由双重近方形弧圈组成，长着四根长而锐利的獠牙，唇上有三尖冠，兽面两侧长有双翼，无躯干，兽首下有类似柴薪的附加纹饰。这种非鸟非兽呈飞翔姿态的造型显然是一种非现实的动物形象的描绘，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神祗。这幅兽面神徽应该是太阳神的象征。首先，从兽面的造型看，兽面和兽口呈多重圆形，有着比附太阳形象的意味，这种人为臆想的带有翅膀和獠牙的神兽正是人们心目中太阳神的象征。其次，在兽面神徽的两翼上，戳印有简化的八角星纹饰，曾有学者做过研究，认为这种中心为圆圈、四周呈放射性的齿状八角或多角星纹是太阳纹的象征[6]。更有学者认为兽面的双翼是“象征载日的凤鸟”[7]。在古人心目中，鸟与太阳有着不解的渊源关系，陕西华县泉护村曾发现过金乌负日的仰韶文化彩陶，良渚文化中该类题材的图案更是屡见不鲜。第三，在遗址内出土了多件戳印有凤鸟载日图案的陶罐，从出土的其他祭祀器物来看，有不少关于太阳纹、八角星纹的图案，说明了这里的宗教活动是以祭祀太阳神为主的。太阳是高庙先民心目中最重要的神祗，对太阳的祭祀是最隆重的。那么，这座最高规格的建筑无疑就应该是祭祀太阳的神庙了。 这里体现出了强烈的对太阳的崇拜和祭祀，可能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关。高庙遗址是一处贝丘遗址，以渔猎经济为主，虽然已经发现了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但尚未像与其临近的澧水流域的彭头山遗址那样发现明确的栽培作物的证据。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时代有着发达农业传统，而位于沅水流域的高庙遗址在同时期的遗址中农业发达程度明显偏低，这也是促使他们向对农业生产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太阳进行崇拜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合以上分析来看，我们认为高庙遗址祭祀场是一处位于沅水流域的大型宗教祭祀中心，祭祀场北部的大型建筑是这个宗教中心里规格最高的“神庙”建筑，所有的祭祀活动都围绕着它来展开。而祭祀的对象则主要是以太阳为首的自然神祗。
与高庙遗址年代、地域皆相近的八十垱遗址F1和F6，两处建筑基本相似，F1的发掘比较完整，可作为典型例子来分析。F1内在栽立中心柱前还有专门的奠基瘗埋仪式，显示出浓厚的隆礼重神的色彩。在两座建筑内部皆出土了其他类型房址内不多见的石核、石片、石斧、石锛、石棒以及刮削器和尖状器等，多是从事农业生产和粮食加工的工具。彭头山文化发达的稻作农业，“在八十垱遗址范围内的河道漫滩上发现了近万粒保存状况甚好的稻谷和稻米”[8]。在此我们推测F1和F6为与农业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与稻作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因素主要是太阳和天气，联系到这一区域内盛行的太阳崇拜，八十垱遗址的这两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很可能也是以祭祀太阳为主的自然神的“神庙”。
4 结语
总的来看，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国稻作农业最重要的起源地，沅水、澧水流域的神庙类建筑对以太阳为主的自然神的崇拜则与稻作农业生产的率先起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当地多山多水的自然地貌又赋予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沅水流域人们丰富的宗教敏感和略显狂热的宗教性格。在人格化的自然神尚未形成之前，表现出对与现实关联度较低的自然神灵的极度追捧，在信仰发展的初期阶段，神秘又神奇的太阳便是追捧的首要对象。太阳崇拜在楚地有着深厚的渊源，“楚之先祖祝融……，亦即丹朱，本为日神”[9]。《说苑》曰：“楚俗拜日，故楚胜服、羽衣、翠被。”而这种肥沃的宗教土壤也导致后来楚地形成了纷繁的鬼神信仰和浓厚的巫风，绵延至今而不绝，诚如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所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10]可以说，长江中游的神庙类建筑则旗帜鲜明地宣揚了一种与自然神灵对接的态度，它更多地反映了这一地区史前时代浓郁的超现实的宗教情怀。
参考文献
[1][3][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2006（7）.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5]贺刚.中国史前艺术神器的初步考察——《中国史前艺术神器》纲要[C]//何介钧.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6.
[6]栾丰实.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八角星图案初探[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12）.
[7]何介钧.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8]何介钧.彭头山与八十垱·序[M]//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9]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许子滨.王逸《楚辞章句》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关键词：新石器；高庙文化；八十垱；神庙
中国大陆境内迄今发掘所见的新石器时代的建筑基址，数量甚多。其中少部分基址因位置选择、形制结构、内部装饰或出土遗物的特殊性等因素，被认定为与这一时期的宗教祭祀行为相关的建筑遗存，成为一定区域内承载着特定宗教祭祀或其他功能的文化空间。
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的沅水、澧水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均发现了该类形制特异的建筑遗址。
1 高庙遗址
高庙遗址位于湖南省洪江市安江镇岔头乡岩里村，地处沅水北岸的一级台地上。2005年，在遗址中发现了高庙文化的大型祭祀场所。
主祭场所在整个祭祀场的北部，现存4个主柱洞两两对称、略呈扇形排列。柱洞均近方形，边长0.9～1.0米，深约1.1米，洞内的圆柱直径约0.6米。推测原来可能是一组对称的排架式梯状建筑，面朝正南方的沅水。这组建筑的东、西两侧分别有1个和2个直径约0.8米的柱洞以立侧柱，柱心直径约0.5米[1]。
祭祀场所最北部呈扇形排列的4个方形柱洞，边长近1米，深度也超过了1米，如果发掘者对柱洞的判断不误，那么在基址上有如此大尺寸的柱洞，说明在此曾存在过建筑遗迹，根据柱洞的尺寸其上建筑的规模也可想而知。我们认为这处大型建筑当是祭祀性的遗迹，理由如下：首先，这处大型建筑的选址颇有特点，它所在的祭祀场恰好位于沅水北岸的一级台地上，坐北朝南，对面沅水，东西两侧为溪流和冲沟，背倚山坡，处于一个山环水抱的相当封闭的独立空间之中，祭祀场所正位于这个空间最高的台地的顶部，建筑又位于祭祀场的最北部，占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背山面水的绝佳位置。这种煞费心思的选址正说明了建筑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与重要。其次，这处建筑的遗迹以中轴对称的布局呈现，还有相关附属的建筑，这些都显示了它的地位和等级。第三，根据柱洞来推测的建筑形制来看，这座建筑不仅规模不小，而且造型比较特别，并非史前时期常见的圆形或方形房址。地面上仅存了4个边长约1米的近方形主柱洞，主柱洞两两对称，呈“八”字形分布，主柱洞旁边还有柱洞以立侧柱。发掘者根据柱洞的分布判断其为一组大型梯阙式的高台建筑，这种超常规的建筑模式应当有着超现实的功能意义。最后，在建筑的南面的祭祀场地上，分布着39个祭祀坑，表明了这一块背山面水的台地是作为专门的宗教祭祀场地，那么我们就更无须怀疑位于这块场地内主祭场所的建筑的宗教功能了，它显然是这处祭祀场所内核心的祭祀建筑遗迹。
2 八十垱遗址
八十垱遗址位于湖南省澧县梦溪镇五福村，地处澧水之流涔水以北的红土阶地上。1993—1997年，先后对遗址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发掘。
遗址内发现两座形制奇特的彭头山文化高台式建筑，F1和F6。
F1位于A区北部，建筑分台体和基坑两部分。“修筑方法是先在地面挖一基坑，再在坑内夯筑黄褐色黏土，并与原地面基本持平后，再在其上堆筑一土台，最后在台面或其周围立柱。”基坑内填土可分三层。筑台体所用的土比较纯净，呈青灰色，不见包含物，“可能是特意从遗址外围搬运而来”，“台基形状呈海星状，南北最窄处长4.3米、东西最窄处长4米、西北至东南方向纵长6.7米、东北至西南方向纵长7米”。台面呈圆角方形。F1共发现柱洞7个，多为椭圆或近圆形。在其中心有一中心柱洞，位于与建筑台面同一层位的祭祀坑内[2]。房址内发现多种形制的石器。
F6位于B区的西北角，未能完全揭露，形状与F1相似，建筑规模略大。房址内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和1件陶塑鸟。
F1和F6均为平面呈海星状的高台式建筑，并且F1内有粗大的中心柱，位于房址内中心部位一祭祀坑内（F6由于未能发掘完整而无法过多地进行判断，如发掘报告称F6内中心发现一座墓葬，是否与房址有关暂无结论）。在彭头山遗址常见的地面式、半地穴式及干栏式建筑中，这两座海星状的高台式建筑显得异常另类。房屋内出土物也明显多于其他类型的房址，因而它们应该是特殊用途的建筑，是承担着区域内部的礼仪和祭祀功能的活动空间。
3 建筑的性质判断与内涵分析
洪江高庙遗址的祭祀场最北部的大型建筑遗迹，位于沅水北岸的一处大型祭祀场内。从场地内数十个祭祀坑和南部的附属建筑来看，这处祭祀场应是一处长期的固定的专用祭祀场地，是沅水流域高庙遗址先民举行大型的集体祭祀活动的公共空间。这座大型建筑不仅占据了祭祀场的显要位置，是整个祭祀场核心的祭祀场所，而且从其较大的规制和“对称的排架式梯形建筑”的形制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这处祭祀场是服务于这处大型祭祀建筑的。
確认了这处建筑的性质地位后，我们再来分析其所承载的宗教内涵。但从根据柱洞而复原的建筑本身我们很难对其祭祀对象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不过高庙遗址内出土的遗物为我们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提供了启发。
我们注意到，在高庙遗址，“尤其是与该祭祀场所相应的地层堆积中，出土了装饰飞鸟、獠牙兽面、太阳、八角星等图像的大量陶器，许多还是精美的白陶，它们显然属于祭器”[3]。1991年遗址发掘出土了一件F（T1015⑧∶16）型高领白陶圜底罐，陶罐的颈部饰有带双翼的兽面纹饰，兽面两侧各有一座木构建筑，有梯子盘旋而上[4]，通过对比发现，陶罐颈部的图案与主祭场所的排架式梯状建筑竟然十分地相似，其图案的蓝本可能就取自这一祭祀场所的主体建筑。
据统计，遗址共出土了近90件白陶器。这些白陶质地致密，做工精良，纹饰繁缛精致，常见有几何纹、星象纹、祭祀题材的纹饰等。有学者称这种陶器为祭祀专用的“艺术神器”[5]。以高庙遗址大型祭祀建筑为蓝本、戳印有兽面神徽的这件陶罐便是典型的所谓“艺术神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艺术神器”上的图案就是现实中高庙遗址祭祀建筑形制的摹写。从构图上来看，兽面神徽不仅居中，而且占满了图案的宽幅，又明显大于两侧的梯阙式建筑，给人以强烈的中心感和主旨感，它显然是这幅图案中祭祀建筑的祭祀对象。兽面神徽的面部近圆形，口部由双重近方形弧圈组成，长着四根长而锐利的獠牙，唇上有三尖冠，兽面两侧长有双翼，无躯干，兽首下有类似柴薪的附加纹饰。这种非鸟非兽呈飞翔姿态的造型显然是一种非现实的动物形象的描绘，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神祗。这幅兽面神徽应该是太阳神的象征。首先，从兽面的造型看，兽面和兽口呈多重圆形，有着比附太阳形象的意味，这种人为臆想的带有翅膀和獠牙的神兽正是人们心目中太阳神的象征。其次，在兽面神徽的两翼上，戳印有简化的八角星纹饰，曾有学者做过研究，认为这种中心为圆圈、四周呈放射性的齿状八角或多角星纹是太阳纹的象征[6]。更有学者认为兽面的双翼是“象征载日的凤鸟”[7]。在古人心目中，鸟与太阳有着不解的渊源关系，陕西华县泉护村曾发现过金乌负日的仰韶文化彩陶，良渚文化中该类题材的图案更是屡见不鲜。第三，在遗址内出土了多件戳印有凤鸟载日图案的陶罐，从出土的其他祭祀器物来看，有不少关于太阳纹、八角星纹的图案，说明了这里的宗教活动是以祭祀太阳神为主的。太阳是高庙先民心目中最重要的神祗，对太阳的祭祀是最隆重的。那么，这座最高规格的建筑无疑就应该是祭祀太阳的神庙了。 这里体现出了强烈的对太阳的崇拜和祭祀，可能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关。高庙遗址是一处贝丘遗址，以渔猎经济为主，虽然已经发现了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但尚未像与其临近的澧水流域的彭头山遗址那样发现明确的栽培作物的证据。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时代有着发达农业传统，而位于沅水流域的高庙遗址在同时期的遗址中农业发达程度明显偏低，这也是促使他们向对农业生产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太阳进行崇拜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合以上分析来看，我们认为高庙遗址祭祀场是一处位于沅水流域的大型宗教祭祀中心，祭祀场北部的大型建筑是这个宗教中心里规格最高的“神庙”建筑，所有的祭祀活动都围绕着它来展开。而祭祀的对象则主要是以太阳为首的自然神祗。
与高庙遗址年代、地域皆相近的八十垱遗址F1和F6，两处建筑基本相似，F1的发掘比较完整，可作为典型例子来分析。F1内在栽立中心柱前还有专门的奠基瘗埋仪式，显示出浓厚的隆礼重神的色彩。在两座建筑内部皆出土了其他类型房址内不多见的石核、石片、石斧、石锛、石棒以及刮削器和尖状器等，多是从事农业生产和粮食加工的工具。彭头山文化发达的稻作农业，“在八十垱遗址范围内的河道漫滩上发现了近万粒保存状况甚好的稻谷和稻米”[8]。在此我们推测F1和F6为与农业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与稻作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因素主要是太阳和天气，联系到这一区域内盛行的太阳崇拜，八十垱遗址的这两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很可能也是以祭祀太阳为主的自然神的“神庙”。
4 结语
总的来看，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国稻作农业最重要的起源地，沅水、澧水流域的神庙类建筑对以太阳为主的自然神的崇拜则与稻作农业生产的率先起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当地多山多水的自然地貌又赋予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沅水流域人们丰富的宗教敏感和略显狂热的宗教性格。在人格化的自然神尚未形成之前，表现出对与现实关联度较低的自然神灵的极度追捧，在信仰发展的初期阶段，神秘又神奇的太阳便是追捧的首要对象。太阳崇拜在楚地有着深厚的渊源，“楚之先祖祝融……，亦即丹朱，本为日神”[9]。《说苑》曰：“楚俗拜日，故楚胜服、羽衣、翠被。”而这种肥沃的宗教土壤也导致后来楚地形成了纷繁的鬼神信仰和浓厚的巫风，绵延至今而不绝，诚如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所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10]可以说，长江中游的神庙类建筑则旗帜鲜明地宣揚了一种与自然神灵对接的态度，它更多地反映了这一地区史前时代浓郁的超现实的宗教情怀。
参考文献
[1][3][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2006（7）.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5]贺刚.中国史前艺术神器的初步考察——《中国史前艺术神器》纲要[C]//何介钧.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6.
[6]栾丰实.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八角星图案初探[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12）.
[7]何介钧.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8]何介钧.彭头山与八十垱·序[M]//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9]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许子滨.王逸《楚辞章句》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