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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礼敬门神是中华民族每逢过春节、辞旧岁、迎新年的重要习俗。家宅平安如意，避凶禳祸牵挂维系着每一家人的安危，所以士庶百姓礼敬“门神”、重宅院的风俗流传不衰。它作为古代的原始崇拜和民间风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汉民族文化积淀的折射和民族心理的延续与发展，也是民族本位文化意识的延伸。它具有完美的、富有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人们欲求吉祥，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
关键词：礼敬门神 汉民族文化 流变 审美意识 积淀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古往今来，每逢新春佳节，礼敬“门神”是汉族人民除旧岁、迎新年的重要习俗。把历朝历代名臣武将的形象用吉祥喜庆的色彩描绘于画中，作为保卫家庭安宁的保护神贴在门上，以求得门头兴旺。家宅平安如意，避凶禳祸牵挂和维系着每一家人的安危，所以士庶百姓礼敬“门神”、重宅院的风俗流传不衰，以祈求吉祥如意、阖家平安。但对这一传统风俗习惯是怎样一代代传承下来之说，一直未有确切说法。本文尝试从保护民族文化为出发点，对“门神”的起源和演变以及礼敬“门神”的蕴含和民族心理积淀，追根溯源，加以试论。
一 门神的“起源”与镇宅说
农耕社会开启了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新纪元。以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大的经济形势，决定了土地和居住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所以人们生活居住必然得进行房屋、庭院的构筑，以来生存。
我们的先人在建房选址时，将占卜作为选择确定地点的重要决定手段，称之为“补居”或“做补宅”。唐代著作《宅经》一书中，对当时的民间建筑风俗观念及建筑经验进行了大量的记谈。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记载宅地与农田及坑沟河路等的相互影响关系；其中特意强调宅为人之本，占吉凶是为宅地相风水，以保平安。
建筑经验的总结完善，在突出实用的基础上向尊崇神的旨意的方面上靠拢，于是使用“镇宅”吉祥物的习俗便随时代应运而生且流传广泛。当时的人们为追求吉祥如意大吉大利，消除灾难，于是想尽各种办法各种表示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如：中原地区有在自家门头上悬挂一些象征“虎骨”的其它兽骨，寓意为子孙生下来虎虎生威，健康体壮；有悬鹿角的，期盼着子孙“得爵封侯”金榜题名，官运通达；也有悬挂桃枝、桃木做的木刀、木剑、木枪等物件，以驱鬼避邪，镇宅捉妖。还有一种镇宅之法在河南中东部商丘、亳州、周口、鹿邑等地广为流传，那就是在建房最初打地基时，进行一个简单的祭拜仪式：在地基槽中放置一块方正石头，石头上刻有“太上老君在此，诸神退位”或“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的字样，或杀一只童子鸡把鸡血滴在石头上，用红布包好，埋于地基下。据传此做法，能镇住各路妖魔鬼怪不来侵扰，保证家宅平安。还有一种流传于豫西洛阳、三门峡的灵宝、山西、陕西东南部地区的风俗，是用大个干葫芦瓢画一戏剧关公或包公脸谱，刻一把桃木剑，用红布包一包中药用的朱砂粉，一长条写有“关公或包公做宅，神鬼让路”的黄裱纸，放置于用石头掏空做成的石函中埋于庭院正中间地下半米深处；还要这家主人默祷求关公、包公庇护。先人们的这种玄妙神秘的风俗做法无非是想通过自己的虔诚来感知神灵，借神力以帮助其驱邪祛灾，保家卫庭，吉祥安泰，万事如意。中华民族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各民族间风俗迥异不同，但大都相同的是镇宅之风俗。镇宅风俗的流传是建立在各民族共同认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故称之为礼敬“门神”习俗。
二 考证礼敬“门神”风俗的历史渊源
中华民族对原始崇拜由来已久，源远流长。汉民族礼敬“门神”之风俗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以前，用彩漆“画茶、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 ”的习俗。据《山海经》一书记载：神荼、郁垒二位神灵能惩治恶害之鬼。由此可见，远古时期的先人就已经把神荼、郁垒和虎作为能驱除妖魔鬼怪的寄托者画下来张贴于大门上，以避邪气，至此最早的“门神”就这样诞生了。
盛行于画各类武士贴在门上，以镇宅除妖避凶灾的习俗大兴于汉代。据颜师古注：“成庆，古勇士也。”在这一时期门神已不单是神荼，郁垒二位神灵的专利。在战乱纷争的年代，许多拼杀战死在疆场的勇猛武士的形象在人们心中被“神化”，被充当看家护院的保护神以示神威。由此便出现了从“原始神灵”崇拜到真人造型崇拜的过渡转化。到了魏晋隋唐年间，佛教大兴，神人的形象被各类民间艺人创作得更趋于完美成熟。“门神”画的艺人们在大量吸取佛教天王和世间武士形象的基础上，创作出人们心目中较为崇拜的“门神”将军形象。到了北宋时期，“门神”的形象被各类艺人层加工、美化，形象更趋于完美，且品种、风格、表现形式多样化，如“武将门神”、“将军门神”、“神仙门神”、“文官门神”，等等。宋末，满族入主中原，汉族风俗在年节中依旧光彩无比，贴“门神”画依然是春节家庭中的头等大事，以示吉庆祥和。在这一时期里，人们把日常生活中的戏曲人物以及小说中的故事人物也神化为新的门神人选。这时，每逢年节，尤其是农村乡村集市上大都卖有画面喜庆，色彩绚丽，再装饰上各种各样的动物坐骑，配以各类神仙，彩带飞舞、花气招展的门神画，显得更加故事化、喜庆化、民俗化。
三 礼敬“门神”与民族意识
礼敬“门神”习俗，它不仅是随着宅院庭堂建筑日趋完善应运而生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折射，同时，也在人们的心目中播下了“万物有灵，神在我心中”的泛神意识种子。
由于“万物皆有灵”的意识统治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致使当时的人们有理由相信人世间到处都有众多的神灵存在。据民间传说，普天下各种庙宇大概供奉神位四百多种，从这一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神在大千世界中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平常所说的“人在做，天在看”，说的是人不能干亏心事，否则会遭到报应，这就是说受到神灵的惩罚。生活在天上、凡间、阴间的各种神，根据级别、权位、职能的大小各有各的分工，都有自己的职管范围。护理宅院、降妖驱邪、保宅平安就是门神的工作任务。我们知道，由于古代人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生活水平很低，当他们苦心劳作经营换来的赖以生存的家园家庭经受不住自然灾害及战争的侵扰，和遇到超过自己的能力抵挡不住的困惑威胁到自己和家园时，就不得不寄托于神的力量来保护。众所周知，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古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且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都有自己所信奉的神灵以寄托心思，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公认的有两大类：一类是替人们消灾去难造福于人的益神；一类是给人类制造灾祸的凶神。对于百性有益的神，逢年过节、遇事不顺时，人们往往摆上香案供品，以虔诚之心进行祭拜，祈求庇护和帮助，使其能逢凶化吉，生财造福。对于凶神，人们照样摆上香案供品，请符化咒或再请一些降得住它的神物、偶像、克星进行制约驱赶。门神就是人们在年节间请来的为人类造福的、能驱邪抑灾、除祸安民的益神。它是受到人类尊敬的保护神，所以人们在年节间都要摆香案供品，衣冠整齐焚香鼎首，虔诚地进行祈拜。 随着时代的发展，门神也在不断地进行演化，由“原始神灵”崇拜到“人为神灵”崇拜的转变无疑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尽管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贫富强弱差别的阶级社会和阶级秩序，但又深化了人们对社会的重新认识。与自然现实世界无直接实际关系的诸神位的消消退隐，使与人类较密切的历史人物代替了传说化的真神，从而实现了由“传说向‘神格化’的过渡”。这一取代方式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人们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总结了对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的认识深化，从而抛弃了原始愚昧落后的幼稚认识；二是社会生活“神格化”人物“神位”的肯定，实际上是对传说神的一种否定，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这是当时的人们在无法摆脱邪恶势力压迫而自我寻找精神寄托的一种方式，反应了人们渴望过上美好平静生活的心声。
事实证明，在人类历史的进化过程中，无论以往还是现在，祈求吉祥如意、阖家安康的心理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民族意识，都能在传统的民俗活动中有所体现。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内涵反映。封建时期，饱受封建社会长期剥削和压迫、历受磨难的人们，寄希望于神灵帮助他们摆脱压迫和贫困，给他们带来人寿年丰，家宅平安、万事如意的好年景，这种盲目愚昧求吉祈祥的对神灵的崇拜，虽然有科学不发达所形成的成分在里面，但主题仍反映了人们希望战胜邪恶过上美好年景的心愿。新年来到，人们扫除庭院，贴上“门神”，一天到晚和虎背熊腰、持枪杖剑、高大威武、怒目圆睁的“门神”相伴。由这些“神格化”的人物镇院护宅、驱赶邪恶，可以说是百姓心理上、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这时的门神如果说是驱妖避邪的正义之神，还不如说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愿望的体现。现在社会的发展已是日新月异的局面，社会文明程度更是达到一个新高度，生产工具和生产力水平则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富裕起来的人们仍然把生求乐、病求医、歉求收，遇凶化吉、庭院平安、人丁兴旺、财源滚滚、幸福美满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在当今社会，“门神”作为神的地位已经烟消云散了，但它永远是人们心中吉祥如意的象征，奔向美好生活前景的精神支柱。在普天下中华儿女的心目中、意识中，门神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而这又跟人们不愿丢弃从先辈那里一代代传下来的习俗，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四 民族文化及审美意识与礼敬“门神”的关系
中华民族习俗讲究阖家团圆。每逢春节，人人动手，打扫装扮庭院，贴上年画春联，当然更少不了“门神”这个节日重要的点缀物。“门神”以它特有的艺术感染力，给喜庆祥和、热闹非常的庭院增添了几分吉祥热烈、神圣庄重的节日气氛。试想，古朴典雅的大门上，贴上画有岳飞和秦琼或托塔天王和二郎神等人物形象的门神画，这些高大威猛、方面大耳、怒目圆睁、身穿铠甲、头戴金盔、手持宝剑或金锏、金枪之类的兵器的人物形象，以饱满紧凑的构图，被描画在大红底、大紫、大绿纯度较高的色彩上，画面鲜艳夺目、富丽响亮，主题突出鲜明；再加上韵味十足的黑色描线，更给原本漂亮无比的门神画增添了几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此外，大门两边左右门框再贴上写有“吉星高照平安宅，福耀常临积善家”等字样的大红对联，门横上方贴上写有“吉福如意”或“福星高照”等楷体的长方红纸门头，整个门庭立刻被装扮得喜庆吉祥、年味十足，具有强烈的春节喜庆气氛。
随着中外文化的不断交流，近些年春节印制的“门神”画，大量吸取了西方绘画特点，用明暗法刻画人物，再加上印制水平材料工艺的提高，合理的冷暖色彩搭配，使原本就很漂亮的“门神”画，增加了立体感、空间感，更加生动真实，更加具有烘托庆祝节目的喜庆效果。
总之，在中华民族和谐大家庭的传统观念中，是以“真”“善”和谐统一为美的。这几乎是人人共认的意识，而不只是重“表层之美”。作为代表人们祈求吉祥如意向往美好生活的“门神”，是人们心理的精神寄托，而这也是它栖身于民间被人们广为认可的原因。在历史的长河中，千百年来与中华民族共同发展起来的民间习俗——礼敬“门神”，是中华民族积极向上心理的延续和发展，它代表了民族文化的延伸。“门神”的存在虽说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这是它受宗教意识影响的结果。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应从发展的眼光、从与其发展紧密相连的民族学的角度去看待、研究这一传统文化习俗，而不是用片面的角度去认识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掌握反映大众的心理，全面正确地去揭示千百年来“门神”深受百姓厚爱，能长期生活栖身于民间并得到传承且发扬光大的原由。
参考文献：
[1] 周孝祖：《门神画的历史演变》，《中原文物》，2006年第7期。
[2] 张亮：《汉族文化与民族民间艺术的关系》，《美术大观》，1997年第1期。
[3] 高峰：《中国门神与绘画》，《山东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4] 周田园：《汉文化礼敬门神说》，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 王世伦：《汉民间习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杨素杰，女，1972—，河南漯河市，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美术专业教学、美术理论，工作单位：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礼敬门神 汉民族文化 流变 审美意识 积淀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古往今来，每逢新春佳节，礼敬“门神”是汉族人民除旧岁、迎新年的重要习俗。把历朝历代名臣武将的形象用吉祥喜庆的色彩描绘于画中，作为保卫家庭安宁的保护神贴在门上，以求得门头兴旺。家宅平安如意，避凶禳祸牵挂和维系着每一家人的安危，所以士庶百姓礼敬“门神”、重宅院的风俗流传不衰，以祈求吉祥如意、阖家平安。但对这一传统风俗习惯是怎样一代代传承下来之说，一直未有确切说法。本文尝试从保护民族文化为出发点，对“门神”的起源和演变以及礼敬“门神”的蕴含和民族心理积淀，追根溯源，加以试论。
一 门神的“起源”与镇宅说
农耕社会开启了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新纪元。以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大的经济形势，决定了土地和居住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所以人们生活居住必然得进行房屋、庭院的构筑，以来生存。
我们的先人在建房选址时，将占卜作为选择确定地点的重要决定手段，称之为“补居”或“做补宅”。唐代著作《宅经》一书中，对当时的民间建筑风俗观念及建筑经验进行了大量的记谈。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记载宅地与农田及坑沟河路等的相互影响关系；其中特意强调宅为人之本，占吉凶是为宅地相风水，以保平安。
建筑经验的总结完善，在突出实用的基础上向尊崇神的旨意的方面上靠拢，于是使用“镇宅”吉祥物的习俗便随时代应运而生且流传广泛。当时的人们为追求吉祥如意大吉大利，消除灾难，于是想尽各种办法各种表示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如：中原地区有在自家门头上悬挂一些象征“虎骨”的其它兽骨，寓意为子孙生下来虎虎生威，健康体壮；有悬鹿角的，期盼着子孙“得爵封侯”金榜题名，官运通达；也有悬挂桃枝、桃木做的木刀、木剑、木枪等物件，以驱鬼避邪，镇宅捉妖。还有一种镇宅之法在河南中东部商丘、亳州、周口、鹿邑等地广为流传，那就是在建房最初打地基时，进行一个简单的祭拜仪式：在地基槽中放置一块方正石头，石头上刻有“太上老君在此，诸神退位”或“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的字样，或杀一只童子鸡把鸡血滴在石头上，用红布包好，埋于地基下。据传此做法，能镇住各路妖魔鬼怪不来侵扰，保证家宅平安。还有一种流传于豫西洛阳、三门峡的灵宝、山西、陕西东南部地区的风俗，是用大个干葫芦瓢画一戏剧关公或包公脸谱，刻一把桃木剑，用红布包一包中药用的朱砂粉，一长条写有“关公或包公做宅，神鬼让路”的黄裱纸，放置于用石头掏空做成的石函中埋于庭院正中间地下半米深处；还要这家主人默祷求关公、包公庇护。先人们的这种玄妙神秘的风俗做法无非是想通过自己的虔诚来感知神灵，借神力以帮助其驱邪祛灾，保家卫庭，吉祥安泰，万事如意。中华民族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各民族间风俗迥异不同，但大都相同的是镇宅之风俗。镇宅风俗的流传是建立在各民族共同认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故称之为礼敬“门神”习俗。
二 考证礼敬“门神”风俗的历史渊源
中华民族对原始崇拜由来已久，源远流长。汉民族礼敬“门神”之风俗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以前，用彩漆“画茶、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 ”的习俗。据《山海经》一书记载：神荼、郁垒二位神灵能惩治恶害之鬼。由此可见，远古时期的先人就已经把神荼、郁垒和虎作为能驱除妖魔鬼怪的寄托者画下来张贴于大门上，以避邪气，至此最早的“门神”就这样诞生了。
盛行于画各类武士贴在门上，以镇宅除妖避凶灾的习俗大兴于汉代。据颜师古注：“成庆，古勇士也。”在这一时期门神已不单是神荼，郁垒二位神灵的专利。在战乱纷争的年代，许多拼杀战死在疆场的勇猛武士的形象在人们心中被“神化”，被充当看家护院的保护神以示神威。由此便出现了从“原始神灵”崇拜到真人造型崇拜的过渡转化。到了魏晋隋唐年间，佛教大兴，神人的形象被各类民间艺人创作得更趋于完美成熟。“门神”画的艺人们在大量吸取佛教天王和世间武士形象的基础上，创作出人们心目中较为崇拜的“门神”将军形象。到了北宋时期，“门神”的形象被各类艺人层加工、美化，形象更趋于完美，且品种、风格、表现形式多样化，如“武将门神”、“将军门神”、“神仙门神”、“文官门神”，等等。宋末，满族入主中原，汉族风俗在年节中依旧光彩无比，贴“门神”画依然是春节家庭中的头等大事，以示吉庆祥和。在这一时期里，人们把日常生活中的戏曲人物以及小说中的故事人物也神化为新的门神人选。这时，每逢年节，尤其是农村乡村集市上大都卖有画面喜庆，色彩绚丽，再装饰上各种各样的动物坐骑，配以各类神仙，彩带飞舞、花气招展的门神画，显得更加故事化、喜庆化、民俗化。
三 礼敬“门神”与民族意识
礼敬“门神”习俗，它不仅是随着宅院庭堂建筑日趋完善应运而生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折射，同时，也在人们的心目中播下了“万物有灵，神在我心中”的泛神意识种子。
由于“万物皆有灵”的意识统治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致使当时的人们有理由相信人世间到处都有众多的神灵存在。据民间传说，普天下各种庙宇大概供奉神位四百多种，从这一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神在大千世界中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平常所说的“人在做，天在看”，说的是人不能干亏心事，否则会遭到报应，这就是说受到神灵的惩罚。生活在天上、凡间、阴间的各种神，根据级别、权位、职能的大小各有各的分工，都有自己的职管范围。护理宅院、降妖驱邪、保宅平安就是门神的工作任务。我们知道，由于古代人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生活水平很低，当他们苦心劳作经营换来的赖以生存的家园家庭经受不住自然灾害及战争的侵扰，和遇到超过自己的能力抵挡不住的困惑威胁到自己和家园时，就不得不寄托于神的力量来保护。众所周知，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古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且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都有自己所信奉的神灵以寄托心思，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公认的有两大类：一类是替人们消灾去难造福于人的益神；一类是给人类制造灾祸的凶神。对于百性有益的神，逢年过节、遇事不顺时，人们往往摆上香案供品，以虔诚之心进行祭拜，祈求庇护和帮助，使其能逢凶化吉，生财造福。对于凶神，人们照样摆上香案供品，请符化咒或再请一些降得住它的神物、偶像、克星进行制约驱赶。门神就是人们在年节间请来的为人类造福的、能驱邪抑灾、除祸安民的益神。它是受到人类尊敬的保护神，所以人们在年节间都要摆香案供品，衣冠整齐焚香鼎首，虔诚地进行祈拜。 随着时代的发展，门神也在不断地进行演化，由“原始神灵”崇拜到“人为神灵”崇拜的转变无疑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尽管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贫富强弱差别的阶级社会和阶级秩序，但又深化了人们对社会的重新认识。与自然现实世界无直接实际关系的诸神位的消消退隐，使与人类较密切的历史人物代替了传说化的真神，从而实现了由“传说向‘神格化’的过渡”。这一取代方式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人们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总结了对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的认识深化，从而抛弃了原始愚昧落后的幼稚认识；二是社会生活“神格化”人物“神位”的肯定，实际上是对传说神的一种否定，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这是当时的人们在无法摆脱邪恶势力压迫而自我寻找精神寄托的一种方式，反应了人们渴望过上美好平静生活的心声。
事实证明，在人类历史的进化过程中，无论以往还是现在，祈求吉祥如意、阖家安康的心理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民族意识，都能在传统的民俗活动中有所体现。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内涵反映。封建时期，饱受封建社会长期剥削和压迫、历受磨难的人们，寄希望于神灵帮助他们摆脱压迫和贫困，给他们带来人寿年丰，家宅平安、万事如意的好年景，这种盲目愚昧求吉祈祥的对神灵的崇拜，虽然有科学不发达所形成的成分在里面，但主题仍反映了人们希望战胜邪恶过上美好年景的心愿。新年来到，人们扫除庭院，贴上“门神”，一天到晚和虎背熊腰、持枪杖剑、高大威武、怒目圆睁的“门神”相伴。由这些“神格化”的人物镇院护宅、驱赶邪恶，可以说是百姓心理上、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这时的门神如果说是驱妖避邪的正义之神，还不如说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愿望的体现。现在社会的发展已是日新月异的局面，社会文明程度更是达到一个新高度，生产工具和生产力水平则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富裕起来的人们仍然把生求乐、病求医、歉求收，遇凶化吉、庭院平安、人丁兴旺、财源滚滚、幸福美满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在当今社会，“门神”作为神的地位已经烟消云散了，但它永远是人们心中吉祥如意的象征，奔向美好生活前景的精神支柱。在普天下中华儿女的心目中、意识中，门神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而这又跟人们不愿丢弃从先辈那里一代代传下来的习俗，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四 民族文化及审美意识与礼敬“门神”的关系
中华民族习俗讲究阖家团圆。每逢春节，人人动手，打扫装扮庭院，贴上年画春联，当然更少不了“门神”这个节日重要的点缀物。“门神”以它特有的艺术感染力，给喜庆祥和、热闹非常的庭院增添了几分吉祥热烈、神圣庄重的节日气氛。试想，古朴典雅的大门上，贴上画有岳飞和秦琼或托塔天王和二郎神等人物形象的门神画，这些高大威猛、方面大耳、怒目圆睁、身穿铠甲、头戴金盔、手持宝剑或金锏、金枪之类的兵器的人物形象，以饱满紧凑的构图，被描画在大红底、大紫、大绿纯度较高的色彩上，画面鲜艳夺目、富丽响亮，主题突出鲜明；再加上韵味十足的黑色描线，更给原本漂亮无比的门神画增添了几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此外，大门两边左右门框再贴上写有“吉星高照平安宅，福耀常临积善家”等字样的大红对联，门横上方贴上写有“吉福如意”或“福星高照”等楷体的长方红纸门头，整个门庭立刻被装扮得喜庆吉祥、年味十足，具有强烈的春节喜庆气氛。
随着中外文化的不断交流，近些年春节印制的“门神”画，大量吸取了西方绘画特点，用明暗法刻画人物，再加上印制水平材料工艺的提高，合理的冷暖色彩搭配，使原本就很漂亮的“门神”画，增加了立体感、空间感，更加生动真实，更加具有烘托庆祝节目的喜庆效果。
总之，在中华民族和谐大家庭的传统观念中，是以“真”“善”和谐统一为美的。这几乎是人人共认的意识，而不只是重“表层之美”。作为代表人们祈求吉祥如意向往美好生活的“门神”，是人们心理的精神寄托，而这也是它栖身于民间被人们广为认可的原因。在历史的长河中，千百年来与中华民族共同发展起来的民间习俗——礼敬“门神”，是中华民族积极向上心理的延续和发展，它代表了民族文化的延伸。“门神”的存在虽说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这是它受宗教意识影响的结果。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应从发展的眼光、从与其发展紧密相连的民族学的角度去看待、研究这一传统文化习俗，而不是用片面的角度去认识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掌握反映大众的心理，全面正确地去揭示千百年来“门神”深受百姓厚爱，能长期生活栖身于民间并得到传承且发扬光大的原由。
参考文献：
[1] 周孝祖：《门神画的历史演变》，《中原文物》，2006年第7期。
[2] 张亮：《汉族文化与民族民间艺术的关系》，《美术大观》，1997年第1期。
[3] 高峰：《中国门神与绘画》，《山东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4] 周田园：《汉文化礼敬门神说》，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 王世伦：《汉民间习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杨素杰，女，1972—，河南漯河市，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美术专业教学、美术理论，工作单位：漯河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