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6年的冬天，“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将近半年。我1965年升入高中，一年以后便“停课闹革命”。我因家庭出身不甚过硬，父亲王子淦曾在上海八仙桥为养家糊口摆过几天鞋样摊，核算资产为五角七分，被政府定性为“小业主”成分，便没有资格成为红卫兵，只能参加一个伪红卫兵组织——红旗兵，整天在学校瞎逛凑热闹，同二流子无异。
　　父亲王子淦在单位（上海工艺美术研究室，现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前身）里也早不能安心钻研他的剪纸艺术，虽每天上班，想必日子也很不好过。一天回家，父亲对我说，他们几个同事商议好准备一起出去串联（“串联”是“文革”时的一个专用名词，即号召革命群众到全国各地去传播革命精神，输出造反行动，沿途政府要给予方便，除了飞机以外，所有的交通工具对“串联”一律免收费用）。父亲说想带我一起去。见我犹豫，母亲也来帮腔，认为可以同父亲有个照应（其时父亲不到50岁，正属壮年）。于是说定了第二天一清早在松江某地集合。
　　我是万没有想到，一生老实厚道的父亲竟然对我撒了一个弥天大谎。第二天凌晨赶到松江，谎言不攻而破。哪里有什么同行的同事，空旷的公路上，寒风凛冽，万物凋零，只有我们父子两人，四目相对，恍惚间瞅见父亲向我投来诡谲的一笑。
　　父亲用他敦厚温暖的大手，牵着我迈出了西行“串联”的第一步。
　　父亲说，我们到南京去。我不可能有异议。父亲对一切早有筹划。而我，从未远离过家门，因此目的地在哪里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满足了一个懵懂少年对外部世界的期望。
　　后来我知道，从上海到南京约有300多公里的路程，可谓漫漫长途。好在沪宁一带历来富庶，沿途多的是江南小镇，名胜古迹。如果换作现在，那应该是一次多么心旷神怡的旅行啊。有亲情，有父爱，有湖光山色，有美味小吃……可在那革命年代，一路上都是肃杀之气，满眼是大字报、高帽子、红袖章、绿军装，满耳是口号声、语录声……
　　我们大约走了8天到了镇江，由镇江到南京则搭乘了汽车。时隔50多年，一路上的行走跋涉，饮食起居，风土人情，趣闻轶事已十分模糊。只记得随身带了一条毛毯，军绿色的，还有只铝制的仿军用水壶，并不保温。是不是还带了干粮，是不是备有换洗衣物等，完全没有印象。
　　我们是北上，应该沿着现在的104国道。父子俩一路奮力前行，顶着凛冽的北风，好像并不怎么交谈。只是在落脚投宿后，父亲才会同我讲一些当地的典故。记得在丹阳那天，父亲兴致特别高，不但带我去逛了大街，甚至还买了一包牛肉让我品尝，至今还记得那时的惊喜和牛肉的美味。粉红色的牛肉，区区几片，薄如蝉翼，嚼在口中，两颊生香。
　　除了目的地南京逗留了有四五天外，其余地方都仅投宿一晚而已。第一天路最多，落脚在安亭附近的陆家浜镇，然后依次为苏州、望亭、无锡、常州、奔牛、丹阳和镇江。当时没有想到，数年之后我会在无锡工作、安家，30多年奔波在这条线上，直至退休重返上海。
　　根据指令，“串联”人员均由当地免费接待。所以沿途不论县市还是小镇、街道都设有接待站，地点大多选在当地学校，也有借用旅馆的。记得第一天在陆家浜，面对接待人员的盘问，父亲竟然掏出来一张介绍信，证明乃师傅带徒弟出来“串联”。父亲说：“一路上人都走散了，只剩下一个徒弟还留在身边，是一个听话有孝心的好孩子。”我愕然。
　　这次“串联”连去带回，总有半个月之久。似乎十分顺利。记不得有什么风雨交加或头痛脑热。只是我的脚上起过两个大泡，晶莹透亮，父亲用针将其刺透，使血水流尽，第二天便复原如初。那时在我的眼里，父亲真是无事不晓，无事不能。仅这挑水泡一项，便使我日后受用不小，尤其是到东北下乡以后。
　　在无锡停留的一天，父亲带我去走访了一个老友，已记不清是谁了。前一个时期，看到大哥一篇回忆父亲的剪纸师父武万恒的文章，猜想无锡那位是不是武万恒先生的女儿，一位颇具名气的京剧花旦演员，因革命运动的缘故而闲居在家。不过到了南京以后，父亲陆陆续续带我去串了好几个门，好像也与武万恒先生有关，具体是些什么人，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常想，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记忆。没有了记忆，便没有了历史。看来要抹杀历史的最好方法，就是改变甚至抹掉人的记忆。
　　今天我已是70高龄。我们4个子女，父亲母亲均是疼爱有加，并不厚此薄彼。当然，我们禀赋各异，承受父母的期望也各有不同。但是50多年前，能与父亲同行串联，半个多月如影随形，这份独得的父爱是其他兄弟妹妹未曾享受到的，是父母亲赠予我的特殊财富。所以，写这篇小文，以追忆天国的父亲母亲，以感激他们的无限恩泽！
　　（作者为工艺美术特级大师、剪纸艺术家王子淦之子）责任编辑 崖丽娟 王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