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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南”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差距最小的地区。苏南城市化历史进程表明：苏南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可分为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两种，内在机制主要是工业化、要素集聚与制度变迁三大因素，归根结底是要素的高级化，而外在机制则是政府的行政推动。
关键词：苏南地区；城市化进程；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９０（２００8）11－００45-06
一、问题的提出
苏南地区是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极，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全面、最和谐、最迅速的地区之一。2005年，苏南地区生产总值高达11 417.34亿元，比2004年增长19％，而全国GDP增速仅为10.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突破50 000元，并以不到江苏省1/3的人口创造出超过全省2/3的地区生产总值。2005年，苏南地区进出口总额达到2 092.59亿美元，占江苏省进出口总额的91.8%。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2000年底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6∶55∶39）相比，2005年底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3∶60∶37①。
“苏南”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库滋涅茨、钱纳里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经济发展决定城市化，同时城市化又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②。《2006年江苏城市发展问题与前瞻报告》的研究显示：2005年苏南地区城市化率超过60％，远远高于全省城市化的平均水平50.5％。
“苏南”作为中国经济社会最具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的地区，其独创性地形成了“苏南模式”以及“新苏南模式”。在当前阶段，研究“苏南”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协调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苏南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以及推广苏南经验，加快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苏南城市化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人民在发展自身经济和社会的过程中，开创性地形成了“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并非是独立割裂的，新苏南模式是苏南模式的继承、突破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苏南”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苏南模式向新苏南模式过渡。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苏南”的城市化进程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苏南”的城市化是分阶段进行的，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划分。洪银兴、陈雯（2000）把江苏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城镇化；二是城镇城市化；三是城市现代化[1]。笔者认为，从城市化发展动力方面来讲，苏南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乡镇工业为动力推动的阶段；二是以外向型经济为动力推动的阶段。
1. 以乡镇工业为动力推动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苏南乡镇政府的积极介入和大力扶持下，苏南的乡镇企业办得红红火火，这主要归结于苏南地区独特的历史人文传统和现实经济资源禀赋，苏南地区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当地人民勤劳俭朴，农业生产率相对较高，在明、清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家庭手工业、纺织业基础，加之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水陆交通条件，自古以来该地区就商贾云集，形成了许多小有规模的集镇。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同时产生了以“实业救国”为核心的思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苏南地区农业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而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加剧，这就促使人们产生了创办工业企业的冲动，而当时短缺经济和解放思想的大环境将人们这种冲动变为了现实。由于当时还存在着计划经济的痕迹，经济资源大多掌握在乡镇政府手中，因此乡镇政府便代表人们行使企业家职能进行筹资，组织生产资源，鼓励农民转移到乡镇企业中去等。
乡镇企业的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大量小城镇的涌现和繁荣。因为乡镇企业兴办工业要求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聚集各类生产要素来组织生产。这就使得原先衰落的那些地理位置较好、交通比较便利的小城镇成为人们的首选，因此许多乡镇企业都依傍小城镇建厂。乡镇企业的兴起对劳动力产生了大量的需求，在当时城乡劳动力还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都纷纷涌向了乡镇企业，这就产生许多“通勤工人”，为了降低“通勤成本”，这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乡镇工业部门的人们开始搬到距离乡镇企业很近的小城镇居住，随着大量乡镇企业在小城镇周围集聚，转移到小城镇居住的人也越来越多，从而促进了小城镇的成长与繁荣。大量小城镇的兴起，缓解了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了载体，带动了苏南经济的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南小城镇的发展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是规模小，分布散，不利于经济能量的集聚和城市化的进程。季小立（2004）概括出当时苏南地区小城镇发展的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集聚效应弱，重复建设、产业同构现象严重，专业化程度低导致分工协作困难；二是废水、废气、废渣等排放分散，不利于集中处理，增加了环保部门监控和治理污染的难度；三是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实行保护政策，批租廉价土地给乡镇企业，导致耕地浪费严重，使得人多地少矛盾加剧[2]。
2. 以外向型经济为动力推动的阶段。苏南城市化以外向型经济为动力推动的阶段基本上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90年代初中期，苏南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出现了诸多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乡镇企业经营效益的下滑和小城镇的“处处点火”、“户户冒烟”所导致的资源浪费，这就迫切需要对乡镇企业现有的产权体制进行改制和城镇城市化。而乡镇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经营亏损、资产流失的情况，为了减轻政府负担、摆脱相关责任也积极支持和推进乡镇企业产权改制，这样乡镇政府便逐步从乡镇企业产权中退出。
改制后的乡镇企业被推向了市场，为了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苏南”的乡镇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减员增效和重新定位。裁减企业冗员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失去了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从而在一段时间内导致苏南地区的小城镇人口出现负增长。
在乡镇企业改制的同时，外资开始进驻“苏南”，苏南经济的发展模式也随之发生调整，从积极兴办乡镇工业转向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突出表现为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引进外资，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开发区、工业园区的涌现。截至2005年，仅江苏无锡就有3个国家级开发区和5个省级开发区，苏州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也相当多，比如苏州高新区、新加坡工业园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等。开发区、工业园区良好的基础设施、便捷的配套、优惠的政策条件吸引了大量外资，这也从一个侧面加速了乡镇企业的产权体制改革，理性的地方政府更愿意扶持外资企业的发展。这样大量的外资企业都纷纷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聚集，而被推向市场的原先像“一盘散沙”分布的乡镇企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也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聚。在“与狼共舞”的环境下，一些乡镇企业开始寻求与外资合作，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因此2000年之后，苏南的乡镇企业又开始出现复苏的势头。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开发区、工业园区的繁荣又为城镇城市化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外资的大量引入不但吸收了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也对城市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现代经济中，城市是市场中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散地。城市化不但是“人口城市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市现代化，比如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投资服务环境的改善、教育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等等。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苏南地区文教科卫事业费高达159.36亿元，国际互联网用户共计219.31万户，私人汽车拥有量达77.17万辆，城镇恩格尔系数为0.37。
三、苏南城市化动力机制
理论界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比如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认为工业部门的扩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托达罗则认为城市工业部门较高的工资收入期望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此外，还有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如Henderson（1974）、Tolley，Gardner， and Graves（1979）、Ades and Glaeser（1995）以及Fujita、Krugman（2000）等，他们大多认为城市化的发生与发展受农业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崛起这三大力量的推动和引导。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经济学所认为的城市化三大动力因素分别对应着苏南城市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小城镇化时期，主要推动力是农业的发展和工业化，到了城镇城市化时期，起推动作用的则主要是工业化，而城市现代化时期，第三产业的崛起则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是一些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时提出了不同意见。林国蛟（2004）认为基于中国的国情，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应该是工业化、要素集聚与制度变迁[3]。吴伯均等（2006）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主要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推动模式，自上而下推动模式包括中心城市的扩散、大型建设项目的带动和引进外资兴办开发区三种类型；而自下而上推动模式则主要通过民间筹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城镇区或具有区位优势的地点兴办第二、第三产业和城镇配套设施，推动乡村城镇化进程”[4]。而笔者认为，苏南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应该分为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内在机制主要是工业化、要素集聚与制度变迁三大因素，而外在机制则是政府的行政推动。
1. 工业化。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同时两者又是相互促进的，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发展载体。钱纳里和赛尔奎认为在城市化初期，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而当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同处于13％左右后，城市化开始加速并反过来促进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工业化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就会，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彻底改变了农业的技术基础，为农业提供了许多先进的农业生产资料，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为城市发展聚集了人气，扩大了城市规模，同时也优化了产业结构。（2）工业化与城市化一样也具有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工业化要求生产走向集中，当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许多工业企业为了充分利用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会在空间上从分散走向集中，企业的集中会导致人口、消费、科技、文化、信息等现代城市要素的集中，从而促进了城市化进程。（3）工业化的扩散效应使得现代城市经济关系、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逐渐渗透到农村，密切农村与城市的联系，从而加速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农村的现代化又为城市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工业化的不同时期，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从理论上讲，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的初期，劳动人口分散在农村，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剩余劳动力和资本的积累，这一时期城市化也处于萌芽期。正如前文所描述的２０世纪80年代苏南地区的城市化，小城镇作为一种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产物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城市化过程中重要的量变时期。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这种小城镇的弊端开始显现，小城镇已经容纳不下工业的迅速发展，这时的工业企业遭遇到了劳动力和市场瓶颈，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工业密集区聚集，城市规模开始扩大，数量开始增加，城市功能也进一步完善，这一过程又叫做城市化的质变过程。苏南地区城市化的两个阶段印证了工业化是城市化根本动力的论断。
对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关系的量化测度，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钱纳里标准，另一种是IU比和NU比标准。I表示劳动力工业化率，用工业劳动力与总劳动力之比来度量，U表示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来度量，N表示非农化率，用二三产业劳动力与总劳动力之比来度量。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之比（I/U）、非农化率于城镇化率之比（N/U）可以考察经济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如果I/U、N/U大于1，则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反之则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当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这三者间协调发展时，I/U和N/U的国际标准值分别是0.5和1.2。
许多经济学家在对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之间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库兹涅兹指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以及工业化后期三个阶段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分别是22.9%~32%、36%~65.8%、68.2%。
2. 要素集聚。城市化的另一个动因就是要素集聚，其实质就是因为集聚经济的存在。集聚经济本义是指“一批厂商因为彼此位于邻近而可能产生的经济效果或费用减少”[5]。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集聚经济的内涵被放大，它通常被认为是因企业、居民的空间集中而带来的经济利益或成本的节约[6]。
集聚经济的产生应归因于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以及外部经济效应。分工与专业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费用的减少。规模经济也是产生集聚的一个重要源泉。外部经济效应存在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对于生产企业而言，外部经济的存在会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这就导致相关企业在空间上集中起来分享外部经济效应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外部经济会增加消费者的效用，促使消费者的集聚，这就从宏观上影响着城市的空间布局和经济发展。
空间经济学将集聚经济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内部规模经济、区域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这三个层次上的集聚经济本质上就是指企业的效益、行业的规模效益和城市的规模效益。而集聚经济这三个层次的划分正好反映了要素集聚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
总而言之，要素集聚是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劳动力的集聚为城市化提供了发展主体，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聚则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现代化。
3. 制度变迁。制度（institution）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泛指协调人们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在现代经济中，制度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人类活动的效率和效果，制度因素已经由既定的外生变量演化成为现代文明关键性的内生变量。
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根植于社会文化，深受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制度变迁是城市化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城市化实质上就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资本投资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技术由传统农业技术向先进农业、工业、服务业技术提升，技术提升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人力资本重新配置的过程。
从苏南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体会到制度变迁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为苏南乡镇企业的兴起提供了机遇，而乡镇政府参与企业产权的制度安排在一段时期内确确实实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推动了小城镇的兴起。当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即20世纪90年代初期左右，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弊端日益显现，这是因为当时的制度安排已经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了，于是迫使乡镇企业进行改制，城市化道路进行转变。随着外资经济在一系列促进其发展的制度安排下发展起来后，城市化开始呈现新的发展模式，即以外资经济为主要推动力的城市化模式。同时，苏南城市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市容、市貌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变迁是苏南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大动因。
4. 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作用。在中国，城市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在动力机制——政府的行政推动，它不同于上面所分析的工业化、要素集聚、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政府行政推动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政府“强势”地位决定的。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政府掌控了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因此，政府对于一个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影响相当重大。
洪银兴等（2003）分析了政府主导城市化进程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其一是传统体制的影响刺激政府对城市进行建设投资；其二是大部分建设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其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和相关法律的欠缺[7]。笔者认为，政府主导城市化是在特定的体制环境下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必然结果。
如果我们把城市化内在动力机制看成是“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政府的政策引导就是推动城市化的“看得见的手”。正如西方经济学中提到的，市场和政府都是影响资源配置的两大力量一样，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内在动力机制应该起主导作用，外在动力机制则起辅助作用。在内在动力机制失灵或不起作用的领域，外在动力机制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比如政府制定规划科学引导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空间布局、政府颁布政策完善各类要素市场加快要素的自由流动等等。
从苏南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苏南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多数都是乡镇政府出面利用原有的资本积累或贷款兴办的。由于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与乡镇企业的效益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在当时的政绩考核体制下，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是当地地方官员提升的重要途径，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南地区的乡镇政府更多地是以企业家的面目出现，与通常意义上的政府组织相去甚远。为了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政府采取了多种倾斜措施，比如财政补贴、地方保护等等。同时，在乡镇企业催生人口转移和人口集聚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表现为大力发展小城镇。但是随着乡镇企业自身发展的后劲不足和小城镇弊端的日益显现，从90年代初开始，苏南经济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即外资的进入和乡镇企业改制。这一时期，外资的发展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地方政府开始纷纷转而吸引外资的进驻，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建设就是这一时期吸引外资的重要特征。为了解决小城镇发展“小而散”的问题，政府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撤乡并镇，随着城市功能的日益完善，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外资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改变作用范围，弱化经济建设职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而政绩考核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则为地方政府更好、更科学地推动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激励。
上文我们分别从内在、外在两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正如前面所说，在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中内在机制始终是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外在机制——政府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它可以加速或减缓城市化进程，这一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强政府”的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从改革开放将近30年来苏南地区城市化的进程中就可以明显体会到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说政府的作用与苏南城市化是“形影相随”的。
而对于内在机制对城市化的推进作用，笔者认为其实质是要素的不断高级化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不论是工业化、要素集聚还是制度变迁，实际上都是要素高级化的过程。工业化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成城市劳动力，农业资本转变成工业资本，传统的农业技术提升为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工业技术等等；要素集聚使得单个生产要素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发挥出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单个生产要素产生了质的飞跃；制度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不断创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说要
素的高级化才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它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城市化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见图1）。
四、结论
综观苏南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在工业化、要素集聚、制度变迁、政府推进等动因的推动下，苏南的城市化经历了小城镇化、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目前苏南中心城市发展迅速，城市功能日趋完善，经济能量急剧增加，中心城市化开始发挥其辐射功能，带动二三级城市的发展，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
笔者认为目前苏南地区城市化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苏南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各国城市化历史轨迹研究后发现，城市化是分阶段进行的，并呈现一条平滑的“S”型曲线，当城市化率达到30％之后，城市化速度开始明显加快，而当城市化率到达70％之后，城市化速度又开始趋于平稳上升。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苏南地区的整体城市化率已经突破60％，因此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二是苏南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很多学者在应用IU之比、NU之比指标、钱纳里发展模型、库滋涅茨工业化、城市化比较指标等方法对苏南城市化进行实证分析后都得出这样的结论。造成苏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转变不同步，当然还有一些制度方面的因素，比如户籍制度等等。
虽然近几年来，苏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速度都非常迅速，但是仍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城市之间相互竞争，竞相打造“中心城市”，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杨小凯认为不可能所有城市都成为大城市，在整个城市体系应该呈现层级发展的特点。不同的城市处于不同的位置，发挥不同的作用，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市功能体系。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定位不准以及政府激励的不合理。另外，苏南城市化片面追求速度，缺乏对城市质量的提高，正如前文所说，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数量增加的过程，更是城市质量提升的过程。还有，城市规划缺乏长远性和科学性，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较低，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这些现实问题还有待于在发展中进一步得以解决和完善。
注释：
①库滋涅茨提出的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标准比重为12.7∶37.8∶49.5，三次产业从业人数的标准比例为15.9:36.8∶47.3。
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滋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认为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三者是密切联系的。
参考文献：
［1］洪银兴，陈雯.城市化模式的新发展——以江苏为例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0，（12）：66－71.
［2］季小立，等.“苏南模式”城市化及其演进［J］.理论与现代化，2004，（6）：10－15.
［3］林国蛟.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研究［D］.浙江大学，2004.
［4］吴伯均，钱世超，等.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302-303.
［5］Alan W. Evans.城市经济学［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43.
［6］吕玉印.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14.
［7］洪银兴，等.城市经营和城市政府的改革［J］.管理世界.2003，（8）.
责任编辑：艾岚
责任校对：学诗
关键词：苏南地区；城市化进程；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９０（２００8）11－００45-06
一、问题的提出
苏南地区是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极，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全面、最和谐、最迅速的地区之一。2005年，苏南地区生产总值高达11 417.34亿元，比2004年增长19％，而全国GDP增速仅为10.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突破50 000元，并以不到江苏省1/3的人口创造出超过全省2/3的地区生产总值。2005年，苏南地区进出口总额达到2 092.59亿美元，占江苏省进出口总额的91.8%。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2000年底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6∶55∶39）相比，2005年底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3∶60∶37①。
“苏南”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库滋涅茨、钱纳里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经济发展决定城市化，同时城市化又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②。《2006年江苏城市发展问题与前瞻报告》的研究显示：2005年苏南地区城市化率超过60％，远远高于全省城市化的平均水平50.5％。
“苏南”作为中国经济社会最具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的地区，其独创性地形成了“苏南模式”以及“新苏南模式”。在当前阶段，研究“苏南”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协调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苏南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以及推广苏南经验，加快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苏南城市化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人民在发展自身经济和社会的过程中，开创性地形成了“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苏南模式和新苏南模式并非是独立割裂的，新苏南模式是苏南模式的继承、突破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苏南”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苏南模式向新苏南模式过渡。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苏南”的城市化进程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苏南”的城市化是分阶段进行的，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划分。洪银兴、陈雯（2000）把江苏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城镇化；二是城镇城市化；三是城市现代化[1]。笔者认为，从城市化发展动力方面来讲，苏南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乡镇工业为动力推动的阶段；二是以外向型经济为动力推动的阶段。
1. 以乡镇工业为动力推动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苏南乡镇政府的积极介入和大力扶持下，苏南的乡镇企业办得红红火火，这主要归结于苏南地区独特的历史人文传统和现实经济资源禀赋，苏南地区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当地人民勤劳俭朴，农业生产率相对较高，在明、清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家庭手工业、纺织业基础，加之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水陆交通条件，自古以来该地区就商贾云集，形成了许多小有规模的集镇。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同时产生了以“实业救国”为核心的思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苏南地区农业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而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加剧，这就促使人们产生了创办工业企业的冲动，而当时短缺经济和解放思想的大环境将人们这种冲动变为了现实。由于当时还存在着计划经济的痕迹，经济资源大多掌握在乡镇政府手中，因此乡镇政府便代表人们行使企业家职能进行筹资，组织生产资源，鼓励农民转移到乡镇企业中去等。
乡镇企业的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大量小城镇的涌现和繁荣。因为乡镇企业兴办工业要求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聚集各类生产要素来组织生产。这就使得原先衰落的那些地理位置较好、交通比较便利的小城镇成为人们的首选，因此许多乡镇企业都依傍小城镇建厂。乡镇企业的兴起对劳动力产生了大量的需求，在当时城乡劳动力还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都纷纷涌向了乡镇企业，这就产生许多“通勤工人”，为了降低“通勤成本”，这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乡镇工业部门的人们开始搬到距离乡镇企业很近的小城镇居住，随着大量乡镇企业在小城镇周围集聚，转移到小城镇居住的人也越来越多，从而促进了小城镇的成长与繁荣。大量小城镇的兴起，缓解了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了载体，带动了苏南经济的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南小城镇的发展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是规模小，分布散，不利于经济能量的集聚和城市化的进程。季小立（2004）概括出当时苏南地区小城镇发展的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集聚效应弱，重复建设、产业同构现象严重，专业化程度低导致分工协作困难；二是废水、废气、废渣等排放分散，不利于集中处理，增加了环保部门监控和治理污染的难度；三是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实行保护政策，批租廉价土地给乡镇企业，导致耕地浪费严重，使得人多地少矛盾加剧[2]。
2. 以外向型经济为动力推动的阶段。苏南城市化以外向型经济为动力推动的阶段基本上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90年代初中期，苏南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出现了诸多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乡镇企业经营效益的下滑和小城镇的“处处点火”、“户户冒烟”所导致的资源浪费，这就迫切需要对乡镇企业现有的产权体制进行改制和城镇城市化。而乡镇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经营亏损、资产流失的情况，为了减轻政府负担、摆脱相关责任也积极支持和推进乡镇企业产权改制，这样乡镇政府便逐步从乡镇企业产权中退出。
改制后的乡镇企业被推向了市场，为了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苏南”的乡镇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减员增效和重新定位。裁减企业冗员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失去了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从而在一段时间内导致苏南地区的小城镇人口出现负增长。
在乡镇企业改制的同时，外资开始进驻“苏南”，苏南经济的发展模式也随之发生调整，从积极兴办乡镇工业转向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突出表现为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引进外资，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开发区、工业园区的涌现。截至2005年，仅江苏无锡就有3个国家级开发区和5个省级开发区，苏州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也相当多，比如苏州高新区、新加坡工业园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等。开发区、工业园区良好的基础设施、便捷的配套、优惠的政策条件吸引了大量外资，这也从一个侧面加速了乡镇企业的产权体制改革，理性的地方政府更愿意扶持外资企业的发展。这样大量的外资企业都纷纷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聚集，而被推向市场的原先像“一盘散沙”分布的乡镇企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也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聚。在“与狼共舞”的环境下，一些乡镇企业开始寻求与外资合作，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因此2000年之后，苏南的乡镇企业又开始出现复苏的势头。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开发区、工业园区的繁荣又为城镇城市化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外资的大量引入不但吸收了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也对城市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现代经济中，城市是市场中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散地。城市化不但是“人口城市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城市功能的提升——城市现代化，比如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投资服务环境的改善、教育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等等。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苏南地区文教科卫事业费高达159.36亿元，国际互联网用户共计219.31万户，私人汽车拥有量达77.17万辆，城镇恩格尔系数为0.37。
三、苏南城市化动力机制
理论界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比如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认为工业部门的扩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托达罗则认为城市工业部门较高的工资收入期望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此外，还有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如Henderson（1974）、Tolley，Gardner， and Graves（1979）、Ades and Glaeser（1995）以及Fujita、Krugman（2000）等，他们大多认为城市化的发生与发展受农业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崛起这三大力量的推动和引导。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经济学所认为的城市化三大动力因素分别对应着苏南城市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小城镇化时期，主要推动力是农业的发展和工业化，到了城镇城市化时期，起推动作用的则主要是工业化，而城市现代化时期，第三产业的崛起则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是一些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时提出了不同意见。林国蛟（2004）认为基于中国的国情，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应该是工业化、要素集聚与制度变迁[3]。吴伯均等（2006）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主要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推动模式，自上而下推动模式包括中心城市的扩散、大型建设项目的带动和引进外资兴办开发区三种类型；而自下而上推动模式则主要通过民间筹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城镇区或具有区位优势的地点兴办第二、第三产业和城镇配套设施，推动乡村城镇化进程”[4]。而笔者认为，苏南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应该分为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内在机制主要是工业化、要素集聚与制度变迁三大因素，而外在机制则是政府的行政推动。
1. 工业化。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同时两者又是相互促进的，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发展载体。钱纳里和赛尔奎认为在城市化初期，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而当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同处于13％左右后，城市化开始加速并反过来促进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工业化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就会，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彻底改变了农业的技术基础，为农业提供了许多先进的农业生产资料，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为城市发展聚集了人气，扩大了城市规模，同时也优化了产业结构。（2）工业化与城市化一样也具有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工业化要求生产走向集中，当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许多工业企业为了充分利用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会在空间上从分散走向集中，企业的集中会导致人口、消费、科技、文化、信息等现代城市要素的集中，从而促进了城市化进程。（3）工业化的扩散效应使得现代城市经济关系、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逐渐渗透到农村，密切农村与城市的联系，从而加速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农村的现代化又为城市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工业化的不同时期，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从理论上讲，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的初期，劳动人口分散在农村，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剩余劳动力和资本的积累，这一时期城市化也处于萌芽期。正如前文所描述的２０世纪80年代苏南地区的城市化，小城镇作为一种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产物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城市化过程中重要的量变时期。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这种小城镇的弊端开始显现，小城镇已经容纳不下工业的迅速发展，这时的工业企业遭遇到了劳动力和市场瓶颈，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工业密集区聚集，城市规模开始扩大，数量开始增加，城市功能也进一步完善，这一过程又叫做城市化的质变过程。苏南地区城市化的两个阶段印证了工业化是城市化根本动力的论断。
对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关系的量化测度，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钱纳里标准，另一种是IU比和NU比标准。I表示劳动力工业化率，用工业劳动力与总劳动力之比来度量，U表示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来度量，N表示非农化率，用二三产业劳动力与总劳动力之比来度量。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之比（I/U）、非农化率于城镇化率之比（N/U）可以考察经济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如果I/U、N/U大于1，则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反之则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当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这三者间协调发展时，I/U和N/U的国际标准值分别是0.5和1.2。
许多经济学家在对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之间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库兹涅兹指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以及工业化后期三个阶段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分别是22.9%~32%、36%~65.8%、68.2%。
2. 要素集聚。城市化的另一个动因就是要素集聚，其实质就是因为集聚经济的存在。集聚经济本义是指“一批厂商因为彼此位于邻近而可能产生的经济效果或费用减少”[5]。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集聚经济的内涵被放大，它通常被认为是因企业、居民的空间集中而带来的经济利益或成本的节约[6]。
集聚经济的产生应归因于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以及外部经济效应。分工与专业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费用的减少。规模经济也是产生集聚的一个重要源泉。外部经济效应存在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对于生产企业而言，外部经济的存在会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这就导致相关企业在空间上集中起来分享外部经济效应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外部经济会增加消费者的效用，促使消费者的集聚，这就从宏观上影响着城市的空间布局和经济发展。
空间经济学将集聚经济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内部规模经济、区域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这三个层次上的集聚经济本质上就是指企业的效益、行业的规模效益和城市的规模效益。而集聚经济这三个层次的划分正好反映了要素集聚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
总而言之，要素集聚是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劳动力的集聚为城市化提供了发展主体，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聚则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现代化。
3. 制度变迁。制度（institution）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泛指协调人们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在现代经济中，制度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人类活动的效率和效果，制度因素已经由既定的外生变量演化成为现代文明关键性的内生变量。
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根植于社会文化，深受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制度变迁是城市化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城市化实质上就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资本投资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技术由传统农业技术向先进农业、工业、服务业技术提升，技术提升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人力资本重新配置的过程。
从苏南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体会到制度变迁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为苏南乡镇企业的兴起提供了机遇，而乡镇政府参与企业产权的制度安排在一段时期内确确实实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推动了小城镇的兴起。当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即20世纪90年代初期左右，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弊端日益显现，这是因为当时的制度安排已经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了，于是迫使乡镇企业进行改制，城市化道路进行转变。随着外资经济在一系列促进其发展的制度安排下发展起来后，城市化开始呈现新的发展模式，即以外资经济为主要推动力的城市化模式。同时，苏南城市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市容、市貌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变迁是苏南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大动因。
4. 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作用。在中国，城市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在动力机制——政府的行政推动，它不同于上面所分析的工业化、要素集聚、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政府行政推动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政府“强势”地位决定的。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政府掌控了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因此，政府对于一个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影响相当重大。
洪银兴等（2003）分析了政府主导城市化进程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其一是传统体制的影响刺激政府对城市进行建设投资；其二是大部分建设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其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和相关法律的欠缺[7]。笔者认为，政府主导城市化是在特定的体制环境下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必然结果。
如果我们把城市化内在动力机制看成是“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政府的政策引导就是推动城市化的“看得见的手”。正如西方经济学中提到的，市场和政府都是影响资源配置的两大力量一样，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内在动力机制应该起主导作用，外在动力机制则起辅助作用。在内在动力机制失灵或不起作用的领域，外在动力机制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比如政府制定规划科学引导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空间布局、政府颁布政策完善各类要素市场加快要素的自由流动等等。
从苏南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苏南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多数都是乡镇政府出面利用原有的资本积累或贷款兴办的。由于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与乡镇企业的效益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在当时的政绩考核体制下，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是当地地方官员提升的重要途径，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南地区的乡镇政府更多地是以企业家的面目出现，与通常意义上的政府组织相去甚远。为了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政府采取了多种倾斜措施，比如财政补贴、地方保护等等。同时，在乡镇企业催生人口转移和人口集聚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表现为大力发展小城镇。但是随着乡镇企业自身发展的后劲不足和小城镇弊端的日益显现，从90年代初开始，苏南经济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即外资的进入和乡镇企业改制。这一时期，外资的发展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地方政府开始纷纷转而吸引外资的进驻，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建设就是这一时期吸引外资的重要特征。为了解决小城镇发展“小而散”的问题，政府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撤乡并镇，随着城市功能的日益完善，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外资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改变作用范围，弱化经济建设职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而政绩考核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则为地方政府更好、更科学地推动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激励。
上文我们分别从内在、外在两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正如前面所说，在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中内在机制始终是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外在机制——政府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它可以加速或减缓城市化进程，这一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强政府”的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从改革开放将近30年来苏南地区城市化的进程中就可以明显体会到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说政府的作用与苏南城市化是“形影相随”的。
而对于内在机制对城市化的推进作用，笔者认为其实质是要素的不断高级化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不论是工业化、要素集聚还是制度变迁，实际上都是要素高级化的过程。工业化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成城市劳动力，农业资本转变成工业资本，传统的农业技术提升为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工业技术等等；要素集聚使得单个生产要素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发挥出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效应，在这一过程中单个生产要素产生了质的飞跃；制度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不断创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说要
素的高级化才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它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城市化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见图1）。
四、结论
综观苏南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在工业化、要素集聚、制度变迁、政府推进等动因的推动下，苏南的城市化经历了小城镇化、城镇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目前苏南中心城市发展迅速，城市功能日趋完善，经济能量急剧增加，中心城市化开始发挥其辐射功能，带动二三级城市的发展，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城市层级体系。
笔者认为目前苏南地区城市化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苏南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各国城市化历史轨迹研究后发现，城市化是分阶段进行的，并呈现一条平滑的“S”型曲线，当城市化率达到30％之后，城市化速度开始明显加快，而当城市化率到达70％之后，城市化速度又开始趋于平稳上升。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苏南地区的整体城市化率已经突破60％，因此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二是苏南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很多学者在应用IU之比、NU之比指标、钱纳里发展模型、库滋涅茨工业化、城市化比较指标等方法对苏南城市化进行实证分析后都得出这样的结论。造成苏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转变不同步，当然还有一些制度方面的因素，比如户籍制度等等。
虽然近几年来，苏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速度都非常迅速，但是仍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城市之间相互竞争，竞相打造“中心城市”，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杨小凯认为不可能所有城市都成为大城市，在整个城市体系应该呈现层级发展的特点。不同的城市处于不同的位置，发挥不同的作用，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市功能体系。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定位不准以及政府激励的不合理。另外，苏南城市化片面追求速度，缺乏对城市质量的提高，正如前文所说，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数量增加的过程，更是城市质量提升的过程。还有，城市规划缺乏长远性和科学性，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较低，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这些现实问题还有待于在发展中进一步得以解决和完善。
注释：
①库滋涅茨提出的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标准比重为12.7∶37.8∶49.5，三次产业从业人数的标准比例为15.9:36.8∶47.3。
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滋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认为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三者是密切联系的。
参考文献：
［1］洪银兴，陈雯.城市化模式的新发展——以江苏为例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0，（12）：66－71.
［2］季小立，等.“苏南模式”城市化及其演进［J］.理论与现代化，2004，（6）：10－15.
［3］林国蛟.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研究［D］.浙江大学，2004.
［4］吴伯均，钱世超，等.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发展［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302-303.
［5］Alan W. Evans.城市经济学［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43.
［6］吕玉印.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14.
［7］洪银兴，等.城市经营和城市政府的改革［J］.管理世界.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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