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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保公益、保农村、保预防三个方面探索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提出符合国情、世情和行业实际的应对政策建议。
[关键词]看病难；看病贵；“三保”
[中图分类号]D922.1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16-0009-02
切实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的总体目标，也是治国安邦的最大民生工程。卫生部调查显示，群众患病时，有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就诊，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迫在眉睫。笔者认为解决这一突出问题，重在保公益、保农村、保预防。
一、保公益
看病难看病贵，祸起公益失守带来的医药费用猛涨、个人负担比例过大。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减轻群众负担，是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首要前提。本次医改强调公益性，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公益”有赖于财力支撑。
一是加大投入保公益。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加大卫生投入，提供公共卫生产品，确保群众治病少花钱，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也是保障公益性、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关键。目前，我国卫生投入不足。首先，占GDP比重偏低。近年来，世界各国卫生投入占GDP比重不断提高。2008年，巴西卫生投入占GDP比重达10.4％；欧洲国家平均为10％；美国为17％，人均医疗费达8000美元；而我国只有4％，年人均卫生费用仅900元。其次，增幅低于财政支出增幅。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每年卫生投入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支出增长幅度。然而2002—2007年，我国预算卫生支出从908.51亿元增加到1778.9亿元，占财政总支出比例从4.12％升至4.58％，年均增幅仅0.09％，远低于同期财政年均支出增幅18％。第三，居民自付比例剧升。1980—2006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从143.2亿元猛增到9843.3亿元.增长68倍。同期政府和社会投入由78.8％降至50.7％.居民自付比例由21.2％增至49.3％，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居民自付38.2％。
医改方案提出3年投入8500亿元，这是历史性进步。但总体偏小，年人均仅218元，应视财政增长予以追补。并采取强力措施，确保每年政府卫生投入增幅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幅落实到位，使卫生投入步人稳定持续增长之道。
二是科学补偿保公益。药品加成收入制度取消后.国家应合理补偿公立医院因此造成的亏损，确保医院正常运转和医护人员合理收入，才能促进医保公益性回归和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缓解。目前的医改方案还没有提出细则性补偿政策。
作为医疗卫生的“国家队”，公立医院是我国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主体力量，担负着紧急救治、援外、支农、支边等公共服务重任，坚守公益性、缓解看病难看病贵自古就是医院的天职。广大医务人员常年工作在救死扶伤第一线，劳动强度大，承担着医疗责任风险，理当受到社会尊重。然而，我国因投入不足而长期沿用的“以药补医”政策，迫使医院为了生存发展，开大方、用贵药、过度医疗，加重了患者经济负担。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医疗服务按成本收费并通过医疗保险支付得到合理补偿的条件已成熟，应尽快补偿到位，使医疗服务价格真正体现服务成本和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
二、保农村
看病难看病贵，根在农村医疗质量低下，群众看病不放心，宁愿花更多的钱，舍近求远挤到大医院看病。建立方便快捷和高水平的农村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方便群众看病，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减轻群众负担.是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根本保障。医改意见提出“以农村为重点”的基本方针和“三年目标”，彰显中央保农村的决心。但目标需要具体措施落实。农村卫生积重难返。百废待兴，在三年内速成任务艰巨。保农村应从二处突围。
一是配足配强农村卫生编制。首先，要科学配置人才。我国最贫困、最需要加强农村卫生的中西部地区，却面临人才最紧缺的尴尬。目前中、西部农村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分别为0.89、0.87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93人。应加强中西部人才配置，统筹地区协调发展。其次，要核编配足人才。我国农村卫生最大的危机是人才紧缺，目前主要是一批50岁以上的乡医苦撑危局，有志于乡村卫生的年轻人才越来越少。农村卫生如果不能薪火相传，随着老一代乡医纷纷故去，将面临人才断链危机。
二是合理待遇稳住人才队伍。医疗服务产品的提供是通过医务人员对患者的服务过程完成的，只有切实保障医务人员的合法利益，才能稳定人才队伍，真正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首先，要保障合理收入。农村县、乡、村三级医务人员常年奋战在基层一线，守护着占全国人口80％的8亿多农民的健康安全。然而，我国不少乡医辛苦一生，却家徒四壁，自然难以“悬壶济世”。全国80％的村医要靠个人微薄收入改建医疗用房和购买药品。应尽快解决县、乡、村医务人员合理薪酬问题。对乡镇卫生院编内卫技人员养老保险等“五金”的集体部分及退休后的地方补贴工资部分纳入财政预算，中央转移支付，省市县按比例分担解决。其次，要妥善解决执业资格问题。目前我国有乡村医生100万人，其中已获执业医师或助理执业医师资格的仅11万人，占总人数89％的89万乡医无执业资格，顶多算个“江湖郎中”。我国卫生资源的70％在城市，只有30％在占总人口80％的农村。国家应调整1999年出台的执业医师法，充分考虑城乡差别，适度放宽政策，对确有专长、在农村工作时间较长或经多次市县培训成绩合格的乡村医师，给予过渡期预备执业资格。
三、保预防
预防为主，止病于萌，使群众不得病、少得病，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是卫生工作方针，也是人类医学的最高境界。中国13亿人口的健康不能光靠打针吃药，必须强调预防为主。医改方案6条有5条讲治病，“预防”远未提高到“为主”的重要地位。保预防应实现卫生工作重心两个战略转移。 一是由“治病”向“防病”转移。1996年11月，《GOM国际研究小组总报告》指出：要解决全球性的医疗危机，必须把医学战略优先由“治病”转向“防病”。如此，才是供得起、保公平、可持续的医学。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达到同样健康标准所需的预防投入与治疗费、抢救费比例为1：8.5：100，即预防上多投入1元钱，治疗就可减支8.5元，并节约100元抢救费。主动预防而非被动治疗，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择。首先，实施预防性生活干预。其次，加快预防性营养立法。美国有营养师6万名，日本有30万名，而我国合格营养师仅400名，一个营养师服务30万人。英国规定，学校营养餐每顿不少于两种蔬菜和水果，不供油炸薯片等高热能食物；欧盟规定.学校自动售货机不得出售软饮料。要立法推进预防保健，在“治已病”的同时，更注重“治未病”。
二是由“应急”向“应对”转移。公共卫生不能应急，而要应对。对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是被动地对已发生的事件采取有针对性或盲目的活动；应对是主动地针对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件采取的科学理性的积极活动。前者是干昨天的事，后者是干明天的事。后者比前者更能赢得主动和减少损失。首先要建立预警系统。“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公共卫生问题都有“窗口期”，若在疾病萌芽初期及早预警行动，就会事半功倍。一旦“窗口期”关闭，则要付出沉重代价。其次要构建社会协同体系。公共卫生有极强的社会性，需要社会协同。而目前我国重政府主导、轻社会协同，公布的传染病疫情过于宏观，未具体到城市社区，对公众缺乏实用价值。应将具体疫情和预防方法告知社会国民，群策群力切断传染途径。
责任编辑 史小今
[关键词]看病难；看病贵；“三保”
[中图分类号]D922.1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16-0009-02
切实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的总体目标，也是治国安邦的最大民生工程。卫生部调查显示，群众患病时，有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就诊，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迫在眉睫。笔者认为解决这一突出问题，重在保公益、保农村、保预防。
一、保公益
看病难看病贵，祸起公益失守带来的医药费用猛涨、个人负担比例过大。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减轻群众负担，是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首要前提。本次医改强调公益性，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公益”有赖于财力支撑。
一是加大投入保公益。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加大卫生投入，提供公共卫生产品，确保群众治病少花钱，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也是保障公益性、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关键。目前，我国卫生投入不足。首先，占GDP比重偏低。近年来，世界各国卫生投入占GDP比重不断提高。2008年，巴西卫生投入占GDP比重达10.4％；欧洲国家平均为10％；美国为17％，人均医疗费达8000美元；而我国只有4％，年人均卫生费用仅900元。其次，增幅低于财政支出增幅。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每年卫生投入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支出增长幅度。然而2002—2007年，我国预算卫生支出从908.51亿元增加到1778.9亿元，占财政总支出比例从4.12％升至4.58％，年均增幅仅0.09％，远低于同期财政年均支出增幅18％。第三，居民自付比例剧升。1980—2006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从143.2亿元猛增到9843.3亿元.增长68倍。同期政府和社会投入由78.8％降至50.7％.居民自付比例由21.2％增至49.3％，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居民自付38.2％。
医改方案提出3年投入8500亿元，这是历史性进步。但总体偏小，年人均仅218元，应视财政增长予以追补。并采取强力措施，确保每年政府卫生投入增幅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幅落实到位，使卫生投入步人稳定持续增长之道。
二是科学补偿保公益。药品加成收入制度取消后.国家应合理补偿公立医院因此造成的亏损，确保医院正常运转和医护人员合理收入，才能促进医保公益性回归和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缓解。目前的医改方案还没有提出细则性补偿政策。
作为医疗卫生的“国家队”，公立医院是我国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主体力量，担负着紧急救治、援外、支农、支边等公共服务重任，坚守公益性、缓解看病难看病贵自古就是医院的天职。广大医务人员常年工作在救死扶伤第一线，劳动强度大，承担着医疗责任风险，理当受到社会尊重。然而，我国因投入不足而长期沿用的“以药补医”政策，迫使医院为了生存发展，开大方、用贵药、过度医疗，加重了患者经济负担。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医疗服务按成本收费并通过医疗保险支付得到合理补偿的条件已成熟，应尽快补偿到位，使医疗服务价格真正体现服务成本和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
二、保农村
看病难看病贵，根在农村医疗质量低下，群众看病不放心，宁愿花更多的钱，舍近求远挤到大医院看病。建立方便快捷和高水平的农村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方便群众看病，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减轻群众负担.是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根本保障。医改意见提出“以农村为重点”的基本方针和“三年目标”，彰显中央保农村的决心。但目标需要具体措施落实。农村卫生积重难返。百废待兴，在三年内速成任务艰巨。保农村应从二处突围。
一是配足配强农村卫生编制。首先，要科学配置人才。我国最贫困、最需要加强农村卫生的中西部地区，却面临人才最紧缺的尴尬。目前中、西部农村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分别为0.89、0.87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93人。应加强中西部人才配置，统筹地区协调发展。其次，要核编配足人才。我国农村卫生最大的危机是人才紧缺，目前主要是一批50岁以上的乡医苦撑危局，有志于乡村卫生的年轻人才越来越少。农村卫生如果不能薪火相传，随着老一代乡医纷纷故去，将面临人才断链危机。
二是合理待遇稳住人才队伍。医疗服务产品的提供是通过医务人员对患者的服务过程完成的，只有切实保障医务人员的合法利益，才能稳定人才队伍，真正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首先，要保障合理收入。农村县、乡、村三级医务人员常年奋战在基层一线，守护着占全国人口80％的8亿多农民的健康安全。然而，我国不少乡医辛苦一生，却家徒四壁，自然难以“悬壶济世”。全国80％的村医要靠个人微薄收入改建医疗用房和购买药品。应尽快解决县、乡、村医务人员合理薪酬问题。对乡镇卫生院编内卫技人员养老保险等“五金”的集体部分及退休后的地方补贴工资部分纳入财政预算，中央转移支付，省市县按比例分担解决。其次，要妥善解决执业资格问题。目前我国有乡村医生100万人，其中已获执业医师或助理执业医师资格的仅11万人，占总人数89％的89万乡医无执业资格，顶多算个“江湖郎中”。我国卫生资源的70％在城市，只有30％在占总人口80％的农村。国家应调整1999年出台的执业医师法，充分考虑城乡差别，适度放宽政策，对确有专长、在农村工作时间较长或经多次市县培训成绩合格的乡村医师，给予过渡期预备执业资格。
三、保预防
预防为主，止病于萌，使群众不得病、少得病，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是卫生工作方针，也是人类医学的最高境界。中国13亿人口的健康不能光靠打针吃药，必须强调预防为主。医改方案6条有5条讲治病，“预防”远未提高到“为主”的重要地位。保预防应实现卫生工作重心两个战略转移。 一是由“治病”向“防病”转移。1996年11月，《GOM国际研究小组总报告》指出：要解决全球性的医疗危机，必须把医学战略优先由“治病”转向“防病”。如此，才是供得起、保公平、可持续的医学。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达到同样健康标准所需的预防投入与治疗费、抢救费比例为1：8.5：100，即预防上多投入1元钱，治疗就可减支8.5元，并节约100元抢救费。主动预防而非被动治疗，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择。首先，实施预防性生活干预。其次，加快预防性营养立法。美国有营养师6万名，日本有30万名，而我国合格营养师仅400名，一个营养师服务30万人。英国规定，学校营养餐每顿不少于两种蔬菜和水果，不供油炸薯片等高热能食物；欧盟规定.学校自动售货机不得出售软饮料。要立法推进预防保健，在“治已病”的同时，更注重“治未病”。
二是由“应急”向“应对”转移。公共卫生不能应急，而要应对。对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是被动地对已发生的事件采取有针对性或盲目的活动；应对是主动地针对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件采取的科学理性的积极活动。前者是干昨天的事，后者是干明天的事。后者比前者更能赢得主动和减少损失。首先要建立预警系统。“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公共卫生问题都有“窗口期”，若在疾病萌芽初期及早预警行动，就会事半功倍。一旦“窗口期”关闭，则要付出沉重代价。其次要构建社会协同体系。公共卫生有极强的社会性，需要社会协同。而目前我国重政府主导、轻社会协同，公布的传染病疫情过于宏观，未具体到城市社区，对公众缺乏实用价值。应将具体疫情和预防方法告知社会国民，群策群力切断传染途径。
责任编辑 史小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