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旅日学者张明杰主编的《近代日本人涉华边疆调查及其文献》丛书即将在国内出版，这套书的价值，对中国重新认识日本以及中国的自我认识，将会有一定的启示。
　　 据张明杰统计，清末民初，日本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在中国内地、边疆从事形形色色的调查及其他活动，留下大量调查报告、见闻游记等文献资料。张明杰说，这些活动既有政治、军事目的的侦察，也有以“学术考察”为名的各种调查。他说，仅东北及内蒙古地区，就留下二三百种报告。张明杰推算，如果加上那些秘不示人或已焚毁的机密报告等，近代日本人涉及我国边疆地区的调查或游记等文献资料，其数量惊人。
　　 有人说，甲午战争是偶发性的战争，但张明杰认为，在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完成了对华的政治、军事侦察。例如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即开始觊觎中国。1872年8月，日本政府派遣池上四郎少佐、武市熊吉大尉以及外务官员彭城中平三人秘密潜入中国东北。他们化装成商人，在营口、沈阳等地，对辽东半岛及周边地区的地理兵备、政情风俗等进行侦察。这组人员回到日本后，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彭城中平起草的《满洲视察复命书》。
　　 关于明治时期日本对华军事侦察，张明杰举出大量人名、事例以及留下的侦察日记、调查复命、手绘地图等。例如岛弘毅的《满洲纪行》、梶山鼎介《鸭绿江纪行》等。1887年、1889年日军参谋本部相继编纂《中国地志》（总体部）与《满洲地志》，其中参考的上述军官对华实地调查。张明杰强调，这些地志绝非一般的地理书籍，而是“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兵要志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籍均完成在甲午战争之前。
　　 其实，张明杰在这套《近代日本人涉华边疆调查及其文献》丛书之前，还曾策划、主编了一套《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这套书十数种已在21世纪上个十年出齐。改革开放后，赴日留学、工作者数十万众，但有张明杰这种潜心广搜日本近代涉华史料的学者极少。20年来，除教书外，他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于查访旧书史料。其间劳动、精力与金钱的花费都非寻常人可以想象。
　　 张明杰所做的大量工作，对中国启示良多。首先，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绝非一场战争的失败，而是一个长期趋势变化过程中一个中间点。在此之前或之后，中日兩国彼此掌握的对方信息数量极不对等。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彼此相互掌握的信息质量也极不对等。读张明杰编纂的这两套丛书，即使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不得不对日本对近代中国调查的详细周密“叹为观止”。
　　 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今天日本的中国研究队伍更加庞大，投入的资金更加巨大，研究成果更加可观。但是，与近现代日本对华研究比较，中国的日本研究，仍然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中国的日本研究，缺乏对日本这个客体的第一手调查研究。很多人，依然从资料到资料，从书本到书本。
　　 此外，使用日本学者的概念、方法写日本，在很多情况下，这种东西名曰研究，其实与翻译没有太多差异。中国学者，必须在研究中贯彻主体性。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必须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用中国人的角度观察日本，其成果为中国所用。只有这种研究，才会有社会价值。
　　 今天，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似乎没有悬念，但是，中国是否能够成为世界强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学者对外国问题研究的能力。与日本、欧美的中国问题学者相比，中国学者缺乏哪些能力？应该说，中国学术界，还没有从上世纪90年代“与世界接轨”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我们还在用别人的概念来研究别人。
　　 中国的外国研究，有必要发挥主体性，站在中国的角度研究对方。中国的外国问题研究学者，必须首先了解中国本身，了解自己的需求，如此才能研究好外国，才能获得自己的焦点、分析框架。否则，我们只能不自觉地成为外国概念的传声筒和翻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