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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方位地考察韩国影视产业的发展及其规律，离不开国家文化传播策略制定和影视产业发展这两个基本点，也离不开策略影响产业与产业反向影响策略这两个基本过程，其中影视产业影响国家文化傳播策略这一过程经常被忽略。本文以这四个基本环节为核心，紧扣最新政策和产业动向，分析韩国影视发展规律。最后，考察韩国经验在中国的适用性，为中国国际传播事业提出建议。
关键词：影视产业；国家文化；传播策略；文化产业；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7-0094-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韩国影视产业与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互动，及其对传播中国可能的启示——基于对《寄生虫》与‘请回答’系列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010030070
韩国是文化产业强国，文化产业总产值占GDP的15%以上。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9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44363亿元人民币，只占GDP的4.5%[1]。韩国最富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是影视产业。韩国影视产业高度发达的重要原因是有大量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支持。
国家文化传播策略主要指国家层面的调节机制，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政策、行业重大结构调整、领导人指示等。它与国家文化传播政策的区别在于，国家文化传播策略还包含全国范围内的行业决策。
一、韩国国家文化传播策略及其对影视产业的影响
关于韩国扶持影视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国内外已有较丰富的研究，但对现政府（文在寅政府）最新的政策研究，及有关具体支援机构的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研究，少有人论及。因此，本文对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研究，聚焦现政府最新的政策及具体支援机构的国家文化传播策略。
（一）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职能
为支持音像产业打入国际市场，韩国政府为其翻译和制作提供全额补助[2]。在青瓦台之下，主管文化事业的政府部门是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2020年6月9日，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进行了职制调整，新设支持扩大韩流影响的韩流支持合作科，以及负责综合管理和分析统计的政策分析组[3]。
（二）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职能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依靠韩国政府的补助金进行运营，所有业务都是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性业务。在战略市场（美国、中国等）中，挖掘有成功潜力的韩国文化事业、支援制作活动。
具体到驻各个地区的代表处业务，以北京代表处为例，其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支援企业活动，为计划进军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提供各种税务、法律及会议翻译等免费咨询服务。二是为扩大韩国文化产业的出口，构建韩国优秀文化内容产品的展示空间。三是收集和分析中国文化产业相关政策、市场动态、中国企业信息等，为企业提供中国文化产业动态报告书。四是运营微信公众号。五是支援韩国企业参加各种国内外展览、博览会，提供与中方企业一对一交流的机会[4]。
（三）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职能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支持电影制片方参加主要国际电影节及电影交易市场，扶持韩国电影的海外营销活动；在戛纳、柏林等著名国际电影节期间举办海外交流活动——“韩国电影之夜”，有助于在韩国内外电影界人士之间建立人际网络。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扶持韩日、韩欧合作摄制项目的筹划开发工作。运营韩国电影中心，为中韩合拍项目的监制、制片人等提供办公空间。通过“KO-PRODUCTION”，安排参与合作摄制项目的制片人或导演与外国投资方或制片公司之间进行商务洽谈。实行韩外合作摄制项目补贴制度，为韩外合拍项目吸引外国投资，扩大韩国国内制片规模[5]。
（四）国家文化传播策略对影视产业的影响
本文关注的一个基本环节是国家文化传播策略如何引导和规范产业的发展。这一环节相对简单，具体表现为法律、政策、领导人的推动和鼓励，行业的自我趋向以及与上述作用相反的过程，如法律和政策的禁止、领导人的反对、行业的规避等。韩国在这一环节的重要表现是国家文化传播策略对影视产业的影响更大、发生得更为频繁，并且法律和政策的禁止等负面消极的影响更少，而法律、政策、领导人的推动和鼓励等正面积极的影响更多。
二、韩国影视产业发展对文化传播策略的影响
韩国影视产业发展对文化传播策略的影响有五点。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基础是影视产业的发展
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国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中，提出了“文化立国”战略，极大地促进了韩国影视产业的发展。但“文化立国”是在韩国影视产业达到一定水准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提出“文化立国”战略之前，20世纪90年代，姜佑硕的《两个警察》、金弘准的《玫瑰色人生》均获得了高额的票房；1995年，“韩流”作为文化现象，得到尹保云和李宗辉等中国学者的关注。因此，从时间上来看，是影视产业发展在前，合适的文化传播策略提出在后。
（二）韩国充分利用影视产业发展的成果，开展丰富的文化外交活动
文化外交是国家以自身的文化特色为载体，通过政府支持或者民间渠道开展的外交活动。韩国政府邀请影视明星助力外交活动，如宋慧乔和EXO成员曾陪同文在寅总统出访中国。
（三）韩国影视产业发展的需要会导致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迅速调整
当影视产业取得某些进步或发生变化时，相关的政策会迅速调整，以适应产业的发展。例如，21世纪初，CG（数字动画技术）产业蓬勃发展，受一系列好莱坞科幻电影全球票房成功的刺激，李明博政府认识到了CG产业的巨大潜力，重点开发与扶持CG产业。2008年10月，文化体育观光部发布了《新一代融合内容育成战略》，将CG产业作为国家优先产业进行集中培育[6]。 （四）韩国影视产业的发展成果会迅速导向高级别的、精准的文化传播策略调整
《寄生虫》获得金棕榈奖后，总统文在寅当天在推特等平台发表贺信。文在寅与其他政要于2019年6月23日观看影片，推动影片的进一步传播。在《寄生虫》获得奥斯卡四项大奖后，文在寅迅速承诺将进一步为电影人提供能够尽情发挥想象力的环境，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制作电影。2020年2月20日，文在寅和夫人金正淑邀请电影《寄生虫》主创人员到总统府共进午餐。
（五）影视产业的从业者可直接参与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制定
韩国著名导演李沧东曾任韩国文化观光部部长，直接从事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制定工作。
三、互动的目标——韩国影视产业海外传播的特点
在韩国影视产业与国家文化传播策略互动的四个基本环节中，影视产业发展是互动的目标。经过有效的互动，近年来，韩国影视产业海外传播呈现出以下特点：在巩固其亚洲地位的同时，积极进军欧美市场。
2015年，由申源浩执导的《请回答1988》上映，以12.428%的平均收视率收官，并以9.7分的超高评分占据中国豆瓣韩剧评分榜榜首。《请回答1988》与《请回答1997》《请回答1994》一道，在韩国本土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中国获得了强烈的反响与极好的口碑。2019年，奉俊昊导演的《寄生虫》夺得第7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随后又在第92届奥斯卡颁奖礼上勇夺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成为奥斯卡有史以来第一部获得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电影[7]，这也是第二部同时获得金棕榈奖和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电影。2020年上映的、由韩裔导演李·以萨克·郑执导的电影《米纳里》不仅取得了亮眼的票房成绩，还在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评选中荣获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原创配乐共五项提名，最终演员尹汝贞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
《寄生虫》和《米纳里》在欧美实现了票房口碑双丰收，并获得了国际大奖的认可。这可以被看作新时期韩国影视产业对好莱坞等传统强势影视产地的成功反向输出，并体现了韩国影视产业在巩固其固有的亚洲地位的同时，积极进军欧美市场的趋势，这是韩国现阶段影视产业发展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四、韩国经验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中韩国家文化传播策略、产业和策略的互动对比
在国家文化传播策略方面，相比于韩国，中国的差距首先体现在立法方面。韩国在众多文化产业领域颁布法律法规，引导各分类产业创新发展，如《放送法》《著作权法》《电影与音像制品振兴基本法》《因特网、多媒体放送事业法》等。反观中国，虽然于2017年3月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但中国的文化产业立法进程相对滞后。对比韩国根据市场潮流动态和产业发展情况时时更新文化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法律法规，中国政府在2014年开始草拟的首部文化大法——文化产业促进法，时至今日仍未通过[2]。在政策方面，尽管中韩均制定了相当数量的促进影视产业发展的政策，但是中国对进军海外市场显然没有韩国那么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2012年至2018年，中国共出台65项文化产业助力政策，但其中与文化产业国际化发展相关的政策措施只有6条，占总数的9%。在政策执行方面，由于国家层面的立法少，部门规章多，上下级关系错综复杂，上下级之间及同级之间存在冲突，政策的效益被削弱[8]。
中韩两国影视产业发展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产业和策略互动的顺畅性。具体而言，衡量互动的指标可以发现，韩国互动的频率、规模、级别、质量更高；而在中国，互动不仅少，而且常常缺失产业对策略反馈这一环节，互动降为策略对产业的单方面指导，互动的质量进一步降低。
（二）中国文化产业的特点与韩国经验在中国的适用性
相比于韩国，中国的文化产业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短期来看，中国不太适宜实施类似于韩国“文化立国”的国家战略，将文化娱乐产业提升到支柱性产业的地位。二是短期来看，取消电影审核制不太可能。在中国，由于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电影承担着普及文化、化育大众和宣传的功能，因此有必要引导和规范电影，以正面宣传为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中国城乡差距显著，电影分级制未必能在基层电影院得到有力的實施。三是在中国，影视从业人员进入负责影视管理的政府机关不多，这一现状在短期内也较难改变。
综上所述，由于国情不同，简单将韩国经验“拿来”供中国使用，难免水土不服。而中韩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相似但有所不同：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使中国的软实力、国际话语权与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匹配；韩国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经济利益，并提升其国家形象。考虑到中韩同属于中华文化圈的事实，韩国经验在中国大体适用，但仍需改良。要借鉴韩国的经验，就要加上一点中国特色的佐料。
（三）韩国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笔者现提出四点建议，以使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中国国力发展相匹配，使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情况与中国国力相匹配。
第一，加大影视产业领域的立法力度，以多部具有鼓励性的法律促进产业的发展。有关法律是最基本的国家文化传播策略，是影视产业发展的基石。而在现阶段，我国影视产业立法存在法律过少，尤其是鼓励和扶持性质的法律过少的问题。韩国有大量影视产业方面的法律，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外部环境的改变，高频次地修改，确保精准扶持影视产业发展。韩国曾六次修改《电影法》，并分别于1997年、1999年、2000年、2002年和2006年，五次修订《电影振兴法》[9]。
第二，打通影视产业发展对文化传播策略的反馈通道，使影视产业与国家文化传播策略之间的互动更为顺畅。中国应使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制定适应影视产业的发展，利用影视产业发展的成果进行策略调整，并开展文化外交等活动。 第三，完善电影审核制，依法有序放宽相关限制。有关部门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的规定，详细列出影视作品需要规避的内容，整合成一张“负面清单”，提升审查流程的客观性、严谨性和透明度，使审核结论更具有可预测性，从而降低已制作电影审核不过的总体概率，并给予影视制作者更大的创作空间[8]。
第四，成立有力的全行业协会，全面管理各项文化传播，促进策略的制定。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文化产业振兴院都是介于文化体育观光部与企业之间的重要机构，兼具官方与行业组织的性质，负责大部分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制定。中国也需要这样的全行业协会，介于政府机关和制作公司之间，拥有广泛的权力。而且，鉴于中国影视产业从业者较难直接参政，应鼓励他们加入全行业协会，将自己的从业经验应用于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制定中。这样，全行业协会能够更及时地对产业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打通从产业发展到策略制定的通路，并保证提出建议的专业性，以相对细化的策略制定促进全行业的发展。
五、结语
韩国影视产业的迅速发展得益于科学的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积极而正面的策略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及时的产业发展对策略的反馈。这几个环节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这一互动除了具有内部各个环节的特点，也具有频率高、规格高等特点。应该说，韩国影视产业与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互动正是韩国影视产业快速发展的密码，这也是中国在发展影视产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时需要借鉴的。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 2019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5%[EB/OL].统计数据-最新发布，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1/t20210105_1812052.html，2021-01-05.
[2] 宋文婷，任锋.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韩国文化产业国际化发展政策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09-110.
[3]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文化体育观光部沿革[EB/ OL].文化体育观光部简介-沿革，http：//www.mcst. go.kr/chinese/ministry/history/history.jsp，2020-06-09.
[4]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KOCCA）[EB/OL].分支机构-北京代表处，http：//chn. kocca.kr/ch/main.do，2021-03-01.
[5]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进军海外市场援助项目[EB/OL].事业介绍，https：//chi.koreanfilm.or.kr/01_i ntro/？mcode=0401020200，2020-01-04.
[6] 孙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政策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8.
[7] 周健蔚.走向世界的韩国电影（2010—2019）[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3）：66.
[8] 宁虹雯，李斌，端利涛，等.基于价值链视角的电影产业发展策略研究[J].科技促进发展，2021，17（3）：415.
[9] 强月新，許欢欢.“韩流坞”：21世纪韩国电影的革命性逆袭崛起[J].湖北社会科学，2020（10）：160.
作者简介：徐昊通（2001—），男，山东济宁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韩国文化。
关键词：影视产业；国家文化；传播策略；文化产业；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7-0094-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韩国影视产业与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互动，及其对传播中国可能的启示——基于对《寄生虫》与‘请回答’系列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010030070
韩国是文化产业强国，文化产业总产值占GDP的15%以上。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9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44363亿元人民币，只占GDP的4.5%[1]。韩国最富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是影视产业。韩国影视产业高度发达的重要原因是有大量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支持。
国家文化传播策略主要指国家层面的调节机制，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政策、行业重大结构调整、领导人指示等。它与国家文化传播政策的区别在于，国家文化传播策略还包含全国范围内的行业决策。
一、韩国国家文化传播策略及其对影视产业的影响
关于韩国扶持影视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国内外已有较丰富的研究，但对现政府（文在寅政府）最新的政策研究，及有关具体支援机构的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研究，少有人论及。因此，本文对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研究，聚焦现政府最新的政策及具体支援机构的国家文化传播策略。
（一）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职能
为支持音像产业打入国际市场，韩国政府为其翻译和制作提供全额补助[2]。在青瓦台之下，主管文化事业的政府部门是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2020年6月9日，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进行了职制调整，新设支持扩大韩流影响的韩流支持合作科，以及负责综合管理和分析统计的政策分析组[3]。
（二）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职能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依靠韩国政府的补助金进行运营，所有业务都是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性业务。在战略市场（美国、中国等）中，挖掘有成功潜力的韩国文化事业、支援制作活动。
具体到驻各个地区的代表处业务，以北京代表处为例，其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支援企业活动，为计划进军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提供各种税务、法律及会议翻译等免费咨询服务。二是为扩大韩国文化产业的出口，构建韩国优秀文化内容产品的展示空间。三是收集和分析中国文化产业相关政策、市场动态、中国企业信息等，为企业提供中国文化产业动态报告书。四是运营微信公众号。五是支援韩国企业参加各种国内外展览、博览会，提供与中方企业一对一交流的机会[4]。
（三）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职能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支持电影制片方参加主要国际电影节及电影交易市场，扶持韩国电影的海外营销活动；在戛纳、柏林等著名国际电影节期间举办海外交流活动——“韩国电影之夜”，有助于在韩国内外电影界人士之间建立人际网络。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扶持韩日、韩欧合作摄制项目的筹划开发工作。运营韩国电影中心，为中韩合拍项目的监制、制片人等提供办公空间。通过“KO-PRODUCTION”，安排参与合作摄制项目的制片人或导演与外国投资方或制片公司之间进行商务洽谈。实行韩外合作摄制项目补贴制度，为韩外合拍项目吸引外国投资，扩大韩国国内制片规模[5]。
（四）国家文化传播策略对影视产业的影响
本文关注的一个基本环节是国家文化传播策略如何引导和规范产业的发展。这一环节相对简单，具体表现为法律、政策、领导人的推动和鼓励，行业的自我趋向以及与上述作用相反的过程，如法律和政策的禁止、领导人的反对、行业的规避等。韩国在这一环节的重要表现是国家文化传播策略对影视产业的影响更大、发生得更为频繁，并且法律和政策的禁止等负面消极的影响更少，而法律、政策、领导人的推动和鼓励等正面积极的影响更多。
二、韩国影视产业发展对文化传播策略的影响
韩国影视产业发展对文化传播策略的影响有五点。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基础是影视产业的发展
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国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中，提出了“文化立国”战略，极大地促进了韩国影视产业的发展。但“文化立国”是在韩国影视产业达到一定水准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提出“文化立国”战略之前，20世纪90年代，姜佑硕的《两个警察》、金弘准的《玫瑰色人生》均获得了高额的票房；1995年，“韩流”作为文化现象，得到尹保云和李宗辉等中国学者的关注。因此，从时间上来看，是影视产业发展在前，合适的文化传播策略提出在后。
（二）韩国充分利用影视产业发展的成果，开展丰富的文化外交活动
文化外交是国家以自身的文化特色为载体，通过政府支持或者民间渠道开展的外交活动。韩国政府邀请影视明星助力外交活动，如宋慧乔和EXO成员曾陪同文在寅总统出访中国。
（三）韩国影视产业发展的需要会导致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迅速调整
当影视产业取得某些进步或发生变化时，相关的政策会迅速调整，以适应产业的发展。例如，21世纪初，CG（数字动画技术）产业蓬勃发展，受一系列好莱坞科幻电影全球票房成功的刺激，李明博政府认识到了CG产业的巨大潜力，重点开发与扶持CG产业。2008年10月，文化体育观光部发布了《新一代融合内容育成战略》，将CG产业作为国家优先产业进行集中培育[6]。 （四）韩国影视产业的发展成果会迅速导向高级别的、精准的文化传播策略调整
《寄生虫》获得金棕榈奖后，总统文在寅当天在推特等平台发表贺信。文在寅与其他政要于2019年6月23日观看影片，推动影片的进一步传播。在《寄生虫》获得奥斯卡四项大奖后，文在寅迅速承诺将进一步为电影人提供能够尽情发挥想象力的环境，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制作电影。2020年2月20日，文在寅和夫人金正淑邀请电影《寄生虫》主创人员到总统府共进午餐。
（五）影视产业的从业者可直接参与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制定
韩国著名导演李沧东曾任韩国文化观光部部长，直接从事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制定工作。
三、互动的目标——韩国影视产业海外传播的特点
在韩国影视产业与国家文化传播策略互动的四个基本环节中，影视产业发展是互动的目标。经过有效的互动，近年来，韩国影视产业海外传播呈现出以下特点：在巩固其亚洲地位的同时，积极进军欧美市场。
2015年，由申源浩执导的《请回答1988》上映，以12.428%的平均收视率收官，并以9.7分的超高评分占据中国豆瓣韩剧评分榜榜首。《请回答1988》与《请回答1997》《请回答1994》一道，在韩国本土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中国获得了强烈的反响与极好的口碑。2019年，奉俊昊导演的《寄生虫》夺得第7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随后又在第92届奥斯卡颁奖礼上勇夺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成为奥斯卡有史以来第一部获得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电影[7]，这也是第二部同时获得金棕榈奖和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电影。2020年上映的、由韩裔导演李·以萨克·郑执导的电影《米纳里》不仅取得了亮眼的票房成绩，还在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评选中荣获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原创配乐共五项提名，最终演员尹汝贞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
《寄生虫》和《米纳里》在欧美实现了票房口碑双丰收，并获得了国际大奖的认可。这可以被看作新时期韩国影视产业对好莱坞等传统强势影视产地的成功反向输出，并体现了韩国影视产业在巩固其固有的亚洲地位的同时，积极进军欧美市场的趋势，这是韩国现阶段影视产业发展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四、韩国经验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中韩国家文化传播策略、产业和策略的互动对比
在国家文化传播策略方面，相比于韩国，中国的差距首先体现在立法方面。韩国在众多文化产业领域颁布法律法规，引导各分类产业创新发展，如《放送法》《著作权法》《电影与音像制品振兴基本法》《因特网、多媒体放送事业法》等。反观中国，虽然于2017年3月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但中国的文化产业立法进程相对滞后。对比韩国根据市场潮流动态和产业发展情况时时更新文化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法律法规，中国政府在2014年开始草拟的首部文化大法——文化产业促进法，时至今日仍未通过[2]。在政策方面，尽管中韩均制定了相当数量的促进影视产业发展的政策，但是中国对进军海外市场显然没有韩国那么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2012年至2018年，中国共出台65项文化产业助力政策，但其中与文化产业国际化发展相关的政策措施只有6条，占总数的9%。在政策执行方面，由于国家层面的立法少，部门规章多，上下级关系错综复杂，上下级之间及同级之间存在冲突，政策的效益被削弱[8]。
中韩两国影视产业发展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产业和策略互动的顺畅性。具体而言，衡量互动的指标可以发现，韩国互动的频率、规模、级别、质量更高；而在中国，互动不仅少，而且常常缺失产业对策略反馈这一环节，互动降为策略对产业的单方面指导，互动的质量进一步降低。
（二）中国文化产业的特点与韩国经验在中国的适用性
相比于韩国，中国的文化产业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短期来看，中国不太适宜实施类似于韩国“文化立国”的国家战略，将文化娱乐产业提升到支柱性产业的地位。二是短期来看，取消电影审核制不太可能。在中国，由于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电影承担着普及文化、化育大众和宣传的功能，因此有必要引导和规范电影，以正面宣传为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中国城乡差距显著，电影分级制未必能在基层电影院得到有力的實施。三是在中国，影视从业人员进入负责影视管理的政府机关不多，这一现状在短期内也较难改变。
综上所述，由于国情不同，简单将韩国经验“拿来”供中国使用，难免水土不服。而中韩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相似但有所不同：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使中国的软实力、国际话语权与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匹配；韩国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经济利益，并提升其国家形象。考虑到中韩同属于中华文化圈的事实，韩国经验在中国大体适用，但仍需改良。要借鉴韩国的经验，就要加上一点中国特色的佐料。
（三）韩国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笔者现提出四点建议，以使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中国国力发展相匹配，使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情况与中国国力相匹配。
第一，加大影视产业领域的立法力度，以多部具有鼓励性的法律促进产业的发展。有关法律是最基本的国家文化传播策略，是影视产业发展的基石。而在现阶段，我国影视产业立法存在法律过少，尤其是鼓励和扶持性质的法律过少的问题。韩国有大量影视产业方面的法律，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外部环境的改变，高频次地修改，确保精准扶持影视产业发展。韩国曾六次修改《电影法》，并分别于1997年、1999年、2000年、2002年和2006年，五次修订《电影振兴法》[9]。
第二，打通影视产业发展对文化传播策略的反馈通道，使影视产业与国家文化传播策略之间的互动更为顺畅。中国应使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制定适应影视产业的发展，利用影视产业发展的成果进行策略调整，并开展文化外交等活动。 第三，完善电影审核制，依法有序放宽相关限制。有关部门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的规定，详细列出影视作品需要规避的内容，整合成一张“负面清单”，提升审查流程的客观性、严谨性和透明度，使审核结论更具有可预测性，从而降低已制作电影审核不过的总体概率，并给予影视制作者更大的创作空间[8]。
第四，成立有力的全行业协会，全面管理各项文化传播，促进策略的制定。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文化产业振兴院都是介于文化体育观光部与企业之间的重要机构，兼具官方与行业组织的性质，负责大部分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制定。中国也需要这样的全行业协会，介于政府机关和制作公司之间，拥有广泛的权力。而且，鉴于中国影视产业从业者较难直接参政，应鼓励他们加入全行业协会，将自己的从业经验应用于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制定中。这样，全行业协会能够更及时地对产业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打通从产业发展到策略制定的通路，并保证提出建议的专业性，以相对细化的策略制定促进全行业的发展。
五、结语
韩国影视产业的迅速发展得益于科学的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积极而正面的策略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及时的产业发展对策略的反馈。这几个环节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这一互动除了具有内部各个环节的特点，也具有频率高、规格高等特点。应该说，韩国影视产业与国家文化传播策略的互动正是韩国影视产业快速发展的密码，这也是中国在发展影视产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时需要借鉴的。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 2019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5%[EB/OL].统计数据-最新发布，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1/t20210105_1812052.html，2021-01-05.
[2] 宋文婷，任锋.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韩国文化产业国际化发展政策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09-110.
[3]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文化体育观光部沿革[EB/ OL].文化体育观光部简介-沿革，http：//www.mcst. go.kr/chinese/ministry/history/history.jsp，2020-06-09.
[4] 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KOCCA）[EB/OL].分支机构-北京代表处，http：//chn. kocca.kr/ch/main.do，2021-03-01.
[5]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进军海外市场援助项目[EB/OL].事业介绍，https：//chi.koreanfilm.or.kr/01_i ntro/？mcode=0401020200，2020-01-04.
[6] 孙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政策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8.
[7] 周健蔚.走向世界的韩国电影（2010—2019）[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3）：66.
[8] 宁虹雯，李斌，端利涛，等.基于价值链视角的电影产业发展策略研究[J].科技促进发展，2021，17（3）：415.
[9] 强月新，許欢欢.“韩流坞”：21世纪韩国电影的革命性逆袭崛起[J].湖北社会科学，2020（10）：160.
作者简介：徐昊通（2001—），男，山东济宁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韩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