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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使新闻生产和媒介形态发生了深刻变革。我国新闻传播工作面临着复杂的内外环境,正确引导舆论、积极对外传播以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学科提供理论和人才支持。在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要突出自身的联结作用,保持为公共服务的价值追求。在坚定学科自信、创新核心课程的同时,新闻传播教育应加强学科耦合,形成跨学科知识集,兼具人文关怀和工具意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在舆论引导和社会治理上,不断提高学科回应现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 键 词】新文科;后疫情时代;新闻传播教育;跨学科
【作者单位】刘珍,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赵云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中图分类号】G210-4;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06.006
一、 新闻传播教育在当前环境所面临的挑战
大数据、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对新闻传播行业产生深刻的影响。5G技术通过低延时、高带宽的特点形塑着一种新颖的信息传输体验,媒介形态的变革方兴未艾。大众传播行业在科技的驱动下,从最初的“报网结合”走向了基于移动互联网海量数据驱动,由人工智能技术参与的全媒体类型、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大众媒介真正进入智媒时代。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事实核查、采访写作、传播发行等环节直接辅助记者和编辑的工作,甚至可以在设定情境和参数的情况下直接抓取信息,模拟人脑的认知和学习方式,分解图像、语音、自然语言等要素自动生成新闻内容,并且进行智能化和个性化分发,数字技术正以革命的方式驱动新闻传播业变革。同时,我国新闻传播工作还面临复杂的内外环境,正确引导舆论、积极对外传播以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也需要学科提供理论和人才支持。国家对新文科建设的总体规划,向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这都亟须从根本上厘清当代新闻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1.数字技术驱动传媒业进行深层变革
数字技术改变的不仅是新闻生产和传播发行的具体流程与形式,还通过整合资源促使传媒行业发生变革。这就要求从业人员除具备基本的新闻专业能力,还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体系。随着资本和技术愈发向头部互联网企业聚集,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那些掌握海量数据和先进算法的互联网公司正在兼并、整合和替代传统传媒企业和机构的大部分业务。世界范围内,Google、Facebook、Amazon等公司成为整合多场景应用的平台型媒体。在国内,百度、腾讯、阿里和字节跳动等公司不断吸收资本、技术和人才这些重要的社会资源,并在发展规模与业务覆盖方面与欧美企业形成抗衡。这些新兴的大型企业往往兼具多重业务范畴,新闻传播、社交行为与各种商业活动通过交互数据实现深度的相互嵌入。在新媒体内容制作与传播过程中,从业人员不仅要在硬件设备操作方面做到一专多能,熟练运用各种新媒体技术,还需要综合理解和运用一些有助于提升传播效果的底层知识,如计算机科学中对数据处理逻辑的理解,以及基础经济学、心理学、艺术学等知识。
高效率的信息传输、全民参与内容生产,以及人們对新闻的即时化、全时化需求,对新闻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形成更具挑战性的工作环境。一方面,除公信力较高的传统媒体外,大多数传统媒体面临人才向互联网企业流动的问题;另一方面,高效率的新闻生产使得从业者拥有巨大的时效性和传播数据业绩压力。这些问题仅依靠传统的新闻人才培养是无法解决的。
媒体企业如何兼顾传播效果、企业效益和社会责任,努力降低社会风险,这些都是新闻人才培养当中亟须关注的问题。在社交媒体中,受众情绪的唤起程度影响着受众的转发和分享行为,具有高兴情绪唤起程度的内容可以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以当前发展势头强劲的视频平台媒体为例,图像(包括静态和动态)以其形象直观的特点、先进的传输技术,成为人们日常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全球有数十亿的社交网络用户,每分钟上传到YouTube 的视频超过300 小时。Face book每月有超过30 亿张图片上传,一年上传量就超过360 亿张。抖音的日活用户是3.2亿,平均每天上传视频数百万条。”[1]在海量图像数据的背后,过度依靠机器,不仅会挤压人工的生存空间,还容易使负面信息在技术环境下过快传播,引发社会负面情绪,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这就需要企业重视技术人员和内容编辑的合作沟通,加强相关从业人员,特别是管理者的继续培训,使从业人员有意识、有能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2.我国新闻传播工作面临新的外部环境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而言都是一场全方位的公共危机,而这也是我国对外传播能力的一场历练。西方自由主义在应对本次危机中充分暴露了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深层问题,长期困扰西方社会的种族、宗教、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加剧了社会问题。受疫情影响,各国不得不减少人员和经贸往来,空间意义上的物质和信息交流急剧减少。我国的社会制度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充分彰显了优越性,不仅迅速控制疫情,快速实现复工复产保持经济增长,而且在疫苗研发与使用、恢复经贸合作等诸多方面彰显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和渠道架构都需要不断升级。对外传播活动中的主体日益多元化,普通民众以及中国企业都能够成为专业媒体之外的重要传播窗口。在跨文化交流的媒介使用场景中,语言鸿沟早已被各种智能翻译应用填补,传播效果更多取决于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以及其对信息传播规律的利用程度。如何增强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引导传播主体正确使用新闻传播规律,成为新闻传播教育亟待思考的重要问题。同时,中国传媒行业的头部公司大多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交媒体、网络游戏等领域占据重要市场份额,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传媒企业走出去。面对这一趋势,新闻传播教育应积极回应,为其提供人才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后疫情时代的政治、经济形势变化,考验我们的不仅是对外传播的能力,还有识别外部势力利用社交媒体对我国受众进行思想演变的能力和反制能力,而这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文化软实力。 3.新文科建设向学科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数字时代的到来,与计算机相关的理工科专业成为能够较为直接实现成果转化,进而帮助产业升级的重要专业领域。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则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原有的文科生态在土壤和基石层面已经不断贫瘠和瓦解,诸多分支学科的人才体系走向恶化,高校文科的师资力量、课程体系、教育水平已难以应付接受过更好基础教育的新一代学子。现有的培养体系不能满足事业、企业单位对精英人才的要求,更不能满足新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2]同样的问题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也普遍存在。许多优秀的互联网平台媒体在招聘人才时,即使是与内容编辑相关的岗位,也不会对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有特别偏好。事实上,金融、计算机、法律等专业的学生在内容生产部门反而能够获得更多机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3]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委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中增加了中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2019年教育部、科技部等多部门提出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的改革任务。国家进行新文科建设,主要是为了回应理论和现实中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以及人才培养所存在的问题。新闻传播学科必须紧紧跟随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要求,在提升知识广度、理论深度、学科差异性和对现实支撑性方面做出重要的调整和改进。
二、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的精神指向
德国社会学家尼克·卢曼认为:“现代社会是 ‘既无顶端亦无中心的社会’。”[4]当前,各种社会子系统既各自封闭,又相互嵌套,信息则在其中流动串联,形成认知的开放。中心和邊缘的界限在无远弗届的联动交通中逐渐消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对新闻和信息产生强烈的需求。新闻传播事业始于信息传播,并在信息社会处于枢纽地位。互联网的发展路径及其治理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无一不需要新闻传播科学的发展提供支撑。不断深化新闻传播规律的理解和掌握,有助于增进对社会各行业的认知拓展。
因此,新闻传播学科不应陷入单纯的学科内部学理反思而失去学科自信力。典型的话题如有关新闻学学科地位的讨论、传播学与社会学关系的思辨等。思考这类问题对学科健康发展是有益的,但是过于深陷其中,容易引起学科内部的自我损耗,降低师生的积极性。提高新闻传播学科对社会整体运行关键性作用的认识,既能够提升学科自信,使教师、学生不断加深理解信息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提升研究和学习的动力,也有助于从教育到产业全方位地传导学科影响力,提升学科地位,进而为学科发展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进一步来说,新文科时代的新闻传播学在遵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的传统人文学科使命的同时,还要处理好人文性、价值性与物质性、技术性之间的关系。新闻传播教育虽然起讫仅百余年,但是其发展历程和人文思想依然彰显厚重的历史传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连接的不仅是中国文人论政、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还蕴含着新闻报道明显的功能性指向。开掘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需要更深入地挖掘新闻学科丰富的历史底蕴,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树立新闻教育、新闻工作者、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在人机协同进行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更应该引申到新闻工作者的新闻伦理和技术应用方面的社会伦理、数字伦理等问题。
新闻传播学对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影响也是学科特殊性和重要性的体现。一方面,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在新文科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思想指导下进行改革,把讲好中国故事当作技术层面的要求和价值判断的衡量标准。另一方面,中国的新闻事业自有其独特的根本性质,那便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党领导下的社会文化事业和宣传舆论阵地。新闻传播学教育兼具传播知识、培育德行、服务公众的基本功能,其最终落脚点是要推进规律的探索,为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输送人才。因此,在学科建设及日常教学时,既要遵循新闻传播客观规律,也要充分体现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坚守正确的思想意识观念。
新闻传播学科在确立学科自信和学科地位建设的同时,对学术研究和教学应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在新文科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利用集群优势,博采众家之长,也需要时刻保持独立的思辨精神,注重新闻传播理论建设,回应现实关切。学科应以融合的、智能的媒介产业相关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注重新闻传播对社会联结的作用,保持为公共服务的价值追求。
三、新文科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建设重点
1.加强学科耦合,形成新闻传播跨学科知识集
新文科建设面临着新的时代语境,面对多方博弈的世界格局以及行业发展迅速迭代的技术环境,如何让文科具体到新闻传播学科,如何在国家社会发展中更为有效地参与建设以及有力地提供支撑,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成为新文科背景下学科教育建设的重点。
首先,回应现实必须对当前的新闻传播规律和社会发展问题有更为清晰和深入的认识。新闻传播学的主要培养对象是记者、编辑等新闻专门人才,熟练掌握新闻传播规律仍然是这类人才在接受新闻教育时所要学习的核心知识。技术环境变化导致的行业巨变需要学科理论研究不断创新思维,既要回应现实问题,又要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研判。记者在面对人工智能计算和机器人写作替代的压力下,如能进行更有深度的选题策划和内容挖掘,更能凸显其自身的专业性和职业的不可替代性。这就需要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除掌握技术性的采写编评等操作规则外,还要不断拓展对当前国内外现实问题的思考空间,从而提高新闻敏感性,开掘深层的分析视角。 传统媒体时代,记者的培养往往是以英国学徒制和美国学院教育两种模式为主,两者培养的记者都需要依靠实践积累经验。由此培养的记者成长的时间较为漫长,容错度较高,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对社会资源的积累和分析视角的准确深入。新媒体时代,专业新闻内容生产要求年轻的记者必须快速成长,同时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信息传输速率大大提升,从而导致容错率降低。因此,记者需要从学生时期就开始积累社会各方面的知识,学习掌握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相关的基本原理和常识,对社会运行的逻辑架构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同时,记者在历史、文化、文学等方面,也应具备相当的人文关怀和知识底蕴,从而进行当前机器学习无法实现的信息与审美综合的复杂新闻内容生产。
从学科教学内容看,传统的通识教育过于强调通识类知识的普遍性,不注重跨学科教学的另一目的——和本学科知识碰撞形成耦合领域。这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在执行操作时聘请外院教师或者让学生自行选择跨专业的课程,但是师生都没有明确的教学和学习目标,最终“通而不识”。教师教学往往按照本专业学生的接受水平稍作调整,而学生因缺乏相应的学科背景知识,无法有针对性地培养学习和研究问题的意识。这就需要建立跨学科的教学研究团队,在教学设计上突出新闻传播学科在不同领域的延伸,这一过程并不一定是某一外部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全平移,而是以新闻传播的学科思维,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形成以新闻传播学为主要场景、串联多种人文社会学科的新型通识教育。
其次,现实技术环境的快速变化要求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兼具一定的理工科思维,以及对最新技术的使用和创新技能。新文科建设所着力解决的是与现实结合的问题,其破解之道不仅在于文科内部不断联合融通,学习理工科思维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也是新文科发展的题中之意。现代学科发展与教育模式的建立,始于现代化进程中对现实世界的探索。当社会现实发生改变,我们的教育体系也应相应地调整。我国多地在高中教育阶段已经试验性地弱化文理分科,而新闻传播学的科研团队也有越来越多从事计算科学研究的学者加入。因此,从本科阶段注重培养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数据思维和运用实验的研究方法,已具备一定的实施条件。
更为紧迫的是,现实的新闻生產已大量应用最新的技术手段,包括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新闻热点追踪,使用网络无人机、传感器和虚拟或增强现实技术进行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等。对这些技术的应用有必要在教学环节予以重视,在训练学生熟悉操作的同时,还要提高他们作品的创意和审美质量,这就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媒体创意思维。图像时代,视觉设计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图像对人们接收信息以及唤起情绪具有重要作用,在新闻报道中合理运用视觉语言提升传播效果也是当前教学环节中需要强化的内容。
最后,新闻传播教育还需要加强与伦理及法学知识的结合。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媒体和个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享受新闻自由的权利,也承担着相应的法律责任。媒介素养教育不仅应包含媒介的使用和传播规律介绍,还应包含公民在生产、传播信息过程中需要具备的新闻伦理、数字伦理以及法律知识。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应当尽量丰富,每一个参与新闻传播活动的主体,包括普通网民、新闻从业者、传媒企业的管理者、政府监管部门等都应当充分学习和增强媒介素养。
2.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凸显学科在舆论引导和社会治理方面的直接作用
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系统中具有特殊地位,作为新文科的新闻传播学将集中凸显自身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断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提供现实支撑。
近年来,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党管宣传、党管媒体的原则不动摇。这就需要在新闻传播教学过程中强化阵地意识,使学生树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努力在实践中肩负起舆论引导的政治责任。一方面,在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握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原则和方针。加深学生对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艰苦历程和其在国家发展不同阶段所起的重要作用的理解,增加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认同,使其在实际工作中主动遵守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职业规范,践行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在跨学科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批判地分析中西方在思想、文化、制度方面的差异,使学生对西方发展道路的形成及局限有更为深刻的认知,培养学生更为客观、平衡的分析能力,从而在今后的新闻报道中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社会舆论时,保持冷静客观的思考。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国际经贸往来激发了国际传播的巨大需求。建设与之相匹配的对外传播人才队伍是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在对外传播主体日益多元的今天,新闻传播教育在学科建设方面应区分不同主体,进而产生更为直接的社会效益。例如针对企事业单位等机构主体,高校可成立专门的智库,并有针对性地制定传播方案。这就需要新闻传播学科在研究和管理上更为灵活和专业化,综合应用多种科学研究方法,推动研究成果顺利转化。而从业人员的培养和训练,需要理论构建和技术训练多方协同努力。中国在世界范围的投资和生产缺乏相应的文化输出供给,分析西方主流舆论和中国形象构建仍然是国际传播方向研究的重要议题,但是多元化的话语表达、全方位的公共关系建设与经营也需要予以更多重视。做好国际报道的组织策划,完善驻外记者管理制度,提高工作和管理效率;做好国内新闻的对外传播,以新文科视角创新表达话语体系,综合运用各种传播手段提升传播策略,都是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张彩霞,杨永军. 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的图像与真相[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 (12):147-151.
[2] 王永. 新文科建设的三个理论前提[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 (5):159-163.
[3]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4]贡塔·托依布纳,纪海龙. 社会理论脉络中的法学与法律实践[J]. 交大法学,2015(3):71-85.
【关 键 词】新文科;后疫情时代;新闻传播教育;跨学科
【作者单位】刘珍,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赵云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中图分类号】G210-4;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06.006
一、 新闻传播教育在当前环境所面临的挑战
大数据、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对新闻传播行业产生深刻的影响。5G技术通过低延时、高带宽的特点形塑着一种新颖的信息传输体验,媒介形态的变革方兴未艾。大众传播行业在科技的驱动下,从最初的“报网结合”走向了基于移动互联网海量数据驱动,由人工智能技术参与的全媒体类型、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大众媒介真正进入智媒时代。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事实核查、采访写作、传播发行等环节直接辅助记者和编辑的工作,甚至可以在设定情境和参数的情况下直接抓取信息,模拟人脑的认知和学习方式,分解图像、语音、自然语言等要素自动生成新闻内容,并且进行智能化和个性化分发,数字技术正以革命的方式驱动新闻传播业变革。同时,我国新闻传播工作还面临复杂的内外环境,正确引导舆论、积极对外传播以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也需要学科提供理论和人才支持。国家对新文科建设的总体规划,向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这都亟须从根本上厘清当代新闻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1.数字技术驱动传媒业进行深层变革
数字技术改变的不仅是新闻生产和传播发行的具体流程与形式,还通过整合资源促使传媒行业发生变革。这就要求从业人员除具备基本的新闻专业能力,还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体系。随着资本和技术愈发向头部互联网企业聚集,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那些掌握海量数据和先进算法的互联网公司正在兼并、整合和替代传统传媒企业和机构的大部分业务。世界范围内,Google、Facebook、Amazon等公司成为整合多场景应用的平台型媒体。在国内,百度、腾讯、阿里和字节跳动等公司不断吸收资本、技术和人才这些重要的社会资源,并在发展规模与业务覆盖方面与欧美企业形成抗衡。这些新兴的大型企业往往兼具多重业务范畴,新闻传播、社交行为与各种商业活动通过交互数据实现深度的相互嵌入。在新媒体内容制作与传播过程中,从业人员不仅要在硬件设备操作方面做到一专多能,熟练运用各种新媒体技术,还需要综合理解和运用一些有助于提升传播效果的底层知识,如计算机科学中对数据处理逻辑的理解,以及基础经济学、心理学、艺术学等知识。
高效率的信息传输、全民参与内容生产,以及人們对新闻的即时化、全时化需求,对新闻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形成更具挑战性的工作环境。一方面,除公信力较高的传统媒体外,大多数传统媒体面临人才向互联网企业流动的问题;另一方面,高效率的新闻生产使得从业者拥有巨大的时效性和传播数据业绩压力。这些问题仅依靠传统的新闻人才培养是无法解决的。
媒体企业如何兼顾传播效果、企业效益和社会责任,努力降低社会风险,这些都是新闻人才培养当中亟须关注的问题。在社交媒体中,受众情绪的唤起程度影响着受众的转发和分享行为,具有高兴情绪唤起程度的内容可以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以当前发展势头强劲的视频平台媒体为例,图像(包括静态和动态)以其形象直观的特点、先进的传输技术,成为人们日常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全球有数十亿的社交网络用户,每分钟上传到YouTube 的视频超过300 小时。Face book每月有超过30 亿张图片上传,一年上传量就超过360 亿张。抖音的日活用户是3.2亿,平均每天上传视频数百万条。”[1]在海量图像数据的背后,过度依靠机器,不仅会挤压人工的生存空间,还容易使负面信息在技术环境下过快传播,引发社会负面情绪,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这就需要企业重视技术人员和内容编辑的合作沟通,加强相关从业人员,特别是管理者的继续培训,使从业人员有意识、有能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2.我国新闻传播工作面临新的外部环境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而言都是一场全方位的公共危机,而这也是我国对外传播能力的一场历练。西方自由主义在应对本次危机中充分暴露了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深层问题,长期困扰西方社会的种族、宗教、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加剧了社会问题。受疫情影响,各国不得不减少人员和经贸往来,空间意义上的物质和信息交流急剧减少。我国的社会制度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充分彰显了优越性,不仅迅速控制疫情,快速实现复工复产保持经济增长,而且在疫苗研发与使用、恢复经贸合作等诸多方面彰显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和渠道架构都需要不断升级。对外传播活动中的主体日益多元化,普通民众以及中国企业都能够成为专业媒体之外的重要传播窗口。在跨文化交流的媒介使用场景中,语言鸿沟早已被各种智能翻译应用填补,传播效果更多取决于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以及其对信息传播规律的利用程度。如何增强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引导传播主体正确使用新闻传播规律,成为新闻传播教育亟待思考的重要问题。同时,中国传媒行业的头部公司大多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交媒体、网络游戏等领域占据重要市场份额,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传媒企业走出去。面对这一趋势,新闻传播教育应积极回应,为其提供人才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后疫情时代的政治、经济形势变化,考验我们的不仅是对外传播的能力,还有识别外部势力利用社交媒体对我国受众进行思想演变的能力和反制能力,而这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文化软实力。 3.新文科建设向学科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数字时代的到来,与计算机相关的理工科专业成为能够较为直接实现成果转化,进而帮助产业升级的重要专业领域。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则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原有的文科生态在土壤和基石层面已经不断贫瘠和瓦解,诸多分支学科的人才体系走向恶化,高校文科的师资力量、课程体系、教育水平已难以应付接受过更好基础教育的新一代学子。现有的培养体系不能满足事业、企业单位对精英人才的要求,更不能满足新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2]同样的问题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也普遍存在。许多优秀的互联网平台媒体在招聘人才时,即使是与内容编辑相关的岗位,也不会对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有特别偏好。事实上,金融、计算机、法律等专业的学生在内容生产部门反而能够获得更多机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3]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委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中增加了中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2019年教育部、科技部等多部门提出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的改革任务。国家进行新文科建设,主要是为了回应理论和现实中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以及人才培养所存在的问题。新闻传播学科必须紧紧跟随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要求,在提升知识广度、理论深度、学科差异性和对现实支撑性方面做出重要的调整和改进。
二、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的精神指向
德国社会学家尼克·卢曼认为:“现代社会是 ‘既无顶端亦无中心的社会’。”[4]当前,各种社会子系统既各自封闭,又相互嵌套,信息则在其中流动串联,形成认知的开放。中心和邊缘的界限在无远弗届的联动交通中逐渐消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对新闻和信息产生强烈的需求。新闻传播事业始于信息传播,并在信息社会处于枢纽地位。互联网的发展路径及其治理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无一不需要新闻传播科学的发展提供支撑。不断深化新闻传播规律的理解和掌握,有助于增进对社会各行业的认知拓展。
因此,新闻传播学科不应陷入单纯的学科内部学理反思而失去学科自信力。典型的话题如有关新闻学学科地位的讨论、传播学与社会学关系的思辨等。思考这类问题对学科健康发展是有益的,但是过于深陷其中,容易引起学科内部的自我损耗,降低师生的积极性。提高新闻传播学科对社会整体运行关键性作用的认识,既能够提升学科自信,使教师、学生不断加深理解信息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提升研究和学习的动力,也有助于从教育到产业全方位地传导学科影响力,提升学科地位,进而为学科发展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进一步来说,新文科时代的新闻传播学在遵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的传统人文学科使命的同时,还要处理好人文性、价值性与物质性、技术性之间的关系。新闻传播教育虽然起讫仅百余年,但是其发展历程和人文思想依然彰显厚重的历史传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连接的不仅是中国文人论政、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还蕴含着新闻报道明显的功能性指向。开掘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需要更深入地挖掘新闻学科丰富的历史底蕴,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树立新闻教育、新闻工作者、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在人机协同进行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更应该引申到新闻工作者的新闻伦理和技术应用方面的社会伦理、数字伦理等问题。
新闻传播学对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影响也是学科特殊性和重要性的体现。一方面,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在新文科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思想指导下进行改革,把讲好中国故事当作技术层面的要求和价值判断的衡量标准。另一方面,中国的新闻事业自有其独特的根本性质,那便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党领导下的社会文化事业和宣传舆论阵地。新闻传播学教育兼具传播知识、培育德行、服务公众的基本功能,其最终落脚点是要推进规律的探索,为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输送人才。因此,在学科建设及日常教学时,既要遵循新闻传播客观规律,也要充分体现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坚守正确的思想意识观念。
新闻传播学科在确立学科自信和学科地位建设的同时,对学术研究和教学应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在新文科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利用集群优势,博采众家之长,也需要时刻保持独立的思辨精神,注重新闻传播理论建设,回应现实关切。学科应以融合的、智能的媒介产业相关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注重新闻传播对社会联结的作用,保持为公共服务的价值追求。
三、新文科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建设重点
1.加强学科耦合,形成新闻传播跨学科知识集
新文科建设面临着新的时代语境,面对多方博弈的世界格局以及行业发展迅速迭代的技术环境,如何让文科具体到新闻传播学科,如何在国家社会发展中更为有效地参与建设以及有力地提供支撑,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成为新文科背景下学科教育建设的重点。
首先,回应现实必须对当前的新闻传播规律和社会发展问题有更为清晰和深入的认识。新闻传播学的主要培养对象是记者、编辑等新闻专门人才,熟练掌握新闻传播规律仍然是这类人才在接受新闻教育时所要学习的核心知识。技术环境变化导致的行业巨变需要学科理论研究不断创新思维,既要回应现实问题,又要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研判。记者在面对人工智能计算和机器人写作替代的压力下,如能进行更有深度的选题策划和内容挖掘,更能凸显其自身的专业性和职业的不可替代性。这就需要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除掌握技术性的采写编评等操作规则外,还要不断拓展对当前国内外现实问题的思考空间,从而提高新闻敏感性,开掘深层的分析视角。 传统媒体时代,记者的培养往往是以英国学徒制和美国学院教育两种模式为主,两者培养的记者都需要依靠实践积累经验。由此培养的记者成长的时间较为漫长,容错度较高,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对社会资源的积累和分析视角的准确深入。新媒体时代,专业新闻内容生产要求年轻的记者必须快速成长,同时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信息传输速率大大提升,从而导致容错率降低。因此,记者需要从学生时期就开始积累社会各方面的知识,学习掌握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相关的基本原理和常识,对社会运行的逻辑架构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同时,记者在历史、文化、文学等方面,也应具备相当的人文关怀和知识底蕴,从而进行当前机器学习无法实现的信息与审美综合的复杂新闻内容生产。
从学科教学内容看,传统的通识教育过于强调通识类知识的普遍性,不注重跨学科教学的另一目的——和本学科知识碰撞形成耦合领域。这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在执行操作时聘请外院教师或者让学生自行选择跨专业的课程,但是师生都没有明确的教学和学习目标,最终“通而不识”。教师教学往往按照本专业学生的接受水平稍作调整,而学生因缺乏相应的学科背景知识,无法有针对性地培养学习和研究问题的意识。这就需要建立跨学科的教学研究团队,在教学设计上突出新闻传播学科在不同领域的延伸,这一过程并不一定是某一外部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全平移,而是以新闻传播的学科思维,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形成以新闻传播学为主要场景、串联多种人文社会学科的新型通识教育。
其次,现实技术环境的快速变化要求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兼具一定的理工科思维,以及对最新技术的使用和创新技能。新文科建设所着力解决的是与现实结合的问题,其破解之道不仅在于文科内部不断联合融通,学习理工科思维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也是新文科发展的题中之意。现代学科发展与教育模式的建立,始于现代化进程中对现实世界的探索。当社会现实发生改变,我们的教育体系也应相应地调整。我国多地在高中教育阶段已经试验性地弱化文理分科,而新闻传播学的科研团队也有越来越多从事计算科学研究的学者加入。因此,从本科阶段注重培养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数据思维和运用实验的研究方法,已具备一定的实施条件。
更为紧迫的是,现实的新闻生產已大量应用最新的技术手段,包括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新闻热点追踪,使用网络无人机、传感器和虚拟或增强现实技术进行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等。对这些技术的应用有必要在教学环节予以重视,在训练学生熟悉操作的同时,还要提高他们作品的创意和审美质量,这就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媒体创意思维。图像时代,视觉设计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图像对人们接收信息以及唤起情绪具有重要作用,在新闻报道中合理运用视觉语言提升传播效果也是当前教学环节中需要强化的内容。
最后,新闻传播教育还需要加强与伦理及法学知识的结合。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媒体和个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享受新闻自由的权利,也承担着相应的法律责任。媒介素养教育不仅应包含媒介的使用和传播规律介绍,还应包含公民在生产、传播信息过程中需要具备的新闻伦理、数字伦理以及法律知识。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应当尽量丰富,每一个参与新闻传播活动的主体,包括普通网民、新闻从业者、传媒企业的管理者、政府监管部门等都应当充分学习和增强媒介素养。
2.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凸显学科在舆论引导和社会治理方面的直接作用
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系统中具有特殊地位,作为新文科的新闻传播学将集中凸显自身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断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提供现实支撑。
近年来,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党管宣传、党管媒体的原则不动摇。这就需要在新闻传播教学过程中强化阵地意识,使学生树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努力在实践中肩负起舆论引导的政治责任。一方面,在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握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原则和方针。加深学生对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艰苦历程和其在国家发展不同阶段所起的重要作用的理解,增加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认同,使其在实际工作中主动遵守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职业规范,践行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在跨学科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批判地分析中西方在思想、文化、制度方面的差异,使学生对西方发展道路的形成及局限有更为深刻的认知,培养学生更为客观、平衡的分析能力,从而在今后的新闻报道中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社会舆论时,保持冷静客观的思考。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国际经贸往来激发了国际传播的巨大需求。建设与之相匹配的对外传播人才队伍是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在对外传播主体日益多元的今天,新闻传播教育在学科建设方面应区分不同主体,进而产生更为直接的社会效益。例如针对企事业单位等机构主体,高校可成立专门的智库,并有针对性地制定传播方案。这就需要新闻传播学科在研究和管理上更为灵活和专业化,综合应用多种科学研究方法,推动研究成果顺利转化。而从业人员的培养和训练,需要理论构建和技术训练多方协同努力。中国在世界范围的投资和生产缺乏相应的文化输出供给,分析西方主流舆论和中国形象构建仍然是国际传播方向研究的重要议题,但是多元化的话语表达、全方位的公共关系建设与经营也需要予以更多重视。做好国际报道的组织策划,完善驻外记者管理制度,提高工作和管理效率;做好国内新闻的对外传播,以新文科视角创新表达话语体系,综合运用各种传播手段提升传播策略,都是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张彩霞,杨永军. 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的图像与真相[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 (12):147-151.
[2] 王永. 新文科建设的三个理论前提[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 (5):159-163.
[3]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4]贡塔·托依布纳,纪海龙. 社会理论脉络中的法学与法律实践[J]. 交大法学,2015(3):7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