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完拿出手机,有两个未接来电和一条长达百字的短信,都来自一个年轻同事。原来她刚刚采访了一个“商业头脑貌似还可以”的准成功人士,但因为过去采访此类人士的经验不足,很担心一不小心对其“评价过高”。看完这条短信我不禁莞尔,想起5年前的我“菜鸟”一只,采访的第一个导演就是贾樟柯,那根本是抱着拜谒偶像的心态去的,从积水潭地铁出来到青年电影制片厂宿舍的地下室不过几百米,瑟瑟北风中我愣是走出一脑门子汗。
　　现在想想真是很庆幸,在那个“大忽悠”辈出的年代,幸好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贾樟柯,如果换成日后我遇到的任何一个“高人”,不知我将鼓捣出怎样一篇旷世奇文。
　　“倚老卖老”地给同事回复了短信,大意无非是“新闻是客观报道,不要有主观判断”之类的废话,但我其实想说,“反忽悠”的能力根本无关智商、情商的高低,无非是“被忽悠的多了,渐渐就知道什么是忽悠”。
　　不过这位年轻同事比我幸运,没赶上“忽悠之风”最盛行的那两年。现在的电影行业正如黄建新导演所说已经进入了“专业人做专业事”的新时期。专业背景的资本入场,专业公司的价值重新凸显。
　　仅仅三四年前还不是这般光景,彼时中国电影刚刚进入上升期,专业公司没钱,有钱的公司几乎都不专业,市场里嘈嘈切切、鱼龙混杂,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皮包客和淘金者,采访中经常可以听到“华谊兄弟、保利博纳都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以及“投资全产业链,三年做到业内第一”的论调。
　　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年在三里屯某火锅店的一个饭局。朋友的朋友年轻的某总据说拉到了国内某巨型金融集团做靠山,要做一个电影基金,托朋友找到我想聊聊电影。身为小小记者的我拗不过朋友的面子勉强赴宴。开饭前该总特意带我看了看他们位于三里屯某5星写字楼一层的办公室,满屋子的古董家具和满墙的大瓷瓶子还有字画,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儿是个古董家具店,总之就差把“财大气粗”几个字裱成匾额挂在门厅里了。
　　饭局间,某总激情四溢,“未来一年我们要投5个亿拍电影,至少有两部1亿以上的大制作!可惜张艺谋已经被张伟平签了,所以我们计划请好莱坞的一流导演来拍,演员嘛还是用中国的,我看章子怡不错,你有她的手机号吗?”某总边说边看向我,并作势拿出手机,似乎立刻要记下那11个数字。见我茫然地摇摇头,某总有些意外,仿佛是为了给我一个台阶下,他又晃晃手机,“成龙和李连杰也行。”我只有继续摇头。换作今天,面对“忽悠”早已“油盐不进”的我大概还会递给他一句俏皮话,譬如“这个真没有”。但当年,面色羞赧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不可思议”四个大字慢慢攀上某总志得意满的脸庞。现在回想起来,那天的饭局中有上当受骗之感的恐怕不只是我。
　　形形色色的“高人”终于伴随那个忽悠的年代渐行渐远,但也有例外。曾经有一位80后的“强悍女”“忽悠”之功力彻底征服了我的某男同事,刚采访完他便一迭声地对我感慨,“看看人家!”神情就好像终于找到了为什么我至今仍靠码字为生的悲剧之根本所在。虽然所谓基金早就杳如黄鹤,但近期突然闻说该女竟然“忽悠”到一位投资人做了夫君,自己也曲线救国终于晋升为制片人。想必我那位同事更要对我大发感慨:“啧啧,看看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