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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为编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西域文献文物所做出的努力及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整理出版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并对海外文献的编辑体例做了详解，提出了今后工作中的期望。
关键词：海外敦煌西域文献；文物；编纂；出版
中图分类号：G2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6)06-0192-08
当我们徜徉在富丽堂皇的欧洲博物馆的时候，可以看到世界几大文明的历史在这里交汇，中国的文物文献，毫不逊色地在这里叙述着这个国度曾经拥有的辉煌。在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和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我们经常看到一种迷茫，听到一声追问：这样精彩的中国文物，这样完美的历史文献，怎么会跑到外国的博物馆和研究所来的呢?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列强就开始了对于中国的探险。探险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海外扩张；探险的结果，是对中国的疯狂掠夺。敦煌、新疆、黑水城文献文物的流失海外，对中国的民族心理和历史文物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于文化遗存的不同认识，客观上带动了本地文化的研究和发展，也形成了这些学科的国际化；而且十分明显，在资料占有国中，这些学科首先发展起来了。
据荣新江先生的初步统计，其中最重要的探险活动有：
英国。1893～1899年，英国霍恩雷新疆收集品，包括31批，其中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收集品18批；1900～1915年，斯坦因在中亚进行三次考察。第一次是新疆和阗、尼雅；第二次是和阗、尼雅、楼兰、米兰、敦煌，获得大量汉简，主要是敦煌藏经洞文献24箱，6000多件，绢画等艺术品5箱；第三次是和阗、尼雅、楼兰、麻扎塔格，又获得敦煌藏经洞文献570件。发掘了黑水城遗址，获得西夏文和汉文文献4000多件。三次探险后，分别撰写发表了《沙埋和阗废墟记》、《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考古记》的3套煌煌巨著。
法国。1906～1908年，法国有感于瑞典、英国、俄国、德国在西域考察的巨大成就，不甘寂寞，派遣伯希和、瓦扬、努埃特，考察了喀什三仙洞、图木舒克脱古孜萨来、克孜尔、库木吐拉、都勒都尔阿护尔等新疆遗址，获得许多珍贵的美术品、梵文佛典、吐火罗文献和200多件汉文文献。于1907年10月到达乌鲁木齐，从发配新疆的载澜处看到藏经洞流出的一卷文献，放弃了前往吐鲁番考察的计划，直奔敦煌。在藏经洞里，伯希和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翻阅了全部文献，选取了大藏经未收佛典、有年代的写本文献、非汉语文献和艺术品。从王道士手中购买和发掘了大约7000件汉文、藏文、梵文、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西夏文文献。
德国。1902年8月格伦威德尔在吐鲁番考察；1904年11月勒柯克也到吐鲁番，考察了吐鲁番的主要遗址，获得了据说有24种文字拼写的17种语言的文献。在胜金口、伯孜克里克、木头沟、吐峪沟切割壁画。这些壁画后来发表在勒柯克的《火洲》一书中，绝大多数壁画毁于二战战火。1913年5月到1914年1月，勒柯克在新疆各地发掘所获40大箱文物，装载出境。
俄国。由于地理位置接近我国，俄国沙皇派遣的考察队最多，收获也最大。1870年到1885年，普尔热瓦尔斯基4次考察中亚包括我国新疆地区，1879年到1880年走访了敦煌千佛洞，写在《从斋桑经哈密往西藏及黄河发源地》中。1880年左右，彼得罗夫斯基开始收集中亚文献文物；1892年，彼得罗夫斯基送给奥登堡100件库车、库尔勒、阿克苏婆罗谜文字的写本，送给中亚与远东历史俄国委员会大批写本。1910年，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送给奥登堡251件梵文写本，23件梵文木简，297件于阗龟兹文献。1898～1918年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克洛特阔夫送给3批藏文写卷，31件有关摩尼教的粟特文写卷，26件梵文写卷，11件龟兹文写卷。来中国西域的探险队主要有1893～1895年罗博罗夫斯基新疆考察队；1898年克列门兹考察队从阿斯塔那、伯孜克里克获取大批文物，包括剥离壁画；1906年科卡诺夫斯基、别列左夫斯基在吐鲁番考察。1907～1909年，柯兹洛夫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发掘一个佛塔，找到一个地下书库，得到7000件各种文物，8000件写本和印本。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四项考古发现之一。1909～1910年，奥登堡第一次中亚考察，高昌、交河、阿斯塔那、胜金口、伯孜克里克、苏巴什等。1914～1915年，奥登堡第二次中亚考察，获取敦煌写本近18900件，艺术品350件。进行了编号、测绘、抄录等工作。1909～1911年，1913～1914年，拉得洛夫发起，马洛夫带队，对新疆甘肃考察。
瑞典。1893～1935年，斯文·赫定4次考察中亚。
芬兰。1906～1908年，芬兰士官马达汉为俄国情报部门服务，以法国伯希和考察队成员的身份，在中国新疆甘肃等地搜集军事、经济等情报，拍摄照片，考察古迹。
日本。1902年8月，西本愿寺大谷光瑞探险队到新疆。1908年橘瑞超到新疆，以后和吉川小一郎到敦煌，收购了一批新疆和敦煌文献。
以上所见，不胜枚举，罄竹难书。在所有的项目中，中国学者至今能看到的还只是一部分，而出版公布的则更是一小部分；珍贵的历史文献被四分五裂地收藏在异国的书库里，瑰丽的壁画雕塑被从石窟寺剥离、倾覆甚至切割陈设在到各国的展厅，出自敦煌、西域的众多文物，从此流落海外，祖国母亲梦牵魂绕的游子，何时回归故乡?
海外敦煌西域文献的学术意义
各国探险队从新疆、敦煌、黑水城等地掠取的文献资料，可以从时代、文字种类和内容等方面来考察其价值。
我们知道，中国传世的大多数文献都是宋元以后的版本，大量是明清和民国版本。新疆阿斯塔那魏晋墓地出土文献，是东晋、北凉到北魏的写本，公元4世纪的写本，比宋元本要早800到1000年；敦煌藏经洞文献，最早是北凉时期，最晚是宋代咸平五年(1005)，也要比通常所说道善本图书早得多。文献内容上，有不少现在已经死亡的文字，比如佉卢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等；汉文资料有大量的珍本、孤本，包括社会经济军事文书和变文等特有的文献；藏文文献则是西藏“前弘期”即公元838年朗达玛灭佛以前的文献。
流失海外的敦煌西域文献，内容包括了古代人文学科的几乎所有方面。这些材料的出土，对于研究和重构古代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以说，任何触及到上述资料的学科，如果没有引用到这些材料，都必须重写。比如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史、文学史、美术史、地志史、医学史、书志史、天文史、星象学、甚至性学，等等。
这些资料都是流失在国外，中国学者很难见 到。这就使得这些领域的最高学术成果诞生在国外。比如，《中国古代帐籍文书研究》、《禅宗史》、《西域美术》、《吐蕃僧诤记》、《法成传》、《讲座敦煌》等等。以及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等文种的研究成果。
到八十年代，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学科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原始资料的匮乏成为主要的矛盾，于是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大规模、集成性出版项目就应运而生。这是在暂时不能做到实物回归之前，以出版形式化身千百的另一种让人兴奋中带有苦涩的回归。
敦煌西域文献文物编纂出版的目的
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目的，正如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先生在丛书《策划弁言》中所说：“敦煌学尽管目前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可它的诞生和发展却是曲折和缓慢的。……我国学者董康、刘复、胡适、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等先后远涉重洋，奔走伦敦、巴黎，拍照片，抄遗书，编目录，写序跋，为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最理想的办法是创造条件使有志于此的学者都能阅读原始文献。不过这在目前的客观物质和主观认识条件下，大概都无法实现。于是，退而求其次，商得各收藏家(单位或个人)的赞同、协助，采取现代影印办法，辑集汇刊，使孤本文献化身千百，让敦煌学家身处书室，即能纵览敦煌吐鲁番文献全貌，即省却奔波旅行之苦，又免却四方求阅之烦，以其宝贵而有限的学术时间，悉心于阅读、分析、推论、判断，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这结果就是从根本上推进了敦煌学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辑集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目的。”
应当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吐鲁番学会、四川人民出版社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成功合作；在我们之后，又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的合作，有敦煌研究院等单位和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合作，以及浙江省图书馆和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合作，形成了《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甘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争相出版的良好局面，共同推涌起敦煌文献的出版浪潮，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专业资料匮乏的局面，结束了由于不能看到高质量照片而产生的误解和争辩，使得研究者能够在更加广泛更加重要的领域中获得更大的突破。这样的局面，正是王重民等敦煌学先驱们荜路蓝缕开拓奋进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十多来年努力所期盼的结果。
“出版回归”的策划经过和进行情况
项目启动的的标志性活动是1989年8月以魏同贤社长、钱伯城总编辑为首，有李国章副总编、李伟国主任参加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代表团首次访问列宁格勒，形成了合作编纂、出版的共同意向。1990年10月派遣了李伟国、府宪展和朱天锡厂长的三人实验小组，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现场工作。良好的兄弟情谊、毫无商业气息的学术氛围，使得合作充满了蜜月的情调。实验性的工作，在学术和运转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在技术上却仅仅换取了一些经验。由于感光不足、不匀，并且当时设想以原大比例出版，以致拍摄完成后无法按照重新确定的比例裁切，所以，将近5000张底片在后期制作中几乎全军覆没。主要收获则是拍摄了反映全部收藏概貌的彩色图版，以及考验了工艺设想，哪怕在执行的时候发生的偏差。1991年2月，以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主任德列尔、列宁格勒东方分所所长彼得罗相、苏联敦煌学专家孟列夫组成的俄方代表团在上海正式签订了出版协议；而1992年的正式工作小组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拍摄了第一到第五册全部“дx”编号的照片，完整著录了卡片，进而当年出版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俄藏敦煌文献》第一册。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则通过饶宗颐、潘重规、吴其昱先生的撮合，1992年魏同贤、李伟国访问了巴黎，谈判了出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的条件，此后通过书信往来，签订了正式协议。1993年7月到10月，李伟国和府宪展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进行了现场编辑工作。工作内容包括，阅读和著录了预定前10册所收的文献，普查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的编号和收藏情况，采撷和制作了反映法藏概况的70多件文献的彩色图版，商定了部分需要重新制作的底片。
现在，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英、法、俄汉文藏品已经完成出版，日本藏品由于比较分散，难以形成协议，暂时还未进行，但日本方面的目录已经逐渐公布；近年我们启动了流失海外民族文献的项目，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合作，出版了《英藏黑水城文献》1－4册。又和西北民族大学开始整理出版流失海外最大宗的民族古文献，分别同法国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达成了协议，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英藏敦煌藏文文献》，这些材料主要是斯坦因和伯希和1907年和1908年在敦煌藏经洞等地所得。和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达成协议并已开始着手编纂出版《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以及确定了研究整理出版丝绸之路艺术品的计划；还和德国国家图书馆、德国印度艺术博物馆和德国勃兰登堡科学院达成共识，共同编纂出版德国探险队获取得吐鲁番收集品，以及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材料。这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幸好有国内许多著名专家做我们的坚强后盾，有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和敦煌研究院、吐鲁番学研究院等学会和科研机构各级领导和专家的支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珍贵历史文献也能够高质量地在中国出版。
从1992年底开始出书以来，到现在的15年中，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编辑室总共完成了国内外敦煌文献、艺术品以及俄藏黑水城文献总量达到93册，发表文献文物照片约50000多幅。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通过摄影方式发表图版最多的古代写本文献出版项目。
整理出版工作的经验教训
如果说，敦煌文献能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量出版，需要有风云际会的综合因素，那么，从事敦煌文献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原创性的工作，也需要有综合的条件和准备。“敦煌学”命题，正如许多学者认定的那样，只是以一个地域符号为标志的多样的材料群，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或者纯粹的研究对象。所以要从事此项编辑出版，对其从业者就有多方面的要求。除了可以在出版社范围内选调有专长的编辑参加以外，更重要的是加强人员培训和锻炼。
1992年，我社根据敦煌学的特点，以原来的影印编辑室为主体，抽调了熟悉佛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和兼具摄影和影印出版知识的编辑，组建了专业的“敦煌西域编辑室”。由于经常频繁的使用需求，编辑室配备了《大正藏》、《续藏经》、《敦煌宝藏》、《大正藏索引》、《敦煌吐鲁番社会文书释录》、《佛光大辞典》等大型资料和工具书籍。这样完整的配置在国内的科研机构也是很少的。在同国内外的交往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料，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解题目录》，克恰诺夫和西田龙雄的《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解题 目录》，安德鲁编纂的《斯坦因在亚洲高地新疆甘肃所获文物的解题目录》，斯坦因探险照片目录，等等，从筹备开始，就要求大家首先熟悉各种工具书的使用，阅读敦煌学的专著，组织到上海图书馆，邀请顾廷龙馆长指导阅读观摩敦煌经卷，熟悉敦煌文献的书体、墨色、纸质等相关的要素，很快就取得了初步的效果。和《俄藏敦煌文献》同时开展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是出国前的大练兵，学术和技术工作都得到了全面的考验。比如，我们考订出的第一个卷子是上博27号，卷尾题“阿恕伽王经卷第十一”，但是《大正藏》中并无此目。当时我们的佛教文献知识极其有限，甚至对于工具书的使用也非常陌生。我们首先通过《佛学大辞典》了解了“阿恕伽王”是“阿育王”的异译，然後核对了《大正藏》中2042号《阿育王传七卷》、2043号《阿育王经十卷》、2044号《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一卷》，终于勘定出其文为2042号《阿育王传卷第七》的一部分。这种考订水平和办法，现在看来幼稚可笑，但就是这样，使我们初步了解了怎样通过主题词寻找经典依据，利用语言特徵甄别《大正藏》的勘同文献。又如，上博附2号传世品，题签写“唐写本佛告比丘鬱单越经”，以此定名的有“西蠡”、“吴云”、“过云楼主人”、“退楼”、“顾子山”、“王芑孙”、“程瑶田”、“畅甫”等多人，其中程瑶田还是和戴震、段玉裁、王鸣盛齐名的经学大家。但是，正如陈援庵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所说，乾隆时期学术家对于佛教文献不甚了了，所以《四库全书》释家类编纂了无头绪。此卷的传世定题是根据首行定下的名称，是历史上对于书法作品定名的行业习惯，不能达到文献学要求的具有充分依据的标准。我们首先查检了《佛学大辞典》中“鬱单越”词条，知道了它是小乘部的内容；再检索《大藏经索引·阿含部》，终于确定为“佛说长阿含经第四分世记经鬱单越品第二”的文字。这个经历现在看来同样幼稚可笑，但却使我们知道了怎样使用工具书，怎样在浩如烟海的佛经中去比定一个敦煌残卷。
我们还在编辑室中讲解大藏经的分类结构特点、教判经义特点、文字叙述特点、翻译时代特点等；我们配备了16册的《大藏经索引》，但是如果不能判断残卷归属于哪一个部类，就只能每一册都去记录下几十个页码，然后几十上百地到《大正藏》中去翻查。有些编辑是通过这样的死功夫锻炼出来的，但更多的是通过分析理解内容特徵来作出比较直接的判断。在大藏经光盘盛行以前，逼迫着我们翻烂了《法宝总目录》、《大藏经索引》和《佛藏子目引得》等许多工具书。我们经常说的是：“我辈何才何德，堪当罗振玉、王国维辈大师做的敦煌文献发布工作，岂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非百倍努力不可得其十一。”日常比定，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故比勘异同印证文句之际，常有因一字之羡馀，或一言之缺少，亦须竟置此篇，别寻他品。往往掩卷踌躇，废书叹息。故即此区区检阅之机械工作，虽绝难与昔贤翻译诵读之勤苦精诚相比并，然此中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亦有未易为外人道者也。”
对外合作的风风雨雨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最高社会科学奖奥登堡奖、法国铭文和美文奖获得者孟列夫教授对我说：“我们学习研究中国，是热爱中国；我们的下一代就不一样了，他们是为了和中国做买卖。”年轻时长期生活在哈尔滨的著名汉学家丘古耶夫斯基，走出乌鲁木齐机场的第一句话是：“我回到了祖国。”西夏学专家克平教授幼年住在天津，重返时和昔日邻居抱头痛哭，而克平的母亲生前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是慨然地说“我们中国不是这样的”而不是“我在中国”怎么样。这些外国专家一辈子研究中国文化，他们热爱中国的感情，是我们和外国合作的最为深厚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合作的出版物，也是他们汉学研究的最主要最重要的成果。所有的汉学家对于中国的研究成果，只有在中国出版了、被中国学术界认可了，才是经受了最终的检验。
合作需要对等、均势、互利，才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外国方面的合作者，是该国最优秀的专家，他们希望对话者也是专家。唯一的办法是扬长补短、显示自身的实力，才会得到尊重和重视。你怕他是个国际著名的学者，他也怕你在中国土生土长，对于汉学和汉学研究的知识更多些。在平时觥筹交错中，谈话中，这些掂量就不动声色地开始了。你通过了考试，他就信任你；通不过，就觉得你不是好的合作伙伴。除了知识，还有个人品质。我们经常能够帮助俄国、法国的专家解决一些问题，提供一些线索，就使得双方真正取得了平等的地位。比如，一位著名的法国专家对一篇汉文古文无法断句，我们发现是一篇词作，就按照韵脚断了句，并找到了词牌；我们在拍摄著录卡片的过程中，每天都纠正俄方目录中的错误，俄方专家都仔细地记录下来；俄方专家询问敦煌文献中的《阎罗王经》和大藏经中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告诉他那是另一种同名异书的文献；有人说“圆通殿”里供养的是释迦牟尼，我们告诉她“圆通”是观世音的名号；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禅宗，也讨论普希金；吟诵中国古诗，也同唱俄罗斯歌曲；喝伏特加，做中国菜。从学术研究到生活细节，都互相交流学习，真正成为十分信赖的朋友。
但是，天空并不总是晴朗。国外的东方学专家不乏有披荆斩棘的斗士，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有识之士，但也有一些抱有某种狭隘心理的人，竭力阻挠本应属于中国的敦煌西域文献的公布；他们说“材料全部公布了，我们以后研究什么?”所以不断制造理由，阻挠中国专家阅读研究，阻挠工作小组的正常拍摄著录，甚至无视合作协议条款，单方面中断提供资料。在是否同意出版дx12910－14156号马洛夫S．Ye．Malov于阗收集品的问题上，由于分歧，召开了东方所学术委员会会议，我受克恰诺夫所长的邀请，列席陈述关于保持学术完整性和遵守协议完全出版的理由，但是被粗暴中断。孟列夫准备了书面发言，支持我的观点，强烈声明“如果不能完整出版，将是俄罗斯科学界的耻辱”，然后愤然退出会场，并把他的发言稿交给我。我想，那是让我向中国朋友转达他的态度。那一天，在俄罗斯电影中通常出现的灰调天空下，我从东方所出来，没有直接回到冬宫工作现场，而是绕道到古运河边的酒吧喝了一杯苦苦的咖啡。我不能把我的愤怒或激动传染给我们的工作小组，不能因此而减緩他们的紧张的工作。我切身体会到了我们的先驱者被拒之于西方图书馆之外的悲壮心境，体会到从他们到我们之间几代人薪尽火传的奋斗和艰辛。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孟列夫的拔刀相助、行侠仗义，是克恰诺夫反复朗读李国章社长传真中“行百里而半九十”时表示的赞同和惋惜。2004年和波波娃所长交谈，她表示虽然有很大的阻力，但当然还要合作。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俄罗斯民族性格。
具有战略意义的编辑体例
敦煌西域文献的编辑出版，必然是需要深度介入。一方面，作为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显学”， 一些热点文献会被重点研究，会有许多的学术成果可以被参考；但是，另一方面，更多的普通文献或者难点文献，却未被著录、没有参考资料。如果由图书馆来完成研究和交稿，限于条件，不知猴年马月；如果请第三方专家研究定题，通常会由于和出版社立场、视点、目标的不同，而久拖不决。所以，以出版社编辑为主体的深度介入，就不可避免了。
一、选择出版和完全出版
在《俄藏敦煌文献》的编例中，首先一句话，就是“本书收录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之全部敦煌文献，以及被收藏者列入敦煌文献编号的其他文献。”在《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的编例中，也有同样的叙述：“本书收录范围，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由伯希和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收集的全部文献，以及在新疆库车等地收集的全部文献”。虽然，《俄藏敦煌文献》中有着为数不少的残片，《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中叠经缩微胶卷和《敦煌宝藏》的流通，迫切感有所缓释，但是，回想起中国的学者专家包括王重民先生，到西方去取回敦煌文献的“经”，也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也几乎可以用“前仆后继”来形容，我们亟待敦煌文献文物能够回归祖国，但是等待尚需时日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放过任何一个残片通过出版回归的机会。另外，出版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财力，需要有各种综合条件的配合，机会也许只有一次，也许是稍纵即逝的。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做一个选本，也许，再想要出版昨天没有重视而放弃的东西，不知要付出多少倍数的努力，甚至，永远失去了可能。
关于俄藏敦煌文献，除了дx12910至дx14156马洛夫S．Ye．Malov于阗文献，我们穷尽了其他可能找到的所有写本包括残片；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中，原先编入伯希和汉文文献的写卷，因为有藏文写经、题记甚至少量点批，被馆方抽出编入伯希和藏文文献，因其实际情况是以汉文为主、并且原来就在汉文文献的连续编号中，我们将其悉数抽回补入。这样做最大可能保持了资料的完整性和容量，也提升了本次出版区别于缩微胶卷和《敦煌宝藏》的超越之处。
各种馆藏的附录部分，如上图卷，我们收录了传世品、日本写本、宋代的相近写本等材料，其目的也是尽可能多地保存和发布资料，而这种机会不是很多的。虽然有时显得超越范围或者违反规范，但如同我们的总体设想，宁可在体例上有所出格或者不妥，珍惜机会，多多益善，有利于传播，有利于读者，才是根本目的。
二、只出编号和列出标题
早在筹备工作阶段，对编辑方案就有两种设想，一是完全按照国际标准做，对每一文献进行考订，比对出文献的原名和在大藏经中的位置，其缺点是可能会延迟出版周期；另一种设想，是按照文献号编排，不出标题，可以省却大量的学术性工作，即减少学术成分，以求在短期内迅速完成，其缺点是降低了出版物的学术水准。后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张弓先生来信，说日本方面准备在我们的没有标题的书出版以后，由日本专家加上标题后再重新出版一次。我们受到极大的震惊，“置之死地而后生”，“狭路相逢勇者胜”，只有真正按照国际标准和学术规范去做，才不至于辱没了这一庄重的使命，出版物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保持和发展同学术界的联系，尽量采用最新学术成果，坚持按照国际标准来进行出版。
但是，有一段时间中，我们的做法被学术界严厉批评为“闭门造车”，希望我们敞开大门开展工作。从1994年“敦吐学会”在新疆召开的出版会议之后，听取了敦煌学界的普遍建议，和国内敦煌学界的合作有了较大的改变。许多专家都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使我们得以聆听他们的意见、吸纳他们的成果，并为许多专家提供了查阅、复制的方便。
三、分类编排和按序编排
在筹备阶段中，我们就编排方法问题听取了广泛的意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甚至激烈的争论。主张分类编排的意见，更多地考虑了尽量利用现有的学术成果，便利于相关、相近的材料的归类、缀合、比对和研究，但是，这样做会有几个难以克服的困难。
首先是，分类必须在读完所有的文献之后，哪怕一个可能定名的最小残片穷尽以后，才可以开始进入编纂，否则必然会不断有经过重新认定的材料要插入到分类序列中去；如果已经完成了正编，就需要不断地补遗、再补遗；如果插入序列是开放的，那么，就要等待最后一个残片研究完成，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是，有些类别归属的互相穿插交替重叠，将使一些文献极难归类，即使勉强归人了某一类别，也会因为个别使用者认识的不同而不能取得认同。而目前敦煌目录学发展的水平，还没有信服地完成科学的、可操作的分类纲目。
再次是，这样将会使敦煌出版陷入阵地战中，逐卷逐篇的辨析，然后逐一归位，然后才开始工作。粗略地计算，从拍摄完成、集齐底片到进入编纂，至少要推迟10年才可能开始出版。其后果就是：1．研究者必须等候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接触到这些文献。2．这些文献(主要是俄藏)在发表之前不能被专家们研究，必然会更限于“闭门造车”的困境；3．由于长期不能出成果、生效益，无论对于中外(俄、法)双方，还是出版社内部，都会由于信誉和资金的长期压力，陷入严重的困难以至绝境，反而造成无可弥补的负面影响。
然而，庆幸的是，在我们1990年试验小组首次赴苏工作的时候，就由于正确的判断，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长远的成功。当时对方的专家已经按照分类的方法重新编排了馆藏，首先开始的是冗长的般若部经典，并且表示，要研究完成一部分再提供一部分，中方只能拍摄苏方已经研究完成的内容。中方小组在李伟国同志的带领下，充分阐明了理由，坚决要求按照编号顺序拍摄，争取“竹筒倒豆子”的最佳结果。在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的充分理解下，排除了俄方少数人保守控制的消极影响，在1992年正式工作的时候．顺利实现了当年拍摄当年出书的初步成果。如果不是坚持按照顺序拍摄，某些人就会以没有研究好为理由，使这项工作或者一开始就胎死腹中，或者半途夭折。
我们最后采用的做法是，按照原馆藏编号顺序编排。原馆藏编号过于冗长复杂、并且尚未被广泛采纳的，即给予新编编号，以便于指称。同时括注原编号，便于研究者到馆提阅原卷。在顺序编完正文以后，编制“分类目录”和“索引”、“年表”等附录，以便按照分类查检；分类方式基本采用通行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类目，但适当调整了一些顺序和归属，以避免《大正藏》“小大(乘)不分”、“显密(教)不分”的诟病。
充分依靠学术界支持帮助
项目启动的第一步，就是请教国内的敦煌学、文献学专家。我们请教季羡林、饶宗颐、潘重规先生，请他们进行战略评估和指导；请教顾廷龙馆长，尽快熟悉敦煌文献的书法、纸质、装帧等版本学、书志学知识和鉴定、著录方法。请教包正鹄先生，具体了解苏联收藏情况；请教周绍良、宁可先 生，请他们介绍英藏敦煌文献的编纂方法和现场拍摄著录方法。周绍良说，就用玛米亚中片幅相机，经得起长时间翻拍的考验。宁可说，每天的工作都要完成检查核对，才能进行下一步工作，否则光整理照片就得再花上半年时间，我们就依此形成了“当日清”、“不可逆”的工艺流程；请教吴其昱和张广达先生，遴选最有价值的胡语文献。请教段文杰、樊锦诗院长关于俄藏敦煌艺术品的评估和编纂意见，并聘请他们为学术顾问，结合莫高窟现场，校订了奥登堡笔记、照片和著录；请教彭金章教授，比对从莫高窟北区流失的文物；请教了荣新江教授，听他详细介绍了各国收藏情况，以及应重点关注的文献，厘定部分胡语文献；请教了方广锠先生，了解敦煌佛教文献的概况和分类。请教蒋忠新先生，探讨梵文文献的基本情况；请教晁华山先生了解犍陀罗石刻艺术；请教东主才让先生拟定藏文文献的定名；请教贾应逸先生鉴别吐鲁番文物。我们在博物馆档案卡片上见到“经谢稚柳、施萍婷鉴定”时，还敬畏他们高不可及的权威，但不久以后，他们都成了我们最好、最平易近人的老师和朋友。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得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指导和帮助，尤其是诤友邓文宽、柴剑虹、赵和平等，在批评我们“闭门造车”倾向的同时，为我们和敦煌学界的联系打开了更畅快的通道。而郝春文副会长的支持总是如沐春风。回想起来，十多年风风雨雨，我们有这么多老师和朋友陪伴着走来，使得我们在学术上从来也没有感到孤立，即使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之下，学术界始终最理解和最支持我们，并赋予我们无尽的力量，激发我们抗争的勇气。
回想起1990年到2000年间，我们一群三、四十岁的中青年编辑，年复一年地轮流奔赴俄罗斯拍摄著录敦煌、黑水城文献，每次都去国离家100天左右。青年变成了中年，中年变成了老年；苏联变成了俄罗斯，列宁格勒变成了圣彼得堡，“苏藏敦煌文献”变成了“俄藏敦煌文献”；我们依稀记得东方列车驰出国门时，面对西伯利亚大森林时，心中涌动的“撞沉吉野”(《甲午海战》中邓世昌语)的豪情壮志。17年过去，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图书”已经出版了将近100册(其一套书的重量大约达到500公斤!)，世界各大图书馆都开设专架庋藏，已然蔚为大观。2004年开始，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撮合和指导下，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领导表现了卓越多识的学术眼光和非凡的勇气，开创了编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西域民族古文献的新局面。从此，敦煌西域文献的出版，从单一汉文文种走向了西夏文、藏文和其他胡语文种的新领域，从俄罗斯、法国走向了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从文献编纂进而走向了文物出版，从小范围的单位合作走向邀集全国各族专家和国际专家的广泛合作。星汉灿烂，洪波涌起。我们已经不仅仅是拥有豪情壮志的年轻人了，就像敦煌学已经不再是抄录材料的时代一样；新的对象、新的范围、新的科研深度，都呼唤着新一代专家、编辑，用新的理念、新的方法和新的奋斗去拓展、实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用王尧先生为祝贺《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所说的：“只要道行天下，成功不必在我。”我等再尽绵薄之力，只为继续找回迷失海外的游子——许许多多仍然是那么使人梦牵魂绕的敦煌西域的文献文物。
(责任编辑 包菁萍)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海外敦煌西域文献；文物；编纂；出版
中图分类号：G2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6)06-0192-08
当我们徜徉在富丽堂皇的欧洲博物馆的时候，可以看到世界几大文明的历史在这里交汇，中国的文物文献，毫不逊色地在这里叙述着这个国度曾经拥有的辉煌。在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和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我们经常看到一种迷茫，听到一声追问：这样精彩的中国文物，这样完美的历史文献，怎么会跑到外国的博物馆和研究所来的呢?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列强就开始了对于中国的探险。探险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海外扩张；探险的结果，是对中国的疯狂掠夺。敦煌、新疆、黑水城文献文物的流失海外，对中国的民族心理和历史文物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于文化遗存的不同认识，客观上带动了本地文化的研究和发展，也形成了这些学科的国际化；而且十分明显，在资料占有国中，这些学科首先发展起来了。
据荣新江先生的初步统计，其中最重要的探险活动有：
英国。1893～1899年，英国霍恩雷新疆收集品，包括31批，其中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收集品18批；1900～1915年，斯坦因在中亚进行三次考察。第一次是新疆和阗、尼雅；第二次是和阗、尼雅、楼兰、米兰、敦煌，获得大量汉简，主要是敦煌藏经洞文献24箱，6000多件，绢画等艺术品5箱；第三次是和阗、尼雅、楼兰、麻扎塔格，又获得敦煌藏经洞文献570件。发掘了黑水城遗址，获得西夏文和汉文文献4000多件。三次探险后，分别撰写发表了《沙埋和阗废墟记》、《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考古记》的3套煌煌巨著。
法国。1906～1908年，法国有感于瑞典、英国、俄国、德国在西域考察的巨大成就，不甘寂寞，派遣伯希和、瓦扬、努埃特，考察了喀什三仙洞、图木舒克脱古孜萨来、克孜尔、库木吐拉、都勒都尔阿护尔等新疆遗址，获得许多珍贵的美术品、梵文佛典、吐火罗文献和200多件汉文文献。于1907年10月到达乌鲁木齐，从发配新疆的载澜处看到藏经洞流出的一卷文献，放弃了前往吐鲁番考察的计划，直奔敦煌。在藏经洞里，伯希和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翻阅了全部文献，选取了大藏经未收佛典、有年代的写本文献、非汉语文献和艺术品。从王道士手中购买和发掘了大约7000件汉文、藏文、梵文、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西夏文文献。
德国。1902年8月格伦威德尔在吐鲁番考察；1904年11月勒柯克也到吐鲁番，考察了吐鲁番的主要遗址，获得了据说有24种文字拼写的17种语言的文献。在胜金口、伯孜克里克、木头沟、吐峪沟切割壁画。这些壁画后来发表在勒柯克的《火洲》一书中，绝大多数壁画毁于二战战火。1913年5月到1914年1月，勒柯克在新疆各地发掘所获40大箱文物，装载出境。
俄国。由于地理位置接近我国，俄国沙皇派遣的考察队最多，收获也最大。1870年到1885年，普尔热瓦尔斯基4次考察中亚包括我国新疆地区，1879年到1880年走访了敦煌千佛洞，写在《从斋桑经哈密往西藏及黄河发源地》中。1880年左右，彼得罗夫斯基开始收集中亚文献文物；1892年，彼得罗夫斯基送给奥登堡100件库车、库尔勒、阿克苏婆罗谜文字的写本，送给中亚与远东历史俄国委员会大批写本。1910年，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送给奥登堡251件梵文写本，23件梵文木简，297件于阗龟兹文献。1898～1918年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克洛特阔夫送给3批藏文写卷，31件有关摩尼教的粟特文写卷，26件梵文写卷，11件龟兹文写卷。来中国西域的探险队主要有1893～1895年罗博罗夫斯基新疆考察队；1898年克列门兹考察队从阿斯塔那、伯孜克里克获取大批文物，包括剥离壁画；1906年科卡诺夫斯基、别列左夫斯基在吐鲁番考察。1907～1909年，柯兹洛夫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发掘一个佛塔，找到一个地下书库，得到7000件各种文物，8000件写本和印本。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四项考古发现之一。1909～1910年，奥登堡第一次中亚考察，高昌、交河、阿斯塔那、胜金口、伯孜克里克、苏巴什等。1914～1915年，奥登堡第二次中亚考察，获取敦煌写本近18900件，艺术品350件。进行了编号、测绘、抄录等工作。1909～1911年，1913～1914年，拉得洛夫发起，马洛夫带队，对新疆甘肃考察。
瑞典。1893～1935年，斯文·赫定4次考察中亚。
芬兰。1906～1908年，芬兰士官马达汉为俄国情报部门服务，以法国伯希和考察队成员的身份，在中国新疆甘肃等地搜集军事、经济等情报，拍摄照片，考察古迹。
日本。1902年8月，西本愿寺大谷光瑞探险队到新疆。1908年橘瑞超到新疆，以后和吉川小一郎到敦煌，收购了一批新疆和敦煌文献。
以上所见，不胜枚举，罄竹难书。在所有的项目中，中国学者至今能看到的还只是一部分，而出版公布的则更是一小部分；珍贵的历史文献被四分五裂地收藏在异国的书库里，瑰丽的壁画雕塑被从石窟寺剥离、倾覆甚至切割陈设在到各国的展厅，出自敦煌、西域的众多文物，从此流落海外，祖国母亲梦牵魂绕的游子，何时回归故乡?
海外敦煌西域文献的学术意义
各国探险队从新疆、敦煌、黑水城等地掠取的文献资料，可以从时代、文字种类和内容等方面来考察其价值。
我们知道，中国传世的大多数文献都是宋元以后的版本，大量是明清和民国版本。新疆阿斯塔那魏晋墓地出土文献，是东晋、北凉到北魏的写本，公元4世纪的写本，比宋元本要早800到1000年；敦煌藏经洞文献，最早是北凉时期，最晚是宋代咸平五年(1005)，也要比通常所说道善本图书早得多。文献内容上，有不少现在已经死亡的文字，比如佉卢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等；汉文资料有大量的珍本、孤本，包括社会经济军事文书和变文等特有的文献；藏文文献则是西藏“前弘期”即公元838年朗达玛灭佛以前的文献。
流失海外的敦煌西域文献，内容包括了古代人文学科的几乎所有方面。这些材料的出土，对于研究和重构古代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以说，任何触及到上述资料的学科，如果没有引用到这些材料，都必须重写。比如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史、文学史、美术史、地志史、医学史、书志史、天文史、星象学、甚至性学，等等。
这些资料都是流失在国外，中国学者很难见 到。这就使得这些领域的最高学术成果诞生在国外。比如，《中国古代帐籍文书研究》、《禅宗史》、《西域美术》、《吐蕃僧诤记》、《法成传》、《讲座敦煌》等等。以及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等文种的研究成果。
到八十年代，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学科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原始资料的匮乏成为主要的矛盾，于是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大规模、集成性出版项目就应运而生。这是在暂时不能做到实物回归之前，以出版形式化身千百的另一种让人兴奋中带有苦涩的回归。
敦煌西域文献文物编纂出版的目的
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目的，正如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先生在丛书《策划弁言》中所说：“敦煌学尽管目前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可它的诞生和发展却是曲折和缓慢的。……我国学者董康、刘复、胡适、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等先后远涉重洋，奔走伦敦、巴黎，拍照片，抄遗书，编目录，写序跋，为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最理想的办法是创造条件使有志于此的学者都能阅读原始文献。不过这在目前的客观物质和主观认识条件下，大概都无法实现。于是，退而求其次，商得各收藏家(单位或个人)的赞同、协助，采取现代影印办法，辑集汇刊，使孤本文献化身千百，让敦煌学家身处书室，即能纵览敦煌吐鲁番文献全貌，即省却奔波旅行之苦，又免却四方求阅之烦，以其宝贵而有限的学术时间，悉心于阅读、分析、推论、判断，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这结果就是从根本上推进了敦煌学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辑集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目的。”
应当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吐鲁番学会、四川人民出版社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成功合作；在我们之后，又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的合作，有敦煌研究院等单位和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合作，以及浙江省图书馆和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合作，形成了《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甘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争相出版的良好局面，共同推涌起敦煌文献的出版浪潮，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专业资料匮乏的局面，结束了由于不能看到高质量照片而产生的误解和争辩，使得研究者能够在更加广泛更加重要的领域中获得更大的突破。这样的局面，正是王重民等敦煌学先驱们荜路蓝缕开拓奋进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十多来年努力所期盼的结果。
“出版回归”的策划经过和进行情况
项目启动的的标志性活动是1989年8月以魏同贤社长、钱伯城总编辑为首，有李国章副总编、李伟国主任参加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代表团首次访问列宁格勒，形成了合作编纂、出版的共同意向。1990年10月派遣了李伟国、府宪展和朱天锡厂长的三人实验小组，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现场工作。良好的兄弟情谊、毫无商业气息的学术氛围，使得合作充满了蜜月的情调。实验性的工作，在学术和运转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在技术上却仅仅换取了一些经验。由于感光不足、不匀，并且当时设想以原大比例出版，以致拍摄完成后无法按照重新确定的比例裁切，所以，将近5000张底片在后期制作中几乎全军覆没。主要收获则是拍摄了反映全部收藏概貌的彩色图版，以及考验了工艺设想，哪怕在执行的时候发生的偏差。1991年2月，以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主任德列尔、列宁格勒东方分所所长彼得罗相、苏联敦煌学专家孟列夫组成的俄方代表团在上海正式签订了出版协议；而1992年的正式工作小组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拍摄了第一到第五册全部“дx”编号的照片，完整著录了卡片，进而当年出版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俄藏敦煌文献》第一册。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则通过饶宗颐、潘重规、吴其昱先生的撮合，1992年魏同贤、李伟国访问了巴黎，谈判了出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的条件，此后通过书信往来，签订了正式协议。1993年7月到10月，李伟国和府宪展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进行了现场编辑工作。工作内容包括，阅读和著录了预定前10册所收的文献，普查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的编号和收藏情况，采撷和制作了反映法藏概况的70多件文献的彩色图版，商定了部分需要重新制作的底片。
现在，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英、法、俄汉文藏品已经完成出版，日本藏品由于比较分散，难以形成协议，暂时还未进行，但日本方面的目录已经逐渐公布；近年我们启动了流失海外民族文献的项目，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合作，出版了《英藏黑水城文献》1－4册。又和西北民族大学开始整理出版流失海外最大宗的民族古文献，分别同法国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达成了协议，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英藏敦煌藏文文献》，这些材料主要是斯坦因和伯希和1907年和1908年在敦煌藏经洞等地所得。和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达成协议并已开始着手编纂出版《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以及确定了研究整理出版丝绸之路艺术品的计划；还和德国国家图书馆、德国印度艺术博物馆和德国勃兰登堡科学院达成共识，共同编纂出版德国探险队获取得吐鲁番收集品，以及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材料。这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幸好有国内许多著名专家做我们的坚强后盾，有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和敦煌研究院、吐鲁番学研究院等学会和科研机构各级领导和专家的支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珍贵历史文献也能够高质量地在中国出版。
从1992年底开始出书以来，到现在的15年中，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编辑室总共完成了国内外敦煌文献、艺术品以及俄藏黑水城文献总量达到93册，发表文献文物照片约50000多幅。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通过摄影方式发表图版最多的古代写本文献出版项目。
整理出版工作的经验教训
如果说，敦煌文献能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量出版，需要有风云际会的综合因素，那么，从事敦煌文献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原创性的工作，也需要有综合的条件和准备。“敦煌学”命题，正如许多学者认定的那样，只是以一个地域符号为标志的多样的材料群，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或者纯粹的研究对象。所以要从事此项编辑出版，对其从业者就有多方面的要求。除了可以在出版社范围内选调有专长的编辑参加以外，更重要的是加强人员培训和锻炼。
1992年，我社根据敦煌学的特点，以原来的影印编辑室为主体，抽调了熟悉佛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和兼具摄影和影印出版知识的编辑，组建了专业的“敦煌西域编辑室”。由于经常频繁的使用需求，编辑室配备了《大正藏》、《续藏经》、《敦煌宝藏》、《大正藏索引》、《敦煌吐鲁番社会文书释录》、《佛光大辞典》等大型资料和工具书籍。这样完整的配置在国内的科研机构也是很少的。在同国内外的交往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料，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解题目录》，克恰诺夫和西田龙雄的《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解题 目录》，安德鲁编纂的《斯坦因在亚洲高地新疆甘肃所获文物的解题目录》，斯坦因探险照片目录，等等，从筹备开始，就要求大家首先熟悉各种工具书的使用，阅读敦煌学的专著，组织到上海图书馆，邀请顾廷龙馆长指导阅读观摩敦煌经卷，熟悉敦煌文献的书体、墨色、纸质等相关的要素，很快就取得了初步的效果。和《俄藏敦煌文献》同时开展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是出国前的大练兵，学术和技术工作都得到了全面的考验。比如，我们考订出的第一个卷子是上博27号，卷尾题“阿恕伽王经卷第十一”，但是《大正藏》中并无此目。当时我们的佛教文献知识极其有限，甚至对于工具书的使用也非常陌生。我们首先通过《佛学大辞典》了解了“阿恕伽王”是“阿育王”的异译，然後核对了《大正藏》中2042号《阿育王传七卷》、2043号《阿育王经十卷》、2044号《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一卷》，终于勘定出其文为2042号《阿育王传卷第七》的一部分。这种考订水平和办法，现在看来幼稚可笑，但就是这样，使我们初步了解了怎样通过主题词寻找经典依据，利用语言特徵甄别《大正藏》的勘同文献。又如，上博附2号传世品，题签写“唐写本佛告比丘鬱单越经”，以此定名的有“西蠡”、“吴云”、“过云楼主人”、“退楼”、“顾子山”、“王芑孙”、“程瑶田”、“畅甫”等多人，其中程瑶田还是和戴震、段玉裁、王鸣盛齐名的经学大家。但是，正如陈援庵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所说，乾隆时期学术家对于佛教文献不甚了了，所以《四库全书》释家类编纂了无头绪。此卷的传世定题是根据首行定下的名称，是历史上对于书法作品定名的行业习惯，不能达到文献学要求的具有充分依据的标准。我们首先查检了《佛学大辞典》中“鬱单越”词条，知道了它是小乘部的内容；再检索《大藏经索引·阿含部》，终于确定为“佛说长阿含经第四分世记经鬱单越品第二”的文字。这个经历现在看来同样幼稚可笑，但却使我们知道了怎样使用工具书，怎样在浩如烟海的佛经中去比定一个敦煌残卷。
我们还在编辑室中讲解大藏经的分类结构特点、教判经义特点、文字叙述特点、翻译时代特点等；我们配备了16册的《大藏经索引》，但是如果不能判断残卷归属于哪一个部类，就只能每一册都去记录下几十个页码，然后几十上百地到《大正藏》中去翻查。有些编辑是通过这样的死功夫锻炼出来的，但更多的是通过分析理解内容特徵来作出比较直接的判断。在大藏经光盘盛行以前，逼迫着我们翻烂了《法宝总目录》、《大藏经索引》和《佛藏子目引得》等许多工具书。我们经常说的是：“我辈何才何德，堪当罗振玉、王国维辈大师做的敦煌文献发布工作，岂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非百倍努力不可得其十一。”日常比定，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故比勘异同印证文句之际，常有因一字之羡馀，或一言之缺少，亦须竟置此篇，别寻他品。往往掩卷踌躇，废书叹息。故即此区区检阅之机械工作，虽绝难与昔贤翻译诵读之勤苦精诚相比并，然此中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亦有未易为外人道者也。”
对外合作的风风雨雨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最高社会科学奖奥登堡奖、法国铭文和美文奖获得者孟列夫教授对我说：“我们学习研究中国，是热爱中国；我们的下一代就不一样了，他们是为了和中国做买卖。”年轻时长期生活在哈尔滨的著名汉学家丘古耶夫斯基，走出乌鲁木齐机场的第一句话是：“我回到了祖国。”西夏学专家克平教授幼年住在天津，重返时和昔日邻居抱头痛哭，而克平的母亲生前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是慨然地说“我们中国不是这样的”而不是“我在中国”怎么样。这些外国专家一辈子研究中国文化，他们热爱中国的感情，是我们和外国合作的最为深厚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合作的出版物，也是他们汉学研究的最主要最重要的成果。所有的汉学家对于中国的研究成果，只有在中国出版了、被中国学术界认可了，才是经受了最终的检验。
合作需要对等、均势、互利，才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外国方面的合作者，是该国最优秀的专家，他们希望对话者也是专家。唯一的办法是扬长补短、显示自身的实力，才会得到尊重和重视。你怕他是个国际著名的学者，他也怕你在中国土生土长，对于汉学和汉学研究的知识更多些。在平时觥筹交错中，谈话中，这些掂量就不动声色地开始了。你通过了考试，他就信任你；通不过，就觉得你不是好的合作伙伴。除了知识，还有个人品质。我们经常能够帮助俄国、法国的专家解决一些问题，提供一些线索，就使得双方真正取得了平等的地位。比如，一位著名的法国专家对一篇汉文古文无法断句，我们发现是一篇词作，就按照韵脚断了句，并找到了词牌；我们在拍摄著录卡片的过程中，每天都纠正俄方目录中的错误，俄方专家都仔细地记录下来；俄方专家询问敦煌文献中的《阎罗王经》和大藏经中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告诉他那是另一种同名异书的文献；有人说“圆通殿”里供养的是释迦牟尼，我们告诉她“圆通”是观世音的名号；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禅宗，也讨论普希金；吟诵中国古诗，也同唱俄罗斯歌曲；喝伏特加，做中国菜。从学术研究到生活细节，都互相交流学习，真正成为十分信赖的朋友。
但是，天空并不总是晴朗。国外的东方学专家不乏有披荆斩棘的斗士，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有识之士，但也有一些抱有某种狭隘心理的人，竭力阻挠本应属于中国的敦煌西域文献的公布；他们说“材料全部公布了，我们以后研究什么?”所以不断制造理由，阻挠中国专家阅读研究，阻挠工作小组的正常拍摄著录，甚至无视合作协议条款，单方面中断提供资料。在是否同意出版дx12910－14156号马洛夫S．Ye．Malov于阗收集品的问题上，由于分歧，召开了东方所学术委员会会议，我受克恰诺夫所长的邀请，列席陈述关于保持学术完整性和遵守协议完全出版的理由，但是被粗暴中断。孟列夫准备了书面发言，支持我的观点，强烈声明“如果不能完整出版，将是俄罗斯科学界的耻辱”，然后愤然退出会场，并把他的发言稿交给我。我想，那是让我向中国朋友转达他的态度。那一天，在俄罗斯电影中通常出现的灰调天空下，我从东方所出来，没有直接回到冬宫工作现场，而是绕道到古运河边的酒吧喝了一杯苦苦的咖啡。我不能把我的愤怒或激动传染给我们的工作小组，不能因此而减緩他们的紧张的工作。我切身体会到了我们的先驱者被拒之于西方图书馆之外的悲壮心境，体会到从他们到我们之间几代人薪尽火传的奋斗和艰辛。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孟列夫的拔刀相助、行侠仗义，是克恰诺夫反复朗读李国章社长传真中“行百里而半九十”时表示的赞同和惋惜。2004年和波波娃所长交谈，她表示虽然有很大的阻力，但当然还要合作。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俄罗斯民族性格。
具有战略意义的编辑体例
敦煌西域文献的编辑出版，必然是需要深度介入。一方面，作为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显学”， 一些热点文献会被重点研究，会有许多的学术成果可以被参考；但是，另一方面，更多的普通文献或者难点文献，却未被著录、没有参考资料。如果由图书馆来完成研究和交稿，限于条件，不知猴年马月；如果请第三方专家研究定题，通常会由于和出版社立场、视点、目标的不同，而久拖不决。所以，以出版社编辑为主体的深度介入，就不可避免了。
一、选择出版和完全出版
在《俄藏敦煌文献》的编例中，首先一句话，就是“本书收录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之全部敦煌文献，以及被收藏者列入敦煌文献编号的其他文献。”在《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的编例中，也有同样的叙述：“本书收录范围，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由伯希和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收集的全部文献，以及在新疆库车等地收集的全部文献”。虽然，《俄藏敦煌文献》中有着为数不少的残片，《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中叠经缩微胶卷和《敦煌宝藏》的流通，迫切感有所缓释，但是，回想起中国的学者专家包括王重民先生，到西方去取回敦煌文献的“经”，也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也几乎可以用“前仆后继”来形容，我们亟待敦煌文献文物能够回归祖国，但是等待尚需时日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放过任何一个残片通过出版回归的机会。另外，出版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财力，需要有各种综合条件的配合，机会也许只有一次，也许是稍纵即逝的。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做一个选本，也许，再想要出版昨天没有重视而放弃的东西，不知要付出多少倍数的努力，甚至，永远失去了可能。
关于俄藏敦煌文献，除了дx12910至дx14156马洛夫S．Ye．Malov于阗文献，我们穷尽了其他可能找到的所有写本包括残片；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中，原先编入伯希和汉文文献的写卷，因为有藏文写经、题记甚至少量点批，被馆方抽出编入伯希和藏文文献，因其实际情况是以汉文为主、并且原来就在汉文文献的连续编号中，我们将其悉数抽回补入。这样做最大可能保持了资料的完整性和容量，也提升了本次出版区别于缩微胶卷和《敦煌宝藏》的超越之处。
各种馆藏的附录部分，如上图卷，我们收录了传世品、日本写本、宋代的相近写本等材料，其目的也是尽可能多地保存和发布资料，而这种机会不是很多的。虽然有时显得超越范围或者违反规范，但如同我们的总体设想，宁可在体例上有所出格或者不妥，珍惜机会，多多益善，有利于传播，有利于读者，才是根本目的。
二、只出编号和列出标题
早在筹备工作阶段，对编辑方案就有两种设想，一是完全按照国际标准做，对每一文献进行考订，比对出文献的原名和在大藏经中的位置，其缺点是可能会延迟出版周期；另一种设想，是按照文献号编排，不出标题，可以省却大量的学术性工作，即减少学术成分，以求在短期内迅速完成，其缺点是降低了出版物的学术水准。后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张弓先生来信，说日本方面准备在我们的没有标题的书出版以后，由日本专家加上标题后再重新出版一次。我们受到极大的震惊，“置之死地而后生”，“狭路相逢勇者胜”，只有真正按照国际标准和学术规范去做，才不至于辱没了这一庄重的使命，出版物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保持和发展同学术界的联系，尽量采用最新学术成果，坚持按照国际标准来进行出版。
但是，有一段时间中，我们的做法被学术界严厉批评为“闭门造车”，希望我们敞开大门开展工作。从1994年“敦吐学会”在新疆召开的出版会议之后，听取了敦煌学界的普遍建议，和国内敦煌学界的合作有了较大的改变。许多专家都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使我们得以聆听他们的意见、吸纳他们的成果，并为许多专家提供了查阅、复制的方便。
三、分类编排和按序编排
在筹备阶段中，我们就编排方法问题听取了广泛的意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甚至激烈的争论。主张分类编排的意见，更多地考虑了尽量利用现有的学术成果，便利于相关、相近的材料的归类、缀合、比对和研究，但是，这样做会有几个难以克服的困难。
首先是，分类必须在读完所有的文献之后，哪怕一个可能定名的最小残片穷尽以后，才可以开始进入编纂，否则必然会不断有经过重新认定的材料要插入到分类序列中去；如果已经完成了正编，就需要不断地补遗、再补遗；如果插入序列是开放的，那么，就要等待最后一个残片研究完成，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是，有些类别归属的互相穿插交替重叠，将使一些文献极难归类，即使勉强归人了某一类别，也会因为个别使用者认识的不同而不能取得认同。而目前敦煌目录学发展的水平，还没有信服地完成科学的、可操作的分类纲目。
再次是，这样将会使敦煌出版陷入阵地战中，逐卷逐篇的辨析，然后逐一归位，然后才开始工作。粗略地计算，从拍摄完成、集齐底片到进入编纂，至少要推迟10年才可能开始出版。其后果就是：1．研究者必须等候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接触到这些文献。2．这些文献(主要是俄藏)在发表之前不能被专家们研究，必然会更限于“闭门造车”的困境；3．由于长期不能出成果、生效益，无论对于中外(俄、法)双方，还是出版社内部，都会由于信誉和资金的长期压力，陷入严重的困难以至绝境，反而造成无可弥补的负面影响。
然而，庆幸的是，在我们1990年试验小组首次赴苏工作的时候，就由于正确的判断，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长远的成功。当时对方的专家已经按照分类的方法重新编排了馆藏，首先开始的是冗长的般若部经典，并且表示，要研究完成一部分再提供一部分，中方只能拍摄苏方已经研究完成的内容。中方小组在李伟国同志的带领下，充分阐明了理由，坚决要求按照编号顺序拍摄，争取“竹筒倒豆子”的最佳结果。在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的充分理解下，排除了俄方少数人保守控制的消极影响，在1992年正式工作的时候．顺利实现了当年拍摄当年出书的初步成果。如果不是坚持按照顺序拍摄，某些人就会以没有研究好为理由，使这项工作或者一开始就胎死腹中，或者半途夭折。
我们最后采用的做法是，按照原馆藏编号顺序编排。原馆藏编号过于冗长复杂、并且尚未被广泛采纳的，即给予新编编号，以便于指称。同时括注原编号，便于研究者到馆提阅原卷。在顺序编完正文以后，编制“分类目录”和“索引”、“年表”等附录，以便按照分类查检；分类方式基本采用通行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类目，但适当调整了一些顺序和归属，以避免《大正藏》“小大(乘)不分”、“显密(教)不分”的诟病。
充分依靠学术界支持帮助
项目启动的第一步，就是请教国内的敦煌学、文献学专家。我们请教季羡林、饶宗颐、潘重规先生，请他们进行战略评估和指导；请教顾廷龙馆长，尽快熟悉敦煌文献的书法、纸质、装帧等版本学、书志学知识和鉴定、著录方法。请教包正鹄先生，具体了解苏联收藏情况；请教周绍良、宁可先 生，请他们介绍英藏敦煌文献的编纂方法和现场拍摄著录方法。周绍良说，就用玛米亚中片幅相机，经得起长时间翻拍的考验。宁可说，每天的工作都要完成检查核对，才能进行下一步工作，否则光整理照片就得再花上半年时间，我们就依此形成了“当日清”、“不可逆”的工艺流程；请教吴其昱和张广达先生，遴选最有价值的胡语文献。请教段文杰、樊锦诗院长关于俄藏敦煌艺术品的评估和编纂意见，并聘请他们为学术顾问，结合莫高窟现场，校订了奥登堡笔记、照片和著录；请教彭金章教授，比对从莫高窟北区流失的文物；请教了荣新江教授，听他详细介绍了各国收藏情况，以及应重点关注的文献，厘定部分胡语文献；请教了方广锠先生，了解敦煌佛教文献的概况和分类。请教蒋忠新先生，探讨梵文文献的基本情况；请教晁华山先生了解犍陀罗石刻艺术；请教东主才让先生拟定藏文文献的定名；请教贾应逸先生鉴别吐鲁番文物。我们在博物馆档案卡片上见到“经谢稚柳、施萍婷鉴定”时，还敬畏他们高不可及的权威，但不久以后，他们都成了我们最好、最平易近人的老师和朋友。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得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指导和帮助，尤其是诤友邓文宽、柴剑虹、赵和平等，在批评我们“闭门造车”倾向的同时，为我们和敦煌学界的联系打开了更畅快的通道。而郝春文副会长的支持总是如沐春风。回想起来，十多年风风雨雨，我们有这么多老师和朋友陪伴着走来，使得我们在学术上从来也没有感到孤立，即使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之下，学术界始终最理解和最支持我们，并赋予我们无尽的力量，激发我们抗争的勇气。
回想起1990年到2000年间，我们一群三、四十岁的中青年编辑，年复一年地轮流奔赴俄罗斯拍摄著录敦煌、黑水城文献，每次都去国离家100天左右。青年变成了中年，中年变成了老年；苏联变成了俄罗斯，列宁格勒变成了圣彼得堡，“苏藏敦煌文献”变成了“俄藏敦煌文献”；我们依稀记得东方列车驰出国门时，面对西伯利亚大森林时，心中涌动的“撞沉吉野”(《甲午海战》中邓世昌语)的豪情壮志。17年过去，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图书”已经出版了将近100册(其一套书的重量大约达到500公斤!)，世界各大图书馆都开设专架庋藏，已然蔚为大观。2004年开始，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撮合和指导下，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领导表现了卓越多识的学术眼光和非凡的勇气，开创了编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西域民族古文献的新局面。从此，敦煌西域文献的出版，从单一汉文文种走向了西夏文、藏文和其他胡语文种的新领域，从俄罗斯、法国走向了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从文献编纂进而走向了文物出版，从小范围的单位合作走向邀集全国各族专家和国际专家的广泛合作。星汉灿烂，洪波涌起。我们已经不仅仅是拥有豪情壮志的年轻人了，就像敦煌学已经不再是抄录材料的时代一样；新的对象、新的范围、新的科研深度，都呼唤着新一代专家、编辑，用新的理念、新的方法和新的奋斗去拓展、实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用王尧先生为祝贺《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所说的：“只要道行天下，成功不必在我。”我等再尽绵薄之力，只为继续找回迷失海外的游子——许许多多仍然是那么使人梦牵魂绕的敦煌西域的文献文物。
(责任编辑 包菁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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