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2年前，我带领村里几十个壮劳力在北京亚运村做工程时，一位规划专家问我：‘你们农民总是在为城里人建设城市，能不能为自己造城呢？’我的回答是：‘一定能！’今天，我们把郑各庄打造成了一座城。这座城的规划者、建设者和拥有者就是我们的村民。”台上演讲的人，是现年48岁的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郑各庄村村委会主任黄福水，题目是“创新解难题，思变求发展”；而在台下听讲的，是近100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研究生。
4月24日、26日，黄福水应邀两次走上了肯尼迪政治学院研究生讨论课的讲台，与哈佛的学生们分享了郑各庄村“主动城市化”的成果与经验。邀请黄福水的是托尼·赛奇，该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主任，也是个“中国通”。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他长期对珠三角、江浙皖等地区的农村进行实地考察，2011年8月在郑各庄进行了暗访。今年的春季学期，他要给学生们讲“中国转型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而在他看来，郑各庄正是一个典型案例。
“这是中国村官首次走进哈佛大学的课堂，成为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案例。讨论课结束后，学生都不想下课，尽管已经有很多人站在门口准备上下节课了。”在位于郑各庄村宏福大厦19层的办公室里，黄福水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略带自豪地说。
遭学生“围堵”
“刚接到这个邀请，让我讲郑各庄十几年来的发展情况，我也没觉得有多难。”黄福水说，“我在郑各庄摸爬滚打几十年，对村里情况很熟悉；另外，我也跟各地村官交流过，对全国农村的形势心中有数，去哈佛课堂上讲的，也无非是围绕着中国农村和郑各庄的发展，所以我也不用刻意准备。去之前，我跟区委书记和镇党委书记汇报，他们很干脆地同意了。”
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互动环节，同学们“特别积极，很多问题都切中要害”。当被问到“中国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如何产生”时，黄福水说：“他们实际上探讨的是中国的基层民主。我告诉他们，党支部书记通过‘两推一选’产生，即党员内部推荐和全村百姓推荐，然后再进行投票选举。村委会主任由村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跟美国总统选举有相似之处。”这个回答使全场掌声雷动，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
“有人问我，郑各庄村民的幸福指数如何体现？我回答说，过去，大家争相盖房，好房子给儿子娶媳妇用，父母住到老房或偏房里，幸福吗？不幸福。房子盖好了，污水却排不出去，幸福吗？不幸福。住上楼房了，但没有收入来源，幸福吗？不幸福。现在村委会、村民持股的村宏福集团给村民提供了工作机会。根据个人能力不同，有挣一两千元的，也有挣1万多元的。除了工资，村民还能得到股东分红，各项社会保障也齐全了。我即使不能保证全部村民都幸福，但至少确保大多数人很幸福。”黄福水显得颇为自信，“我们还吸引高校进驻。从哈佛回来后，我就想，村庄也应该有种像哈佛那样的学术氛围。学校的生机，不但有利于村民素质的提升，也让整个村庄显得年轻、有活力。”
“中国有那么多贫困村庄，能不能把郑各庄的发展模式复制到全国？”有学生问道。当时，地产商王石正在哈佛大学学习，也参加了这次讨论课，他听后立马回答：“不可复制，黄福水这个人就不可复制。为什么要复制？可以去学习他们的理念，创造出适合本村自身发展的模式。”黄福水却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复制的。“毕竟村庄有资源，有人，只要在政府主导下，有个带头人把人团结起来、把资源整合起来，终究会找到自己村庄的优势，有信心去发展就可以复制。”
还有人开玩笑似的问：“很多中国人想当官，你呢？”黄福水很坦然：“12年前，领导让我当北七家镇党委副书记，工资表列好了，办公室钥匙也给了，但我拒绝了。如果想当官，我也来不了哈佛大学。我的理想是在基层给大家做些实事，凭着汗水得到的东西，我拿着比较欣慰。”黄福水告诉记者，课后好多学生把他围堵在楼道里继续交流，赛奇说这是两年来反响最好的讨论课。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曾与赛奇教授有过密切合作，也是此次黄福水哈佛之行的积极促成者。他告诉记者，黄福水受邀具有“标本意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但中国太大，不容易看清楚，郑各庄就相当于一个显微镜。之所以把郑各庄作为案例，是想通过它剖析中国新的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模式，以及人口城乡转化、乡村工业化、新集体经济与社区福利、农村的共同富裕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我们做到了公平、透明”
从天安门向北20公里就是郑各庄村，村子面积约3平方公里，568户、1450口人，2011年人均年纯收入4.55万元。“‘十二五’结束时，这个数字将变成6.5万元。”宏福集团是村里的骨干企业，涉及旅游、工程建设、投资等多个领域，1999年由集体制改为股份制，村民和村委会都持有股份。“村民人均持股额17万元，每年能获得至少15%的投资回报。”黄福水说，“可在20多年前，没人愿意嫁到郑各庄来，村里有很多光棍，就是因为穷。”
环球人物杂志：你觉得郑各庄的发展模式成功吗？
黄福水：我不敢称之为模式，而是一种现象。我觉得，只要利国利民，就是一件好事。我们在主动城市化过程中，没花政府一分钱搞拆迁，每年缴税上亿元；另一方面，村民对生活也是满意的，从1998年拆迁盖楼到现在，没有一个上访的：从这两方面说，我们做到了利国利民。
环球人物杂志：也有人认为，在实现“利国利民”的过程中，郑各庄采取了较为超前的方式，比如说把绝大部分耕地变成了建设用地，这是不是有违国家保护耕地的政策？
黄福水：我们把异地的山地、河滩、废弃地改造成耕地，然后把之前的耕地置换成建设用地，这样就可以保证国家和地区的耕地总数不变。建设用地逐渐增多之后，我们对整个村庄进行了规划，包括科技板块、旅游板块、住宅板块、教育板块等。另外，之前的耕地也没有全部置换成建设用地，我们还预留了70亩农用地，现在是绿化地，打算将来发展科技农业。
环球人物杂志：让村民把手里的土地拿出来，他们能同意？
黄福水：1986年，生产队解体，土地分到了每家每户，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也就那么两三年；1989年—1990年，农民开始搞收入更高的副业、运输业，土地逐渐被废弃，为了不让地荒着，村集体又把土地收回来种植；1991年—1992年，集体种也赔钱，一年甚至赔上百万；后来只能调整规划，委托宏福集团经营，这是得到全体村民大会授权的，当时赞成率达到99%以上。现在，宏福集团每年支付村委会1500万元左右的收益，每年还在递增。村委会拿到这笔钱后，保证老年人（男60岁以上、女50岁以上）的养老金，保证孩子们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程教育补助，保证村民的水暖电气及其他公用设施的正常运营，剩下的再平均分给村民。我敢说，到目前为止没人在分配问题上有意见，因为我们做到了公平、透明，得到大家的认可。
环球人物杂志：你们怎么做到公平、透明？
黄福水：每年的1月12日和7月12日是郑各庄村的民主日，村民代表、党员代表召开大会，讨论在半年当中，村委会和党总支办了哪些事，对以后工作的规划；村民反映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还公布半年来的财政收入，非常透明。此外，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就上会进行民主投票。比如，投资决策之类，就上宏福集团董事会；村民福利、土地占用等问题，就得上村委会。
环球人物杂志：城市周边的城乡结合部是目前的矛盾多发地带，也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要迈的一道坎。郑各庄村的发展可说是一个范例。你对处在这一地带的村庄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黄福水：政府花了大量资金在城乡结合部推进城市化，但未必能解决问题，最主要的隐患就是难以实现公平。就农民而言，有的人拿到上千万拆迁款后，开着“大奔”烧锅炉、开着“宝马”跑出租去了，有的甚至跑去澳门赌场，走一趟钱就没了。农民生活水平提升了吗？没有。农村、农民的城市化都是被动的，应该让农村自主改造。
郑各庄不搞家族制
郑各庄的发展，黄福水功不可没，如今的他，集村委会主任和宏福集团董事长于一身，经济、行政一把抓。明星村庄和明星人物的相互成就——这是近些年中国农村快速发展过程中特有的现象，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并不少见，但这不应该是乡村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对一心想带领村民实现“城市化”的黄福水来讲，如何平衡自己在村务和企业中的位置，一直都是个考验。
环球人物杂志：你现在是处理村里的事多一些，还是集团的事多一些？
黄福水：集团的事多一些。村里的事，有自治章程，有专门的管理团队处理日常杂事，还解决不了的就上会投票。
环球人物杂志：你是经济上的带头人，也是行政上的领导，中国不少“明星村”也存在这种现象，比如江苏华西村、广东万丰村、河南南街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黄福水：你说的这几个村庄也各有不同，比如说在我们郑各庄，就不搞家族制。至于说我带头搞经济，是因为经济是基础，不发展经济，什么都谈不上。村庄富裕、村民幸福，这是我的愿望。行政上的领导，我没有想过，村主任是大家选出来的。老百姓信任我，我就得负责。我也不是在这个位置上永远不下去，该退就退。我觉得，我还是很自觉的，我1997年当上的支部书记，2003年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了。企业现在还不成熟，一旦成熟了，我们也会把企业管理市场化，村庄资本化，而且会上市。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家人也在集团里或村里担任职务吗？
黄福水：我爱人在郑各庄一个民营企业工作，但跟宏福集团没关系。我女儿今年24岁，在新西兰梅西大学读金融学。将来如果她适合，可以回来工作，愿意在外面发展，我也不限制。我早就跟她说过：“你的爷爷奶奶就给了我身体，我也不会给你任何财富，你也要自己去创造，我的一切都是社会的。”
环球人物杂志：你个人在集团里有多少股份？
黄福水：1993年建公司的时候，我的出资额大约是35万元，当时的总出资额是144万元。第二年，部分人员退资70多万元，还剩资本金70余万元，后来经历过好几次集资和撤资。到现在我也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股份。企业是大家的，每个参与者、生产者、投资人都有一份。
环球人物杂志：回首过去的几十年，你怎么评价自己对郑各庄的影响？
黄福水：心血没有白费，自己问心无愧。我会时刻约束自己，对村民、对投资人、对职工、对家人负责。过去，我是接受郑各庄村民的监督，下一步就要接受社会的监督。
村官黄福水登上哈佛讲台，也许只是个个案，但它是值得研究探讨的。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对记者说，“在目前转型期，应该多出几个黄福水，也就是多给农村一些探索的空间，多一些不同的模式进行竞争。总的来说，要看我们本着什么样的思想，是着眼于改革，向前推进；还是墨守陈规。如果是前者，我觉得郑各庄模式就应该提倡和肯定；如果是后者，郑各庄村也许就会被当成整治对象。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哈佛大学把黄福水请去是很有意义的。”
胡必亮则认为：“怎样在现行政策和未来发展方向之间找到平衡，是非常困难的。黄福水的探索是积极的、有价值的，这也为政府改进和完善现行制度和政策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参照。同样，探索者的精神难能可贵，黄福水和他的团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觉得，社会对于这样的制度探索以及探索者应该给予理解和尊重。”
编辑：李雪 美编：黄浩 编审：张勉
4月24日、26日，黄福水应邀两次走上了肯尼迪政治学院研究生讨论课的讲台，与哈佛的学生们分享了郑各庄村“主动城市化”的成果与经验。邀请黄福水的是托尼·赛奇，该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主任，也是个“中国通”。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他长期对珠三角、江浙皖等地区的农村进行实地考察，2011年8月在郑各庄进行了暗访。今年的春季学期，他要给学生们讲“中国转型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而在他看来，郑各庄正是一个典型案例。
“这是中国村官首次走进哈佛大学的课堂，成为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案例。讨论课结束后，学生都不想下课，尽管已经有很多人站在门口准备上下节课了。”在位于郑各庄村宏福大厦19层的办公室里，黄福水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略带自豪地说。
遭学生“围堵”
“刚接到这个邀请，让我讲郑各庄十几年来的发展情况，我也没觉得有多难。”黄福水说，“我在郑各庄摸爬滚打几十年，对村里情况很熟悉；另外，我也跟各地村官交流过，对全国农村的形势心中有数，去哈佛课堂上讲的，也无非是围绕着中国农村和郑各庄的发展，所以我也不用刻意准备。去之前，我跟区委书记和镇党委书记汇报，他们很干脆地同意了。”
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互动环节，同学们“特别积极，很多问题都切中要害”。当被问到“中国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如何产生”时，黄福水说：“他们实际上探讨的是中国的基层民主。我告诉他们，党支部书记通过‘两推一选’产生，即党员内部推荐和全村百姓推荐，然后再进行投票选举。村委会主任由村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跟美国总统选举有相似之处。”这个回答使全场掌声雷动，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
“有人问我，郑各庄村民的幸福指数如何体现？我回答说，过去，大家争相盖房，好房子给儿子娶媳妇用，父母住到老房或偏房里，幸福吗？不幸福。房子盖好了，污水却排不出去，幸福吗？不幸福。住上楼房了，但没有收入来源，幸福吗？不幸福。现在村委会、村民持股的村宏福集团给村民提供了工作机会。根据个人能力不同，有挣一两千元的，也有挣1万多元的。除了工资，村民还能得到股东分红，各项社会保障也齐全了。我即使不能保证全部村民都幸福，但至少确保大多数人很幸福。”黄福水显得颇为自信，“我们还吸引高校进驻。从哈佛回来后，我就想，村庄也应该有种像哈佛那样的学术氛围。学校的生机，不但有利于村民素质的提升，也让整个村庄显得年轻、有活力。”
“中国有那么多贫困村庄，能不能把郑各庄的发展模式复制到全国？”有学生问道。当时，地产商王石正在哈佛大学学习，也参加了这次讨论课，他听后立马回答：“不可复制，黄福水这个人就不可复制。为什么要复制？可以去学习他们的理念，创造出适合本村自身发展的模式。”黄福水却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复制的。“毕竟村庄有资源，有人，只要在政府主导下，有个带头人把人团结起来、把资源整合起来，终究会找到自己村庄的优势，有信心去发展就可以复制。”
还有人开玩笑似的问：“很多中国人想当官，你呢？”黄福水很坦然：“12年前，领导让我当北七家镇党委副书记，工资表列好了，办公室钥匙也给了，但我拒绝了。如果想当官，我也来不了哈佛大学。我的理想是在基层给大家做些实事，凭着汗水得到的东西，我拿着比较欣慰。”黄福水告诉记者，课后好多学生把他围堵在楼道里继续交流，赛奇说这是两年来反响最好的讨论课。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曾与赛奇教授有过密切合作，也是此次黄福水哈佛之行的积极促成者。他告诉记者，黄福水受邀具有“标本意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但中国太大，不容易看清楚，郑各庄就相当于一个显微镜。之所以把郑各庄作为案例，是想通过它剖析中国新的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模式，以及人口城乡转化、乡村工业化、新集体经济与社区福利、农村的共同富裕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我们做到了公平、透明”
从天安门向北20公里就是郑各庄村，村子面积约3平方公里，568户、1450口人，2011年人均年纯收入4.55万元。“‘十二五’结束时，这个数字将变成6.5万元。”宏福集团是村里的骨干企业，涉及旅游、工程建设、投资等多个领域，1999年由集体制改为股份制，村民和村委会都持有股份。“村民人均持股额17万元，每年能获得至少15%的投资回报。”黄福水说，“可在20多年前，没人愿意嫁到郑各庄来，村里有很多光棍，就是因为穷。”
环球人物杂志：你觉得郑各庄的发展模式成功吗？
黄福水：我不敢称之为模式，而是一种现象。我觉得，只要利国利民，就是一件好事。我们在主动城市化过程中，没花政府一分钱搞拆迁，每年缴税上亿元；另一方面，村民对生活也是满意的，从1998年拆迁盖楼到现在，没有一个上访的：从这两方面说，我们做到了利国利民。
环球人物杂志：也有人认为，在实现“利国利民”的过程中，郑各庄采取了较为超前的方式，比如说把绝大部分耕地变成了建设用地，这是不是有违国家保护耕地的政策？
黄福水：我们把异地的山地、河滩、废弃地改造成耕地，然后把之前的耕地置换成建设用地，这样就可以保证国家和地区的耕地总数不变。建设用地逐渐增多之后，我们对整个村庄进行了规划，包括科技板块、旅游板块、住宅板块、教育板块等。另外，之前的耕地也没有全部置换成建设用地，我们还预留了70亩农用地，现在是绿化地，打算将来发展科技农业。
环球人物杂志：让村民把手里的土地拿出来，他们能同意？
黄福水：1986年，生产队解体，土地分到了每家每户，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也就那么两三年；1989年—1990年，农民开始搞收入更高的副业、运输业，土地逐渐被废弃，为了不让地荒着，村集体又把土地收回来种植；1991年—1992年，集体种也赔钱，一年甚至赔上百万；后来只能调整规划，委托宏福集团经营，这是得到全体村民大会授权的，当时赞成率达到99%以上。现在，宏福集团每年支付村委会1500万元左右的收益，每年还在递增。村委会拿到这笔钱后，保证老年人（男60岁以上、女50岁以上）的养老金，保证孩子们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程教育补助，保证村民的水暖电气及其他公用设施的正常运营，剩下的再平均分给村民。我敢说，到目前为止没人在分配问题上有意见，因为我们做到了公平、透明，得到大家的认可。
环球人物杂志：你们怎么做到公平、透明？
黄福水：每年的1月12日和7月12日是郑各庄村的民主日，村民代表、党员代表召开大会，讨论在半年当中，村委会和党总支办了哪些事，对以后工作的规划；村民反映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还公布半年来的财政收入，非常透明。此外，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就上会进行民主投票。比如，投资决策之类，就上宏福集团董事会；村民福利、土地占用等问题，就得上村委会。
环球人物杂志：城市周边的城乡结合部是目前的矛盾多发地带，也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要迈的一道坎。郑各庄村的发展可说是一个范例。你对处在这一地带的村庄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黄福水：政府花了大量资金在城乡结合部推进城市化，但未必能解决问题，最主要的隐患就是难以实现公平。就农民而言，有的人拿到上千万拆迁款后，开着“大奔”烧锅炉、开着“宝马”跑出租去了，有的甚至跑去澳门赌场，走一趟钱就没了。农民生活水平提升了吗？没有。农村、农民的城市化都是被动的，应该让农村自主改造。
郑各庄不搞家族制
郑各庄的发展，黄福水功不可没，如今的他，集村委会主任和宏福集团董事长于一身，经济、行政一把抓。明星村庄和明星人物的相互成就——这是近些年中国农村快速发展过程中特有的现象，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并不少见，但这不应该是乡村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对一心想带领村民实现“城市化”的黄福水来讲，如何平衡自己在村务和企业中的位置，一直都是个考验。
环球人物杂志：你现在是处理村里的事多一些，还是集团的事多一些？
黄福水：集团的事多一些。村里的事，有自治章程，有专门的管理团队处理日常杂事，还解决不了的就上会投票。
环球人物杂志：你是经济上的带头人，也是行政上的领导，中国不少“明星村”也存在这种现象，比如江苏华西村、广东万丰村、河南南街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黄福水：你说的这几个村庄也各有不同，比如说在我们郑各庄，就不搞家族制。至于说我带头搞经济，是因为经济是基础，不发展经济，什么都谈不上。村庄富裕、村民幸福，这是我的愿望。行政上的领导，我没有想过，村主任是大家选出来的。老百姓信任我，我就得负责。我也不是在这个位置上永远不下去，该退就退。我觉得，我还是很自觉的，我1997年当上的支部书记，2003年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了。企业现在还不成熟，一旦成熟了，我们也会把企业管理市场化，村庄资本化，而且会上市。
环球人物杂志：你的家人也在集团里或村里担任职务吗？
黄福水：我爱人在郑各庄一个民营企业工作，但跟宏福集团没关系。我女儿今年24岁，在新西兰梅西大学读金融学。将来如果她适合，可以回来工作，愿意在外面发展，我也不限制。我早就跟她说过：“你的爷爷奶奶就给了我身体，我也不会给你任何财富，你也要自己去创造，我的一切都是社会的。”
环球人物杂志：你个人在集团里有多少股份？
黄福水：1993年建公司的时候，我的出资额大约是35万元，当时的总出资额是144万元。第二年，部分人员退资70多万元，还剩资本金70余万元，后来经历过好几次集资和撤资。到现在我也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股份。企业是大家的，每个参与者、生产者、投资人都有一份。
环球人物杂志：回首过去的几十年，你怎么评价自己对郑各庄的影响？
黄福水：心血没有白费，自己问心无愧。我会时刻约束自己，对村民、对投资人、对职工、对家人负责。过去，我是接受郑各庄村民的监督，下一步就要接受社会的监督。
村官黄福水登上哈佛讲台，也许只是个个案，但它是值得研究探讨的。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对记者说，“在目前转型期，应该多出几个黄福水，也就是多给农村一些探索的空间，多一些不同的模式进行竞争。总的来说，要看我们本着什么样的思想，是着眼于改革，向前推进；还是墨守陈规。如果是前者，我觉得郑各庄模式就应该提倡和肯定；如果是后者，郑各庄村也许就会被当成整治对象。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哈佛大学把黄福水请去是很有意义的。”
胡必亮则认为：“怎样在现行政策和未来发展方向之间找到平衡，是非常困难的。黄福水的探索是积极的、有价值的，这也为政府改进和完善现行制度和政策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参照。同样，探索者的精神难能可贵，黄福水和他的团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觉得，社会对于这样的制度探索以及探索者应该给予理解和尊重。”
编辑：李雪 美编：黄浩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