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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温泉资源极其丰富，拥有悠久的开发和利用温泉的历史。其中，基于王权之上的封建等级制度对温泉利用的演变有着极大的影响，这也正是中国温泉演变历史中的最基本特征。福州位于中国三大温泉区之一，温泉资源丰富且在地理位置上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福州温泉利用史具有“官汤”少而“民汤”多的特点。这与其他地区温泉多为权贵人士服务的特点截然不同。因此，笔者试图以“官汤”与“民汤”的演变为线索，对福州温泉的历史进行一番梳理，并且试图从中归纳出福州温泉演变的一些特征。
关键词：温泉历史演变；福州温泉；民汤；官汤
一、中国温泉演变的基本概况
中国温泉资源丰富，分布范围广泛，温泉开发利用历史悠久，如杨慎初略所说，“温泉之在域中，最显名者，新丰之骊山……骊山而下，曰：汝水；……曰：尉氏；曰：关中之郿县；曰：蓟州之遵化；曰：和州之香陵”。人们不仅将温泉作为沐浴用水，同时，也十分注重温泉的药用价值。早在东汉时期，张衡在《温泉赋》就已经提到“有病历兮，温泉泊焉”，之后的药学家们更是将温泉作为治疗各种疾病的重要资源，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强调温泉可治疗“风筋骨挛缩，及肌皮顽痹，手足不遂，无眉发、疥癣诸疾”。
中国的温泉发展由统治者主导，统治阶级对包括温泉在内的自然资源的管理十分严格。尽管民间对温泉的利用十分广泛，但民间的温泉发展无法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和有效的保障，其面临着王权（或者更具体的是封建等级制度）的种种制约。因此，古代温泉的发展实质上带有王权的深深烙印，对重要温泉的占有正是帝王统治权力的本质体现。例如，北京的小汤山温泉自元代起就成为皇家专用之地；南京的汤山自六朝以来便一直作为御用温泉；一直作为历代达赖喇嘛专用温泉的沃卡温泉直到2003年才对外开放。这些事例都证明了王权对温泉资源的重视和极其严格的控制。不仅是王室，同时，一直以来政府始终设有专门服务和供奉官员的机构，诸如教坊等，这一方面是为了严格控制和规范官员，另一方面也是官员特权的体现，是封建等级制度的集中体现，是“官汤”产生的根源。
二、福州“官汤”、“民汤”的演变历史
根据《福州温泉志》载，晋太康二年（282年），晋安（今福州）太守严高建子城时，在东门外开凿人工运河（今晋安河），当时民工发现涌出地面的汤水，用石头筑成池，供作沐浴，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温泉业在福州的发展十分繁荣，北宋嘉祐年间，福州城内就已建起了“官汤”、“民汤”40多处，保留至现代的唐代之前古汤就有“古三座”、“汤院”等七处。仔细观察福州温泉业的发展，我们发现福州的温泉长久以来存在着“官汤”与“民汤”两种类型，二者的变迁历史也成为福州温泉演变的主要线索。
（一） “民汤”的演变历程
在王审知兴建罗城时，民工在荒地上发现从地下涌出的温泉，于是用石块砌成汤池工人洗浴，建成“茅屋三椽”，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古三座”澡堂，其古迹俗称“青甲”，这也是迄今有史书记载的福州最早的“民汤”。
五代时期，根据史书记载，主要的汤院是位于福州城东温泉坊（今汤泉巷）的龙德汤院，建于后梁龙德年间（921～923年），以后梁末帝“龙德”年号为名。虽然开发利用较早，但是温泉的最初目的并非仅仅是沐浴，还用来宰杀禽兽脱毛，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如闽天德二年（944年），占城国派宰相金氏婆罗访闽，遍体生疥疮，土人教他前往外汤院沐浴，数日即愈。
直到北宋的宣和元年（1119年），福州才出现最早的浴室，开始了大众沐，这也成为“民汤”迅速发展的开始。不过，“民汤”的发展一直受到约束，“官汤”垄断了福州的重要温泉点，汤院始终对百姓封闭，这一情况直到明朝才出现转变。
在明朝，随着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世俗生活的不断丰富，温泉文化的进一步深入人心，福州民众对温泉的需求剧增，这促使福州温泉点在弘治年间进一步增加。其中，尽管城内的温泉点（“内汤井”与“外汤井”）仍属于“官汤”的控制范围。但是，汤门外的两个汤泉——石槽汤泉和崇贤里汤泉，“民汤”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公共浴场已经发展到10余家。
清代是福州“民汤”发展的黄金时期，福州出现了大量私人经营的汤房店，最早的包括福龙泉、八角井及十槽。其中，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开业的“福龙泉”澡堂成为了福州温泉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时刻。“福龙泉”澡堂是当时最大规模的“民汤”，它的出现标志着福州“民汤”的发展不再限于过去的垒石为池，而是走向了规模化的道路，民众也不再仅仅以沐浴为目的，他们开始追求享受。整个清朝时期，福州的温泉澡堂业迅速发展，到了光绪年间，根据郭柏苍在《竹间十日话》中载：“福州七城内外屋宇下，出汤而未经凿井穿池者，尚有二三十处”，温泉点进一步增加到三十几个，利用天然的温泉，“民汤”发展至三十余所，鼎盛时期甚至达到40余所。
民国时期，“民汤”进一步发展，在数量上，温泉井有五六十口，温泉澡堂达到了鼎盛时期惊人的100余所（其中城门外有40余所，城内则有50余所），而在质量上，出现了诸如百合明园澡堂（今大众澡堂）、南星澡堂等规模庞大的温泉澡堂，其中，永安街的百合明园澡堂（今大众澡堂）成为了当时福州最奢华的温泉澡堂。
（二）“官汤”的演变历程
与“民汤”的发展历程不同，福州“官汤”的出现较晚，尽管永泰的青云山温泉曾被王审知作为御用温泉，但据史书记载，直到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真正意义上区别于民间汤池的“官汤”才在福州城内出现，其标志是龙德汤院被确定为官员沐浴的指定场所。
到了宋嘉祐七年（1062年），“官汤”被进一步细化为外汤院与内汤院。外汤院即龙德外汤院，内汤院则位于城东汤门内。当时的知州元绛曾加以修理，堆石为井，禁止杂人入内。宣和六年（1124年），侍郎陆藻又新建温室四所和振衣亭，设备更为完善，但只有官员和高级土族才能入内，直至南宋末未见变更，所以宋代的福州两个汤院，可以说都是“官汤”。不过无论是外汤院还是内汤院，都是由佛寺来进行管理，这也是福州“官汤”的一个特点。 在明朝，内外汤院易名为内汤井与外汤井，根据《八闽通志·地理·山川·福州府》记载，在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年），福州城的温泉有四处，其中内汤井在府城温泉坊，旧有内汤院及温室、振衣亭。外汤井则在汤门数百步，绕以围墙，公府人员休假，多浴于此，俗呼“官汤””，可以“荡邪而难老”，起了血脉流通和关节舒畅的作用。相较于简陋的“民汤”，“官汤”都设有温室、振衣亭等，并且外有围墙，严禁普通百姓入内。可以说，直到明朝中期，“官汤”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任何一所“民汤”。
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明朝万历年间，官汤之禁逐渐松弛，界限不再被严格区分，如万历时福州人王应山在《闽都记》中便说：“温泉坊内汤井……其后郡人群浴于此，溷杂颓废”。到了清代，官汤彻底失去了其原有的地位，“官汤”与“民汤”的界限几近于消失，更为重要的是，官员不再被禁止进入“民汤”，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民汤”中沐浴，这一点可以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闽浙总督曾满宝邀请翰林编修查慎行在福州城东汤泉沐浴这件事看出。不过，“官汤”并没有彻底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建国后官方所成立的福州温泉疗养院体现了“官汤”的一种延续。
三、福州“官汤”、“民汤”的演变特征
与中国温泉总体的演变历史有所不同，福州温泉的发展始终以“民汤”为主流。“官汤”晚于民汤出现，且数量上远远少于民汤，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福建地区长久以来游离于中原文明之外，直到唐宋以后才逐渐被真正控制并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稳定控制范围内，中央王权的控制时间较短；第二，福州地处帝国边疆，不仅远离帝国政治中心，而且交通不便，王权的控制较为松懈、势力薄弱、封建等级制度较为松散；第三，福州地区开发和利用温泉历史久远，温泉文化繁荣，泡汤传统根深蒂固，“民汤”满足了各阶层的需求；第四，尽管古代中国始终未曾出现与古罗马相似的公民社会，但是与古罗马繁盛的世俗文化相同，福州的市民文化十分繁盛，市民社会强大，不仅使得“民汤“的发展拥有了得天独厚的社会基础，得以在经历各种历史变迁时依旧得到延续，而且形成了与专制权力相平衡的力量，促使官、民间的互动和融合，避免了在温泉资源的占有和开发上，“官汤”与“民汤”的对立。
具体而言，根据上文以“官汤”与“民汤”演变为线索所做的阐述，福州温泉历史的主要特征如下。
（一）福州温泉具有与宗教、市民社交文化相关的两个重要特点
1.福州温泉与宗教（主要是佛教）的联系较为紧密。尽管福州温泉最初也被用于佛教的斋戒沐浴，但是与日本的洗浴文化中温泉与宗教的关系有所不同，福州温泉与宗教的联系体现在最初的年代里（一直延续到宋朝），佛教寺庙一直控制着福州城内的温泉点，乃至于“官汤”产生后，城内的内汤院与外汤院仍由佛教寺庙管理，而非由直接政府直接管理，这也成为了福州“官汤”的一个重要特征。
2.福州温泉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温泉场所不是一个单纯的洗浴场所，而且是人们开展政治、文化和各种社会活动的“公共场所”，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公共地位。福州的“民汤”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古罗马的“公共浴场”，是市民社会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福州温泉所具有的这种功能在宋朝之后显得更为明显，“民汤”不再仅仅是沐浴之所，它还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在市民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地位。笔者认为，这正是福州温泉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特征。
（二）“民汤”是主流，“官汤”无法取代“民汤”在温泉演变中的地位
1.福州的温泉最初是由民众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相反，“官汤”的出现较晚，并且也是在“民汤”的基础上而产生的。而且，明朝以来，摆脱了原有束缚，“民汤”的发展速度更加迅速。
2.与百姓关系密切。温泉最初用于百姓的日常沐浴、治疗疾病和屠宰脱皮，并且一直是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并非是以享受为目的，因此长期以来尽管“民汤”的设施较为简陋，但是它的功能已经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
3.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中国原有的封建等级制度遭到动摇，并且日益松懈，到了明末万历年间，整个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处于一种变动之中，王权走向专制的同时实际上也走向了崩溃。这影响到了包括“官汤”在内的原有等级制度。在福建，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这种变动显得尤其剧烈，在“官汤”的管理方面，原有的禁令逐渐松弛，“官汤”与“民汤”的界限不再被严格区分，这种变化在福州尤甚。
（三）温泉利用历史悠久、温泉文化底蕴深厚
对于福州人而言，温泉不仅是一种特别的自然财富，而且更是一种无法替代的文化财富。温泉文化实际上已经内化为福州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福州以温泉冠名的地名、路名如金汤境、汤埕、玉泉路、温泉路等就有五六十处之多，而历代也都留下无数赞美福州温泉的题词、题刻等。
参考文献：
[1][明]杨慎.安宁温泉诗序[A].昆明图书馆. 历代散文品昆明[C].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
[2]曾胜高.论唐教坊的历史渊源及属性[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
[3] 《福州温泉志》编委会.福州温泉志[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4][明]黄仲昭.八闽通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5]刘雪宁，武蓉. 试论日本的洗浴文化[J].科技信息，2010（26）.
[6]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7.
关键词：温泉历史演变；福州温泉；民汤；官汤
一、中国温泉演变的基本概况
中国温泉资源丰富，分布范围广泛，温泉开发利用历史悠久，如杨慎初略所说，“温泉之在域中，最显名者，新丰之骊山……骊山而下，曰：汝水；……曰：尉氏；曰：关中之郿县；曰：蓟州之遵化；曰：和州之香陵”。人们不仅将温泉作为沐浴用水，同时，也十分注重温泉的药用价值。早在东汉时期，张衡在《温泉赋》就已经提到“有病历兮，温泉泊焉”，之后的药学家们更是将温泉作为治疗各种疾病的重要资源，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强调温泉可治疗“风筋骨挛缩，及肌皮顽痹，手足不遂，无眉发、疥癣诸疾”。
中国的温泉发展由统治者主导，统治阶级对包括温泉在内的自然资源的管理十分严格。尽管民间对温泉的利用十分广泛，但民间的温泉发展无法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和有效的保障，其面临着王权（或者更具体的是封建等级制度）的种种制约。因此，古代温泉的发展实质上带有王权的深深烙印，对重要温泉的占有正是帝王统治权力的本质体现。例如，北京的小汤山温泉自元代起就成为皇家专用之地；南京的汤山自六朝以来便一直作为御用温泉；一直作为历代达赖喇嘛专用温泉的沃卡温泉直到2003年才对外开放。这些事例都证明了王权对温泉资源的重视和极其严格的控制。不仅是王室，同时，一直以来政府始终设有专门服务和供奉官员的机构，诸如教坊等，这一方面是为了严格控制和规范官员，另一方面也是官员特权的体现，是封建等级制度的集中体现，是“官汤”产生的根源。
二、福州“官汤”、“民汤”的演变历史
根据《福州温泉志》载，晋太康二年（282年），晋安（今福州）太守严高建子城时，在东门外开凿人工运河（今晋安河），当时民工发现涌出地面的汤水，用石头筑成池，供作沐浴，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温泉业在福州的发展十分繁荣，北宋嘉祐年间，福州城内就已建起了“官汤”、“民汤”40多处，保留至现代的唐代之前古汤就有“古三座”、“汤院”等七处。仔细观察福州温泉业的发展，我们发现福州的温泉长久以来存在着“官汤”与“民汤”两种类型，二者的变迁历史也成为福州温泉演变的主要线索。
（一） “民汤”的演变历程
在王审知兴建罗城时，民工在荒地上发现从地下涌出的温泉，于是用石块砌成汤池工人洗浴，建成“茅屋三椽”，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古三座”澡堂，其古迹俗称“青甲”，这也是迄今有史书记载的福州最早的“民汤”。
五代时期，根据史书记载，主要的汤院是位于福州城东温泉坊（今汤泉巷）的龙德汤院，建于后梁龙德年间（921～923年），以后梁末帝“龙德”年号为名。虽然开发利用较早，但是温泉的最初目的并非仅仅是沐浴，还用来宰杀禽兽脱毛，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如闽天德二年（944年），占城国派宰相金氏婆罗访闽，遍体生疥疮，土人教他前往外汤院沐浴，数日即愈。
直到北宋的宣和元年（1119年），福州才出现最早的浴室，开始了大众沐，这也成为“民汤”迅速发展的开始。不过，“民汤”的发展一直受到约束，“官汤”垄断了福州的重要温泉点，汤院始终对百姓封闭，这一情况直到明朝才出现转变。
在明朝，随着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世俗生活的不断丰富，温泉文化的进一步深入人心，福州民众对温泉的需求剧增，这促使福州温泉点在弘治年间进一步增加。其中，尽管城内的温泉点（“内汤井”与“外汤井”）仍属于“官汤”的控制范围。但是，汤门外的两个汤泉——石槽汤泉和崇贤里汤泉，“民汤”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公共浴场已经发展到10余家。
清代是福州“民汤”发展的黄金时期，福州出现了大量私人经营的汤房店，最早的包括福龙泉、八角井及十槽。其中，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开业的“福龙泉”澡堂成为了福州温泉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时刻。“福龙泉”澡堂是当时最大规模的“民汤”，它的出现标志着福州“民汤”的发展不再限于过去的垒石为池，而是走向了规模化的道路，民众也不再仅仅以沐浴为目的，他们开始追求享受。整个清朝时期，福州的温泉澡堂业迅速发展，到了光绪年间，根据郭柏苍在《竹间十日话》中载：“福州七城内外屋宇下，出汤而未经凿井穿池者，尚有二三十处”，温泉点进一步增加到三十几个，利用天然的温泉，“民汤”发展至三十余所，鼎盛时期甚至达到40余所。
民国时期，“民汤”进一步发展，在数量上，温泉井有五六十口，温泉澡堂达到了鼎盛时期惊人的100余所（其中城门外有40余所，城内则有50余所），而在质量上，出现了诸如百合明园澡堂（今大众澡堂）、南星澡堂等规模庞大的温泉澡堂，其中，永安街的百合明园澡堂（今大众澡堂）成为了当时福州最奢华的温泉澡堂。
（二）“官汤”的演变历程
与“民汤”的发展历程不同，福州“官汤”的出现较晚，尽管永泰的青云山温泉曾被王审知作为御用温泉，但据史书记载，直到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真正意义上区别于民间汤池的“官汤”才在福州城内出现，其标志是龙德汤院被确定为官员沐浴的指定场所。
到了宋嘉祐七年（1062年），“官汤”被进一步细化为外汤院与内汤院。外汤院即龙德外汤院，内汤院则位于城东汤门内。当时的知州元绛曾加以修理，堆石为井，禁止杂人入内。宣和六年（1124年），侍郎陆藻又新建温室四所和振衣亭，设备更为完善，但只有官员和高级土族才能入内，直至南宋末未见变更，所以宋代的福州两个汤院，可以说都是“官汤”。不过无论是外汤院还是内汤院，都是由佛寺来进行管理，这也是福州“官汤”的一个特点。 在明朝，内外汤院易名为内汤井与外汤井，根据《八闽通志·地理·山川·福州府》记载，在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年），福州城的温泉有四处，其中内汤井在府城温泉坊，旧有内汤院及温室、振衣亭。外汤井则在汤门数百步，绕以围墙，公府人员休假，多浴于此，俗呼“官汤””，可以“荡邪而难老”，起了血脉流通和关节舒畅的作用。相较于简陋的“民汤”，“官汤”都设有温室、振衣亭等，并且外有围墙，严禁普通百姓入内。可以说，直到明朝中期，“官汤”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任何一所“民汤”。
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明朝万历年间，官汤之禁逐渐松弛，界限不再被严格区分，如万历时福州人王应山在《闽都记》中便说：“温泉坊内汤井……其后郡人群浴于此，溷杂颓废”。到了清代，官汤彻底失去了其原有的地位，“官汤”与“民汤”的界限几近于消失，更为重要的是，官员不再被禁止进入“民汤”，他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民汤”中沐浴，这一点可以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闽浙总督曾满宝邀请翰林编修查慎行在福州城东汤泉沐浴这件事看出。不过，“官汤”并没有彻底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建国后官方所成立的福州温泉疗养院体现了“官汤”的一种延续。
三、福州“官汤”、“民汤”的演变特征
与中国温泉总体的演变历史有所不同，福州温泉的发展始终以“民汤”为主流。“官汤”晚于民汤出现，且数量上远远少于民汤，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福建地区长久以来游离于中原文明之外，直到唐宋以后才逐渐被真正控制并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稳定控制范围内，中央王权的控制时间较短；第二，福州地处帝国边疆，不仅远离帝国政治中心，而且交通不便，王权的控制较为松懈、势力薄弱、封建等级制度较为松散；第三，福州地区开发和利用温泉历史久远，温泉文化繁荣，泡汤传统根深蒂固，“民汤”满足了各阶层的需求；第四，尽管古代中国始终未曾出现与古罗马相似的公民社会，但是与古罗马繁盛的世俗文化相同，福州的市民文化十分繁盛，市民社会强大，不仅使得“民汤“的发展拥有了得天独厚的社会基础，得以在经历各种历史变迁时依旧得到延续，而且形成了与专制权力相平衡的力量，促使官、民间的互动和融合，避免了在温泉资源的占有和开发上，“官汤”与“民汤”的对立。
具体而言，根据上文以“官汤”与“民汤”演变为线索所做的阐述，福州温泉历史的主要特征如下。
（一）福州温泉具有与宗教、市民社交文化相关的两个重要特点
1.福州温泉与宗教（主要是佛教）的联系较为紧密。尽管福州温泉最初也被用于佛教的斋戒沐浴，但是与日本的洗浴文化中温泉与宗教的关系有所不同，福州温泉与宗教的联系体现在最初的年代里（一直延续到宋朝），佛教寺庙一直控制着福州城内的温泉点，乃至于“官汤”产生后，城内的内汤院与外汤院仍由佛教寺庙管理，而非由直接政府直接管理，这也成为了福州“官汤”的一个重要特征。
2.福州温泉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温泉场所不是一个单纯的洗浴场所，而且是人们开展政治、文化和各种社会活动的“公共场所”，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公共地位。福州的“民汤”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古罗马的“公共浴场”，是市民社会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福州温泉所具有的这种功能在宋朝之后显得更为明显，“民汤”不再仅仅是沐浴之所，它还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在市民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地位。笔者认为，这正是福州温泉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特征。
（二）“民汤”是主流，“官汤”无法取代“民汤”在温泉演变中的地位
1.福州的温泉最初是由民众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相反，“官汤”的出现较晚，并且也是在“民汤”的基础上而产生的。而且，明朝以来，摆脱了原有束缚，“民汤”的发展速度更加迅速。
2.与百姓关系密切。温泉最初用于百姓的日常沐浴、治疗疾病和屠宰脱皮，并且一直是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并非是以享受为目的，因此长期以来尽管“民汤”的设施较为简陋，但是它的功能已经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
3.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中国原有的封建等级制度遭到动摇，并且日益松懈，到了明末万历年间，整个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处于一种变动之中，王权走向专制的同时实际上也走向了崩溃。这影响到了包括“官汤”在内的原有等级制度。在福建，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这种变动显得尤其剧烈，在“官汤”的管理方面，原有的禁令逐渐松弛，“官汤”与“民汤”的界限不再被严格区分，这种变化在福州尤甚。
（三）温泉利用历史悠久、温泉文化底蕴深厚
对于福州人而言，温泉不仅是一种特别的自然财富，而且更是一种无法替代的文化财富。温泉文化实际上已经内化为福州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福州以温泉冠名的地名、路名如金汤境、汤埕、玉泉路、温泉路等就有五六十处之多，而历代也都留下无数赞美福州温泉的题词、题刻等。
参考文献：
[1][明]杨慎.安宁温泉诗序[A].昆明图书馆. 历代散文品昆明[C].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
[2]曾胜高.论唐教坊的历史渊源及属性[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
[3] 《福州温泉志》编委会.福州温泉志[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4][明]黄仲昭.八闽通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5]刘雪宁，武蓉. 试论日本的洗浴文化[J].科技信息，2010（26）.
[6]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