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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2岁半的“黑孩子”杨若楠上户口了。
这之前的两年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因为女儿若楠的“超生”问题而下岗，并被要求上缴社会抚养费240642元。之后，他起诉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并撰写大量批判计划生育和分析人口问题的文章，甚至不惜以“卖身交罚款”等行为艺术进行抗议，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
真正的转机发生在今年5月。赋闲在家的“超生教授”杨支柱，带着一家人回到湖南老家住了半个多月，这期间，他错过了一个来自学院人事处的重要电话。等到5月底他回学院后，才接到正式通知，他可以回学院上班了——但暂时不能讲课，为他专设了一个科研岗。
记者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确认了这个消息。杨支柱还表示，“据说安排工作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不让我再靠批判计划生育吃饭。”
“不上街，不上访，只上网”
今年2月8日，在起诉北京市海淀计生委（海淀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失败后，杨支柱发现妻子陈虹的银行账号被冻结了。4月下旬，该账号被划走了240642元后，被解冻。
这个“罚款”决定，是根据2011年6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二审判决实施的。冻结之后，法院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立即从账户上划款，因为上面的定期存储利息就要到期了。为减少杨的利息损失，法院采取了“人性化”的执行，划款时间改在了4月14日定期存储到期之后。
从冻结到划款的过程中，抗争了两年多的杨支柱心有不甘，他通过微博等平台在网上发起了“杨支柱要饭”的活动，向愿意支持他的网友募捐，每份的额度为100元。
在公告中他声称，“我需要的是支持，不是怜悯。凡是赞成计划生育政策的，千万不要因为同情我的遭遇而捐助；凡是怀疑我想借此发财的，千万不要因为怜悯我的孩子而捐助。”
据杨支柱披露的数字，通过“要饭”事件，他一共得到了校外捐助11万多元。许多人因为关系特殊，不止捐了100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也有十多位教师和几位处级干部参加了捐助。“要饭”活动集中进行了一周后，杨宣布所得款项已能满足他的生活需要，不再接受捐款。
从“卖身交罚款”到“杨支柱要饭”，杨支柱策划的一系列抗争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也许是担心划款后杨支柱会有过激反应，在划款之前，杨支柱所属的紫竹院街道主任、书记和居委会先后要找杨支柱谈话，学校管计生的干部和居委会主任也找过他。开始，杨支柱一律不见，后来他的律师朋友周泽出面，他才在居委会见了街道办的主任、书记。
据杨支柱说，这次见面的主题是劝说他“自愿履行”法院判决。
杨支柱很干脆地拒绝了这个提议。对方表示若杨能“自愿履行”，可帮助他免除部分滞纳金，杨对此十分不屑。他计算过，两年的滞纳金也不过一两万元，更何况只是免除一部分，他不可能为这点钱“低头”。
对方随即又提出为杨支柱解决工作问题。“我们看你特别会找毛病，我们想改善一下居委会的工作，你给我们当监督员，到我们街道上监督居委会，他们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你给我们指出来。他们不改正，你就向我们报告。”
“我不干，跟我学的民法专业没有关系。”
“你媳妇想不想工作？”
“当然想工作。”
“要不我们给她安排居委会的工作？”
“行啊，我媳妇原来在外企，下岗以前1个月1万。”
街道办主任、书记无语了。这样，杨支柱把对方给堵了回去。
在划款前一晚，海淀法院执行员、街道办书记、学校保卫处长、市公安局的一位警官等几方组成的“强大”阵容，再次来到学院做最后的斡旋。主题仍然是劝说杨支柱“自愿履行”，并明确表示可考虑他的困难免除滞纳金和执行费。
杨支柱十分不解，为何要搞这种“劝说式自愿”？他回答：“账号已经被冻结了，法院要执行是法院的事，没必要经过我同意。”对方又一再解释说，不需要他出任何书面的东西证明“自愿履行”，划款的工作也不需要他签名。“那不就是强制执行吗？为什么说我自愿履行？也不用我签名，什么都不用！真的搞不懂！”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了二三十分钟，后来还是那位警官向他挑明了内理。“他们就是要吃个定心丸，担心你又想出什么鬼点子吸引眼球甚至妨碍‘稳定’。”杨支柱恍然大悟，他也做了表态，对法院执行其财产“不上街，不上访，只上网”，法院执行员最终也同意只用“执行”、“划款”字样，不提“强制”或者“自愿”，滞纳金和执行费依然免除。
截至发稿时，记者未能联系到参加“劝说”的紫竹院街道工作人员。但在杨支柱向记者出示的由海淀区计生委在5月11日下发的《告知书》中，可看到下述文字：关于2010年9月2日对杨支柱、陈虹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一案作出的京海人口收字（2010）11号决定已得到执行，可持本告知书到女方户籍地派出所联系子女入户事宜。
5月初，划款完成后，法院把相关证明送到杨支柱家中，计生委也把办户口需要的《告知书》亲自送上门，甚至附送温馨提示：别把东西弄丢了，上户口的时候，法院的划款收据也得带上。如此的热情服务，让杨支柱有点哭笑不得：法院和计生委也开始上门服务了？
“我并没有赢，计生委也没有全赢，算妥协吧。”杨支柱说。
妥协之后
6月5日，杨支柱在微博上宣布回校上岗的消息后，大多数人表示理解或高兴。但质疑他“被招安”的声音也出现了：“是要堵住你的嘴吗？”、“招安了！恭喜啊！”
面对“招安说”，杨支柱表现得有些愤怒。他的逻辑是：自己既未落草，谈何招安？“我不过是被迫留职，现在重新起用。跟那个‘造反’完全不是一码事。海瑞罢了官再重新起用，不是招安。”
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某些所谓支持者眼里，“斗士”必须斗争到一无所有、悲惨绝伦的地步才能满足他们？“白白被拿走了24万，还少了两年多工资，现在依然受歧视不让上课，一些自称曾经支持我的人就迫不及待地表达他们的‘失望’了。”
今年年初，超生事件出现转机后，包括妻子陈虹在内的家人就劝说杨支柱接受这个结果。“他们怕以后又出什么变故，都说把孩子户口给上了，就踏实了。”
2012年6月4日，杨支柱正式去学校报到。这一天，距离他被解职已经两年零两个月。
就杨支柱的重新上岗，记者就此先后致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宝国、人事处和法律系。法律系办公室一位女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杨支柱确实已经重新上班，是科研岗，现在还不能为学生讲课。
“重新上岗跟当初解聘一样据说都不是学校的意思，目的主要是堵塞我‘卖身交罚款’和‘要饭’的借口，或许还包含减少我批判计划生育的时间的意图，而我也乐得有稳定的生活来源。”杨支柱在微博中如此自述。
为其设立的科研岗，还附加了一个限制条件：不准申报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研究课题。“我问我研究什么，上面有安排没有？（书记回答说）上面没有安排，就是不要你在外面流浪，要把你搞回来。第二是说你自己报课题不能报计划生育类的。”这个科研岗，比之前的教学岗位时间上更自由，而且“收入比之前要高”。
两年的漫长抗争似乎就此结束。杨支柱的代价，就是两年的不断折腾以及24万余元的罚款。他没觉得精神上有什么伤害，“因为生孩子之前也可能遇到这些事，再说没有很激烈的事端，（比如）把你抓起来关半个月。”
他也一再对外声明：不会因为有了工作就改变自己的观点或停止关注计划生育问题。不过，之前类似“卖身交罚款”或“要饭”这样的极端方式不会采用了，“已经搞过了，实在搞不出什么花样来了。”如果可能，他更原意采取游说人大代表、给官员寄些宣传材料等相对温和的方式。
杨支柱批判生育控制政策已经超过20年，在二女儿杨若楠出生以前，他已经写了三四十篇反思计划生育的文章，被媒体称为“超生教授”之后，他便把几乎所有精力都投入其中。“我能把几乎任何话题，包括物权话题——譬如18亿亩耕地红线、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等，都用不了几句话就轻而易举地转到人口和生育问题上来评论。”
他有些得意地声称：“我就像孙悟空一样，有一双识别计划生育这个‘妖怪’的火眼金睛，不管它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象出现。”
这些日子，他开始整理自己批判生育控制的文稿，已定稿30万字，书名暂叫做《下岗副教授谈“人口问题与生育权”》，但他不知道是否能公开出版。
“妥协”之后，他的言辞依然犀利。在他刚写就的万字长文《我只是一个普及常识的常人》中，他回顾了自己这两年的经历并阐述了自己的人口和生育观。在其中，他驳斥了“减少人口以增加人均财富”等论点，称“强制堕胎对妇女的侵犯远超强奸”。在微博上，他的观点与社会学家李银河的部分生育观针锋相对，引起了不少争议。
不过，在实践方面，他的态度变得明显有些悲观。他之前曾放言，计划生育政策两三年就能放开，自陈心境说“（我）并没有幻想打赢官司，只想拖一拖，万一拖黄（计生政策调整到普遍二胎）我就‘赚’了。”
但两三年已经过去，杨开始承认，“现在越来越不敢说这个话了。”
小女儿的户口解决了，杨支柱又开始担心大女儿杨若一上小学的问题。采访当天，正是若一去报名上学的前天，杨支柱有些担心，因为学校报名要求中有一项是需持《独生子女证》。说到可能遇见的麻烦，他扯着嗓子道：“不让我报名，我就去起诉他。”
不过次日，他就告诉记者，女儿并未由于缺少《独生子女证》而受到刁难，下个月，他们就可以到学校领取入学通知书了。
抗争的日子正在远去，他明显轻松了很多，甚至开始谈起有关幸福的话题。“我们家有两个孩子，父母孩子都在一起。在中国，我们算是幸福的家庭了。”
这之前的两年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因为女儿若楠的“超生”问题而下岗，并被要求上缴社会抚养费240642元。之后，他起诉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并撰写大量批判计划生育和分析人口问题的文章，甚至不惜以“卖身交罚款”等行为艺术进行抗议，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
真正的转机发生在今年5月。赋闲在家的“超生教授”杨支柱，带着一家人回到湖南老家住了半个多月，这期间，他错过了一个来自学院人事处的重要电话。等到5月底他回学院后，才接到正式通知，他可以回学院上班了——但暂时不能讲课，为他专设了一个科研岗。
记者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确认了这个消息。杨支柱还表示，“据说安排工作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不让我再靠批判计划生育吃饭。”
“不上街，不上访，只上网”
今年2月8日，在起诉北京市海淀计生委（海淀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失败后，杨支柱发现妻子陈虹的银行账号被冻结了。4月下旬，该账号被划走了240642元后，被解冻。
这个“罚款”决定，是根据2011年6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二审判决实施的。冻结之后，法院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立即从账户上划款，因为上面的定期存储利息就要到期了。为减少杨的利息损失，法院采取了“人性化”的执行，划款时间改在了4月14日定期存储到期之后。
从冻结到划款的过程中，抗争了两年多的杨支柱心有不甘，他通过微博等平台在网上发起了“杨支柱要饭”的活动，向愿意支持他的网友募捐，每份的额度为100元。
在公告中他声称，“我需要的是支持，不是怜悯。凡是赞成计划生育政策的，千万不要因为同情我的遭遇而捐助；凡是怀疑我想借此发财的，千万不要因为怜悯我的孩子而捐助。”
据杨支柱披露的数字，通过“要饭”事件，他一共得到了校外捐助11万多元。许多人因为关系特殊，不止捐了100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也有十多位教师和几位处级干部参加了捐助。“要饭”活动集中进行了一周后，杨宣布所得款项已能满足他的生活需要，不再接受捐款。
从“卖身交罚款”到“杨支柱要饭”，杨支柱策划的一系列抗争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也许是担心划款后杨支柱会有过激反应，在划款之前，杨支柱所属的紫竹院街道主任、书记和居委会先后要找杨支柱谈话，学校管计生的干部和居委会主任也找过他。开始，杨支柱一律不见，后来他的律师朋友周泽出面，他才在居委会见了街道办的主任、书记。
据杨支柱说，这次见面的主题是劝说他“自愿履行”法院判决。
杨支柱很干脆地拒绝了这个提议。对方表示若杨能“自愿履行”，可帮助他免除部分滞纳金，杨对此十分不屑。他计算过，两年的滞纳金也不过一两万元，更何况只是免除一部分，他不可能为这点钱“低头”。
对方随即又提出为杨支柱解决工作问题。“我们看你特别会找毛病，我们想改善一下居委会的工作，你给我们当监督员，到我们街道上监督居委会，他们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你给我们指出来。他们不改正，你就向我们报告。”
“我不干，跟我学的民法专业没有关系。”
“你媳妇想不想工作？”
“当然想工作。”
“要不我们给她安排居委会的工作？”
“行啊，我媳妇原来在外企，下岗以前1个月1万。”
街道办主任、书记无语了。这样，杨支柱把对方给堵了回去。
在划款前一晚，海淀法院执行员、街道办书记、学校保卫处长、市公安局的一位警官等几方组成的“强大”阵容，再次来到学院做最后的斡旋。主题仍然是劝说杨支柱“自愿履行”，并明确表示可考虑他的困难免除滞纳金和执行费。
杨支柱十分不解，为何要搞这种“劝说式自愿”？他回答：“账号已经被冻结了，法院要执行是法院的事，没必要经过我同意。”对方又一再解释说，不需要他出任何书面的东西证明“自愿履行”，划款的工作也不需要他签名。“那不就是强制执行吗？为什么说我自愿履行？也不用我签名，什么都不用！真的搞不懂！”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了二三十分钟，后来还是那位警官向他挑明了内理。“他们就是要吃个定心丸，担心你又想出什么鬼点子吸引眼球甚至妨碍‘稳定’。”杨支柱恍然大悟，他也做了表态，对法院执行其财产“不上街，不上访，只上网”，法院执行员最终也同意只用“执行”、“划款”字样，不提“强制”或者“自愿”，滞纳金和执行费依然免除。
截至发稿时，记者未能联系到参加“劝说”的紫竹院街道工作人员。但在杨支柱向记者出示的由海淀区计生委在5月11日下发的《告知书》中，可看到下述文字：关于2010年9月2日对杨支柱、陈虹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一案作出的京海人口收字（2010）11号决定已得到执行，可持本告知书到女方户籍地派出所联系子女入户事宜。
5月初，划款完成后，法院把相关证明送到杨支柱家中，计生委也把办户口需要的《告知书》亲自送上门，甚至附送温馨提示：别把东西弄丢了，上户口的时候，法院的划款收据也得带上。如此的热情服务，让杨支柱有点哭笑不得：法院和计生委也开始上门服务了？
“我并没有赢，计生委也没有全赢，算妥协吧。”杨支柱说。
妥协之后
6月5日，杨支柱在微博上宣布回校上岗的消息后，大多数人表示理解或高兴。但质疑他“被招安”的声音也出现了：“是要堵住你的嘴吗？”、“招安了！恭喜啊！”
面对“招安说”，杨支柱表现得有些愤怒。他的逻辑是：自己既未落草，谈何招安？“我不过是被迫留职，现在重新起用。跟那个‘造反’完全不是一码事。海瑞罢了官再重新起用，不是招安。”
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某些所谓支持者眼里，“斗士”必须斗争到一无所有、悲惨绝伦的地步才能满足他们？“白白被拿走了24万，还少了两年多工资，现在依然受歧视不让上课，一些自称曾经支持我的人就迫不及待地表达他们的‘失望’了。”
今年年初，超生事件出现转机后，包括妻子陈虹在内的家人就劝说杨支柱接受这个结果。“他们怕以后又出什么变故，都说把孩子户口给上了，就踏实了。”
2012年6月4日，杨支柱正式去学校报到。这一天，距离他被解职已经两年零两个月。
就杨支柱的重新上岗，记者就此先后致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宝国、人事处和法律系。法律系办公室一位女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杨支柱确实已经重新上班，是科研岗，现在还不能为学生讲课。
“重新上岗跟当初解聘一样据说都不是学校的意思，目的主要是堵塞我‘卖身交罚款’和‘要饭’的借口，或许还包含减少我批判计划生育的时间的意图，而我也乐得有稳定的生活来源。”杨支柱在微博中如此自述。
为其设立的科研岗，还附加了一个限制条件：不准申报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研究课题。“我问我研究什么，上面有安排没有？（书记回答说）上面没有安排，就是不要你在外面流浪，要把你搞回来。第二是说你自己报课题不能报计划生育类的。”这个科研岗，比之前的教学岗位时间上更自由，而且“收入比之前要高”。
两年的漫长抗争似乎就此结束。杨支柱的代价，就是两年的不断折腾以及24万余元的罚款。他没觉得精神上有什么伤害，“因为生孩子之前也可能遇到这些事，再说没有很激烈的事端，（比如）把你抓起来关半个月。”
他也一再对外声明：不会因为有了工作就改变自己的观点或停止关注计划生育问题。不过，之前类似“卖身交罚款”或“要饭”这样的极端方式不会采用了，“已经搞过了，实在搞不出什么花样来了。”如果可能，他更原意采取游说人大代表、给官员寄些宣传材料等相对温和的方式。
杨支柱批判生育控制政策已经超过20年，在二女儿杨若楠出生以前，他已经写了三四十篇反思计划生育的文章，被媒体称为“超生教授”之后，他便把几乎所有精力都投入其中。“我能把几乎任何话题，包括物权话题——譬如18亿亩耕地红线、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等，都用不了几句话就轻而易举地转到人口和生育问题上来评论。”
他有些得意地声称：“我就像孙悟空一样，有一双识别计划生育这个‘妖怪’的火眼金睛，不管它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象出现。”
这些日子，他开始整理自己批判生育控制的文稿，已定稿30万字，书名暂叫做《下岗副教授谈“人口问题与生育权”》，但他不知道是否能公开出版。
“妥协”之后，他的言辞依然犀利。在他刚写就的万字长文《我只是一个普及常识的常人》中，他回顾了自己这两年的经历并阐述了自己的人口和生育观。在其中，他驳斥了“减少人口以增加人均财富”等论点，称“强制堕胎对妇女的侵犯远超强奸”。在微博上，他的观点与社会学家李银河的部分生育观针锋相对，引起了不少争议。
不过，在实践方面，他的态度变得明显有些悲观。他之前曾放言，计划生育政策两三年就能放开，自陈心境说“（我）并没有幻想打赢官司，只想拖一拖，万一拖黄（计生政策调整到普遍二胎）我就‘赚’了。”
但两三年已经过去，杨开始承认，“现在越来越不敢说这个话了。”
小女儿的户口解决了，杨支柱又开始担心大女儿杨若一上小学的问题。采访当天，正是若一去报名上学的前天，杨支柱有些担心，因为学校报名要求中有一项是需持《独生子女证》。说到可能遇见的麻烦，他扯着嗓子道：“不让我报名，我就去起诉他。”
不过次日，他就告诉记者，女儿并未由于缺少《独生子女证》而受到刁难，下个月，他们就可以到学校领取入学通知书了。
抗争的日子正在远去，他明显轻松了很多，甚至开始谈起有关幸福的话题。“我们家有两个孩子，父母孩子都在一起。在中国，我们算是幸福的家庭了。”